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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中国根本政治制度和人民当家作主的根本途径,到这个月,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建立已有半个世纪。然而,在一些海外媒体看来,中国人大不过是“橡皮图章”——难有自己的声音,几近于政府的传声筒和附言人。
其实,从中国宪法和法律里面,都找不到人大当然成为“橡皮图章”的根据。这种“怪事”的发生,一是西方人的不了解,二是确有其特殊历史背景。如改革开放前,人大代表“附议政府”之行为发生频仍,1965年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新闻报道便有如下语句:
某省省長,“向大会报告了本省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取得的成就,并且表示在新的一年中,本省人民一定要为争取更大的胜利而奋斗”;某某同志在发言中强调,“工商业者必须认识资产阶级的阶级本性,接受社会主义改造,实行自我革命”。
据一位“元老”级的人大代表回忆:“那个时候,我们的‘审议意识’非常弱,主要是在向党和政府表决心。”当时的新闻报道还记载,对于政府工作报告,是“全部表示一致同意”,根本没有人提出修改意见。这表明了一种情况:从理论上讲,中国人大制度的设计已臻于完备,但从条文变成行为,还有很长的道路要走,“有一个使人大工作逐渐到位的问题——即人民权力的到位”。
1954年9月,还在中国第一届全国人大召开之时,许多人便以为,就此创造了人类历史上的崭新制度,国家的权力便可永远掌握在人民于中,国家政治亦可一步跳出“历史周期律”的怪圈。到后来才发现这是一种太过乐观的想法。对于什么是权力,对于如何执掌权力,并不是人人都清楚。直至今天,全国人大虽为国家最高权力机关,却也会在执法检查中遭遇“阻击”,颇可说明中国国情的复杂程度。
为什么条文中规定得如此之好的“根本制度”,在现实中却不能一路畅行?一个原因乃是人大不能脱离中国政治经济大局而独存,人大必然要随着党的执政能力的改善而前行。教训不可谓不深刻,譬如人大是立法机关,但是,十年浩劫中产生了那么多的冤假错案,法律统统遭到践踏,还在于整个国家机器已近瘫痪。另外,民主对于拥有世界五分之一人口的这么一个古老大国,到现在也还不能说是十分熟悉的一种形式。
所幸,随着中国整体形势的变化,人大也正洗去“橡皮图章”的标签。众口相传的事件如2001年,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的工作报告,破天荒未获该市人民代表大会通过,原因是代表们对法院反腐败不力感到不满。这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建立以来,人大首次否决审判机关工作报告,对监督对象说“不”,一时震动海内外以后,此类事例屡见于报端。
人大更有“实权”了,这是公认的事实,包括立法上的勇猛精进,以及更广泛的直选和差额选举。今年9月10日,北京市人大常委会听取了北京市财政局局长吴世雄的述职报告并对其进行了许议。这是自1 999午北京市人大常委会对人大选举任命的一府两院工作人员履职情况进行许议以来,第11位接受评议的官员。委员和代表们采取无记名投票方式对述职报告“打分”。述职者需在5个月内将整改方案及实施情况向常委会做出书面报告。目前,中国已有29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人大制定了述职评议的地方性法规,或在有关地方性法规及法规性文件中对述职评议做了规定。一些地方还开始对副省级干部进行评议。
同时,人大对官员的任免决定也更加严格。在浙江省温岭市人大常委会的一次会议上,市政府提出的免去莱局长职务的提案被否决。该市人大常委会还曾否决了市政府提出的对某些千部的任命。而在过去,一般是只要党委和政府提出建议,人大没有不通过的。
人大代表自身也在创造中国政治舞台的新景观。以前,当人大代表,多有“当官”味道,如今,这种“身份”发生着调整。在上海。已经有442名市人大代表和2452名区县人大代表向选民公开了自己的电话或者电子信箱。为促进人大代表加强与选民的联系,上海、深圳、云南曲靖和四川成都等许多地方的人大已经开始组织人大代表定期向选民述职。这正是人大代表权力意识的逐渐觉醒——“我们代表的其实正是人民”。
人大新变化的背后,是中共高层对执政能力的强化,对民主政治的推动。社会的变革实是一个渐进的过程,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社会及个人财富的增加,个人维权意识增强,政治民主化已是大势所趋。新一届中国领导人适时提出了“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的执政理念。中国各方面的制度性变革正在循序发生,而中国的政治秩序也逐步走向了现代化——这构成了半个世纪之前还难尽收眼底的一道风景,虽然前途荆棘仍需斩除。
其实,从中国宪法和法律里面,都找不到人大当然成为“橡皮图章”的根据。这种“怪事”的发生,一是西方人的不了解,二是确有其特殊历史背景。如改革开放前,人大代表“附议政府”之行为发生频仍,1965年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新闻报道便有如下语句:
某省省長,“向大会报告了本省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取得的成就,并且表示在新的一年中,本省人民一定要为争取更大的胜利而奋斗”;某某同志在发言中强调,“工商业者必须认识资产阶级的阶级本性,接受社会主义改造,实行自我革命”。
据一位“元老”级的人大代表回忆:“那个时候,我们的‘审议意识’非常弱,主要是在向党和政府表决心。”当时的新闻报道还记载,对于政府工作报告,是“全部表示一致同意”,根本没有人提出修改意见。这表明了一种情况:从理论上讲,中国人大制度的设计已臻于完备,但从条文变成行为,还有很长的道路要走,“有一个使人大工作逐渐到位的问题——即人民权力的到位”。
1954年9月,还在中国第一届全国人大召开之时,许多人便以为,就此创造了人类历史上的崭新制度,国家的权力便可永远掌握在人民于中,国家政治亦可一步跳出“历史周期律”的怪圈。到后来才发现这是一种太过乐观的想法。对于什么是权力,对于如何执掌权力,并不是人人都清楚。直至今天,全国人大虽为国家最高权力机关,却也会在执法检查中遭遇“阻击”,颇可说明中国国情的复杂程度。
为什么条文中规定得如此之好的“根本制度”,在现实中却不能一路畅行?一个原因乃是人大不能脱离中国政治经济大局而独存,人大必然要随着党的执政能力的改善而前行。教训不可谓不深刻,譬如人大是立法机关,但是,十年浩劫中产生了那么多的冤假错案,法律统统遭到践踏,还在于整个国家机器已近瘫痪。另外,民主对于拥有世界五分之一人口的这么一个古老大国,到现在也还不能说是十分熟悉的一种形式。
所幸,随着中国整体形势的变化,人大也正洗去“橡皮图章”的标签。众口相传的事件如2001年,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的工作报告,破天荒未获该市人民代表大会通过,原因是代表们对法院反腐败不力感到不满。这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建立以来,人大首次否决审判机关工作报告,对监督对象说“不”,一时震动海内外以后,此类事例屡见于报端。
人大更有“实权”了,这是公认的事实,包括立法上的勇猛精进,以及更广泛的直选和差额选举。今年9月10日,北京市人大常委会听取了北京市财政局局长吴世雄的述职报告并对其进行了许议。这是自1 999午北京市人大常委会对人大选举任命的一府两院工作人员履职情况进行许议以来,第11位接受评议的官员。委员和代表们采取无记名投票方式对述职报告“打分”。述职者需在5个月内将整改方案及实施情况向常委会做出书面报告。目前,中国已有29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人大制定了述职评议的地方性法规,或在有关地方性法规及法规性文件中对述职评议做了规定。一些地方还开始对副省级干部进行评议。
同时,人大对官员的任免决定也更加严格。在浙江省温岭市人大常委会的一次会议上,市政府提出的免去莱局长职务的提案被否决。该市人大常委会还曾否决了市政府提出的对某些千部的任命。而在过去,一般是只要党委和政府提出建议,人大没有不通过的。
人大代表自身也在创造中国政治舞台的新景观。以前,当人大代表,多有“当官”味道,如今,这种“身份”发生着调整。在上海。已经有442名市人大代表和2452名区县人大代表向选民公开了自己的电话或者电子信箱。为促进人大代表加强与选民的联系,上海、深圳、云南曲靖和四川成都等许多地方的人大已经开始组织人大代表定期向选民述职。这正是人大代表权力意识的逐渐觉醒——“我们代表的其实正是人民”。
人大新变化的背后,是中共高层对执政能力的强化,对民主政治的推动。社会的变革实是一个渐进的过程,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社会及个人财富的增加,个人维权意识增强,政治民主化已是大势所趋。新一届中国领导人适时提出了“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的执政理念。中国各方面的制度性变革正在循序发生,而中国的政治秩序也逐步走向了现代化——这构成了半个世纪之前还难尽收眼底的一道风景,虽然前途荆棘仍需斩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