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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千多年前，韩愈对“教师”这个词就曾有过非常经典的诠释：“师者，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也”，但我们深知，“老师”的意义绝非这几个字就可以概括。
我们永远不会忘记，您殷切的期望像海上的灯塔，为我们指引方向，让我们的目标更坚定、更高远；您谆谆的教诲如颗颗坚硬的石子，鋪成道路，让我们努力地攀登人生的高峰。
今日，让我们再一次走近您，去拾取那些温暖、深情的回忆……
时至岁末，要我参加的多种社会文化活动突然壅塞在一起，因此我也变得“重要”起来。一位朋友甚至夸张地说，他几乎能从报纸的新闻上排出我最近的日程表。难道真是这样了？我只感到浑身空荡荡、虚飘飘。
实在想不到，在接不完的电话中，生楞楞地插进来一个苍老的声音。待对方报清了名字，我不由自主地握着话筒站起身来：那是我30年前读中学时的语文老师穆尼先生。他在电话中说，30年前的春节，我曾与同班同学曹齐合作，画了一张贺年片送给他。但那张贺年片已在“文革”初抄家时遗失，老人说：“你们能不能补画一张送我，作为我晚年最珍贵的收藏？”老人的声音，诚恳得有点颤抖。
放下电话，我立即断定，这将是我繁忙的岁末活动中最有意义的一件事。
我呆坐在书桌前，脑海中出现了六十年代初欢乐而清苦的中学生活。我们当时才十四五岁吧，一直傻傻地想着感激老师的办法。到放寒假，终于有了主意，全班同学约定在大年初一到所有任课老师家拜年。那时的中学生是买不起贺年片的，只能凑几张白纸自己绘制，然后成群结队地一家家徒步送去。说好了，什么也不能吃老师家的，怯生生地敲开门，慌忙捧上土土的贺年片，嗫嚅地说上几句就走。老师不少，走得浑身冒汗，节日的街道上，一队匆匆的少年朝拜者。
我和曹齐代表全班同学绘制贺年片。曹齐当时就画得比我好，总该是他画得多一点，我负责写字。不管画什么，写什么，也超不出10多岁的中学生的水平。但是，就是那点稚拙的涂画，竟深深地镌刻在一位长者的心扉间，把30年的岁月都刻穿了。
今日的曹齐，已是一位知名的书画家。当他一听到穆尼老师的要求，和我一样，把手上的工作立即停止，选出一张上好宣纸，恭恭敬敬画上一幅贺岁清供，然后迅速送到我的学院。我早已磨好浓浓一砚墨，在画幅上端满满地写上事情的始末，盖上印章，再送去精细裱装。现在，这卷书画已送到穆尼老师手上。
老师，请原谅，我们已经忘记了30年前的笔墨，失落了那番不能复制的纯净，只得用两双中年人的手，卷一卷30年的酸甜苦辣给您。
在您面前，为你执笔，我们头上的一切名号、头衔全都抖落了，只剩下两个赤诚的学生。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才能感悟到某种跨越时空的人间至情。
凭借着这种至情，我才有资格以30年前的中学生的身份对今天的青少年朋友说：记住，你们或许已在创造着某种永恒。你们每天所做的事情中，有一些立即就会后悔，有一些却有穿越几十年的重量。
（选自余秋雨《文化苦旅》）
心香一瓣
尊师是一个永恒的话题。即使当年的学生在几十年后成为名家、名流，这种师生间的真挚情谊也不会改变。在当年的老师面前，“我们头上的一切名号、头衔全都抖落了，只剩下两个赤诚的学生。”这种跨越了30年的厚重且纯真的师生情谊，怎么能不令人感动？
亲爱的同学们，你是否拥有或正在创造一种值得永久珍藏的“能穿越时空”的人间至情呢？
他是个问题学生，不是一般的捣蛋，而是特别捣蛋。因此，每个班主任接手这个班，都对他皱眉不已，找他谈话，让他写保证；甚至，有的让他转班。
但是，一直，他都不改。
他留着长发，耳朵上打着耳钉。一次，校长看见了，让他摘掉，他眼睛一白，道：“这是学生人身自由，学校不能干涉。”校长生气极了，把他交给班主任，希望教育一下他。谁知班主任望望他，只是笑笑，让他进了教室。
这是个新来的班主任，姓汪，头发花白，脸上经常堆满笑。他想，这样的人，能奈他何？
几天后，他把一只蟑螂放在女同桌的文具盒里。同桌哭着去找汪老师，汪老师来了，推推眼镜望望他。他挺着胸站在那儿，已经做好了挨训甚至是反击的准备。他想，你们不是说我是个问题学生吗，我就问题问题让你们看。
可汪老师非但没生气，反而笑了笑说：“坐下吧，我没说让你站起来啊。”他听了，无言地坐下，第一次有点失败的感觉；充分准备了，却没有用出去啊。
他最大的缺点，是爱吹泡泡糖，最后，嚼得没甜味了，“啪”的一声，吐在地上。时间一长，教室地板上粘着一个个泡泡糖皮。
那天，汪老师让彻底打扫卫生，其中一项，就是铲掉地板上的糖皮。任务下发后，大家都争着干，有的扫地，有的抹桌子，有的擦窗子。可是，就是没人愿意铲糖皮。
这时，汪老师笑着说：“没人铲，那我来铲吧。”说完，拿出一把小刀，蹲下身子，用刀刃小心地对着糖皮四边一旋，再一铲，铲下一整块糖皮；接着，又这样一转一铲，铲掉一块糖皮……
他站在那儿，呆呆地望着汪老师，望着他满头花白的头发。
班长忍不住了，忙站出来，准备去接汪老师手里的小刀：“汪老师，我们来吧！”
汪老师不给，仍然笑了笑，望着全班同学说：“这糖皮，不管是谁吐的，总归都是我的学生。‘生不教，师之过’啊，我是班主任，有推脱不了的责任，自己罚自己。以后，如果还有，我还罚自己。”说完，又低下头，小心翼翼地铲着。
他低着头，满脸通红，第一次安静下来。
铲到他面前，他脚前有两块。汪老师抬起头，望着他，仍笑笑说：“让一下好吗，不然，我铲不成。”
他没让，流着泪说：“老师，我……我来铲吧。”
汪老师这次没推辞，笑着捶捶腰，把小刀递给他说：“好吧，铲干净点啊。”
他点点头，蹲下，学着汪老师的样子，小刀在糖皮四边一旋，一铲，一块糖皮掉了；接着，又一旋一铲……他铲得很细致，也很认真。
四周静静的，突然响起了掌声，有同学们的，也有汪老师的。
他仍在铲着，一下又一下。他没抬头，泪水一滴滴滑落在地板上。他走过的地方，地板一片洁净，像水洗过一样。
铲的过程中，别的同学要来代替他，他摇着头，死活不肯。他的心里，是在惩罚自己。
铲完，他站起来，回头望望，心里竟漾出了一种满满的幸福感。
从此以后，校园里一个问题学生不见了，取代而之的，是一个勤奋礼貌的他。他很清楚，那个下午，汪老师用一把小刀铲除了他心中的糖皮。
（作者余显斌，选自《思维与智慧》2013年第10期，有改动
我们永远不会忘记，您殷切的期望像海上的灯塔，为我们指引方向，让我们的目标更坚定、更高远；您谆谆的教诲如颗颗坚硬的石子，鋪成道路，让我们努力地攀登人生的高峰。
今日，让我们再一次走近您，去拾取那些温暖、深情的回忆……
时至岁末，要我参加的多种社会文化活动突然壅塞在一起，因此我也变得“重要”起来。一位朋友甚至夸张地说，他几乎能从报纸的新闻上排出我最近的日程表。难道真是这样了？我只感到浑身空荡荡、虚飘飘。
实在想不到，在接不完的电话中，生楞楞地插进来一个苍老的声音。待对方报清了名字，我不由自主地握着话筒站起身来：那是我30年前读中学时的语文老师穆尼先生。他在电话中说，30年前的春节，我曾与同班同学曹齐合作，画了一张贺年片送给他。但那张贺年片已在“文革”初抄家时遗失，老人说：“你们能不能补画一张送我，作为我晚年最珍贵的收藏？”老人的声音，诚恳得有点颤抖。
放下电话，我立即断定，这将是我繁忙的岁末活动中最有意义的一件事。
我呆坐在书桌前，脑海中出现了六十年代初欢乐而清苦的中学生活。我们当时才十四五岁吧，一直傻傻地想着感激老师的办法。到放寒假，终于有了主意，全班同学约定在大年初一到所有任课老师家拜年。那时的中学生是买不起贺年片的，只能凑几张白纸自己绘制，然后成群结队地一家家徒步送去。说好了，什么也不能吃老师家的，怯生生地敲开门，慌忙捧上土土的贺年片，嗫嚅地说上几句就走。老师不少，走得浑身冒汗，节日的街道上，一队匆匆的少年朝拜者。
我和曹齐代表全班同学绘制贺年片。曹齐当时就画得比我好，总该是他画得多一点，我负责写字。不管画什么，写什么，也超不出10多岁的中学生的水平。但是，就是那点稚拙的涂画，竟深深地镌刻在一位长者的心扉间，把30年的岁月都刻穿了。
今日的曹齐，已是一位知名的书画家。当他一听到穆尼老师的要求，和我一样，把手上的工作立即停止，选出一张上好宣纸，恭恭敬敬画上一幅贺岁清供，然后迅速送到我的学院。我早已磨好浓浓一砚墨，在画幅上端满满地写上事情的始末，盖上印章，再送去精细裱装。现在，这卷书画已送到穆尼老师手上。
老师，请原谅，我们已经忘记了30年前的笔墨，失落了那番不能复制的纯净，只得用两双中年人的手，卷一卷30年的酸甜苦辣给您。
在您面前，为你执笔，我们头上的一切名号、头衔全都抖落了，只剩下两个赤诚的学生。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才能感悟到某种跨越时空的人间至情。
凭借着这种至情，我才有资格以30年前的中学生的身份对今天的青少年朋友说：记住，你们或许已在创造着某种永恒。你们每天所做的事情中，有一些立即就会后悔，有一些却有穿越几十年的重量。
（选自余秋雨《文化苦旅》）
心香一瓣
尊师是一个永恒的话题。即使当年的学生在几十年后成为名家、名流，这种师生间的真挚情谊也不会改变。在当年的老师面前，“我们头上的一切名号、头衔全都抖落了，只剩下两个赤诚的学生。”这种跨越了30年的厚重且纯真的师生情谊，怎么能不令人感动？
亲爱的同学们，你是否拥有或正在创造一种值得永久珍藏的“能穿越时空”的人间至情呢？
他是个问题学生，不是一般的捣蛋，而是特别捣蛋。因此，每个班主任接手这个班，都对他皱眉不已，找他谈话，让他写保证；甚至，有的让他转班。
但是，一直，他都不改。
他留着长发，耳朵上打着耳钉。一次，校长看见了，让他摘掉，他眼睛一白，道：“这是学生人身自由，学校不能干涉。”校长生气极了，把他交给班主任，希望教育一下他。谁知班主任望望他，只是笑笑，让他进了教室。
这是个新来的班主任，姓汪，头发花白，脸上经常堆满笑。他想，这样的人，能奈他何？
几天后，他把一只蟑螂放在女同桌的文具盒里。同桌哭着去找汪老师，汪老师来了，推推眼镜望望他。他挺着胸站在那儿，已经做好了挨训甚至是反击的准备。他想，你们不是说我是个问题学生吗，我就问题问题让你们看。
可汪老师非但没生气，反而笑了笑说：“坐下吧，我没说让你站起来啊。”他听了，无言地坐下，第一次有点失败的感觉；充分准备了，却没有用出去啊。
他最大的缺点，是爱吹泡泡糖，最后，嚼得没甜味了，“啪”的一声，吐在地上。时间一长，教室地板上粘着一个个泡泡糖皮。
那天，汪老师让彻底打扫卫生，其中一项，就是铲掉地板上的糖皮。任务下发后，大家都争着干，有的扫地，有的抹桌子，有的擦窗子。可是，就是没人愿意铲糖皮。
这时，汪老师笑着说：“没人铲，那我来铲吧。”说完，拿出一把小刀，蹲下身子，用刀刃小心地对着糖皮四边一旋，再一铲，铲下一整块糖皮；接着，又这样一转一铲，铲掉一块糖皮……
他站在那儿，呆呆地望着汪老师，望着他满头花白的头发。
班长忍不住了，忙站出来，准备去接汪老师手里的小刀：“汪老师，我们来吧！”
汪老师不给，仍然笑了笑，望着全班同学说：“这糖皮，不管是谁吐的，总归都是我的学生。‘生不教，师之过’啊，我是班主任，有推脱不了的责任，自己罚自己。以后，如果还有，我还罚自己。”说完，又低下头，小心翼翼地铲着。
他低着头，满脸通红，第一次安静下来。
铲到他面前，他脚前有两块。汪老师抬起头，望着他，仍笑笑说：“让一下好吗，不然，我铲不成。”
他没让，流着泪说：“老师，我……我来铲吧。”
汪老师这次没推辞，笑着捶捶腰，把小刀递给他说：“好吧，铲干净点啊。”
他点点头，蹲下，学着汪老师的样子，小刀在糖皮四边一旋，一铲，一块糖皮掉了；接着，又一旋一铲……他铲得很细致，也很认真。
四周静静的，突然响起了掌声，有同学们的，也有汪老师的。
他仍在铲着，一下又一下。他没抬头，泪水一滴滴滑落在地板上。他走过的地方，地板一片洁净，像水洗过一样。
铲的过程中，别的同学要来代替他，他摇着头，死活不肯。他的心里，是在惩罚自己。
铲完，他站起来，回头望望，心里竟漾出了一种满满的幸福感。
从此以后，校园里一个问题学生不见了，取代而之的，是一个勤奋礼貌的他。他很清楚，那个下午，汪老师用一把小刀铲除了他心中的糖皮。
（作者余显斌，选自《思维与智慧》2013年第10期，有改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