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国，有这样一群人，他们是美国研究中国的精英，他们对中国的认知能够对美国政府和民众的对华认知产生重大影响。我们选取了其中最具有代表性和影响力的十位专家，探析其观点，并对这些观点进行评价，以期引起关注与思考。
　　戴维·兰普顿：美国“知华派”的旗手
　　在众多“知华派”专家中，1946年出生的兰普顿可以说是研究领域最全面、思想观点最深邃的人物之一。
　　1996～1997年间，他担任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主席一职。1997年至今，一直担任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保罗·尼采高级国际问题研究院中国研究项目主任，期间还曾任南京大学-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中美文化研究中心美方主任。
　　数十年来，兰普顿笔耕不辍。他的《同床异梦：中美关系1989～2000》一书分析了这十一年间中美关系的起落缘由；《中国力量的三面：军力、财力和智力》则系统阐述了中国军事、经济和文化软实力的发展，以及它们对中国未来的影响；去年出版的《追踪领导人：统治中国——从邓小平到习近平》，解析了中国领导人的执政模式和风格变化。
　　此外，兰普顿还是华府政策圈的常客，常常以白宫和国会座上宾的身份参与政界对华政策的讨论，他的各种报告、听证会和会议发言等，对美国政府官员们都产生了明显影响。
　　兰普顿认为，中美之间在亚洲保持权力平衡非常关健。新平衡应有两大维度：军事和经济。在军事上，实现新平衡的前提是美国军事资源不需要随时就绪。而其盟国的军事资源必须充实、到位；在经济上，美国需要加强其亚洲自由贸易领导者的地位。目前美国的一些举动存在不必要的挑衅性，是不可行的。当前，军事行为过多，而经济行为欠缺。
　　针对近来中美相互加深的猜忌和战略不互信现象，他认为：“北京和华盛顿需要一个类似第四个联合公报的东西，以阐明中美关系的远景。”
　　同时，他不无担忧地指出，“我们正在看到对以积极为主的中美关系的一些关键的根本性支持受到侵蚀。”他认为，美国政策精英的重要组成部分日益倾向于把中国看成是美国在全球主导权的一个威胁，而在中国，越来越多的精英派别与民众也把美国看作是阻止中国获得应有国际地位的一个障碍，而且没有对北京维护国内的稳定提供帮助。
　　他担心中美在一些事关地区安全环境的重大事务（如南海问题）上缺乏有效的沟通机制和危机管控机制，从而妨害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健康发展。他还注意到美国国内政治的变化对中美关系越来越明显的负面作用。
　　沈大伟：由对华“温和”转为“唱衰”中国
　　沈大伟过去一直以“中国人民的老朋友”身份在中美学术界享有盛誉，他常常在外界盛行“中国威胁论”之时，发声“力挺”中国之声。为何突然之间也加入到“唱衰”中国的“崩溃论者”行列？
　　1979年，沈大伟作为第一批美国留学生来到中国學习汉语。他的伯母和妻子都是研究中国美术史的专家。1983～1985年，他作为第一位在北大学习国际政治的美国学生。
　　进入新世纪以来，他在乔治·华盛顿大学、布鲁金斯学会和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等多个美国顶尖高校和智库身兼数职，一直从事中国问题研究，著有《中欧关系：感知、政策与前景》、《观察中国：欧洲、日本和美国的视角》、《权力转移：中国及亚洲的新动态》、《中国共产党：精简与适应》等作品。
　　沈大伟对华态度的转变并非一夕之间的事情。他认为，在2010年之前，中国对周边国家和世界的“魅力攻势”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尤其是北京奥运会大大提升了中国的软实力和吸引力，可是自2010年以来，中国愈加在南海问题上对其他有关国家采取“高压”政策和强硬立场，这使许多周边国家大为担心中国的“地区野心”，从而使中国的“魅力攻势”效果锐减。
　　他在2015年3月7日发表的《即将到来的中国崩溃》一文中，从5个方面论述了为什么他对从而使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前景不抱乐观，实际上这些论点并没有什么“新意”。
　　沈大伟个人态度的转变，暴露出整个美国知识界（至少是研究中国问题的群体）令人担忧的思想保守化回潮的现象。近一段时间来，美国政界和思想界对华不满的情绪越来越重，很大程度上源于自身在面对中美实力对比出现变化时所透露出来的不自信。对中国而言，一个心态上不自信、但实力上仍旧很强大的美国是尤其危险的。沈大伟的“中国崩溃论”撬动起来的思潮与社会心理是十分强大的，这类由原来的温和派转变而成的“对华新保守派”，对美国主流民意与决策层的影响很大。
　　麦艾文：奥巴马身边的“中国通”
　　1971年出生的麦艾文，是奥巴马身边最“懂”中国的人，长期从事中国安全与军事问题研究。
　　2009年前，麦艾文一直在兰德公司和核不扩散中心研究中美关系、中国的对外战略、中国的国防工业等问题。期间，曾在中国社科院美国所担任访问学者，同时在中国外交学院担任兼职讲师。2009年奥巴马上台后进入白宫工作，并于2013年履职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亚太部门高级主任。
　　麦艾文不认为中美之间在国家利益上是你输我赢的游戏，而是竞争与合作的混合关系。美国必须找出并塑造影响中美关系的平衡点。他对美国决策者的建议是对中国采取包含合作和经济要素的“混合战略”，强调管控两国分歧，一方面与中国交往同时以制度对中国进行约束，目的是避免两国关系走向冲突和对抗；同时加强与亚洲盟友的同盟关系、平衡中国在东亚地区的安全影响力。
　　他曾被国会共和党人指责为拒绝对台出售武器的主力。不仅推迟五角大楼向国会提交关于台海军事平衡的报告，在美国售台F-16C/D战机上起到了关键的延迟与阻碍作用。
　　有趣的是，随着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的到来，麦艾文似乎越来越多地透露出对中日关系紧张的担忧。近来，他在此问题上发表了较多批评中国的言论，在海洋争端问题上，他希望中国不要试图孤立日本，而要按国际法，尽快采取谈判方式处理争端。 　　麦艾文属于美国第四代中国问题研究学者，能更准确认知和把握中国的政治现实和对外政策，意识形态偏见较少。他的观点较为倾向于乐观面，支持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
　　李侃如：顶尖智库的“知华”核心
　　李侃如现任布鲁金斯学会外交政策项目和全球经济与发展项目资深研究员。1998～2000年，他曾任国家安全事务总统特别助理兼国家安全委员会亚洲局资深主任。
　　1943年出生的李侃如数十年来在中国积累了深厚的人脉，经常与中国学者就中美关系及中国发展中最核心最热门的问题联合撰写报告和文章，每每都能引起学术界、政策界和舆论界的广泛反响。2012年，李侃如与北京大学王缉思教授合著《中美战略互疑：解析与应对》。2013年，李侃如、李成和俞可平合著《中国的政治发展：中美学者的视角》，引起热议。
　　在中美关系上，他认为中美关系是成熟的，但同时也是缺乏互信的。中美之间在一些敏感问题上的互动与双方间活跃的双边外交交织在一起，保证了中美关系不离正轨，并控制着双方预期。他认为奥巴马政府并未试图与中国对立。目前，中美都很明确地表示要发展一种“新型大国关系”，中美现在的任务是要找到双方应该做些什么，减少两国间的互不信任。
　　李侃如对中国的改革开放、中美关系前景都抱有乐观的态度。对于中美两国在网络安全、气候和清洁能源等领域的合作以支持者的角色而加以期许。对于中国发展面临的挑战，他也不讳言，并在其学术研究中为中国建言献策。
　　詹姆斯·斯坦伯格：透着书卷气的资深外交家
　　众多在“旋转门”转进转出的“知华派”专家中，詹姆斯·斯坦伯格可能是近20年来最具书卷气的人之一。1996～2000年，斯坦伯格出任克林顿政府副国家安全顾问，2008～2011年，任美国国务院副国务卿。现任雪城大学马克斯维尔学院院长。
　　斯坦伯格最大的理论和政策贡献，是提出了“战略再保证”理论。他认为，随着中国逐渐在体系内实现崛起，中美关系正处于一个关键的“十字路口”。两国需认识到冲突所带来的风险，并采取灵巧的战略和政策予以化解，否则，中美关系的“囚徒困境”将成为现实。因此，他提出了“战略再保证”，以实现两个目的：减少由单边安全政策带来的模糊和不确定；对不友好行为提出事前警告，以使另一方有充足时间调整政策以应对变化的现实。中国作为崛起国，需要表明自己不会以别国的利益为代价追求国家安全；美国作为守成国，需要表明自己不会改变支持中国发展的一贯政策，同时美国需要利用自身的经验优势，加强中美危机管控，防止军备竞赛的发生。“战略再保证”有4个内涵：克制、强化、透明、适应。同时，实现“战略再保证”需要“显示战略决心”，每一方都需要清晰地界定自己的关键利益，使对方了解自己的底线，并采取行动展示捍卫这一底线的决心。
　　“战略再保证”理论为21世纪中美关系如何在合作与冲突中前进提供了一个可能选项，也与建立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存在一定契合之处。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任重道远，还需要“行动再保证”。
　　杰弗里·贝德：“在海洋争端上美国应谨慎行事”
　　在美国的“知华派”专家里，研究海洋问题和海上安全的人不在少数，而杰弗里·贝德是其中的佼佼者，现任布鲁金斯学会约翰·怀特黑德国际外交资深研究员。他的研究方向主要是中美关系、南海问题、中日钓鱼岛问题等。代表作是2012年出版的《奥巴马与中国的崛起：一位知情者对美国亚洲战略的记述》，作为曾经的决策者之一，讲述了奥巴马政府将外交政策重心调整到亚太地区的过程与考量。
　　在海洋争端问题上，贝德认为，中国近期的一些行为引起了其他国家的焦虑，但是贝德并不认为这些行为是对美国的根本威胁，反而认为这是一种全球趋势。首先，他并不认为中国的这些行为是对美国利益、国际体系的威胁。其次，如果中国用强制力去解决纠纷，那么这是与地区和全球趋势不符的。再次，美国会确保亚太地区现有的体制运转良好，以便适应和容纳中国的发展。最后，中国做的事并不全对美国构成问题。比如，改变现有国际货币体系，这也是世界的需要，而并非与某个特定国家的利益相关。
　　贝德认为，在中日钓鱼岛争端上，美国不扮演调停角色，领土问题上不选边站。但美国希望双方避免发生冲突，美国有责任保护整个日本，包括被日本政府管辖的岛屿，这一立场已经存在了40年。至于日本是否会利用这一立场在钓鱼岛问题上采取挑衅性的行为，对美国而言这也是很敏感的问题。在南海争端中，贝德认为中国“九段线”的要求不合理。但是，贝德并不主张中国应该放弃对争端海域领土的声索。他认为中国和东南亚争端国应该在有争议的南海区域达成共享资源的行为准则，关键是共同的资源开发应该设在哪里？
　　卜睿哲：“知华派”中的“台湾通”
　　卜睿哲生于1947年，上世纪80～90年代，历任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下属亚太事务附属委员会顾问、负责联络民主党议员的亚洲问题顾问和国家情报委员会负责东亚事务的情报官。1997～2002年，卜睿哲迎来了自己从政经历的“巅峰”，出任“美国在台协会”主席一职。之后担任约翰·桑顿中国中心外交政策项目高级研究员。他的研究聚焦于两岸关系、中美关系、朝鲜半岛和日本安全，撰写过众多研究中美关系和美台关系的文章，其中包括《台湾的未来：如何解開两岸的争端》、《不一样的战争：台湾的选择、中国的焦虑、美国的挑战》、《一山二虎：中日关系的现状与亚太局势的未来》、《未知的海峡：两岸关系的未来》等。
　　卜睿哲认为两岸关系的稳定符合美国的地区安全利益。主权与安全这两大问题，是制约两岸关系发展的“死结”所在。两个问题又相互缠绕，因为台湾对于拥有主权的诉求使得它进一步加强对美国安全协助的要求，这激起了大陆对自身安全的严重担忧。
　　那么，如何解开这个“死结”呢？卜睿哲认为，可行的方案在于大陆、台、美三方互动，缺少美国参与的两岸事务，既不符合美国利益，也难以有任何突破性进展。对美国而言，“弃台”和“台独”都不是最优选择，美国的战略应该着眼于维持基本的现状，既有条件地鼓励两岸关系的改善，又强调台湾在美国战略中的重要性，以及对台湾追求相应国际地位的理解和支持。 　　包道格：走遍政商学界的“中国通”
　　包道格现任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院副院长，经常发表对亚洲事务和国家安全问题的看法，并出版相关书籍。
　　在中美关系上，包道格认为，美国在亚洲最重要的战略目标是在不损害美国在这一地区核心利益的前提下应对中国的崛起，而中国崛起似乎不可避免。平稳度过这个转折期，既需要认识不断变化的现实，更需要实力和一致性。今后一段时间是事关中美关系成败的关键期，两国安全结构的竞争确实大于政治与外交关系的改善，习奥会的重要目标在于，将改善政治与外交关系的意愿置于优先，给限制安全竞争注入动力，这是最难做的事情。在美国外交学界，包道格是最早呼吁尽快举行“习奥会”的学者。同时，他认为“G2”这个概念给人太多想象，好像只要中国和美国两国坐下来谈判，就能作出世界上主要的重大决策。两国其实都没有为此做好准备。他更希望北京和华盛顿本着务实的态度和对全球治理负责的精神，探索出一条大国合作引领全球治理机制改革的路子。
　　包道格20多年的公共服务生涯，基本都与中国相关。他见证了30多年来中国社会、经济、学界翻天覆地的变化，也经历过中美关系的起伏波折。作为一名客观严谨的研究人员和政策分析家，包道格承认中美关系冲突和矛盾的一面，但另一面也相信通过制定合理的战略，加强双方沟通和理解，让短期的争端不妨碍长期的合作。
　　容安澜：“精耕细作”的台湾问题专家
　　在美国的台湾问题研究人群中，容安澜属于那种朴实无华却“精耕细作”的人，他的精细不仅在于几十年如一日地在台湾问题这块领域耕耘，还在于他对台湾内部的政治、社会、经济、党派关系等了如指掌。生于1938年的容安澜著述十分广泛，内容涉及美国同中国大陆、中国台湾、韩国、日本等国和地区的关系，尤其以台湾问题居多。目前是美国亨利·史汀生中心东亚研究室主任。代表著作有《悬崖勒马：美国对台政策与中美关系》等。
　　在两岸关系及对台政策方面，容安澜一方面认为美国不应该做两岸关系的调停者，两岸关系的具体议题都应该由中国大陆和中国台湾独立完成，但美国需要得到双方关于两岸关系计划的通知，而且会在必要的时候“提供协助”。另一方面，在售台武器上，容安澜认为对台军售有利于帮助台湾对中国大陆的军事威慑力，但在向台湾出售何种武器上需要斟酌，因为这才是对台军售的真正敏感之处。
　　针对日益临近的台湾“大选”，容安澜也有着自己独到的见解。他认为，民进党竞选的最大制约因素，仍在于它是否能提出具有建设性的两岸政策方案。容安澜还强调，美国不会成为2016台湾“大选”的核心因素。
　　史文：深耕中国战略文化的对华“温和派”
　　史文出生于1951年，是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资深研究员和中国安全研究最突出的美国分析家之一。从哈佛大学获得博士学位之后，他曾任兰德公司的高级政策分析师，主要研究中国国防和外交政策、中美关系和东亚国际关系。代表著作有《美国的挑战：在21世纪与崛起的中国打交道》、《中美危机管理和美日联盟》、《危胁评估：中国军事与台湾安全》、《中美安全危机管理案例分析》、《解读中国大战略：过去、现在与未来》等。
　　史文认为，中国拥有浓郁和鲜活的文化，是一个极具影响力的政治和社会实体，在前近代时期，中国的安全行为在历朝历代变化巨大，甚至一些中国历史学家都无法对中国的传统外交政策和安全行为作出有意义的概括，难以借鉴经验来把脉现在和未来。历史经验反映出了三种认知特征：民族自豪感及对动乱的强烈恐惧；爱好和平的防御性政体、强大而有效的中央政府；以及对国家间关系持有分等级但互利的独特看法。对于许多中国人来说，互尊互敬、勇于负责是国家间的重要行为原则。这不仅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在亚洲的历史地位，也反映了多数中国人的一般信念，即世界各个阶层的国家在交往中都应坚守与其地位适当的行为原则。总体而言，史文相信，多数中国人显然相信中国在国际秩序中的理想地位是一个受尊重的、同其他国家和谐共处的主要国家（但不是唯一的霸权国家）。这与中国是一头对亚洲和世界虎视眈眈的东方怪兽的观点相去甚远。
　　史文倾向于在北京與华盛顿之间进行一种框架式的战略再定义，用合作和协商的方式构筑一套双方在其中都能感到比较“舒适”的规则体系，将双方的行为模式置于可控的范围之内，从而达到稳定中美关系和地区秩序的效果。
　　结语：国之交在于民相亲
　　促进中美两国人民的相互了解与信任，需要社会精英们作好舆论引导。目前美国政府在处理中美关系上所暴露出来的一大问题，就是缺乏真正了解中国、具有战略远见和深刻洞察力的杰出外交家。未来的美国决策者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是，如何在制定对华战略和政策中，更多地吸收这些“知华派”专家进入自己的决策机制中，利用他们对中国的了解，为中美关系的健康发展作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