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12月2日，《人民日报》将一封来信摘编出来，写信人自称“陈灵风”，来自山西：其述评的矛头全部指向大寨。他说报纸上宣传的学大寨是“胡乱吹”，昔阳学校的升学率倒数第一，还说大寨和昔阳的人纷纷升官，却丢掉了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传统，是“国家出钱，农民种田”。这个姓“陈”的还质问那个姓“陈”的，说“有必要把很大的山搬掉，去造那一点地吗?这样的干法合算吗?”
　　这时候，大寨已经没有足够的力量去影响舆论，日后这种力量就更加微小。到12月，舆论对陈永贵这位昔日的农民英雄已经失去了同情。攻击者首先质问，为什么江青要“三上大寨”，尤其是毛主席辞世前夕，江青居然敢于离开领袖的重病之躯跑到大寨，莫不是大寨与江青有着某种特殊关系?这一质问没有达到预期效果，所以他们又问道：学大寨究竟学什么?这矛头显然是针对陈永贵数年苦心经营起来的“根本经验”。这些攻击仍然没有能够动摇大寨的地位，但是，他们所说“学大寨”乃是在走一条“左”的道路。却取得了极大的进展。这一攻击正中大寨的要害。大寨红旗几乎立刻就被拖到了悬崖边上。
　　局面之所以会发展到这个地步，起因至少要追溯到两年以前。1976年10月4日，也即逮捕“四人帮”的前两天，陈永贵已经在感情上站在华国锋的一边。陈永贵与“四人帮”的不能合拍，在当时即为人人皆知的秘密。他在江青来到大寨的时候可以做到毕恭毕敬，等到江青一走就会擅自决定在江青的防空壕里面养猪。而张春桥对他这个乡巴佬的不加掩饰的轻蔑，就更加令他义愤填膺，以至在政治局的会议上与张春桥大吵一架。当时这几个文人权倾天下，敢于直接与之对抗者绝无仅有，所以就连最无所顾忌的将军许世友也对陈永贵的勇气自叹弗如。“四人帮”顷刻瓦解，陈毫无疑问在心里大大地出了一口气。
　　话虽如此，大寨旗帜的黯然失色，却是由“四人帮”的垮台开始的。
　　1978年4月，新华社派驻大寨的记者冯东书在这一月回到北京，就听见有人说新华社如此鼓吹大寨将成为“历史的罪人”。当他和他的上级谈到这件事的时候，都感到新华社有改弦更张的必要。几天以后，中国最大的通讯社将派驻在大寨的记者悉数撤出。差不多与此同时，在距离大寨不远的忻州，也有两个人在写信揭露大寨和昔阳的问题。《人民日报》则在自己的版面上批评道，取消社员的自留地和家庭副业、搞大队核算等等行为，并不符合党的政策。这显然是在影射大寨。
　　这些事暂时还不至造成不可收拾的局面，但已经使陈永贵感到窘迫。但是这个时候大寨已经没有足够的力量来指挥舆论，陈永贵只好另辟蹊径。这一年阳历10月，昔阳县委副书记李喜慎想要召开大会总结十一年间学习大寨的工作，遂将总结报告呈请陈永贵过目。陈指示说与其消极沉默不如主动迎接新的局面，以此来维护大寨的威信。后来李喜慎就宣布说，大寨是任何人都不能怀疑，也是不应该怀疑的。学大寨的真理已经有十一年的实践来证明。这种精心设计的逻辑虽然悄悄地利用了“实践检验真理”的潮流，却正好暴露了大寨的气短心虚，以及论争双方攻守之势的逆转。
　　尽管李喜慎还在威胁人们：“牢记历史教训，防止在学大寨的道路上再走弯路。”可是人们的情绪已经如火如荼，不能遏制，已经开始一个接一个地致信北京，攻击大寨和陈永贵，这些信件多数都是来自大寨左邻右舍中那些最了解实情的人。人民日报社所刊登的陈灵风来信，只不过是所有这些申诉者中的一个。
　　很明显，陈永贵已经无法抵御这些控诉。这局面又由于一个小人物的出狱更加动荡不安。此人名叫岳增寿，是邻近昔阳的平定县里一个普通工人。他在1974年至1976年连续写了十二封信寄给毛泽东、周恩来、华国锋和叶剑英，其内容全部是控诉大寨。事情后来以岳增寿被宣布为“现行反革命”而告结束。岳被拳打脚踢之后继以五花大绑逮捕归案，法院判以十八年监禁。但是，到了1978年12月。这个人居然仅仅服刑两年便获释出狱，并且宣布为无罪，这件事与陈灵风的告状信几乎发生在同一时间。现在，整个农村都感到1979年的新年钟声宣布了旧时代的终结和新时代的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