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几年前，我第一次在武汉见到车延高时，他是以宣传部长的身份来看望我们一行作家的。
　　他一脸热情的笑，跟每个人都有力地握手。大家都对他也都是一脸机械的客气，淡淡地寒暄。大概他是第一次遇到这么一群拿宣传部长不当大官的人。接下来吃饭喝酒时，大家渐渐觉得这个人好玩起来了，他说话没官腔，对每个作家都很谦逊，并能说出作家的作品。他喝酒耿直，不耍滑。当大家与他说成一片笑成一片时，突然有人说：“老车，你长得挺像周总理耶。”他乘势就站起来学了一段周总理的讲话，那表情、身段、口音、语气还真有周总理的范儿。接着又有人说他还像六小龄童，他听了后和我们一起大笑，并说：猴儿确实不会耍。
　　一场欢笑的酒，他和我们已经很亲近了，我们也彻底不把他当大官，他自己也忘了自己是大官。饭罢，当地人告诉我：车部长写诗，是个诗人。
　　之后，他就把一首小长诗《哦，长江》拿给我看，我看了一遍后，几乎是没说一句好话。然后，我对他说：“多读一些优秀诗人的作品，还要多和优秀诗人在一起，哪怕是聊天喝酒，对写诗都有帮助。”他说：“好，有活动你喊我。”接着我又说：“当下诗人中，你可以先读读王小妮、大解、雷平阳等。”
　　一次我率一个诗人采风团去云南大理的漾濞采风，我问他：来不？他说：去云南？能看到雷平阳吗？我说：雷平阳也去。他说：好。
　　我们从北京坐飞机到昆明，他从武汉坐火车到昆明。我告诉雷平阳：你去火车站接一下车延高。
　　车延高到昆明火车站，从出站口出来雷平阳就接到了他，可他不知道雷平阳长得啥样，他上下打量一遍这个接他的人，自然地把手中的提包交给雷平阳，并问：接我的车呢？雷也不多说，带着他上车，并开车就走。到了住地，他跑过来问我：你怎么找了个农民工来接我，雷平阳人呢？我：接你的就是雷平阳啊！他“啊”了一声，转身就走。我大笑不止。
　　雷平阳那天上身穿着一件几块钱一件的半袖老头衫，下身穿着不过膝盖的短裤，脚蹬一双塑料凉鞋，黑黑黢黢的脸，黑黑黢黢的胳膊腿。不笑时，是个没找到活儿干的农民工；张嘴一笑也是刚吃完一盒方便面的农民工。
　　我估计，车大部长见过这个类型的农民工太多了，这个类型的诗人没见过。当然了，当他知道接他的那个黑黑的壮汉是雷平阳后，立即就跑去和雷平阳说笑去了。
　　晚上吃饭，用餐人多，分成两个房间，我让他到我们这个房间来，他不来，他要和雷平阳、李元胜、朱零等在一起。仅把我和阿来留在了地方领导布置的酒阵里。我是采风团团长，阿来是大名人，我俩是逃不脱的。席间，阿来悄声对我说：这个老车挺可爱，这种场合他不来当领导，愿意和诗人在一起，说明他骨子里是个诗人。
　　诗人们那桌吃喝结束时，我和阿来还在左抵右挡着“酒”攻。我看到他在我们房间门口晃了一下，往屋里看了一眼就走了。他一定在感慨：当领导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啊。
　　我们在漾濞采风，要去一个山谷，缘溪行，河滩遍布石头，他看到石头就像婴儿看到奶头，不跟我们去采风了，他一个人要在河滩上捡石头。大家继续走，他就留在了河滩。他捡了几十块大大小小的石头，又花三百块钱雇了农民的一头毛驴把石头运回住地。晚上雷平阳对他说：在这里，那头驴都不值三百块钱啊！
　　后来他又当了武汉市纪委书记，又获得了鲁迅文学奖，又被迫成为“羊羔体”的创始人。那个时期，我俩曾在一起几次，深聊过几次，那时起他就不喝酒了，开始喝茶。但从那时起，他愉快地认领了“羊羔体”的命名，并写了一组很好的诗，题目就叫《羊羔羔花儿》。
　　他写诗很感性；他捡石头时也很任性；他拿起毛笔就敢写字、画画，很灵性；他每天早晨五点钟起床写作很有韧性。他的一部大散文《醉眼看李白》，就是每天早晨写两小时，半年多写完的。可他是纪委书记，又必须理性。一个在工作中要非常理性的人，大概要付出很大的代价才能成为诗人，而一个诗人要成为一个理性的人，同样要付出巨大的代价。这期间，需要一个人对自己不断地毁掉再生，再毁掉又再生。车延高是怎样完成的毁掉与再生，只有他自己知道了。
　　我想起先人的一句具有真理性的话，叫：见字如面。看看他写的毛笔字，胖胖乎乎，每一个字都像一尊弥勒佛，而字的内部，却是阔大的世界与坚实的骨骼。
　　车延高是谁？宣传部长？纪委书记？特型演员？捡石头的？书法家？画家？诗人？都是！
　　他是一个内心敬畏天地、胸间包容万物的文化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