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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唐代经济繁荣，政治稳定，各民族间交流频繁。整个时代呈现出一种开放的景象，兼之更出现了一位女皇，女性社会地位和社会活动的变化值得研究。唐代女性活动突破了家庭的界限，更多地进入到城市公共空间——城市街区，公共风景区和寺观园林当中。本文选取长安城的公共风景区为例，通过唐诗词、传奇、墓志等对长安女性公共空间游憩活动进行研究，发现其活动特征和空间偏好。
关键词：唐代;女性;公共空间;游憩活动
曲江池为中心的曲江风景区是唐长安城中的公共园林风景区，对于唐朝人而言，曲江“蜀若轮蹄福辕，贵贱雷同，有以见西都之盛“[1]，认为在公共风景区中出现的不分等级同游的现象是国家强盛，社会稳定，国泰民安的重要体现，是都市市民精神文化丰富的体现，也是社会进步的体现。所以，本文选择唐代公共风景区作为女性园林活动的研究对象进行探索研究。
1.研究背景
唐代白居易提出“中隐”说法，官僚和知识分子纷纷营造士流园林;寺观为了招纳香客，迎合游玩的社会习俗建制了寺观园林而拥有公共园林的特征;曲江池，昆明池，乐游原等结合水、原等的公共园林也成为重要的公共游览地，可以说唐代形成了以公共风景区、公共园林和寺观园林为主的公共园林体系，而唐代的园林活动也因空间的开放性得以发生在各阶层市民之中。
唐朝女性教育普及，女子受教育程度高，思想文化活跃，受一些北方民族的影响，思想观念开放，生活出现“胡化”特征。唐代上层妇女很少受封建礼教的束缚，公主单独开府，再嫁等情况十分常见，官僚妇女也捍卫自己权力甚至不惧皇权。上层社会妇女的行为深刻影响社会中下层妇女的生活态度从而造成整个唐朝社会女性意识的觉醒和发展，为唐代女性广泛参与社会活动提供了条件。其中，不乏女子参与经商活动，经营旅店、酒店、茶楼的女性店主则非常普遍，除内部原因之外，唐代自上而下的郊游习惯也带动社会成为一种风尚，文人漫游，僧侣释游，道人仙游都蓬勃发展开来，这些形式的游玩也对妇女游玩及园林活动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2.唐代女性园林活动类型和空间需求
2.1 贵族妇女
参考唐代众多诗文，可以发现唐代女子出游的现象十分普遍，女子作为观赏者的同时又是被观赏者，在诗文中出现的频率十分高。贵族妇女的出游方式常为“伴游”，她们衣着华贵，常有侍女相随，且或多或少在游览中带有炫耀的心理态度。诗句“绮陌香车似水流”[2]“日照香尘逐马蹄”[3]、“士女车骑，充溢山川”[4]等描写了贵族妇女出游的画面，可见，诗句中“车马”作为重要的元素既可以作为炫耀财富的一种手段，又可以遮挡女性，保证游玩过程中的私密性。
唐代贵族妇女以游玩活动作为一种交友渠道和炫耀手段，同时在公共空间的游憩活动中追求私密性，在选择曲江、乐游原等公共风景区资源的同时，通常以设帐幔的形式隔绝出活动空间。
2.2 普通妇女
唐代社会中低阶层的普通妇女依据在公共园林内的活动类型可分为年轻女子与作为商人的妇女之分。对于年轻女子来说，风景区高度的公共性为女子与男性的交往提供了便利，满足了年轻女子的交往需求。如曲江兰花小摊中互动的男女游玩者、相逢于杏花之下的诗人与女郎、正月十五相伴在郊外游玩的男女，表明男女在公共风景区空间中交往的频繁。可以推测年轻男女偏好风景优美且热闹的场所，可以为男女之间交流提供更多的可能性。
唐代女子经商者众多，上文已有提及。在公共风景区游览活动如此活跃的情况下，定然还有商业活动的存在。而女性则是风景区商业活动的重要部分。热闹的游览活动催生了商业活动，可以推测商业活动的空间偏好与现在类似，为风景优美，人流密集的地方，如曲江畔等，同时兼顾商业资源获得的方便快捷。
在唐人的描写中，城中曲江池风景区所出现的女性形象往往会比较拘束，而在城郊活动的女性则相对顾忌较少，这与二者的地理位置和空间性质有很大的关系。可见女子活动与空间氛围关系很大，人少的地方更容易释放天性。
2.3 女冠与妓
唐代女冠的社会地位特殊且组成复杂，入道的女性来自社会的各个阶层，有贫家女子、年老的宫女、色衰的妓女，也有相当多的公主、殡妃、贵族姬妾等。因为上层统治者的惠顾，尊道重道的意识形态保护了修道的女性，使她们得以脱离原来被男性控制和掌握的阶层，不再受礼法的约束，得以独立自由地与异性交往和冶游。唐代有名的女冠如李冶、鱼玄机、薛涛等，社会地位很高，“风流之士，争修饰以求押，或载酒诣之者，必鸣琴赋诗，间以谑浪，懵学辈自视缺然”。唐朝的妓从小经过专门训练，能歌善舞，许多人通晓文墨，能诗擅画，但与女冠不同，妓在社会地位上仍附属于男子，大多随男子进行社会活动，也并没有自由可言。
女冠与妓虽然在身份和社会地位上有所区别，但在园林的游览和使用上都与士流阶层产生直接联系。女冠结交士流阶层或自身活动作为士流阶层的一个部分，和与攀附士流阶层谋生的妓在园林空间使用上有很大的交叠。士流士流在游憩活动种除选择私家园林外，同样以公共风景区作为游览的主要空间。
3.结论
唐代妇女旅游的主体主要是由皇宫贵族、官僚士大夫、豪强等的家庭成员，以及宗教信徒比丘尼、女冠、商人及从事文化娱乐业的女性，生活在社会下层的劳动妇女还不是唐代妇女旅游群体中的组成部分。
在公共风景区空间之中，男子是空间活动的主导者，是出游活动、宴游活动的主体和中心，女性在其中大多是以跟隨、依附的形象出现。但社会风气的开化已促使更多种，更开放的女性形象出现，可以看作是女性社会权力的进步。
唐朝女性力量虽作为商业的一部分，却不能依自身力量改变公共空间环境。但是风景区内商业空间的开发和利用增加了景观空间的多样性和丰富性。
总体来说，唐代女性在公共风景区的游览活动上虽然有所放开，但仍无法逃脱受制于男性统治的社会地位。
参考文献
[1]董浩等编：《全唐文》卷770《曲江池賦》，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8027页
[2]《全唐诗》卷586《及第后宴曲江》
[3]《全唐译》卷669《曲江》
[4]《全唐文》卷261《谢赐游曲江宴表》
关键词：唐代;女性;公共空间;游憩活动
曲江池为中心的曲江风景区是唐长安城中的公共园林风景区，对于唐朝人而言，曲江“蜀若轮蹄福辕，贵贱雷同，有以见西都之盛“[1]，认为在公共风景区中出现的不分等级同游的现象是国家强盛，社会稳定，国泰民安的重要体现，是都市市民精神文化丰富的体现，也是社会进步的体现。所以，本文选择唐代公共风景区作为女性园林活动的研究对象进行探索研究。
1.研究背景
唐代白居易提出“中隐”说法，官僚和知识分子纷纷营造士流园林;寺观为了招纳香客，迎合游玩的社会习俗建制了寺观园林而拥有公共园林的特征;曲江池，昆明池，乐游原等结合水、原等的公共园林也成为重要的公共游览地，可以说唐代形成了以公共风景区、公共园林和寺观园林为主的公共园林体系，而唐代的园林活动也因空间的开放性得以发生在各阶层市民之中。
唐朝女性教育普及，女子受教育程度高，思想文化活跃，受一些北方民族的影响，思想观念开放，生活出现“胡化”特征。唐代上层妇女很少受封建礼教的束缚，公主单独开府，再嫁等情况十分常见，官僚妇女也捍卫自己权力甚至不惧皇权。上层社会妇女的行为深刻影响社会中下层妇女的生活态度从而造成整个唐朝社会女性意识的觉醒和发展，为唐代女性广泛参与社会活动提供了条件。其中，不乏女子参与经商活动，经营旅店、酒店、茶楼的女性店主则非常普遍，除内部原因之外，唐代自上而下的郊游习惯也带动社会成为一种风尚，文人漫游，僧侣释游，道人仙游都蓬勃发展开来，这些形式的游玩也对妇女游玩及园林活动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2.唐代女性园林活动类型和空间需求
2.1 贵族妇女
参考唐代众多诗文，可以发现唐代女子出游的现象十分普遍，女子作为观赏者的同时又是被观赏者，在诗文中出现的频率十分高。贵族妇女的出游方式常为“伴游”，她们衣着华贵，常有侍女相随，且或多或少在游览中带有炫耀的心理态度。诗句“绮陌香车似水流”[2]“日照香尘逐马蹄”[3]、“士女车骑，充溢山川”[4]等描写了贵族妇女出游的画面，可见，诗句中“车马”作为重要的元素既可以作为炫耀财富的一种手段，又可以遮挡女性，保证游玩过程中的私密性。
唐代贵族妇女以游玩活动作为一种交友渠道和炫耀手段，同时在公共空间的游憩活动中追求私密性，在选择曲江、乐游原等公共风景区资源的同时，通常以设帐幔的形式隔绝出活动空间。
2.2 普通妇女
唐代社会中低阶层的普通妇女依据在公共园林内的活动类型可分为年轻女子与作为商人的妇女之分。对于年轻女子来说，风景区高度的公共性为女子与男性的交往提供了便利，满足了年轻女子的交往需求。如曲江兰花小摊中互动的男女游玩者、相逢于杏花之下的诗人与女郎、正月十五相伴在郊外游玩的男女，表明男女在公共风景区空间中交往的频繁。可以推测年轻男女偏好风景优美且热闹的场所，可以为男女之间交流提供更多的可能性。
唐代女子经商者众多，上文已有提及。在公共风景区游览活动如此活跃的情况下，定然还有商业活动的存在。而女性则是风景区商业活动的重要部分。热闹的游览活动催生了商业活动，可以推测商业活动的空间偏好与现在类似，为风景优美，人流密集的地方，如曲江畔等，同时兼顾商业资源获得的方便快捷。
在唐人的描写中，城中曲江池风景区所出现的女性形象往往会比较拘束，而在城郊活动的女性则相对顾忌较少，这与二者的地理位置和空间性质有很大的关系。可见女子活动与空间氛围关系很大，人少的地方更容易释放天性。
2.3 女冠与妓
唐代女冠的社会地位特殊且组成复杂，入道的女性来自社会的各个阶层，有贫家女子、年老的宫女、色衰的妓女，也有相当多的公主、殡妃、贵族姬妾等。因为上层统治者的惠顾，尊道重道的意识形态保护了修道的女性，使她们得以脱离原来被男性控制和掌握的阶层，不再受礼法的约束，得以独立自由地与异性交往和冶游。唐代有名的女冠如李冶、鱼玄机、薛涛等，社会地位很高，“风流之士，争修饰以求押，或载酒诣之者，必鸣琴赋诗，间以谑浪，懵学辈自视缺然”。唐朝的妓从小经过专门训练，能歌善舞，许多人通晓文墨，能诗擅画，但与女冠不同，妓在社会地位上仍附属于男子，大多随男子进行社会活动，也并没有自由可言。
女冠与妓虽然在身份和社会地位上有所区别，但在园林的游览和使用上都与士流阶层产生直接联系。女冠结交士流阶层或自身活动作为士流阶层的一个部分，和与攀附士流阶层谋生的妓在园林空间使用上有很大的交叠。士流士流在游憩活动种除选择私家园林外，同样以公共风景区作为游览的主要空间。
3.结论
唐代妇女旅游的主体主要是由皇宫贵族、官僚士大夫、豪强等的家庭成员，以及宗教信徒比丘尼、女冠、商人及从事文化娱乐业的女性，生活在社会下层的劳动妇女还不是唐代妇女旅游群体中的组成部分。
在公共风景区空间之中，男子是空间活动的主导者，是出游活动、宴游活动的主体和中心，女性在其中大多是以跟隨、依附的形象出现。但社会风气的开化已促使更多种，更开放的女性形象出现，可以看作是女性社会权力的进步。
唐朝女性力量虽作为商业的一部分，却不能依自身力量改变公共空间环境。但是风景区内商业空间的开发和利用增加了景观空间的多样性和丰富性。
总体来说，唐代女性在公共风景区的游览活动上虽然有所放开，但仍无法逃脱受制于男性统治的社会地位。
参考文献
[1]董浩等编：《全唐文》卷770《曲江池賦》，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8027页
[2]《全唐诗》卷586《及第后宴曲江》
[3]《全唐译》卷669《曲江》
[4]《全唐文》卷261《谢赐游曲江宴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