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七月的一天，巴黎奥利机场，一位有些谢顶的法国人彬彬有礼地鞠躬，吻了吻一位年轻姑娘的手，问道：“女士，我们是不是之前见过？”这个桥段放进任何一部电影里，都可能引出一段罗曼史，但故事并不是这样发展的。
　　两人其实认识已久。这个小玩笑，只是为了缓解未来一段旅程带来的紧张情绪。法国摄影师皮埃尔·布拉和他的搭档娜汀·里贝尔，正准备到中国做为期三周的旅行，为《生活》杂志带回一组图文报道。
　　作为一位资深摄影家，布拉从1955年开始为赫赫有名的美国《生活》杂志独家供稿，直到这家杂志关闭。他拍摄的题材涉及世界各地的新闻、政治、时尚、民生等，其中有不少颇具影响力的作品。
　　当时的中国，对西方记者是颇具戒备心的。法国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认可，为进入这片领地争取到了门票。但布拉和同事们还是觉得，乔装成普通游客，混进外国旅行团里转上一圈，是报道这个国家的最好选择。
　　从香港入境，坐火车经过广州、杭州、上海、南京和西安，然后飞往北京，整个行程被安排得非常紧凑。他俩和其他七位法国游客，一直被“友好但警惕的”陪同人员跟随着。参观上海一家医院时，他们跟一位懂英语的医生聊了几句，很快就被阻止了，因为所有交流必须通过翻译。
　　他们也被告知，哪些场景可以拍，哪些不能拍。不能拍的包括火车、背着枪的学生、比较破旧的地方等。对于当时的中国人来说，摄影和摄像不仅比较陌生，而且是某种仪式化的东西。就像桑格塔在《论摄影》中说的：“在中国，摄影只与延续性联系在一起。要有适当的题材，即那些正面的、鼓舞人心的（模范活动、微笑的人民、晴朗的天气）有秩序的题材，而且要有适当的拍摄方式……如果某个人“故意捕捉一些不知道他来意的群众的镜头”，则无异于剥夺了人民摆出最好看姿势的权利。”
　　这也是为什么其他拍摄中国的欧洲人，如1949前后进入中国拍摄的布列松，1972年获批在中国拍摄纪录片的安东尼奥尼，其作品尽管获得了广泛的好评，后来却在中国遭到声势浩大的批判，批判文章甚至结集成了书。
　　他们拍下了灵巧的手工艺人，被批评“放着许多现代化大型企业不拍，专拍设备简陋、手工操作的零乱镜头”；他们追逐街头路人的美丽面孔，却被批评“对中国人民的精神面貌进行了丑化：把他们描绘成愚昧无知，无精打采，不讲卫生，爱吃好喝，浑浑噩噩的人群”；就连拍摄南京长江大桥，也成了“故意从一些很坏的角度把这座雄伟的现代化桥梁拍得歪歪斜斜、摇摇晃晃”。
　　布拉无疑也面对着这种考验。“我遇到的最大问题是，如何掩盖专业摄影师的身份，像个普通人一样若无其事地拍照。”他回忆。这位喜欢满怀激情到处按快门的摄影师，只能克制着自己的欲望，零敲碎打地把看到的中国收进镜头里。“可以拍的东西太多了，我都快憋疯了。这是平生采访第一回，搭档的记者得揪住我的衬衫，不停地提醒我别拍那么多。”
　　“我一直有种奇怪的感觉：他们是不是知道我们的身份？”娜汀后来一直心存疑惑。陪同人员看着这两个法国人到处拍照、问无数问题，却没有提出过疑问。在广州，他们跟着导游逛时，一个女翻译用俄语对娜汀说：“请转告布拉先生，我们刚从北京办事处得到消息，布拉太太生了个女儿，母女平安，恭喜！”这当然是好事。问题是，他们怎么连这些消息都能掌握？而且还知道娜汀的第二语言是俄语？
　　种种细节让他们越来越紧张，以至于最后一天行程结束，布拉和娜汀在旅馆收拾行李时，总担心有人闯进来，把胶卷和相机没收。但这些并没有发生。第二天清晨，在北京机场，工作人员打开并检查了两人的行李箱，随后让他们坐上最早的班机，前往伊尔库茨克（苏联东西伯利亚城市）中转。
　　回去的航程中，布拉一直老老實实坐着。准备转飞巴黎时，他实在忍不住了。“我拿出了笔，把LIFE（《生活》杂志）用大大的字母写在背包上，把它背起来，跟娜汀在候机室里走来走去，一边扯着嗓子高唱起了《马赛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