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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些日子网络上流传着一段视频，我在这里卖个关子，不提视频，而是先说说我的联想。这些联想一点都不深奥，只跟常识有关。
今人都在感叹社会上信用缺失，造假泛滥，社会风气严重败坏，就连大学和研究机构这些学术重镇也在失陷。前些时间，世界最大学术出版机构之一的施普林格（Springer）出版社发表撤稿声明，旗下期刊《肿瘤生物学（Tumor Biology）》宣布撤回107篇发表于2012年至2015年的论文，原因是同行评议造假。107篇论文全部和中国研究机构有关，还创下了正规学术期刊单次撤稿数量之最。
本来，学术造假是个什么性质的事情那都是有定论的，然而事发后围绕该事件引发的言论，倒是叫人很看不懂了。非但看不懂，就连最基本的常识和逻辑都混乱了。归结为一点就是：人要不要讲信用，什么样的人尤其要讲信用。
卖不卖票与信用无关
首先要弄明白，什么样的事情需要信用作保。
每年春节回老家，总要坐一段高铁沪杭线，每次都会听到广播里播放的这样一段消息：为了防止逃票，華东6省市联手建立乘客信用资讯网络，逃票行为一经查实，个人票务信息方面就此留下了污点，查实了3次，就取消此人购买高铁车票的资格。
手段不为不严，但我以为却是用错了地方。
此种信用体系，显然是借鉴了银行的信贷资格考核办法。须知，一笔贷款不论大小，放出去是要担风险的，所以银行对贷款方的信用度是需要严格甄别的，还附加了各种措施，又是担保，又是抵押，这才小心翼翼地把钱放出去。一旦银行方面有疑虑，就会拒绝贷款申请。
而公共交通与乘客的契约关系，则是在车票购买后才建立的，一旦发现某人有逃票行为，按照铁路上的有关法规惩罚就行了，但绝不能就此以后不卖给他车票。这就好比一个刑满释放的曾经的小偷，商场不能拒绝卖东西给他，铁路也不能拒绝卖票给他，但银行可以拒绝贷款给他。
所以，高铁的问题在于把自己当银行了，还以为卖出去的车票就是一张信用卡，卖之前还得考核一下对方的信用度。实际上，车票相当于一张储蓄卡，只要一次性存够一张车票的钱，就能而且只能在高铁站购买相应的服务了。
我以为，除了银行这些注重信用的行业外，有些行业对信用也是很看重的，比如新闻出版行业。
新闻出版是要讲信用的
我早先进的一家报社，总编辑很重视本报新闻的独家性，他在编辑会上一再提到：你的稿子只要是独家的，就算写得不怎么的，我也能帮你改好了;但若是抄袭的，或者是拿一稿多投的东西来糊弄事的，写得再好我也不用。
他多次重申这样一个标准：“自由撰稿人”的稿子一律不用。
我进那家报社的时候，适逢娱乐、时尚、都市新闻类平面媒体蓬勃发展之机，隔三岔五的有报刊新面孔出现在报摊儿上。这时候，作为政治文化的中心，北京成了最大的新闻发源地，那些家大业大的媒体就在北京设记者站，实力弱的就约北京的媒体记者帮着写稿。我那时是跑影视圈，上海、湖北的几家报纸、刊物就找上门要我定期帮他们写一些这方面的稿件。我所在的报纸不是大报，一个萝卜一个坑，采编合一，时间很紧，很少有时间帮其他报刊写东西，所以时间一长人家也就不指着我了。其他北京媒体的编辑记者的情况也大致相同。
所以，北京的“自由撰稿人”就应运而生。
真正的自由撰稿人不隶属于哪家媒体，稿件都由本人采写，视媒体的知名度和稿酬的多少决定投稿方向。他们的稿件都是独家刊发，其他媒体也能转发，但必须征得作者和独家刊发的媒体的同意，而且必须注明转载自哪家媒体，同时付给作者转载稿费。这是一种行之有效的办法，既最大限度地保护了作者的著作权，也体现了独家新闻媒体的利益。北京的“自由撰稿人”却有自己的路数，他们的稿子同时发给好几家甚至是好几十家媒体，有人甚至自诩是“小新华社”，无视新闻底线到了很张狂的程度。
我们的总编辑是记者出身，他对新闻底线很看重。有一次，有人拿了一篇“自由撰稿人”的稿件来，上来就让总编给毙掉了;那人后来把稿子改了一下再往上报，结果稿子毙掉不算，还挨了总编的一顿臭骂。我想，大多数和我一样在那家报纸供职过的记者都会感激那位总编，初入新闻一道就学到了严格的新闻规范和守则，钱可能少挣了点，但个人信用建立起来了，受用终身。
文学创作要不要信用？
文学创作要不要讲信用，本来这点是很清楚的，毋庸置疑的，但随着风气日下，常识性的东西也被混淆了，很多东西突然就变得没有底线、不讲操守了。
比如早些年前的郭敬明剽窃事件就是个很好的例子。本来法庭已经判定郭敬明的某篇作品是剽窃之作，并要其赔付被侵权者一定的经济损失，登报公开道歉以补偿对方的名誉受损。从此事的后续报道来看，郭敬明赔付了钱，但登报道歉与否好多人不知道。而且，在很多公开场合中，郭敬明都是摆出一副悲情英雄的面孔，话语中满满的“烈火见真金”的悲壮，大有为自己翻案之势。
至于小四（郭敬明）的粉丝圈里，则充满了各种胡搅蛮缠：
小四怎么会剽窃？
小四用得着剽窃吗？
小四太有名，招人嫉妒恨了！
小四小四我们爱你！让那些扣屎盆子的人见鬼去吧！
……
在互联网远未普及前，我一直相信：人是有理智的，对事物的判断是有是非标准的，文学是容不得抄袭的，人的脑浆不是糨糊。
但看了网上小四粉丝的胡言乱语，我不禁要作些猜测：有些人的脑浆会不会是糨糊呢？
等到郭敬明加入中国作协的消息坐实后，我就更加彷徨了：难道文学……可以抄袭了？ 有媒体曾经就郭敬明加入作协一事采访过一位文学大佬，该大佬解释说：郭敬明代表了一批年轻作者，他们的观念，他们的创作手法，我们之前是不大见得到的。作协是个包容性很强的地方，要吸纳新鲜血液进来。
该专访没有涉及不久前发生的郭敬明剽窃事件。
姑且不论郭敬明的写作手法有没有新意，去看看更早的日本校园文学就大致能见些端倪，仅就板上钉钉的剽窃可以视而不见，吸收这样的“新鲜血液”所谓何图就费些参详了。大量的医学报道显示，心血管方面的疾病在朝着年轻化方向发展，大量食用垃圾食品、不良的生活习惯以及日益恶化的城市环境，是造成年轻人血液中垃圾增多、频发高血压和心脏病的罪魁祸首。人的生理状况如此，心理变化也不外如是。在传统道德急剧沦丧，垃圾出版物扭曲着人的心灵，伦常底线被一再突破的当今社会，有些年轻人心理无所适从，以权钱为人生奋斗的最高目标，吃不了苦受不得累，遇事好走个捷径，这样的“新鲜血液”被输送进来，会给作协形象带来什么样的影响是可以想象的。不是说人犯了错就不能再用，改了还是好同志。但就小四同学事后一系列的言行来看，根本没有一个正确的态度和认识，急急忙忙就拉其进作协，起码是很不慎重的，会起到什么样的舆论导向也是不言而喻的。
你们家的羊圈扎得不牢
前些日子的论文造假事件，症结出在哪一环？
“论文提交的评审人建议中，使用了评审人的真实姓名，但假冒了其电子邮件地址，这让编辑以为文章发送给了真正的评审人。在我们与真正的评审人进行调查和沟通之后，他们确认并没有对论文做过评审。”施普林格细胞生物学及生物化学编辑总监彼得·巴特勒（Peter Butler）参加了此次的调查，他表示：“同行评审流程是保障科研质量、诚信和可重复性的基石之一。我们撤销这些受到影响的论文，旨在清除不良的科学记录。”
撤稿发生后，中国科协领导约谈Springer Nature大中华区总裁。据科协改革进行时微信公众号4月21日报道，作为中国科技工作者的群众组织，中国科协有关党组领导第一时间会见Springer Nature大中华区总裁安诺杰一行，就撤稿事件进行交流。中国科协称，论文因虚假同行评审问题被撤，应该以适当方式让公众了解撤稿事件中各方主体的责任。中国科协称，作者和“第三方”中介确实存在不可推卸的责任，但2015年撤稿事件发生后，出版集团没有采取积极有效措施防止类似事件发生，出版集团和期刊编辑存在内控机制不完善、审核把关不严格等问题，理应对此承担责任。
科协领导所指的2015年撤稿事件，是那年施普林格出版社撤回来自10个旗下期刊共64篇评议造假的论文，其中包括发表于《肿瘤生物学》的论文。事实上，之后的2016年12月，《肿瘤生物学》又进行过一次“清理”，撤下了25篇由于同行评议造假或其他问题的论文，其中绝大部分论文作者来自伊朗。施普林格出版社认为，论文造假是个全球性的问题，但一次撤掉来自一个国家的那么多的论文，这还是头一次。
第三方服务机构为母语不是英语的科研人员提供正常的“语言润色”服务，并给出投稿期刊建议，国外也有此类做法，本来无可厚非。但是，国内的一些第三方服务机构，却打着“语言润色”等幌子，代为作者“修改”甚至撰写论文，代为投稿，伪造论文审稿人邮箱地址，提供虚假的审稿意见等等，蒙骗期刊编辑、赚取不正当利益。有专家指出，去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在调查28篇与科学基金项目相关的论文中发现，这些论文全部委托第三方机构投稿，其中又有近一半的论文投稿与一家名为上海丰核信息科技有限公司的第三方机构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
既然是服务，这种第三方机构肯定是要从论文作者那里收取费用的。而且，为了使自己的利益最大化，它会许诺作者：除了帮你润色论文，还能替你搞定审稿意见、保证你的论文在国际期刊上发表。如此的一条龙服务，收取的费用自然会是很大一笔。这里头会有什么样的猫腻，那些论文作者想必是清楚的，而科协这样的机构也不会不知情的。网上这样的中介机构的广告满天飞，要想知道它们的资质和它们的手法，一查就会清楚，除非你一开始就没想去管。
事情发生了，科协要出面去管了。它是怎么去管的呢？去约谈发表论文的国际出版机构，指责“出版集团和期刊编辑存在内控机制不完善、审核把关不严格等问题，理应对此承担责任”。
这就好比我手底下的人偷了你們家的羊，你要找我来理论，我只能说责任在你们一方：谁叫你们家的羊圈扎得不牢呢？而且在偷羊事件屡有发生的情况下，你依然不去修补好羊圈，这能怨谁呢？我们中国有句成语叫“亡羊补牢”，仅供你们参考;亡羊之后不补牢，你就等着继续亡羊吧。
医生就可以造假了？
根据施普林格给出的名单，此次撤稿涉及的医院和医学院包括：中南大学附属湘雅二院、浙江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四医院、山东大学附属齐鲁医院、上海交通大学第六人民医院、浙江省人民医院、上海交通大学附属第一人民医院、中国医学科学院附属盛京医院，等等。也就是说，这些论文作者里有很多是医生，国内一流大医院里的医生。
这就给媒体和吃瓜群众以极大的想象空间。本来，国内的医患矛盾时有发生，媒体也比较客观地指出，这是医改带来的问题，属于体制问题，需要医患双方互相体谅和理解。不过，为数不少的患者和家属不这么看，他们的理由有两点：一是医者仁心，我作为患者一走进医院，就把自己这100多斤完全交给医生了，医生就该尽心尽力，解除病人的痛苦。其二，现在的医院所费不菲，一个以前看来的小毛病医生要给你开一堆的化验单，又是X光，又是CT，还有核磁共振再加B超，就是一个验血还能列出一长串项目来，诊断才开始，光是七七八八的检查就花去千儿八百了，更别提后面的一堆药里还有的自费药了。大一点的病，真能让普通家庭一下回到解放前。所以，一般的患者自然会有这样的想法——我花了那么多钱，你居然说治不好我的病？那你要我花那么多钱干什么！
此次论文造假，医生看来又成了众矢之的。这时候依然有人出来拿体制说话：医生也面临职称评定，也要拿论文说话;他们给人看病都看不过来，你让他们怎么去写论文、发论文？更多的舆论则认为：制度的问题固然存在，然而在学术造假面前，充其量只是一块遮羞布。面对利益诱惑，医生的不自律，依然是主要的原因。孔子有云“君子爱财取之有道”，追求利益无可厚非，但内心的道义是不是要轻易抛弃？如果是，那么请你不要轻易指责小偷，因为他们的经济诉求可能更严峻。
现在，可以提提开头说到的那段视频了。视频的主角是著名主持人白岩松。
在一片指责声中，智商奇高的白岩松这次情商更是爆棚，他在一个医学协会的年会上饱含感情地说：“我过去是一个患者，现在是一个患者，将来更是一个患者，替医生说话是因为我还不傻。如果没有一个好的医患关系，表面上你骂两句医生，今天受委屈的好像是医生，明天受委屈的就会是我们自己！在论文造假事件中，很多媒体纷纷指向医生的医德。对此我特别想问一句，我们有什么资格要求医生在如此环境下必须高尚？就算是媒体口中所说的道德问题，本质上也是改革不到位的问题，说到底还是制度的问题。医生也是普通人，一个为迟迟无法有勇气推进的医改而背黑锅的普通人。”从视频上看，白岩松的这番讲话获得了与会代表热烈的掌声。
可以想象，这段视频放给正在监狱里服刑的小偷看，能把他们看得热泪盈眶，会去对狱警作如下演讲：你们有什么资格要求小偷必须高尚？给小偷判刑，从本质上看也是改革不到位的问题！如果改革一步到位，社会进入了各取所需阶段，我们完全可以光明正大各取所需。小偷也是普通人，一个为迟迟无法有勇气推进的社会改革而背黑锅的普通人！
（编辑·宋国强）
feimi2002@sina.com
今人都在感叹社会上信用缺失，造假泛滥，社会风气严重败坏，就连大学和研究机构这些学术重镇也在失陷。前些时间，世界最大学术出版机构之一的施普林格（Springer）出版社发表撤稿声明，旗下期刊《肿瘤生物学（Tumor Biology）》宣布撤回107篇发表于2012年至2015年的论文，原因是同行评议造假。107篇论文全部和中国研究机构有关，还创下了正规学术期刊单次撤稿数量之最。
本来，学术造假是个什么性质的事情那都是有定论的，然而事发后围绕该事件引发的言论，倒是叫人很看不懂了。非但看不懂，就连最基本的常识和逻辑都混乱了。归结为一点就是：人要不要讲信用，什么样的人尤其要讲信用。
卖不卖票与信用无关
首先要弄明白，什么样的事情需要信用作保。
每年春节回老家，总要坐一段高铁沪杭线，每次都会听到广播里播放的这样一段消息：为了防止逃票，華东6省市联手建立乘客信用资讯网络，逃票行为一经查实，个人票务信息方面就此留下了污点，查实了3次，就取消此人购买高铁车票的资格。
手段不为不严，但我以为却是用错了地方。
此种信用体系，显然是借鉴了银行的信贷资格考核办法。须知，一笔贷款不论大小，放出去是要担风险的，所以银行对贷款方的信用度是需要严格甄别的，还附加了各种措施，又是担保，又是抵押，这才小心翼翼地把钱放出去。一旦银行方面有疑虑，就会拒绝贷款申请。
而公共交通与乘客的契约关系，则是在车票购买后才建立的，一旦发现某人有逃票行为，按照铁路上的有关法规惩罚就行了，但绝不能就此以后不卖给他车票。这就好比一个刑满释放的曾经的小偷，商场不能拒绝卖东西给他，铁路也不能拒绝卖票给他，但银行可以拒绝贷款给他。
所以，高铁的问题在于把自己当银行了，还以为卖出去的车票就是一张信用卡，卖之前还得考核一下对方的信用度。实际上，车票相当于一张储蓄卡，只要一次性存够一张车票的钱，就能而且只能在高铁站购买相应的服务了。
我以为，除了银行这些注重信用的行业外，有些行业对信用也是很看重的，比如新闻出版行业。
新闻出版是要讲信用的
我早先进的一家报社，总编辑很重视本报新闻的独家性，他在编辑会上一再提到：你的稿子只要是独家的，就算写得不怎么的，我也能帮你改好了;但若是抄袭的，或者是拿一稿多投的东西来糊弄事的，写得再好我也不用。
他多次重申这样一个标准：“自由撰稿人”的稿子一律不用。
我进那家报社的时候，适逢娱乐、时尚、都市新闻类平面媒体蓬勃发展之机，隔三岔五的有报刊新面孔出现在报摊儿上。这时候，作为政治文化的中心，北京成了最大的新闻发源地，那些家大业大的媒体就在北京设记者站，实力弱的就约北京的媒体记者帮着写稿。我那时是跑影视圈，上海、湖北的几家报纸、刊物就找上门要我定期帮他们写一些这方面的稿件。我所在的报纸不是大报，一个萝卜一个坑，采编合一，时间很紧，很少有时间帮其他报刊写东西，所以时间一长人家也就不指着我了。其他北京媒体的编辑记者的情况也大致相同。
所以，北京的“自由撰稿人”就应运而生。
真正的自由撰稿人不隶属于哪家媒体，稿件都由本人采写，视媒体的知名度和稿酬的多少决定投稿方向。他们的稿件都是独家刊发，其他媒体也能转发，但必须征得作者和独家刊发的媒体的同意，而且必须注明转载自哪家媒体，同时付给作者转载稿费。这是一种行之有效的办法，既最大限度地保护了作者的著作权，也体现了独家新闻媒体的利益。北京的“自由撰稿人”却有自己的路数，他们的稿子同时发给好几家甚至是好几十家媒体，有人甚至自诩是“小新华社”，无视新闻底线到了很张狂的程度。
我们的总编辑是记者出身，他对新闻底线很看重。有一次，有人拿了一篇“自由撰稿人”的稿件来，上来就让总编给毙掉了;那人后来把稿子改了一下再往上报，结果稿子毙掉不算，还挨了总编的一顿臭骂。我想，大多数和我一样在那家报纸供职过的记者都会感激那位总编，初入新闻一道就学到了严格的新闻规范和守则，钱可能少挣了点，但个人信用建立起来了，受用终身。
文学创作要不要信用？
文学创作要不要讲信用，本来这点是很清楚的，毋庸置疑的，但随着风气日下，常识性的东西也被混淆了，很多东西突然就变得没有底线、不讲操守了。
比如早些年前的郭敬明剽窃事件就是个很好的例子。本来法庭已经判定郭敬明的某篇作品是剽窃之作，并要其赔付被侵权者一定的经济损失，登报公开道歉以补偿对方的名誉受损。从此事的后续报道来看，郭敬明赔付了钱，但登报道歉与否好多人不知道。而且，在很多公开场合中，郭敬明都是摆出一副悲情英雄的面孔，话语中满满的“烈火见真金”的悲壮，大有为自己翻案之势。
至于小四（郭敬明）的粉丝圈里，则充满了各种胡搅蛮缠：
小四怎么会剽窃？
小四用得着剽窃吗？
小四太有名，招人嫉妒恨了！
小四小四我们爱你！让那些扣屎盆子的人见鬼去吧！
……
在互联网远未普及前，我一直相信：人是有理智的，对事物的判断是有是非标准的，文学是容不得抄袭的，人的脑浆不是糨糊。
但看了网上小四粉丝的胡言乱语，我不禁要作些猜测：有些人的脑浆会不会是糨糊呢？
等到郭敬明加入中国作协的消息坐实后，我就更加彷徨了：难道文学……可以抄袭了？ 有媒体曾经就郭敬明加入作协一事采访过一位文学大佬，该大佬解释说：郭敬明代表了一批年轻作者，他们的观念，他们的创作手法，我们之前是不大见得到的。作协是个包容性很强的地方，要吸纳新鲜血液进来。
该专访没有涉及不久前发生的郭敬明剽窃事件。
姑且不论郭敬明的写作手法有没有新意，去看看更早的日本校园文学就大致能见些端倪，仅就板上钉钉的剽窃可以视而不见，吸收这样的“新鲜血液”所谓何图就费些参详了。大量的医学报道显示，心血管方面的疾病在朝着年轻化方向发展，大量食用垃圾食品、不良的生活习惯以及日益恶化的城市环境，是造成年轻人血液中垃圾增多、频发高血压和心脏病的罪魁祸首。人的生理状况如此，心理变化也不外如是。在传统道德急剧沦丧，垃圾出版物扭曲着人的心灵，伦常底线被一再突破的当今社会，有些年轻人心理无所适从，以权钱为人生奋斗的最高目标，吃不了苦受不得累，遇事好走个捷径，这样的“新鲜血液”被输送进来，会给作协形象带来什么样的影响是可以想象的。不是说人犯了错就不能再用，改了还是好同志。但就小四同学事后一系列的言行来看，根本没有一个正确的态度和认识，急急忙忙就拉其进作协，起码是很不慎重的，会起到什么样的舆论导向也是不言而喻的。
你们家的羊圈扎得不牢
前些日子的论文造假事件，症结出在哪一环？
“论文提交的评审人建议中，使用了评审人的真实姓名，但假冒了其电子邮件地址，这让编辑以为文章发送给了真正的评审人。在我们与真正的评审人进行调查和沟通之后，他们确认并没有对论文做过评审。”施普林格细胞生物学及生物化学编辑总监彼得·巴特勒（Peter Butler）参加了此次的调查，他表示：“同行评审流程是保障科研质量、诚信和可重复性的基石之一。我们撤销这些受到影响的论文，旨在清除不良的科学记录。”
撤稿发生后，中国科协领导约谈Springer Nature大中华区总裁。据科协改革进行时微信公众号4月21日报道，作为中国科技工作者的群众组织，中国科协有关党组领导第一时间会见Springer Nature大中华区总裁安诺杰一行，就撤稿事件进行交流。中国科协称，论文因虚假同行评审问题被撤，应该以适当方式让公众了解撤稿事件中各方主体的责任。中国科协称，作者和“第三方”中介确实存在不可推卸的责任，但2015年撤稿事件发生后，出版集团没有采取积极有效措施防止类似事件发生，出版集团和期刊编辑存在内控机制不完善、审核把关不严格等问题，理应对此承担责任。
科协领导所指的2015年撤稿事件，是那年施普林格出版社撤回来自10个旗下期刊共64篇评议造假的论文，其中包括发表于《肿瘤生物学》的论文。事实上，之后的2016年12月，《肿瘤生物学》又进行过一次“清理”，撤下了25篇由于同行评议造假或其他问题的论文，其中绝大部分论文作者来自伊朗。施普林格出版社认为，论文造假是个全球性的问题，但一次撤掉来自一个国家的那么多的论文，这还是头一次。
第三方服务机构为母语不是英语的科研人员提供正常的“语言润色”服务，并给出投稿期刊建议，国外也有此类做法，本来无可厚非。但是，国内的一些第三方服务机构，却打着“语言润色”等幌子，代为作者“修改”甚至撰写论文，代为投稿，伪造论文审稿人邮箱地址，提供虚假的审稿意见等等，蒙骗期刊编辑、赚取不正当利益。有专家指出，去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在调查28篇与科学基金项目相关的论文中发现，这些论文全部委托第三方机构投稿，其中又有近一半的论文投稿与一家名为上海丰核信息科技有限公司的第三方机构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
既然是服务，这种第三方机构肯定是要从论文作者那里收取费用的。而且，为了使自己的利益最大化，它会许诺作者：除了帮你润色论文，还能替你搞定审稿意见、保证你的论文在国际期刊上发表。如此的一条龙服务，收取的费用自然会是很大一笔。这里头会有什么样的猫腻，那些论文作者想必是清楚的，而科协这样的机构也不会不知情的。网上这样的中介机构的广告满天飞，要想知道它们的资质和它们的手法，一查就会清楚，除非你一开始就没想去管。
事情发生了，科协要出面去管了。它是怎么去管的呢？去约谈发表论文的国际出版机构，指责“出版集团和期刊编辑存在内控机制不完善、审核把关不严格等问题，理应对此承担责任”。
这就好比我手底下的人偷了你們家的羊，你要找我来理论，我只能说责任在你们一方：谁叫你们家的羊圈扎得不牢呢？而且在偷羊事件屡有发生的情况下，你依然不去修补好羊圈，这能怨谁呢？我们中国有句成语叫“亡羊补牢”，仅供你们参考;亡羊之后不补牢，你就等着继续亡羊吧。
医生就可以造假了？
根据施普林格给出的名单，此次撤稿涉及的医院和医学院包括：中南大学附属湘雅二院、浙江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四医院、山东大学附属齐鲁医院、上海交通大学第六人民医院、浙江省人民医院、上海交通大学附属第一人民医院、中国医学科学院附属盛京医院，等等。也就是说，这些论文作者里有很多是医生，国内一流大医院里的医生。
这就给媒体和吃瓜群众以极大的想象空间。本来，国内的医患矛盾时有发生，媒体也比较客观地指出，这是医改带来的问题，属于体制问题，需要医患双方互相体谅和理解。不过，为数不少的患者和家属不这么看，他们的理由有两点：一是医者仁心，我作为患者一走进医院，就把自己这100多斤完全交给医生了，医生就该尽心尽力，解除病人的痛苦。其二，现在的医院所费不菲，一个以前看来的小毛病医生要给你开一堆的化验单，又是X光，又是CT，还有核磁共振再加B超，就是一个验血还能列出一长串项目来，诊断才开始，光是七七八八的检查就花去千儿八百了，更别提后面的一堆药里还有的自费药了。大一点的病，真能让普通家庭一下回到解放前。所以，一般的患者自然会有这样的想法——我花了那么多钱，你居然说治不好我的病？那你要我花那么多钱干什么！
此次论文造假，医生看来又成了众矢之的。这时候依然有人出来拿体制说话：医生也面临职称评定，也要拿论文说话;他们给人看病都看不过来，你让他们怎么去写论文、发论文？更多的舆论则认为：制度的问题固然存在，然而在学术造假面前，充其量只是一块遮羞布。面对利益诱惑，医生的不自律，依然是主要的原因。孔子有云“君子爱财取之有道”，追求利益无可厚非，但内心的道义是不是要轻易抛弃？如果是，那么请你不要轻易指责小偷，因为他们的经济诉求可能更严峻。
现在，可以提提开头说到的那段视频了。视频的主角是著名主持人白岩松。
在一片指责声中，智商奇高的白岩松这次情商更是爆棚，他在一个医学协会的年会上饱含感情地说：“我过去是一个患者，现在是一个患者，将来更是一个患者，替医生说话是因为我还不傻。如果没有一个好的医患关系，表面上你骂两句医生，今天受委屈的好像是医生，明天受委屈的就会是我们自己！在论文造假事件中，很多媒体纷纷指向医生的医德。对此我特别想问一句，我们有什么资格要求医生在如此环境下必须高尚？就算是媒体口中所说的道德问题，本质上也是改革不到位的问题，说到底还是制度的问题。医生也是普通人，一个为迟迟无法有勇气推进的医改而背黑锅的普通人。”从视频上看，白岩松的这番讲话获得了与会代表热烈的掌声。
可以想象，这段视频放给正在监狱里服刑的小偷看，能把他们看得热泪盈眶，会去对狱警作如下演讲：你们有什么资格要求小偷必须高尚？给小偷判刑，从本质上看也是改革不到位的问题！如果改革一步到位，社会进入了各取所需阶段，我们完全可以光明正大各取所需。小偷也是普通人，一个为迟迟无法有勇气推进的社会改革而背黑锅的普通人！
（编辑·宋国强）
feimi2002@sin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