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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成不变的事物使人乏味,要使之富有吸引力,一个好的方法,是出奇。此所谓“奇”,是指那些打破常规逻辑的、出入意料的现象。平淡的现实生活把真相隐藏在表面的肌理下,不易为人捕捉到,必得有所激扬才能显山露水。文艺能给人精神上的享受与启迪正在于它超越了生活表象,既深入肌理又凌驾其上——这样的效果足以让人们惊叹而啧啧称奇,“传奇”于是成了吸引人们眼球并挑拨生活真相的手段。
传奇的方式有多种,它们在共同目的的支使下所达到的效果又不一而足。下面浅谈三种常见的传奇手法。
一、“极端化”的人物塑造
人物形象鲜明是优秀的文艺作品的一个基本要求。人们探索内在的人与外在世界的关系,“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这种关系在人物形象的生存状态中得到直接展示。
形象要鲜明,关键在于个性突出,个性是在共性之中区别于其他所有个体的所在,它造成了不同的人处理自己和世界的关系的不同方式,如能夸大这种“区别”和“不同”以至于“极端”,形象便得到凸显。——当然,凸显的仅仅是某一种关系而不是关系的总和,也即某一端某个片面。恰好是这种极端和片面,使读者能够强烈地感受到某某人是个怎样的人、他有怎样的个性。那么拥有这种个性的人如何面对这个世界、会发生什么故事呢?读者于是在这个过程中清晰地看到了各种类型的人物的生存状态,满足了探索生活的需求。
经典文学和市场文学的不同之处在于前者更深入人心、后者更惹入耳目,相同之处是它们都需要让人喜欢读,虽价值有别,手法却可谓殊途同归。只看其人物形象的塑造上,个性特点必定鲜明、极端。先看经典:喜欢混迹滋粉花丛的多情的男儿比比皆是,但看到男儿便觉污臭看到女儿便觉清爽,并断言但凡男儿都是泥做的、但凡女儿都是水做的人,却只数《红楼梦》的贾宝玉一个。多愁善感原是女子通性,但敏感到“闻落花而泣”以至于要扛着锄头去葬花甚至想要“随花飞到天尽头”的,也唯有林黛玉能当之。人们喜欢说曹操、论关羽、道孔明,不在于“奸”、“义”、“智”,而在于奸绝、义绝、智绝的三个“绝”字。
再看市场大众化的文艺作品:人们渴望爱情可以突破阶级超越所有束缚,于是《泰坦尼克号》中身为贵族的Rose爱上的竟然是靠了好运气才赢来船票的Jack。不须是完全真实,真实的只是虚拟出来的某一个面——武侠小说很好地诠释了这种虚构性,你可以指责“小李飞刀,例不虚发”,“杀人不见血,见下一点红”是无稽之谈,却也不能否定他们引人人胜,而且这种虚构出来的极端的行止,让人们瞬间揪住了生活的某条脉络。
需注意的是,如果“极端”的只有一面,人物便成了“扁平型”。要塑造多面的圆形人物,需要塑造多面的极端,展示其形象深处的多对矛盾。如廉颇固然是刚猛武夫,却也能虚心悔过负荆请罪,统一于他的勇毅;江湖侠客们往往放浪形骸洒脱不羁,却又最为痴情,也统一于他们的真性情中。“极端”与“全面”并不冲突,人是关系的“总和”而不仅仅是某一种关系。
二、运用“变数”
有了奇人,还要有奇事,故事的传奇在于内中包含的人所难料的诸多变数。平淡的生活难以留给人们深刻印象,能让人们津津乐道的是奇闻逸事,能给人们惊喜的是柳暗花明,能让人们痛苦的是虎落平阳英雄末路——处于这些关头的人会清晰地感觉到自己的神经细胞在剧烈地跳动,不同寻常的变动让他们自觉地思考着面对人生,生活也唯有在这时才会赋予我们更有意义的东西。
文艺作品反映现实,但不是要严谨地记录一针一线,艺术之所以高于生活就在于它要集中精力体现更加深刻的内涵,于是写好生活的奇变便显得难能可贵。“观众喜欢的是百岁挂帅而不是百岁养老,是十二寡妇征西而不是十二寡妇上坟,是武松打虎而不是武松打狗,是木兰从军而不是木兰出嫁”,事事有变于世俗常情,事事出奇。
文似看山不喜平,要有峰回路转、一波三折,要波澜起伏、张弛相继、抑扬顿挫,这些技巧既可揭示生活又能迎合人心。一目了然的东西不会有太多欣赏的价值,观众期待的是被牵扯、被纠结。所以荆轲剌秦王的那一剑绝不是简简单单的一剑,必先有舞阳色变振恐而群臣怪之,而荆轲从容顾笑化解危机,而图穷匕见一击不中,而绕殿追击人莫敢前,而终荆轲为了生擒秦王反被屠戮;所以《白鹿原》里白嘉轩后来引以为豪的是自己娶过七房女人,七个女人七种房事七种死法,读来不亦奇乎;所以很多作品里头的女性往往显得比男人更有气概,而在电影《霸王别姬》里头,最能够坚持心中信念也最勇敢最执着的,不是所有那些粗豪的男儿,而是以男儿身演绎女娇儿的程蝶衣。
文学作品的核心是人物形象的塑造,所以出奇事,最终是为了见真人。每个人都是多对矛盾的统一体,而究竟占主导的是哪一面,也即人物深层的真实面目是什么?往往只有在剧烈的矛盾关头看他何去何从才能确定其本心——所谓“矛盾关头”,也就是奇变顿生、出人意料之处。只有历经变数之后才能最终看清其为人,而这个真实面目与他惯常示人的必定不尽相同——或者完全相反,如满口仁义道德的谦谦君子原是个奸邪小人;或者特点更鲜明,如荆轲的慷慨坚毅在秦廷之上更得以凸显。把人物放在一个出奇反常的矛盾境地里,便成了打破、超越其表面而深入其内里的前提和手段。
“悬念”是故意暂时掩盖事情真相的手段,只展示奇怪之处而不马上给出原因,于是能引起读者好奇心。有了悬念,便有了揭开事情真相,且为之而品读、而追索的必要。制造悬念的手法大体可分两种:
一是制造逼势,在前文先多方明示或暗示后文有某个值得期待的事件将要发生,然后围绕着它去烘托、蓄势,从而让读者充满期待,想知道后面会怎样,待到那个事件点终于到来形成高潮。短篇小说尤重此道,典型的代表是欧·亨利的作品,总是在结尾处才让人恍然大悟、豁然开朗,不禁拍案称奇。长篇小说则要将真相大白的过程拉长,如《陆小凤传奇》第三卷《决战前后》写西门吹雪和叶孤城两大绝世剑客在紫禁之巅的决斗,然而一路只从多个角度写这场决斗波及的纷繁复杂的世情,让人捏一把汗,不知决斗能否顺利进行、结果究竟如何?待到末回才让他俩正面比拼,终乃水落石出。又比如,《天龙八部》里,从小由汉人抚养长大的乔峰竟然是宋国的死对头契丹国的后代,而且宋人毁了他的家庭,那么他该何去何从?等到这个问题有了答案,故事也就差不多了。
二是先透露事情的奇怪结果,引逗起读者的兴趣,后回过头补足缘由始末。比如,《红楼梦》的记叙是从那块记载着“满纸荒唐言”的顽石开始的,不单如此,还要借机让贾宝玉“游幻境指迷十二钗,饮仙醪曲演红楼梦”,要想知道故事是如何走到那一步,只能听后面分解。《泰坦尼克号》先让你看到的是海底的破船,先提醒你这是个悲剧,后面你无论看到了多美好的事情都切莫高兴得太早,整个故事是讲述出来的一段回忆。有别于第一种手法,这是让读者想知道为什么会这样。这个浅显的道理恰好是侦探小说的核心秘诀。
每一部完整的作品都是一个大的悬念,最终要揭露一个最大的真相;而每一个大的悬念又由无数小悬念的制造和揭晓来构成,大真相的揭示要历经多个小悬念的传递——读者的阅读过程无不行走在悬念之中。
需明确的是,“奇”只是相对常规逻辑而言的一种反常规的逻辑方式,并不是不守逻辑;是不据常理,但不是不在理。“传奇”可以揭开生活的面纱,把那些不易为人发掘的东西呈现出来,快捷有效地引领观众进入审美境界、有所感悟,于是它始终要遵循人心的审美品位,从而达到一种因奇而妙的效果。
传奇的方式有多种,它们在共同目的的支使下所达到的效果又不一而足。下面浅谈三种常见的传奇手法。
一、“极端化”的人物塑造
人物形象鲜明是优秀的文艺作品的一个基本要求。人们探索内在的人与外在世界的关系,“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这种关系在人物形象的生存状态中得到直接展示。
形象要鲜明,关键在于个性突出,个性是在共性之中区别于其他所有个体的所在,它造成了不同的人处理自己和世界的关系的不同方式,如能夸大这种“区别”和“不同”以至于“极端”,形象便得到凸显。——当然,凸显的仅仅是某一种关系而不是关系的总和,也即某一端某个片面。恰好是这种极端和片面,使读者能够强烈地感受到某某人是个怎样的人、他有怎样的个性。那么拥有这种个性的人如何面对这个世界、会发生什么故事呢?读者于是在这个过程中清晰地看到了各种类型的人物的生存状态,满足了探索生活的需求。
经典文学和市场文学的不同之处在于前者更深入人心、后者更惹入耳目,相同之处是它们都需要让人喜欢读,虽价值有别,手法却可谓殊途同归。只看其人物形象的塑造上,个性特点必定鲜明、极端。先看经典:喜欢混迹滋粉花丛的多情的男儿比比皆是,但看到男儿便觉污臭看到女儿便觉清爽,并断言但凡男儿都是泥做的、但凡女儿都是水做的人,却只数《红楼梦》的贾宝玉一个。多愁善感原是女子通性,但敏感到“闻落花而泣”以至于要扛着锄头去葬花甚至想要“随花飞到天尽头”的,也唯有林黛玉能当之。人们喜欢说曹操、论关羽、道孔明,不在于“奸”、“义”、“智”,而在于奸绝、义绝、智绝的三个“绝”字。
再看市场大众化的文艺作品:人们渴望爱情可以突破阶级超越所有束缚,于是《泰坦尼克号》中身为贵族的Rose爱上的竟然是靠了好运气才赢来船票的Jack。不须是完全真实,真实的只是虚拟出来的某一个面——武侠小说很好地诠释了这种虚构性,你可以指责“小李飞刀,例不虚发”,“杀人不见血,见下一点红”是无稽之谈,却也不能否定他们引人人胜,而且这种虚构出来的极端的行止,让人们瞬间揪住了生活的某条脉络。
需注意的是,如果“极端”的只有一面,人物便成了“扁平型”。要塑造多面的圆形人物,需要塑造多面的极端,展示其形象深处的多对矛盾。如廉颇固然是刚猛武夫,却也能虚心悔过负荆请罪,统一于他的勇毅;江湖侠客们往往放浪形骸洒脱不羁,却又最为痴情,也统一于他们的真性情中。“极端”与“全面”并不冲突,人是关系的“总和”而不仅仅是某一种关系。
二、运用“变数”
有了奇人,还要有奇事,故事的传奇在于内中包含的人所难料的诸多变数。平淡的生活难以留给人们深刻印象,能让人们津津乐道的是奇闻逸事,能给人们惊喜的是柳暗花明,能让人们痛苦的是虎落平阳英雄末路——处于这些关头的人会清晰地感觉到自己的神经细胞在剧烈地跳动,不同寻常的变动让他们自觉地思考着面对人生,生活也唯有在这时才会赋予我们更有意义的东西。
文艺作品反映现实,但不是要严谨地记录一针一线,艺术之所以高于生活就在于它要集中精力体现更加深刻的内涵,于是写好生活的奇变便显得难能可贵。“观众喜欢的是百岁挂帅而不是百岁养老,是十二寡妇征西而不是十二寡妇上坟,是武松打虎而不是武松打狗,是木兰从军而不是木兰出嫁”,事事有变于世俗常情,事事出奇。
文似看山不喜平,要有峰回路转、一波三折,要波澜起伏、张弛相继、抑扬顿挫,这些技巧既可揭示生活又能迎合人心。一目了然的东西不会有太多欣赏的价值,观众期待的是被牵扯、被纠结。所以荆轲剌秦王的那一剑绝不是简简单单的一剑,必先有舞阳色变振恐而群臣怪之,而荆轲从容顾笑化解危机,而图穷匕见一击不中,而绕殿追击人莫敢前,而终荆轲为了生擒秦王反被屠戮;所以《白鹿原》里白嘉轩后来引以为豪的是自己娶过七房女人,七个女人七种房事七种死法,读来不亦奇乎;所以很多作品里头的女性往往显得比男人更有气概,而在电影《霸王别姬》里头,最能够坚持心中信念也最勇敢最执着的,不是所有那些粗豪的男儿,而是以男儿身演绎女娇儿的程蝶衣。
文学作品的核心是人物形象的塑造,所以出奇事,最终是为了见真人。每个人都是多对矛盾的统一体,而究竟占主导的是哪一面,也即人物深层的真实面目是什么?往往只有在剧烈的矛盾关头看他何去何从才能确定其本心——所谓“矛盾关头”,也就是奇变顿生、出人意料之处。只有历经变数之后才能最终看清其为人,而这个真实面目与他惯常示人的必定不尽相同——或者完全相反,如满口仁义道德的谦谦君子原是个奸邪小人;或者特点更鲜明,如荆轲的慷慨坚毅在秦廷之上更得以凸显。把人物放在一个出奇反常的矛盾境地里,便成了打破、超越其表面而深入其内里的前提和手段。
“悬念”是故意暂时掩盖事情真相的手段,只展示奇怪之处而不马上给出原因,于是能引起读者好奇心。有了悬念,便有了揭开事情真相,且为之而品读、而追索的必要。制造悬念的手法大体可分两种:
一是制造逼势,在前文先多方明示或暗示后文有某个值得期待的事件将要发生,然后围绕着它去烘托、蓄势,从而让读者充满期待,想知道后面会怎样,待到那个事件点终于到来形成高潮。短篇小说尤重此道,典型的代表是欧·亨利的作品,总是在结尾处才让人恍然大悟、豁然开朗,不禁拍案称奇。长篇小说则要将真相大白的过程拉长,如《陆小凤传奇》第三卷《决战前后》写西门吹雪和叶孤城两大绝世剑客在紫禁之巅的决斗,然而一路只从多个角度写这场决斗波及的纷繁复杂的世情,让人捏一把汗,不知决斗能否顺利进行、结果究竟如何?待到末回才让他俩正面比拼,终乃水落石出。又比如,《天龙八部》里,从小由汉人抚养长大的乔峰竟然是宋国的死对头契丹国的后代,而且宋人毁了他的家庭,那么他该何去何从?等到这个问题有了答案,故事也就差不多了。
二是先透露事情的奇怪结果,引逗起读者的兴趣,后回过头补足缘由始末。比如,《红楼梦》的记叙是从那块记载着“满纸荒唐言”的顽石开始的,不单如此,还要借机让贾宝玉“游幻境指迷十二钗,饮仙醪曲演红楼梦”,要想知道故事是如何走到那一步,只能听后面分解。《泰坦尼克号》先让你看到的是海底的破船,先提醒你这是个悲剧,后面你无论看到了多美好的事情都切莫高兴得太早,整个故事是讲述出来的一段回忆。有别于第一种手法,这是让读者想知道为什么会这样。这个浅显的道理恰好是侦探小说的核心秘诀。
每一部完整的作品都是一个大的悬念,最终要揭露一个最大的真相;而每一个大的悬念又由无数小悬念的制造和揭晓来构成,大真相的揭示要历经多个小悬念的传递——读者的阅读过程无不行走在悬念之中。
需明确的是,“奇”只是相对常规逻辑而言的一种反常规的逻辑方式,并不是不守逻辑;是不据常理,但不是不在理。“传奇”可以揭开生活的面纱,把那些不易为人发掘的东西呈现出来,快捷有效地引领观众进入审美境界、有所感悟,于是它始终要遵循人心的审美品位,从而达到一种因奇而妙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