盐区最有名的画家是郝逸之，最出名的篆刻家是汪道能。这俩人弄不到一块去。
　　汪道能瞧不上郝逸之那些浮在水面上的破画。郝逸之看不上汪道能刀尖下那些横七竖八的“蚂蚱腿”。好在他俩追求的艺术范畴不一样，平时也很少碰面儿。
　　郝逸之主要画盐河里的小渔船。
　　汪道能玩篆刻，盐区历任县官到任后，其印章都是汪道能雕刻的。
　　汪道能有个远房亲戚在县里，专管县长的文件收发，官职倒也没有多大，但他行走在县府大院，县里面的事务，他总是最先知道。此人与汪道能常有来往。前面几任县官的印章（含闲章），都是他从中搭桥，找到汪道能篆刻的。
　　民国早期，能到地方上任职的官员，肚子里大都有些墨水，好些还是晚清的秀才，他们舞墨弄枪，都有两下子。即使武官执政，也不排斥书香。所以，每任官员到任，汪道能都要精心雕琢几方印章送去，且不计报酬。事后，他那个远房亲戚，会变通途径，给他一些补偿。
　　现在想来，汪道能与他那位远房亲戚所做的事情，可谓三方受益。首先是刚刚到任的官员，屁股尚未坐在县太爷的宝座上，便有人送来了“一县之印”，那叫一个认可、舒坦，不亚于当下初次见面就送对方一个万元的“大礼包”;再者，就是汪道能那亲戚，他行走县府大院数年，自然也想在官位上有所提升，给新来的官员送几枚印章，既容易接受，又可以与新来的官员套上近乎;至于汪道能，他的受益更是不可估量。你想嘛，本地方的父母官，行走文书，泼墨挥毫，都在使用他汪道能雕刻的印章，那叫一个荣耀！
　　有人说，汪道能的一枚印章，可以换三头骡子两匹马。这话不是没有道理的。好多人在酒场、茶肆里提到汪道能，都会把他的“官印”当作美谈。唯有画家郝逸之，没把他汪道能放在眼里。
　　在郝逸之看来，汪道能那两下子，摆不上台面儿。
　　郝逸之早年在天津卫开过画店。当时，是盐区在京做官的沈家二公子沈达霖帮了他一把。所以说，郝逸之见过世面，也是见过官人的。他汪道能的那点套路，在他郝逸之看来，太好笑了。
　　郝逸之会画画，也会写字、刻章，甚至装裱他也在行。
　　而汪道能只是写字、刻章，他不会画画，这与郝逸之相比，如同四条腿的板凳少了一条腿。所以，汪道能没法与郝逸之相比。但是，汪道能的书法比郝逸之见功夫，这在盐区是公认的。所以，他们两个人谁也瞧不起谁，也正常。文人相轻，古来有之。
　　问题是，郝逸之在盐区的名气太大了，处处罩住汪道能。外面来求画、购字的，或是盐区这边的文化交流，大都是奔着郝逸之来的。好些书画界的活动，汪道能都是过后才听说的，文人被鄙视到这一步，那种苦涩与酸楚，恐怕只有自己知道了。
　　所以，汪道能另辟蹊径。你郝逸之越拿他汪道能不当盘菜，汪道能越要把他的“菜”做到官府里去，做到厅、堂、庙、宇，给刻在匾额上，雕在石头上。怎么的！
　　民国十六年，盐区新来了一位县官，姓郑，名之轩。此人行伍出身，斗大的字识不了几个，但做事情倒也干净利落。他初到盐区时，赶上海潮溃堤，亟需一笔资金来“补救”。而此时，汪道能为其特制的一套印章，恰好呈到了他的手上。其间，汪道能那位亲戚，自然要在中间向郑县长表一番功，说此人的印章如何珍贵，云云。
　　行伍出身的郑县长一听说此人的印章很值钱，脑袋瓜子一拍，说改日把那套印章，还有前面几任县官留下来的闲章之类，统统拿出来，同时再邀请书画界的一些名流们，捐献些字画，搞一次拍卖（类似于当今的义卖），拍卖得到的钱，将全部用于修筑海堤。
　　消息传出，郝逸之知道该是他露一手的时候了，省得那位不知道盐河里水深水浅的汪道能整天在县衙里唱“独角戏”。郝逸之精打细磨了一幅八尺整张的画作，想必是要在拍卖会上独占鳌头。
　　可郝逸之怎么也没有料到，拍卖会当天，他那幅八尺整张的《鱼虾满舱》，竟然没有拍过汪道能一枚指甲盖大小的印章。
　　这是郝逸之万万没有料到的。
　　汪道能呢，被人抬到了艺术巅峰以后，本该大展宏图。可他一改常态，就此金盆洗手，再不为他人写字刻章了，包括后来县府里又有新官到任。
　　有人说，汪道能名气大了，一字难求;也有人说，他那是故意“壓字”，以求将来把自己的印章、书法，卖个更高的价儿。
　　可事情的真相，只有汪道能自己知道。那次拍卖会，他可算是伤筋动骨了。他怕自己的印章无人认购，同时保全他那位亲戚在县长面前不失言，重金雇来外乡的“拍托”儿。当场，是给自己长了脸面。可事后，汪道能捏着鼻子，付给那“拍托”十六亩上好的盐田——几乎倾家荡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