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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正当重新“上马”的核潜艇研制工作刚刚突破重重难关进入攻坚阶段时，瞬间风云突变，中国大地上掀起了一场史无前例的大规模政治运动——“文化大革命”，政治浪潮逐步渗透到全国各地。为核潜艇配套和参与核潜艇研制的厂、所、院、校有上千家，在这种形势之下，核潜艇工程不免也受到令人担忧的影响。
中央军委紧急发布《特别公函》
1967年8月30日，中央军委为保证核潜艇研制工作不受干扰，紧急下发了一个《特别公函》，全文如下：
我们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教导我们：
“我们正在做我们的前人从来没有做过的极其光荣伟大的事业。
我们的目的一定要达到。
我们的目的一定能够达到。”
“0九”工程是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批准的一项重要的国防尖端技术项目。这是党和人民交给我们的极其光荣而艰巨的政治任务。希望有关方面：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突出无产阶级政治，努力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提出的“备战、备荒、为人民”和“抓革命，促生产”的伟大方针；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奋发图强，自力更生，树雄心，立壮志，赶超世界先进科学技术水平的革命路线；群策群力，大力协同，排除万难，以“只争朝夕”的革命精神，保时间、保质量，圆满完成任务，夺取“文化大革命”和科研生产的双胜利。
中央军委
1967年8月30日
（加重黑体字原文如此）
《特别公函》是如何出台的呢？陈右铭是当事人，后来我为此登门拜访了他，他在回忆起那段经历时，仍然对每个环节都记忆犹新。他说：很多事一直在我的心里藏着，我有必要说出它们的真实情况：
1967年，即“文化大革命”爆发后的第2年，对核潜艇研制工作的波及越来越大，全国停工停学，各单位都在搞运动，核潜艇的研制工作刚刚起步不久，没有足够的经费，没有良好的生产、研究秩序，眼看核潜艇研制工作又要面临停滞。那次聂帅在全国性的协调会发表了讲话之后，大多数单位的研制工作开展起来了，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也有少数游性闹得厉害的单位，任务仍然迟迟落实不下去，甚至协调会的精神也无法传达，核潜艇研制工程受困的局面没有彻底扭转。鉴于这种情况，我们都很着急，又不能公开说要搞核潜艇，在只红不专的大环境下，搞业务是走白专道路，为了能使核潜艇的研制继续下去，又不能被人说成是抵制“文化大革命”。我们费尽了脑汁，如何才能有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我们参考了原子弹、氢弹试验时中央军委曾下发《通知》的做法，决定为中央军委也起草一份《特别公函》。《特别公函》由国防科委“09”办公室的汪祖辉参谋起草，后又经过我们几个人反复修改成稿后，上报国防科委副主任刘华清，刘华清很快又向更高的领导上报，聂荣臻接到报告的当天就签发同意了，并批准派人下到各有关单位进行传达落实。这个《特别公函》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保住了核潜艇的“命”，之后我们派出几个工作组到全国传达和宣讲，使中央的声音落实到每个有关的单位。我们在公函的一开头就明确指出：核潜艇工程是毛主席亲自批准的工程，这在“毛主席的话一句顶一万句”的年代，起了极大的作用，使一心“闹革命”而不顾国防建设的人无话可说，给真想搞核潜艇的人撑了腰，鼓了气。
聂力回忆：“父亲是1967年8月30日那天签发的《特别公函》。早晨一上班，刘华清怀揣着打印好的一份材料，来到父亲在国防部的办公室。刘华清说了没几句，父亲就全明白了，他戴上老花镜，仔细地看完了《特别公函》。沉默了片刻，拿起笔来，庄重地签上了自己的名字。”当时的“大气候”是，“革命压倒一切”，各单位要把“文化大革命”放在首位。因此，《特别公函》的观点和做法，在当时看来简直是离经叛道。这个公函容易给人以口实，说你是“以生产压革命”。特别是，《特别公函》不经中央军委常委会研究，不经主持军队工作的林彪点头，当时已经卷进了“二月逆流”的聂荣臻，受到了林彪、江青一伙的无理冲击与纠缠，处境十分危险。在这种情况下，签发一份面向全国的文件，是要有很大的气魄和胆量的。但聂帅依然坚定地支持科研战线上的工作，关心核潜艇工程，甘冒风险，不但亲自到会讲话，而且签发《特别公函》，鼓励大家坚持核潜艇研制工作不动摇，这充分体现了聂帅的无私无畏的革命精神。后来聂力问父亲为什么如此大胆，聂帅回答：“豁出去了！”
《特别公函》的发布，极大地鼓舞了国防科委“09”办公室的全体同志。他们手捧《特别公函》，激动得热泪盈眶……这是一把“尚方宝剑”啊，核潜艇工程又有希望了！
《特别公函》一路绿灯扭转局势
尤子平在回忆录里说到了这一时期局势转变的情况：
《特别公函》发布后，国防科委和国防工办大力组织宣讲，先在哈尔滨搞试点，由黑龙江省军区的一位副司令员到各地宣讲，一般每个工厂听完后会发一个动员令，集体表决心，效果很好。比如：哈尔滨电机厂有一个焊接件搁置了一年多，会后连夜干；第一重型机器厂两派武斗，听完传达后坐在一起开大会表态；哈尔滨汽轮机厂有很多工人把铺盖都搬到车间里干活；北满钢厂一派工人开起了三班倒，另一派的工人主动加入进来。试点成功后宣讲活动全面铺开，分成东北、中南、华北、西北和西南五大片，我被分到东北组，这个组是由一、二、六机部、冶金部和海军装备部组成，抵达沈阳后由辽宁省军区副司令员汪应中宣讲，活动三天，收到很好的效果。
《特别公函》发布后，陈右铭和有关工业部、研究院的同志，身揣“尚方宝剑”和宣传动员讲话提纲，兵分几路日夜兼程，直接到有关省、市、工厂、研究所，召开群众大会，面对面进行传达贯彻。陈右铭说，当时我们去全国各地宣讲，经常坐火车连座位都没有，吃不上喝不上，而且还会遭到“造反派”的围攻，但我们坚持向从事核潜艇工作的广大干部、科技人员和工人们大声疾呼：核潜艇工程是毛泽东亲自批准的一项重要的国防尖端技术项目，是党和人民交给我们的一项极为光荣艰巨的政治任务，任何人不准以任何借口冲击生产车间、停工停产。有力的宣传使绝大多数人提高了认识，使一小撮别有用心的人不敢再妄为；一大批被隔离的厂长、书记恢复了工作；一大批被揪斗的“反动技术权威”、“臭老九”回到了岗位，各派慢慢团结起来了……核潜艇战线上的人们都把研制核潜艇当作最高统帅部的命令来执行，理直气壮地走上工作岗位，再也不用担心各种“帽子”、“棍子”的威胁。当时承担核动力装置系统研制任务的60多个厂、所，在武斗严重，人员流散的情况下，唯独从事此项研制任务的技术人员和工人仍在第一线坚持工作，如期完成了陆上模式堆的建设任务。
《特别公函》确实排除了不少干扰，“尚方宝剑”一亮出，立即传遍了承担核潜艇研制的工厂、车间、实验室、研究所，生产科研纷纷恢复正常，保证了工程进度和质量；国家计委和国防工办还组织落实了配套设备和新材料的研制工作，将担负一次配套任务的1600多个厂、所组成协作网，有力地支援了核潜艇的研制工作。
核潜艇是毛泽东、党中央亲自批准的国防尖端项目，是关系到国家利益和安全的大是大非问题。党中央、毛泽东决不愿意看到核潜艇工程受到干扰，所以在“文化大革命”中，国家的尖端武器的研制一直都受到特别的保护。1967年，毛泽东、周恩来、叶剑英、聂荣臻等中央领导连续签发电报，指示二机部所属企事业在“文化大革命”中实施军事管制，不准夺权，不准停产，进行正面教育；二机部机关也于1967年至1973年实施了6年之久的军事管制。这些做法都是党中央在“文革”期间保证核潜艇研制工作顺利进行的有效措施，使制造动乱的野心家们望而生畏，为国防工业的顺利进行撑起了一把保护伞。
（摘自《见证中国核潜艇》，海洋出版社2013年版，有删改）
中央军委紧急发布《特别公函》
1967年8月30日，中央军委为保证核潜艇研制工作不受干扰，紧急下发了一个《特别公函》，全文如下：
我们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教导我们：
“我们正在做我们的前人从来没有做过的极其光荣伟大的事业。
我们的目的一定要达到。
我们的目的一定能够达到。”
“0九”工程是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批准的一项重要的国防尖端技术项目。这是党和人民交给我们的极其光荣而艰巨的政治任务。希望有关方面：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突出无产阶级政治，努力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提出的“备战、备荒、为人民”和“抓革命，促生产”的伟大方针；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奋发图强，自力更生，树雄心，立壮志，赶超世界先进科学技术水平的革命路线；群策群力，大力协同，排除万难，以“只争朝夕”的革命精神，保时间、保质量，圆满完成任务，夺取“文化大革命”和科研生产的双胜利。
中央军委
1967年8月30日
（加重黑体字原文如此）
《特别公函》是如何出台的呢？陈右铭是当事人，后来我为此登门拜访了他，他在回忆起那段经历时，仍然对每个环节都记忆犹新。他说：很多事一直在我的心里藏着，我有必要说出它们的真实情况：
1967年，即“文化大革命”爆发后的第2年，对核潜艇研制工作的波及越来越大，全国停工停学，各单位都在搞运动，核潜艇的研制工作刚刚起步不久，没有足够的经费，没有良好的生产、研究秩序，眼看核潜艇研制工作又要面临停滞。那次聂帅在全国性的协调会发表了讲话之后，大多数单位的研制工作开展起来了，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也有少数游性闹得厉害的单位，任务仍然迟迟落实不下去，甚至协调会的精神也无法传达，核潜艇研制工程受困的局面没有彻底扭转。鉴于这种情况，我们都很着急，又不能公开说要搞核潜艇，在只红不专的大环境下，搞业务是走白专道路，为了能使核潜艇的研制继续下去，又不能被人说成是抵制“文化大革命”。我们费尽了脑汁，如何才能有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我们参考了原子弹、氢弹试验时中央军委曾下发《通知》的做法，决定为中央军委也起草一份《特别公函》。《特别公函》由国防科委“09”办公室的汪祖辉参谋起草，后又经过我们几个人反复修改成稿后，上报国防科委副主任刘华清，刘华清很快又向更高的领导上报，聂荣臻接到报告的当天就签发同意了，并批准派人下到各有关单位进行传达落实。这个《特别公函》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保住了核潜艇的“命”，之后我们派出几个工作组到全国传达和宣讲，使中央的声音落实到每个有关的单位。我们在公函的一开头就明确指出：核潜艇工程是毛主席亲自批准的工程，这在“毛主席的话一句顶一万句”的年代，起了极大的作用，使一心“闹革命”而不顾国防建设的人无话可说，给真想搞核潜艇的人撑了腰，鼓了气。
聂力回忆：“父亲是1967年8月30日那天签发的《特别公函》。早晨一上班，刘华清怀揣着打印好的一份材料，来到父亲在国防部的办公室。刘华清说了没几句，父亲就全明白了，他戴上老花镜，仔细地看完了《特别公函》。沉默了片刻，拿起笔来，庄重地签上了自己的名字。”当时的“大气候”是，“革命压倒一切”，各单位要把“文化大革命”放在首位。因此，《特别公函》的观点和做法，在当时看来简直是离经叛道。这个公函容易给人以口实，说你是“以生产压革命”。特别是，《特别公函》不经中央军委常委会研究，不经主持军队工作的林彪点头，当时已经卷进了“二月逆流”的聂荣臻，受到了林彪、江青一伙的无理冲击与纠缠，处境十分危险。在这种情况下，签发一份面向全国的文件，是要有很大的气魄和胆量的。但聂帅依然坚定地支持科研战线上的工作，关心核潜艇工程，甘冒风险，不但亲自到会讲话，而且签发《特别公函》，鼓励大家坚持核潜艇研制工作不动摇，这充分体现了聂帅的无私无畏的革命精神。后来聂力问父亲为什么如此大胆，聂帅回答：“豁出去了！”
《特别公函》的发布，极大地鼓舞了国防科委“09”办公室的全体同志。他们手捧《特别公函》，激动得热泪盈眶……这是一把“尚方宝剑”啊，核潜艇工程又有希望了！
《特别公函》一路绿灯扭转局势
尤子平在回忆录里说到了这一时期局势转变的情况：
《特别公函》发布后，国防科委和国防工办大力组织宣讲，先在哈尔滨搞试点，由黑龙江省军区的一位副司令员到各地宣讲，一般每个工厂听完后会发一个动员令，集体表决心，效果很好。比如：哈尔滨电机厂有一个焊接件搁置了一年多，会后连夜干；第一重型机器厂两派武斗，听完传达后坐在一起开大会表态；哈尔滨汽轮机厂有很多工人把铺盖都搬到车间里干活；北满钢厂一派工人开起了三班倒，另一派的工人主动加入进来。试点成功后宣讲活动全面铺开，分成东北、中南、华北、西北和西南五大片，我被分到东北组，这个组是由一、二、六机部、冶金部和海军装备部组成，抵达沈阳后由辽宁省军区副司令员汪应中宣讲，活动三天，收到很好的效果。
《特别公函》发布后，陈右铭和有关工业部、研究院的同志，身揣“尚方宝剑”和宣传动员讲话提纲，兵分几路日夜兼程，直接到有关省、市、工厂、研究所，召开群众大会，面对面进行传达贯彻。陈右铭说，当时我们去全国各地宣讲，经常坐火车连座位都没有，吃不上喝不上，而且还会遭到“造反派”的围攻，但我们坚持向从事核潜艇工作的广大干部、科技人员和工人们大声疾呼：核潜艇工程是毛泽东亲自批准的一项重要的国防尖端技术项目，是党和人民交给我们的一项极为光荣艰巨的政治任务，任何人不准以任何借口冲击生产车间、停工停产。有力的宣传使绝大多数人提高了认识，使一小撮别有用心的人不敢再妄为；一大批被隔离的厂长、书记恢复了工作；一大批被揪斗的“反动技术权威”、“臭老九”回到了岗位，各派慢慢团结起来了……核潜艇战线上的人们都把研制核潜艇当作最高统帅部的命令来执行，理直气壮地走上工作岗位，再也不用担心各种“帽子”、“棍子”的威胁。当时承担核动力装置系统研制任务的60多个厂、所，在武斗严重，人员流散的情况下，唯独从事此项研制任务的技术人员和工人仍在第一线坚持工作，如期完成了陆上模式堆的建设任务。
《特别公函》确实排除了不少干扰，“尚方宝剑”一亮出，立即传遍了承担核潜艇研制的工厂、车间、实验室、研究所，生产科研纷纷恢复正常，保证了工程进度和质量；国家计委和国防工办还组织落实了配套设备和新材料的研制工作，将担负一次配套任务的1600多个厂、所组成协作网，有力地支援了核潜艇的研制工作。
核潜艇是毛泽东、党中央亲自批准的国防尖端项目，是关系到国家利益和安全的大是大非问题。党中央、毛泽东决不愿意看到核潜艇工程受到干扰，所以在“文化大革命”中，国家的尖端武器的研制一直都受到特别的保护。1967年，毛泽东、周恩来、叶剑英、聂荣臻等中央领导连续签发电报，指示二机部所属企事业在“文化大革命”中实施军事管制，不准夺权，不准停产，进行正面教育；二机部机关也于1967年至1973年实施了6年之久的军事管制。这些做法都是党中央在“文革”期间保证核潜艇研制工作顺利进行的有效措施，使制造动乱的野心家们望而生畏，为国防工业的顺利进行撑起了一把保护伞。
（摘自《见证中国核潜艇》，海洋出版社2013年版，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