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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文化作为人类活动及其成果的体现,是人类社会的普遍现象。文化的积淀形成传统,它是文化的历史性与现实性的聚合。伴随新文化运动,在对传统的反思、否定过程中,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并成为重要的政治力量。中国马克思主义者从现实斗争的需要出发,站在民族的立场上,运用阶级分析法,承续新文化运动,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了新的批判,并在批判中继承,在继承中发展,逐步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融合与创新。中国传统文化的包容性和开放性,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奠定了基础。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发展,也深刻地影响了中国文化,促进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转换。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结合是历史和逻辑的统一,只有在历史中才能认识其必然性,只有在逻辑上才能把握其未来走向。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传统文化;新文化
自从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就成为无法回避的问题。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居于指导地位,而传统文化是我们的精神之源和民族之魂[ ]。正确把握和处理二者之间的关系,不仅是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也是一个重大的现实问题。本文试图从历史与逻辑的视角,探求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之间的关系,以期把握中国文化的未来走向。
一、冲突与对立
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传统支配着我们的生活,我们的祖先曾经认为文化的基本内涵是不变的,我们的任务仅是向圣人学习,所能做的不过是损益性的工作。在近代启蒙运动中,人们才真正意识到传统的存在,渴求创新,表现出冲破传统的欲望。他们把传统与落后、无知、迷信相联系,看作科学和进步的对立物,认为一切都应该放到理性的法庭上审判。启蒙运动所激发的创造和创新精神,成为近代社会进步和发展的力量源泉。当它作为一种文化伴随着西方列强入侵传入中国时,强烈地刺激着中国人的神经,犹如“天崩地裂”之感。尤其文化的命运与民族危亡联系在一起,激起了一批精英知识分子对传统的猛烈批判,形成了新文化运动。新文化运动以进化论为武器,以科学与民主为旗帜,认为“人类文明之进化,新陈代谢,如水之逝,如矢之行,时时相续,时时变易。”[ ]因此,中国“固有之伦理,法律,学术,礼俗,无一非封建制度之遗,持较皙种之所为,以并世之人,而思想差迟,几及千载;尊重廿四朝之历史性,而不作改进之图;则驱吾民于二十世纪之世界以外,纳之奴隶牛马黑暗沟中而已,复何说哉!于此而言保守,诚不知为何项制度文物,可以适用生存于今世。吾宁忍过去国粹之消亡,而不忍现在及将来之民族,不适世界之生存而归消灭也。”[ ]
新文化运动把批判的矛头对准了中国固有的文化传统,尤其是纲常名教,儒学和礼教首当其冲。吴虞说:“孔二先生的礼教讲到极点,就非杀人吃人不成功,真是残酷极了!……我们如今应该明白了!吃人的就是讲礼教的,讲礼教的就是吃人的呀!”[ ]尊孔与反孔,不仅反映了传统与反传统之间的论战,而且被看作保守与进步、民主科学与愚昧落后之间的较量,上升到民族危亡和国家兴衰的高度。
与新文化运动相伴随的,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影响的扩大。19世纪末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但在初期,它的影响力非常小,仅限于一些学者的简单介绍。而在新文化运动中,伴随各种西方社会思潮的涌入,马克思主义在社会上得到迅速传播,尤其是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和五四运动的爆发,使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看到了新的社会力量。毛泽东说:“中国人找到马克思主义,是经过俄国人介绍的……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 ]“一九二〇年冬天,我第一次在政治上把工人们组织起来了,在这项工作中我开始受到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俄国革命历史的影响的指引……到了一九二〇年夏天,在理论上,而且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我已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而且从此我也认为自己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 ]马克思主义是在新文化运动中,作为一种“新文化”被提出的,又是作为“现实的革命力量”而受到重视,它激励了中国知识分子,以马克思主义来投身于现实的政治运动,重塑中国的政治形态。
由此可见,中国马克思主义的产生发展与对传统的反思与否定,是相反相成的。新文化运动反传统文化的立场,为各种西方社会思潮的滋生提供了肥沃的土壤,而俄国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最终促成了中国激进知识分子向马克思主义的转变。因此,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形成初期,无形中造成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之间的对立与冲突。而且,无论是北洋军阀政府,还是1927年叛变革命的国民党政府,都把马克思主义视为洪水猛兽。为了对抗马克思主义,他们都提倡“尊孔读经”,搞文化复古主义,进一步加剧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之间的紧张和对立[ ]。
二、批判与继承
资本以其强大的驱动力,突破了地域、民族、国家的界限,在全世界范围内进行扩张,形成了资本主义、民族主义、马克思主义之间复杂的关系。资本主义与民族主义相结合,促进了新兴资本主义国家的崛起,迅速积聚了大量的物质财富。但是,由于资本的本性,资本主义的发展直接造成了对内的剥削压迫,对外的侵略扩张。由此,在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形成了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工人运动,在落后国家则出现了以民族主义为圭臬的独立运动。其对资本剥削压迫的共同诉求,则在一些落后国家促成了马克思主义和民族主义的结合。中国20世纪初反对西方列强侵略、追求民族独立的社会运动,恰恰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准备了历史条件。五四运动之后,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知识分子结合,成立了中国共产党。以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为标志,新文化运动转变为政治运动,对传统文化的批判成为革命的需要。
中国马克思主义者从现实斗争的需要出发,站在民族的立场上,运用阶级分析法,承接新文化运动余绪,对中国固有的文化传统进行了新的批判。毛泽东说:“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的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 ]笔者认为,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对传统文化的批判与继承,可以区分为以下三种形式。 第一,否定性批判,即从意识形态的立场出发,否定传统文化,主张文化革命,建立新文化。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人物对传统文化的否定态度,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后来的马克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对传统文化中意识形态的内容,采取了彻底否定和批判的态度。他们认为,以儒家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是建立在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基础之上的封建文化,是为历代帝王服务的官方哲学,是地主阶级进行封建统治的工具,因此必须进行彻底的批判。毛泽东在1927年《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认为,“中国历来只是地主有文化,农民没有文化。可是地主的文化是由农民造成的,因为造成地主文化的东西,不是别的,正是从农民身上掠去的血汗。”[ ]他将中国传统社会中的政权、族权、神权和夫权看作“束缚中国人民特别是农民的四条极大的绳索”。当传统文化与其意识形态功能联结在一起的时候,传统文化中的消极因素被放大,一切传统和习俗都被看作消极的、落后的、愚昧的。在“文革”中,由对传统文化的批判而导致对历史文物的焚毁,对传统习俗的破坏,对固有伦常的冲击,都与这种意识形态立场上的彻底否定存在密切关系。
第二,分析性批判,即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系统的研究。这种分析性的批判,始于20世纪30年代关于中国社会性质的大论战。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交流碰撞中,许多学者认识到,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批判,不能停留在宏观的叙事,必须进行深入的分析和研究。在这一研究过程中,多数学者把马克思主义看作先进的、有活力的文化,而中国传统文化则犹如化石一般,是分析和批判的对象,只具有历史的价值。这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人物,就是郭沫若,他先后撰写了《青铜时代》《十批判书》等著作,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对中国古代思想文化,尤其是先秦思想文化进行了系统的分析性批判。正如他在1950年《十批判书》改版后记中说:“我所采取的是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在这个立场上我仿佛抬举了先秦儒家,因而也就有人读了我的书而大为儒家扶轮的,那可不是我的本意。先秦儒家在历史发展中曾经起过进步的作用是事实,但它的作用老早变质,它的时代也老早过去了。这和爬虫的时代一去不复返的一样,我们今天虽然在研究恐龙,珍惜恐龙的骨化石,乃至有时颂扬它的庞大,但有谁会希望恐龙夫子再来作一次生物界的主人呢?”[ ]
第三,继承性批判,即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相结合,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在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发展过程中,中国马克思主义者认识到,马克思主义理论必须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从文化的视角来看,不仅马克思主义者要了解中国国情,认清中国社会的性质,马克思主义也必须与中华民族独特的民族气质、价值观念、心理结构、思维特性相结合。因此,在某种意义上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既是真正的共产党人追求民族独立、寻求国家富强的过程,也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融合的过程。
毛泽东在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过程中,从社会现实问题入手,通过对中国社会的分析,深入到历史层面,逐渐认识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结合的重要性。毛泽东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说:“学习我们的历史遗产,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给以批判的总结,是我们学习的另一个任务。我们这个民族有数千年的历史,有它的特点,有它的许多珍贵品。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隔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 ]在这里,毛泽东承认了传统的价值,肯定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结合的重要性。正如学者所论述,毛泽东思想本身继承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秀思想。如毛泽东的军事思想对中国古代的军事思想多有继承和吸收,大量引用中国古代典故。最具典型意义的是毛泽东把中国革命的实践、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传统哲学思想相结合,写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经典著作《矛盾论》和《实践论》,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
否定性批判、分析性批判、继承性批判,共存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中,反映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在碰撞、交流过程中,逐步达到融合的逻辑进路。
三、融合与创新
美国社会学家希尔斯认为,传统“就其最明显、最基本的意义来看,它的涵义仅只是世代相传的东西,即任何从过去延传至今或相传至今的东西。”[ ]在希尔斯看来,传统可以是物质实体,如建筑物、纪念碑、景物、雕塑、绘画、书籍、工具和机器,也可以是人们对各种事物的信仰、惯例和制度,即“人类所成就的所有精神范型,所有信仰或思维范型,所有已形成的社会关系范型,所有的技术惯例,以及所有的物质制品或自然物质,在延传过程中,都可以成为延传对象,成为传统。”[ ]因此,在这种意义上,传统和广义的文化概念是一致的,只不过它是在传承中显现的文化。它以某种内在的价值观念为基础,外显为具体的行为、实物或范型。它是人类行为、思想和想象的产物,是指向过去的文化创造,并且被代代相传,延续至今。所以,传统是一个社会发展过程中创造的、延续到现在的文化,是历史保持连续性和同一性的根据。文化的发展是历史性的,但文化总是作为共时性的东西展现于人们面前。随着文化的积累和沉淀,在一定的区域和范围内的传承,逐渐形成传统文化,它是文化的历史性与现时性的聚合。否认传统文化的价值,不仅会形成民族虚无主义,也无法凝聚民族力量;而固步自封,盲目排外,拒绝吸收、借鉴外来文化,不仅会使我们的传统文化丧失活力,也无法真正实现文化复兴。
中国传统文化具有包容性和开放性。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争鸣,儒家、道家、墨家、法家等不同的学术流派相互批驳辩难,奠定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格局。汉代以降,儒学独尊,但诸子百家的思想并没有湮没。及至魏晋时期,儒道相融,形成了中国文化的新高峰。其后,佛教作为外来的思想在中国获得广泛的传播和发展,在隋唐时期形成儒、释、道三教并立的格局,佛教思想与中国本土思想融合,形成了中国化的佛教——禅宗。宋明时期,儒学借鉴、吸收佛、道二教思想,构建了自己的本体论和工夫论,促进了儒学的进一步发展。近代以来,儒学丧失了意识形态领域的独尊地位,内忧外患,西方思潮涌入,中国的知识分子在对传统文化批判的过程中,促进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转换。 当代中国文化的发展,应促进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融合。从文化视角来看,马克思主义首先是西方文化传统的延续和发展,它对西方历史文化传统及其面临的问题有着深刻的认识和把握,它吸收了包括德国古典哲学、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法国空想社会主义等当时西方主流的社会思潮和思想学说。这些思想学说不仅是当时西方最先进的思想文化,而且隐含着自古希腊以来的西方历史文化传统。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过程,也是中国人藉此深入了解认识西方文化的过程。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正是在介绍、学习及反思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逐步深入到了西方人的精神世界,了解到西方人的历史传统,认识到近代西方面临的社会问题。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融合至少包含两方面的含义:首先,中国传统文化应当接纳马克思主义,丰富自己的内容,实现自身的现代转换;其次,马克思主义也必须融入中国传统文化,只有这样才能取得民族的形式,获得民族的内容,成为民族的精神。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从一种社会思潮转变为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思想,深刻地影响了中国人的思想观念和知识结构,促进了中国传统文化向现代的转换。有学者认为,中国文化体系的基本形成,至少在话语体系、哲学理念、自然科学和哲学社会科学、思想文化、大众文化等五个方面受到马克思主义的影响[ ]。不仅如此,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发展,与中国社会实际相结合,也形成了新的文化传统,在器物层面上有革命烈士纪念碑、纪念馆、故居、革命圣地等,在制度层面上有民主集中制、人民代表大会制、统一战线、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等,在思想层面上有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等。这些都深刻地影响了现代中国人的生活,中国文化已经被深深地烙上红色印记。因此,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融合与创新,不仅具有可能性,而且具有必然性。
回顾历史,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发展的过程中,遭遇中国传统文化,大体经历了三个历史阶段:第一个阶段,伴随新文化运动,在对传统批判、否定的过程中,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并成为重要的政治力量。第二阶段,中国共产党和当时的知识分子,在运用马克思主义分析中国社会现实的过程中,逐渐深入到社会历史文化层面,认识到中国传统文化的独特价值,一方面以马克思主义为方法论,重新审视中国传统文化;另一方面,自觉地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开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程。第三阶段,随着冷战的结束,文明冲突与意识形态斗争相互交织,中国文化建设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开始回归传统,重塑民族精神和价值观。因此,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结合是历史和逻辑的统一,只有在历史中才能认识其必然性,只有在逻辑上才能把握其未来走向。
The history and logic of Marxism and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Zhang Lian-wei
( Schoo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Beijing Forestry University,Beijing,100083,China)
Abstract:In human society culture is a common phenomenon as the embodiment of human activities and achievements. The accumulation of culture forms the tradition, and it is the polymerization of the history and reality of culture. Marxism spread in China accompanied with the process of negation and reflection of tradition in New Culture Movement, which becoming important political power. Chinese Marx criticism the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by starting from the needs of the reality struggle, standing in the position of our nation, using the method of class analysis, inheriting the New Culture Movement, and inheriting in the criticism, developing in inheritance, gradually realize the integration and innovation of Marxism and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The tolerance and openness of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is the base of the Adapting Marxism to Chinese conditions. And the spread of the development of Marxism in China bring profound influence to Chinese culture, and promoting the modern transformation of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The combination of Marxism and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is the unification of history and logic. Only in the history can we recognize it’s necessity and only in the logic can we grasp it’s future trend.
Key word:Marxism; Traditional culture; New culture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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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 杨金海.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华文化复兴[J].贵州社会科学,2010(1).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传统文化;新文化
自从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就成为无法回避的问题。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居于指导地位,而传统文化是我们的精神之源和民族之魂[ ]。正确把握和处理二者之间的关系,不仅是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也是一个重大的现实问题。本文试图从历史与逻辑的视角,探求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之间的关系,以期把握中国文化的未来走向。
一、冲突与对立
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传统支配着我们的生活,我们的祖先曾经认为文化的基本内涵是不变的,我们的任务仅是向圣人学习,所能做的不过是损益性的工作。在近代启蒙运动中,人们才真正意识到传统的存在,渴求创新,表现出冲破传统的欲望。他们把传统与落后、无知、迷信相联系,看作科学和进步的对立物,认为一切都应该放到理性的法庭上审判。启蒙运动所激发的创造和创新精神,成为近代社会进步和发展的力量源泉。当它作为一种文化伴随着西方列强入侵传入中国时,强烈地刺激着中国人的神经,犹如“天崩地裂”之感。尤其文化的命运与民族危亡联系在一起,激起了一批精英知识分子对传统的猛烈批判,形成了新文化运动。新文化运动以进化论为武器,以科学与民主为旗帜,认为“人类文明之进化,新陈代谢,如水之逝,如矢之行,时时相续,时时变易。”[ ]因此,中国“固有之伦理,法律,学术,礼俗,无一非封建制度之遗,持较皙种之所为,以并世之人,而思想差迟,几及千载;尊重廿四朝之历史性,而不作改进之图;则驱吾民于二十世纪之世界以外,纳之奴隶牛马黑暗沟中而已,复何说哉!于此而言保守,诚不知为何项制度文物,可以适用生存于今世。吾宁忍过去国粹之消亡,而不忍现在及将来之民族,不适世界之生存而归消灭也。”[ ]
新文化运动把批判的矛头对准了中国固有的文化传统,尤其是纲常名教,儒学和礼教首当其冲。吴虞说:“孔二先生的礼教讲到极点,就非杀人吃人不成功,真是残酷极了!……我们如今应该明白了!吃人的就是讲礼教的,讲礼教的就是吃人的呀!”[ ]尊孔与反孔,不仅反映了传统与反传统之间的论战,而且被看作保守与进步、民主科学与愚昧落后之间的较量,上升到民族危亡和国家兴衰的高度。
与新文化运动相伴随的,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影响的扩大。19世纪末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但在初期,它的影响力非常小,仅限于一些学者的简单介绍。而在新文化运动中,伴随各种西方社会思潮的涌入,马克思主义在社会上得到迅速传播,尤其是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和五四运动的爆发,使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看到了新的社会力量。毛泽东说:“中国人找到马克思主义,是经过俄国人介绍的……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 ]“一九二〇年冬天,我第一次在政治上把工人们组织起来了,在这项工作中我开始受到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俄国革命历史的影响的指引……到了一九二〇年夏天,在理论上,而且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我已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而且从此我也认为自己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 ]马克思主义是在新文化运动中,作为一种“新文化”被提出的,又是作为“现实的革命力量”而受到重视,它激励了中国知识分子,以马克思主义来投身于现实的政治运动,重塑中国的政治形态。
由此可见,中国马克思主义的产生发展与对传统的反思与否定,是相反相成的。新文化运动反传统文化的立场,为各种西方社会思潮的滋生提供了肥沃的土壤,而俄国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最终促成了中国激进知识分子向马克思主义的转变。因此,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形成初期,无形中造成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之间的对立与冲突。而且,无论是北洋军阀政府,还是1927年叛变革命的国民党政府,都把马克思主义视为洪水猛兽。为了对抗马克思主义,他们都提倡“尊孔读经”,搞文化复古主义,进一步加剧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之间的紧张和对立[ ]。
二、批判与继承
资本以其强大的驱动力,突破了地域、民族、国家的界限,在全世界范围内进行扩张,形成了资本主义、民族主义、马克思主义之间复杂的关系。资本主义与民族主义相结合,促进了新兴资本主义国家的崛起,迅速积聚了大量的物质财富。但是,由于资本的本性,资本主义的发展直接造成了对内的剥削压迫,对外的侵略扩张。由此,在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形成了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工人运动,在落后国家则出现了以民族主义为圭臬的独立运动。其对资本剥削压迫的共同诉求,则在一些落后国家促成了马克思主义和民族主义的结合。中国20世纪初反对西方列强侵略、追求民族独立的社会运动,恰恰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准备了历史条件。五四运动之后,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知识分子结合,成立了中国共产党。以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为标志,新文化运动转变为政治运动,对传统文化的批判成为革命的需要。
中国马克思主义者从现实斗争的需要出发,站在民族的立场上,运用阶级分析法,承接新文化运动余绪,对中国固有的文化传统进行了新的批判。毛泽东说:“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的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 ]笔者认为,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对传统文化的批判与继承,可以区分为以下三种形式。 第一,否定性批判,即从意识形态的立场出发,否定传统文化,主张文化革命,建立新文化。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人物对传统文化的否定态度,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后来的马克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对传统文化中意识形态的内容,采取了彻底否定和批判的态度。他们认为,以儒家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是建立在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基础之上的封建文化,是为历代帝王服务的官方哲学,是地主阶级进行封建统治的工具,因此必须进行彻底的批判。毛泽东在1927年《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认为,“中国历来只是地主有文化,农民没有文化。可是地主的文化是由农民造成的,因为造成地主文化的东西,不是别的,正是从农民身上掠去的血汗。”[ ]他将中国传统社会中的政权、族权、神权和夫权看作“束缚中国人民特别是农民的四条极大的绳索”。当传统文化与其意识形态功能联结在一起的时候,传统文化中的消极因素被放大,一切传统和习俗都被看作消极的、落后的、愚昧的。在“文革”中,由对传统文化的批判而导致对历史文物的焚毁,对传统习俗的破坏,对固有伦常的冲击,都与这种意识形态立场上的彻底否定存在密切关系。
第二,分析性批判,即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系统的研究。这种分析性的批判,始于20世纪30年代关于中国社会性质的大论战。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交流碰撞中,许多学者认识到,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批判,不能停留在宏观的叙事,必须进行深入的分析和研究。在这一研究过程中,多数学者把马克思主义看作先进的、有活力的文化,而中国传统文化则犹如化石一般,是分析和批判的对象,只具有历史的价值。这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人物,就是郭沫若,他先后撰写了《青铜时代》《十批判书》等著作,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对中国古代思想文化,尤其是先秦思想文化进行了系统的分析性批判。正如他在1950年《十批判书》改版后记中说:“我所采取的是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在这个立场上我仿佛抬举了先秦儒家,因而也就有人读了我的书而大为儒家扶轮的,那可不是我的本意。先秦儒家在历史发展中曾经起过进步的作用是事实,但它的作用老早变质,它的时代也老早过去了。这和爬虫的时代一去不复返的一样,我们今天虽然在研究恐龙,珍惜恐龙的骨化石,乃至有时颂扬它的庞大,但有谁会希望恐龙夫子再来作一次生物界的主人呢?”[ ]
第三,继承性批判,即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相结合,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在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发展过程中,中国马克思主义者认识到,马克思主义理论必须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从文化的视角来看,不仅马克思主义者要了解中国国情,认清中国社会的性质,马克思主义也必须与中华民族独特的民族气质、价值观念、心理结构、思维特性相结合。因此,在某种意义上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既是真正的共产党人追求民族独立、寻求国家富强的过程,也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融合的过程。
毛泽东在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过程中,从社会现实问题入手,通过对中国社会的分析,深入到历史层面,逐渐认识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结合的重要性。毛泽东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说:“学习我们的历史遗产,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给以批判的总结,是我们学习的另一个任务。我们这个民族有数千年的历史,有它的特点,有它的许多珍贵品。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隔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 ]在这里,毛泽东承认了传统的价值,肯定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结合的重要性。正如学者所论述,毛泽东思想本身继承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秀思想。如毛泽东的军事思想对中国古代的军事思想多有继承和吸收,大量引用中国古代典故。最具典型意义的是毛泽东把中国革命的实践、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传统哲学思想相结合,写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经典著作《矛盾论》和《实践论》,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
否定性批判、分析性批判、继承性批判,共存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中,反映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在碰撞、交流过程中,逐步达到融合的逻辑进路。
三、融合与创新
美国社会学家希尔斯认为,传统“就其最明显、最基本的意义来看,它的涵义仅只是世代相传的东西,即任何从过去延传至今或相传至今的东西。”[ ]在希尔斯看来,传统可以是物质实体,如建筑物、纪念碑、景物、雕塑、绘画、书籍、工具和机器,也可以是人们对各种事物的信仰、惯例和制度,即“人类所成就的所有精神范型,所有信仰或思维范型,所有已形成的社会关系范型,所有的技术惯例,以及所有的物质制品或自然物质,在延传过程中,都可以成为延传对象,成为传统。”[ ]因此,在这种意义上,传统和广义的文化概念是一致的,只不过它是在传承中显现的文化。它以某种内在的价值观念为基础,外显为具体的行为、实物或范型。它是人类行为、思想和想象的产物,是指向过去的文化创造,并且被代代相传,延续至今。所以,传统是一个社会发展过程中创造的、延续到现在的文化,是历史保持连续性和同一性的根据。文化的发展是历史性的,但文化总是作为共时性的东西展现于人们面前。随着文化的积累和沉淀,在一定的区域和范围内的传承,逐渐形成传统文化,它是文化的历史性与现时性的聚合。否认传统文化的价值,不仅会形成民族虚无主义,也无法凝聚民族力量;而固步自封,盲目排外,拒绝吸收、借鉴外来文化,不仅会使我们的传统文化丧失活力,也无法真正实现文化复兴。
中国传统文化具有包容性和开放性。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争鸣,儒家、道家、墨家、法家等不同的学术流派相互批驳辩难,奠定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格局。汉代以降,儒学独尊,但诸子百家的思想并没有湮没。及至魏晋时期,儒道相融,形成了中国文化的新高峰。其后,佛教作为外来的思想在中国获得广泛的传播和发展,在隋唐时期形成儒、释、道三教并立的格局,佛教思想与中国本土思想融合,形成了中国化的佛教——禅宗。宋明时期,儒学借鉴、吸收佛、道二教思想,构建了自己的本体论和工夫论,促进了儒学的进一步发展。近代以来,儒学丧失了意识形态领域的独尊地位,内忧外患,西方思潮涌入,中国的知识分子在对传统文化批判的过程中,促进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转换。 当代中国文化的发展,应促进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融合。从文化视角来看,马克思主义首先是西方文化传统的延续和发展,它对西方历史文化传统及其面临的问题有着深刻的认识和把握,它吸收了包括德国古典哲学、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法国空想社会主义等当时西方主流的社会思潮和思想学说。这些思想学说不仅是当时西方最先进的思想文化,而且隐含着自古希腊以来的西方历史文化传统。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过程,也是中国人藉此深入了解认识西方文化的过程。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正是在介绍、学习及反思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逐步深入到了西方人的精神世界,了解到西方人的历史传统,认识到近代西方面临的社会问题。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融合至少包含两方面的含义:首先,中国传统文化应当接纳马克思主义,丰富自己的内容,实现自身的现代转换;其次,马克思主义也必须融入中国传统文化,只有这样才能取得民族的形式,获得民族的内容,成为民族的精神。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从一种社会思潮转变为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思想,深刻地影响了中国人的思想观念和知识结构,促进了中国传统文化向现代的转换。有学者认为,中国文化体系的基本形成,至少在话语体系、哲学理念、自然科学和哲学社会科学、思想文化、大众文化等五个方面受到马克思主义的影响[ ]。不仅如此,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发展,与中国社会实际相结合,也形成了新的文化传统,在器物层面上有革命烈士纪念碑、纪念馆、故居、革命圣地等,在制度层面上有民主集中制、人民代表大会制、统一战线、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等,在思想层面上有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等。这些都深刻地影响了现代中国人的生活,中国文化已经被深深地烙上红色印记。因此,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融合与创新,不仅具有可能性,而且具有必然性。
回顾历史,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发展的过程中,遭遇中国传统文化,大体经历了三个历史阶段:第一个阶段,伴随新文化运动,在对传统批判、否定的过程中,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并成为重要的政治力量。第二阶段,中国共产党和当时的知识分子,在运用马克思主义分析中国社会现实的过程中,逐渐深入到社会历史文化层面,认识到中国传统文化的独特价值,一方面以马克思主义为方法论,重新审视中国传统文化;另一方面,自觉地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开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程。第三阶段,随着冷战的结束,文明冲突与意识形态斗争相互交织,中国文化建设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开始回归传统,重塑民族精神和价值观。因此,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结合是历史和逻辑的统一,只有在历史中才能认识其必然性,只有在逻辑上才能把握其未来走向。
The history and logic of Marxism and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Zhang Lian-wei
( Schoo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Beijing Forestry University,Beijing,100083,China)
Abstract:In human society culture is a common phenomenon as the embodiment of human activities and achievements. The accumulation of culture forms the tradition, and it is the polymerization of the history and reality of culture. Marxism spread in China accompanied with the process of negation and reflection of tradition in New Culture Movement, which becoming important political power. Chinese Marx criticism the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by starting from the needs of the reality struggle, standing in the position of our nation, using the method of class analysis, inheriting the New Culture Movement, and inheriting in the criticism, developing in inheritance, gradually realize the integration and innovation of Marxism and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The tolerance and openness of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is the base of the Adapting Marxism to Chinese conditions. And the spread of the development of Marxism in China bring profound influence to Chinese culture, and promoting the modern transformation of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The combination of Marxism and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is the unification of history and logic. Only in the history can we recognize it’s necessity and only in the logic can we grasp it’s future trend.
Key word:Marxism; Traditional culture; New cu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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