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听孙玉文老师教诲是在2010年。那时我读本科二年级，录取了北京大学古典语文学项目，选择古代汉语方向。孙老师是教研室主任，他把我们几个同学聚在一块，讲了两个事情：第一件，王力先生高小毕业之后，做了几年家庭教师，熟读学生家中所藏14箱古书，奠定了扎实的国学根基；第二件，“文革”以后王力先生给学生讲“如何读书”，不能只陷在一个很小的领域中，要广泛地阅读。孙老师随后介绍说古代汉语有文字、音韵、词汇、语法、修辞几个分支，不可偏废，并希望我们能培养出阅读古书的能力。当时听起来还懵懵懂懂，后来才意识到，从王力先生到郭锡良先生，再到孙玉文老师，治学的经验就是这样一代代传承下来的。
　　老师在古音学领域曾写过一些的辩论性质的文章。他总说，学术争论才能促进学术进步。让我想起《孟子·滕文公下》里的一句话：“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在学习这些文章时，老师都让我先去掌握论争另一方的体系。“欢迎来辩！”也是常说的一句话。因此我也总是站在论争另一方的立场去和老师争论，并听他一一化解。只有站在对方的立场上把问题点出来，才能避免自说自话。后来，我也在老师的指导下写了两篇辩论性质的文章。我想，正是在这种出招和接招的辩论中，认识才会深入，一些学说的问题也能被充分地暴露出来。
　　到2016年，我升入博士阶段，正式进入孙玉文老师门下。老师知道我的特点——喜欢东搞搞，西弄弄，一会儿看看音韵，一会儿做做语法，缺乏定心，便一反平常“拓宽视野”的讲法，每次谈话都围绕专精展开：大学者都有自己压箱底的著作，段玉裁有《说文解字注》，王念孙有《广雅疏证》，都是围绕一个专题、深入钻研之后的成果。应建立起做学问的根基，不应该浅尝辄止，更不能随波逐流。每次看到他案头翻断编的“十三经注疏”和《经典释文》，心中就会想到孔子韦编三绝的故事，感慨做学问的定力很重要。
　　正因为如此，入学不久，老师希望尽快确定博士论文选题，建议研究古代汉语中的词义引申。老师的巨著《汉语变调构词考辨》在词义引申上着墨极多，是古汉语词汇研究的宝库。他翻出一个例子——“错”条（P629），条目下列出了11条古代文献中“安置”与“存放”义相联系的例证，从而证明闽方言“房屋”义的“厝”应源自“安置”义的“措”。老师进一步说，规律总是会反复出现；出现平行的词义联系，证明背后有词义规律在起作用。汉语词义演变的规律，目前挖掘得还不够，希望能够推进。听了老师的逻辑，我完全被说服，内心昂扬的斗志也被点燃，于是满口答应下来。
　　等到自己真正开始研究时，问题就变得复杂起来，甚至无从下手。词义引申的文献，古今中外；古汉语的词条数也相当可观，用例都蕴藏在海量的典籍中。“学海无涯，回头是岸”，这句博士生中流行的话又时不时从脑中冒出来。也许当初老师挑“错”这一条，本来就是告诉我要多试试错吧？
　　老师抽丝剥茧，道出了其中的真谛：考虑选题要从大处着眼，开展研究和写作要从小处着手。大处着眼，选题能在学术研究中占有一席之地；小处着手，要踏踏实实地摸每一条材料，并从中抽绎出规律，不要从理论到理论，更不能空对空。应该反复琢磨《说文解字注》《广雅疏证》对每一个字、每一条故训的考释，提炼研究方法。再按照一定的条理，比如词的义类或句法功能，逐词逐词地搜集材料，总结规律，才能推进对语言现象的认识。回想之前读了不少词汇学和语义学的研究文献，却总在整理各家的理论体系，忽视具体材料，因此常在五里雾中，听了老师拨云见日的一席话，顿有豁然开朗之感。老师对论文的期待应该是：既有绣花的功夫，也有建楼的本事。从很小的地方着手，发现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或者开创一个新的研究方法。老师的研究也是这样进行的。
　　我按照这个原则，不断地摸索材料，缩小研究范围，最后决定重点观察上古汉语动词的句法和词义演变。在研究过程中，通过观察语言细节，也有不少发现。比如《左传》中的动词“怨”，有一处用例是“何怨于人”，这一例看似由介词引出“怨”的对象宾语。细绎材料，只有在“何动于X”这个反问格式，“怨”后面才出现“于”，其他情况都是直接带宾语。因此，“于”不是为“怨”引介成分，而是为“何怨”引介成分。虽然这仅是具体动词归类的小问题，却反映出对“于”的认识还不到位：“于”字介宾结构的粘附性很强，但仍有一定的独立性。“A之于B”格式，也能映证这一点。
　　與前面几位已经毕业的师兄师姐不同，我的博士论文目前还在建设中。当然，非常希望自己能写出一篇好的论文，不辜负孙老师的指导，并真正为中国语言学作出贡献。
　　（作者系北京大学中文系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