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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阳崇拜可以说是早期人类社会中最为普遍的原始信仰，“凡是阳光照耀到的地方，皆有太阳崇拜的存在”（《原始文化[M]》，爱德华·泰勒（英）著，连树声译，上海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宗教学奠基人麦克斯缪勒通过比较语言学和比较神话学的方法分析后指出：“一切神话均源于太阳，……很多民族的原始信仰无不与太阳或者与火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著名人类学家弗雷泽在其经典名著《金枝》中则记载了世界各地的太阳崇拜和祭祀仪式。
一个崇拜太阳的国度
中国大地上的先民也曾秉持同样的信仰。考古学和人类学研究都指向类似的观点，从新石器时代至夏商，太阳崇拜都长久盛行，直到被更复杂的“上天”观念所取代。
距今约7200年至6400年，在北方的内蒙古赵宝沟文化遗址中，出土了刻有鸟头对着太阳光芒的陶片。
距今约7000年至5300年，在南方的浙江河姆渡文化遗址中，发现了装饰有二鸟负日纹的牙雕和骨匕。在之后的良渚文化中，则发展成鸟、日、神人相结合的复杂图像。
距今约6800年，在中原的河南郑州大河村仰韶文化晚期遗址出土的一件陶罐上，彩绘的12个太阳十分引人注目。
距今约6300年至4500年，在东方的山东大汶口文化遗址中，出土了刻画有日、月、山纹的陶尊。虽然对它是文字、族徽或者图腾还有争议，但学者大多承认，它是东夷族太阳崇拜的印迹。
距今约5000年至4000年，在西北的甘、青马家窑文化遗址中，写实和抽象的太阳纹在彩绘陶上随处可见。在柳湾出土7500件陶器中，与太阳有关的图案和纹饰几乎达到半数。
距今约4800年至2800年，在西南的四川三星堆遗址中，出土了大量反映太阳崇拜观念的器物与图像，如铸有太阳鸟的神树、饰有圆日图案的人面鸟身像和神殿屋盖、太阳轮形器、菱形眼形器等。
叶舒宪指出：“在大多数脱离了以狩猎和采集为主要生活方式的文化区域中，都不约而同地产生了对太阳的崇拜。伴随着新石器时代向铜器时代过渡的文明史进程，先民们留下的早期精神遗产之中，与太阳崇拜相关的神话、传说、史诗、歌谣、仪式、礼俗、建筑、历法、象征文字、造型艺术、歌舞表演等等，几乎随处可见。”（《中国神话哲学[M]》，叶舒宪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
中国最早记载太阳神话的文献是《山海经》。《山海经·大荒南经》中有一段关于太阳神话的故事：“东南海之外，甘水之间，有羲和之国，有女子名曰羲和，方日浴于甘渊。羲和者，帝俊之妻，生十日。”另有神话传说：尧时，十日并出，植物枯死，猛兽大鸟长蛇为害，夏代东夷首领后羿（又称夷羿）射去九日，射杀猛兽大鸟长蛇，为民除害，于是天下太平。
2001年2月25日，成都金沙遗址出土了中心镂空的“太阳神鸟金箔”（图A，直径12.5厘米，重20克，含金量94.2%），其年代在公元前1300年至公元前1046年（商代晚期）。图面纹饰分为内外两区，内区是12条旋转的齿纹光芒，外区是4只逆时针方向飞行的太阳鸟。2005年，此“太阳神鸟金箔”图案正式成为中国文化遗产标志。
中国早期铜镜之太阳崇拜纹饰也未能例外。尤其是在夏商之传世器物（图B，直径7.9厘米，台北一雅堂，）与商周之出土器物（图C，直径7.8厘米，哈密博物馆）中，皆可见到十分具像的“太阳神”图案。其共同特点：内圈为一双大眼的人脸，外圈是星状纹或芒线纹。这些实物让我们清楚地认识到，中国早期铜镜对太阳崇拜的观念毋庸置疑。
瑰丽多姿的太阳纹
中国早期铜镜的年代范围，被约定成俗地设定在公元前4000年的齐家文化至公元前500年的春秋晚期，其时间跨度长达1500年之久。从存世中国早期铜镜来观察与分析，属于“太阳崇拜”的铜镜约有数十面之多，大致可分成具象（日纹）与抽象（星纹、芒纹、弦纹）的多种表现手法。本文择要统计成18个图例，详见表1。
由表1之18个图例可以了解，中国早期铜镜纹饰反映了“太阳崇拜”的客观存在及其演变趋势。有人认为，中国道家文化的阴阳、乾坤、太极等哲学概念，皆源自于太阳崇拜。也有不同的观点认为，日纹、星纹、芒纹、弦纹等纹饰只是一种几何图案而已，如果真如此，那就完全排除了华夏祖先的思想、意识、文化、信仰。
有研究表明，在夏代晚期，帝王就有以日为名的习惯，如孔甲、履癸等。百姓口中“时日曷丧”的诅咒就是针对自比为太阳的履癸（桀）而发。商代“以死日名神主”的做法可能就是继承的夏制。
商代将太阳崇拜与祖先崇拜结合在一起。商人卜辞中以“夋”为始祖，也就是古籍中常说的“帝俊”。《山海经·大荒南经》记载：“有女子名羲和，方浴日于甘渊。羲和者，帝俊之妻，生十日。汤谷上有扶桑，十日所浴，九日居下枝，一日居上枝。”这样看来，“商人祖先与太阳之间存在一种图腾认同关系。”（《龟之谜——商代神话、祭祀、艺术和宇宙观研究》，艾兰（美）著，汪涛译，四川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从太阳衍伸开来
何新《诸神的起源》：“日神信仰虽然在商周以后，逐渐沉没于较后兴起的对天神、地示、人鬼等多神系统的信仰中了，但是其痕迹与遗俗，同东、西方（包括美洲在内）各大文明地区同样，却仍然比比皆是。”我们认同这个观念，将表1内容与之对照，在商周以后，太阳崇拜的确是“逐渐沉没于较后兴起的对天神、地示、人鬼等多神系统的信仰中了。”
可以看到，一方面太阳崇拜在夏商两代依然未曾衰落；另一方面，文化内涵也发生了重要变化，从原先单纯的自然崇拜，变成与帝王及其祖先结合起来。到了周代，以祖先为核心的新祭祀仪式发展起来，标志着太阳崇拜的正式衰落。太阳成为复杂祭祀体系中众多祭祀对象之一。与之相应的中国早期铜镜纹饰也发生了重要转变。
十分明显，中国早期铜镜的文化内涵起源于太阳崇拜，在商周以后，尤其是春秋战国之际的中国早期铜镜之晚期，出现了包括火焰纹、蛇纹、龟纹、龙纹、虎纹、货贝纹在内的多元文化。详见表2。
由世界文明史可知，中国、印度、埃及、古巴比伦（今伊拉克两河流域）、希腊、南美（玛雅文化）是全世界太阳崇拜的六大发源地。从“以镜证史”的观点来看，中国早期铜镜证明了一个事实：太阳崇拜是包括草原文化在内之中华远古民族的一种最重要的自然崇拜。
（本文得到北京故宫博物院展梦夏先生的帮助，谨致谢意。）
一个崇拜太阳的国度
中国大地上的先民也曾秉持同样的信仰。考古学和人类学研究都指向类似的观点，从新石器时代至夏商，太阳崇拜都长久盛行，直到被更复杂的“上天”观念所取代。
距今约7200年至6400年，在北方的内蒙古赵宝沟文化遗址中，出土了刻有鸟头对着太阳光芒的陶片。
距今约7000年至5300年，在南方的浙江河姆渡文化遗址中，发现了装饰有二鸟负日纹的牙雕和骨匕。在之后的良渚文化中，则发展成鸟、日、神人相结合的复杂图像。
距今约6800年，在中原的河南郑州大河村仰韶文化晚期遗址出土的一件陶罐上，彩绘的12个太阳十分引人注目。
距今约6300年至4500年，在东方的山东大汶口文化遗址中，出土了刻画有日、月、山纹的陶尊。虽然对它是文字、族徽或者图腾还有争议，但学者大多承认，它是东夷族太阳崇拜的印迹。
距今约5000年至4000年，在西北的甘、青马家窑文化遗址中，写实和抽象的太阳纹在彩绘陶上随处可见。在柳湾出土7500件陶器中，与太阳有关的图案和纹饰几乎达到半数。
距今约4800年至2800年，在西南的四川三星堆遗址中，出土了大量反映太阳崇拜观念的器物与图像，如铸有太阳鸟的神树、饰有圆日图案的人面鸟身像和神殿屋盖、太阳轮形器、菱形眼形器等。
叶舒宪指出：“在大多数脱离了以狩猎和采集为主要生活方式的文化区域中，都不约而同地产生了对太阳的崇拜。伴随着新石器时代向铜器时代过渡的文明史进程，先民们留下的早期精神遗产之中，与太阳崇拜相关的神话、传说、史诗、歌谣、仪式、礼俗、建筑、历法、象征文字、造型艺术、歌舞表演等等，几乎随处可见。”（《中国神话哲学[M]》，叶舒宪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
中国最早记载太阳神话的文献是《山海经》。《山海经·大荒南经》中有一段关于太阳神话的故事：“东南海之外，甘水之间，有羲和之国，有女子名曰羲和，方日浴于甘渊。羲和者，帝俊之妻，生十日。”另有神话传说：尧时，十日并出，植物枯死，猛兽大鸟长蛇为害，夏代东夷首领后羿（又称夷羿）射去九日，射杀猛兽大鸟长蛇，为民除害，于是天下太平。
2001年2月25日，成都金沙遗址出土了中心镂空的“太阳神鸟金箔”（图A，直径12.5厘米，重20克，含金量94.2%），其年代在公元前1300年至公元前1046年（商代晚期）。图面纹饰分为内外两区，内区是12条旋转的齿纹光芒，外区是4只逆时针方向飞行的太阳鸟。2005年，此“太阳神鸟金箔”图案正式成为中国文化遗产标志。
中国早期铜镜之太阳崇拜纹饰也未能例外。尤其是在夏商之传世器物（图B，直径7.9厘米，台北一雅堂，）与商周之出土器物（图C，直径7.8厘米，哈密博物馆）中，皆可见到十分具像的“太阳神”图案。其共同特点：内圈为一双大眼的人脸，外圈是星状纹或芒线纹。这些实物让我们清楚地认识到，中国早期铜镜对太阳崇拜的观念毋庸置疑。
瑰丽多姿的太阳纹
中国早期铜镜的年代范围，被约定成俗地设定在公元前4000年的齐家文化至公元前500年的春秋晚期，其时间跨度长达1500年之久。从存世中国早期铜镜来观察与分析，属于“太阳崇拜”的铜镜约有数十面之多，大致可分成具象（日纹）与抽象（星纹、芒纹、弦纹）的多种表现手法。本文择要统计成18个图例，详见表1。
由表1之18个图例可以了解，中国早期铜镜纹饰反映了“太阳崇拜”的客观存在及其演变趋势。有人认为，中国道家文化的阴阳、乾坤、太极等哲学概念，皆源自于太阳崇拜。也有不同的观点认为，日纹、星纹、芒纹、弦纹等纹饰只是一种几何图案而已，如果真如此，那就完全排除了华夏祖先的思想、意识、文化、信仰。
有研究表明，在夏代晚期，帝王就有以日为名的习惯，如孔甲、履癸等。百姓口中“时日曷丧”的诅咒就是针对自比为太阳的履癸（桀）而发。商代“以死日名神主”的做法可能就是继承的夏制。
商代将太阳崇拜与祖先崇拜结合在一起。商人卜辞中以“夋”为始祖，也就是古籍中常说的“帝俊”。《山海经·大荒南经》记载：“有女子名羲和，方浴日于甘渊。羲和者，帝俊之妻，生十日。汤谷上有扶桑，十日所浴，九日居下枝，一日居上枝。”这样看来，“商人祖先与太阳之间存在一种图腾认同关系。”（《龟之谜——商代神话、祭祀、艺术和宇宙观研究》，艾兰（美）著，汪涛译，四川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从太阳衍伸开来
何新《诸神的起源》：“日神信仰虽然在商周以后，逐渐沉没于较后兴起的对天神、地示、人鬼等多神系统的信仰中了，但是其痕迹与遗俗，同东、西方（包括美洲在内）各大文明地区同样，却仍然比比皆是。”我们认同这个观念，将表1内容与之对照，在商周以后，太阳崇拜的确是“逐渐沉没于较后兴起的对天神、地示、人鬼等多神系统的信仰中了。”
可以看到，一方面太阳崇拜在夏商两代依然未曾衰落；另一方面，文化内涵也发生了重要变化，从原先单纯的自然崇拜，变成与帝王及其祖先结合起来。到了周代，以祖先为核心的新祭祀仪式发展起来，标志着太阳崇拜的正式衰落。太阳成为复杂祭祀体系中众多祭祀对象之一。与之相应的中国早期铜镜纹饰也发生了重要转变。
十分明显，中国早期铜镜的文化内涵起源于太阳崇拜，在商周以后，尤其是春秋战国之际的中国早期铜镜之晚期，出现了包括火焰纹、蛇纹、龟纹、龙纹、虎纹、货贝纹在内的多元文化。详见表2。
由世界文明史可知，中国、印度、埃及、古巴比伦（今伊拉克两河流域）、希腊、南美（玛雅文化）是全世界太阳崇拜的六大发源地。从“以镜证史”的观点来看，中国早期铜镜证明了一个事实：太阳崇拜是包括草原文化在内之中华远古民族的一种最重要的自然崇拜。
（本文得到北京故宫博物院展梦夏先生的帮助，谨致谢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