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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６２年１月，时任山西省长治县人民政府代县长的刘新起和县委书记宋务迪一起，去北京参加了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即“七千人大会”）。参加这次会议的晋东南地区的代表总共３６人，由地委书记赵军、专员张行夫带队。山西省参加这会的同志在省委第一书记陶鲁笳、省长卫恒率领下乘火车到了北京，住进西直门外国务院招待所。
一
１月１１日，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在人民大会堂召开，参加会议的总计７１１８人，有中央、省、地、县、国家重要厂矿和人民解放军的主要负责同志。当毛主席和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林彪、邓小平等领导人走上主席台时，全场掌声如雷。那时候正是经济暂时困难时期，有的地方还饿死了人，但大家并没有放弃对党、对毛主席的信任。会议由毛主席主持，那年他６８岁了。刘新起这是第一次见到毛主席。毛主席说这次扩大会一个县来两个人，地委来三个人，省委来四个人，中央局也来了四五个人，要把这个会当做一次小整风。又说这次会议中央给大家准备了好、中、差三种饭，现在国家困难，许多人连肚子都吃不饱，让大家吃好饭对不起全国人民。而同志们在下边工作又很辛苦，吃差饭中央又觉得对不住大家，我看就吃中等餐吧！毛主席诙谐的话把好多人都逗笑了。那时保密制度甚严，刘新起等出发来北京时，心情很紧张，不知道此行到底是去干啥。直到毛主席讲了这番话，大家才豁然开朗。毛主席讲罢后，刘少奇代表中央作书面报告。这个报告当场就发到了与会者的手中（其他领导的报告则是会后才发）。报告总结了１９５８年以来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经验教训，着重指出了工作中发生的缺点和错误。刘少奇指出，这几年的主要错误一是生产计划指标过高，基本建设战线过长，使国民经济各部门的比例关系失调；二是在人民公社工作中，混淆了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的界线，违反了按劳分配和等价交换的原则；三是在全国不适当地建立许多工业体系，权力下放过多，分散主义严重；四是对农业增产估计过高，使城市人口大量增加，加重了城市供应和农业生产的困难。刘少奇认为产生这些缺点错误的原因，除了由于自然灾害造成的农业歉收外，一方面是由于我们对建设工作的经验不足，另一方面是党内不少领导同志不够谦虚谨慎，削弱了民主集中制原则，这就妨碍了党及时地发现问题、纠正错误。刘少奇还对１９６２年工作提出了１０项要求，主要是国家计划（包括生产、基本建设、物资、劳动、财政、信贷、国内贸易和进出口等方面）必须保证全面完成，不经中央批准，不得擅自变动；所有的基本建设项目和投资都必须纳入计划，按规定审批程序办事；凡产品属全国统一调配的重点工业企业，直属中央管理，已下放地方的，在１９６２年内逐步收回。刘少奇还说１９６２年是进行国民经济调整至关紧要的一年，必须抓紧这一年的工作。刘讲罢后，毛主席提议对刘的报告稿作评论，提意见。让大家有甚说甚，说错了也不怕。
刘少奇的这个报告未经中央政治局正式通过，而是直接提交会议讨论。目的就是为了让大家提意见，广泛吸收群众的智慧。经过讨论、修改，最后才能形成作为会议的正式文件。
刘新起记得在人民大会堂共开了六次全体会，一般都是下午开会，上午在驻地讨论。每次开会前毛主席都说：“同志们，现在开会。”开罢了他又说：“休会。”原定每天是八小时，毛主席说这样太辛苦，就改成六小时，最后几天干脆是三小时。主席台上除了林彪不抽烟外，毛主席、刘少奇、邓小平、陈云都抽烟，周恩来有时也抽上一支。而台下没有一个抽的，都在低着头记笔记。
大会对同志们的生活安排得很周到。吃饭是八个人一桌，早上有蒸馍、大米、米汤，中午晚上都是八个菜，主食是大米、面条（那时餐桌上还不兴放酒水）。礼拜天照常过，大家洗洗涮涮，看场电影听台戏，还请来侯宝林说相声段子。每次去人民大会堂开会，都有大轿车接送。考虑到有些同志视力差，看不清台上的领袖，大会就从２０排后，给每个位子上放一个望远镜。桌子上还并排放着好几个电钮，西藏、新疆等少数民族的同志听不懂中央领导的讲话时，插上耳机子，一按电钮，同声传译过来的就是本民族的语言。而那时的条件真叫简陋，住在西直门外国务院招待所，两个人一个房间，刘新起和宋务迪住在一起。就是每人一张床一条被子，连喝水的杯子都是自己买，笔记本、钢笔自己带。国家就是发一张“出席证”。
二
这次会上民主气氛很浓厚，中央领导都作了批评和自我批评。１月２５日，刘少奇主持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并基本通过了刘少奇的书面报告。１月２７日，刘少奇的书面报告正式印发与会人员。当日下午，刘少奇作口头报告，对书面报告中的一些问题做说明、补充，对大家提出的问题做解释。针对党内看法不一的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这三面红旗，刘少奇说我们现在不取消，要继续为三面红旗而奋斗。他说有些问题现在看不清楚，要经过五年、十年以后再作结论。实际上那时他就对“三面红旗”有怀疑。关于对成绩和缺点的估计，刘少奇说：过去我们经常把缺点、错误和成绩，比之于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关系，现在恐怕不能到处这样套。……全国总起来讲，缺点和成绩的关系，就不能说是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关系，恐怕是三个指头和七个指头的关系。……有些地区，缺点和错误不止是三个指头，如果说这些地方的缺点错误只是三个指头，成绩还有七个指头，这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是不能说服人的”。拿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的关系，来比喻成绩和错误，这是毛主席第一个提出来的。而这次会上刘突破了毛的说法，把一些地方经济困难的原因，借农民的话说，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刘少奇严厉批评了《人民日报》，《人民日报》在１９５８年的七、八、九三个月连续发表社论，批判“条件论”，宣传“没有万斤的思想，就没有万斤的收获”、“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等唯心主义。１９５８年９月１８日，《人民日报》报道的广西环江县红旗人民公社的中稻收成，亩产量竟高达１３万多斤。刘少奇忧心忡忡地说：“实事求是地讲，国内的经济形势是有相当大的困难，表现在吃的不够，穿的不够，用的也不那么够。”义正词严，壮怀激烈。
１月３０日下午，毛主席讲话。毛坦诚地说：“拿我来说，经济建设工作中间的许多问题还不懂得。工业、商业我就不大懂，别人比我懂，少奇同志比我懂，周恩来同志比我懂，小平同志比我懂。陈云同志，特别是他，懂得较多。对于农业，我懂得一点。但也只是比较地懂得，还是懂得不多。”并且明确表态：“凡是中央犯的错误，直接的归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份，因为我是中央主席。我不是要别人推卸责任，其他一些同志也有责任，但是第一个负责的应当是我。”毛主席浓重的湖南口音很不好懂，他边讲话还边大口地吸烟，并不时地咳嗽几声，但他的赤诚感染着每一个人，毛主席在如此广大的范围内带头自我批评，同时有些对毛的指名批评，在建国后的党内生活中还不曾有过。
２月６日下午，邓小平讲话，讲的是党的建设问题。小平讲话很吸引人，举的例子也生动。他说：“在红军过草地的时候，伙夫同志一起床，他不问今天锅里有没有米煮，却先问向南走还是向北走。向南走向北走是当时最重要的战略问题，这说明我们军队里的战士都是关心战略的。”还说：“我们最近收到一些匿名信，其中说的都是很好的意见。为什么要匿名信？既然是共产党员，为什么不可以公开地郑重地发表自己的意见，由半勇敢变为全勇敢呢？”邓小平讲话时，毛主席就坐在他的右侧，毛主席和刘少奇不时地插话。当邓讲到不准搞派别活动时，毛主席说：“不准搞暗藏的派别活动。有一部分人，他公开发表不同的意见，是不是许可呢？”邓答：“这是党章上许可的。在问题没有作出决定以前，都可以公开地发表自己的意见；在作出决定之后，就必须坚决执行。”当邓小平谈到把一些领导人同伙夫、勤杂人员编在一个党小组里，起不到多少监督作用，建议把领导人主要的小组生活放到党委会去，或者放到书记处去，这个监督作用可能更好一些时，刘少奇说：“可以有这么个建议，各级党的委员会一个月之内要有一次党内生活会。”邓小平说：“不一定一个月，三个月有一次也很好了。”小平这话毛主席赞同，说：“检查工作，总结经验，交换意见。”邓小平最后说：“刘少奇同志讲到力争上游，我们一定要力争上游。我们要在坚持党的优良传统作风方面，力争上游！我们要在加强和正确执行民主集中制方面，力争上游！我们要在学会当好‘班长’，学会当乐队指挥，学会‘弹钢琴’方面，力争上游！我们要在我们这一代为了下一代树立良好榜样方面，力争上游！我的话完了。”同志们就热烈鼓掌。
邓小平讲罢后，朱德讲了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问题。２月７日大会闭幕时周恩来讲话，周恩来分析了目前国家存在的困难，提出了克服困难的办法。并代表国务院做了自我批评，说：“对几年来的缺点、错误，国务院及其所属的各综合性的委员会，各综合口和各部，要负很大责任。”
出奇的是１月２９日下午林彪的讲话。他与众不同，说现在的困难，“恰恰是我们有许多事情没有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去做而造成的。如果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去做，如都听毛主席的话，那么困难会小得多，弯路也变得少一些”。“过去的工作搞好的时候，正是毛泽东思想不受干扰的时候。凡是毛主席的思想不受尊重，受到干扰时，就会出毛病。几十年的历史就是这个历史”。他在会上大肆吹捧毛主席，说“毛主席的优点是多方面的，不是一方面的。我个人几十年来体会到，毛主席最突出的优点是实际。他总比较人家实际一些，总是八九不离十的”。林彪还大骂彭德怀，说他走的是一条“反动军事路线”，是“大军阀”、“大党阀”，从来不把毛主席放在眼里。林彪讲这番话时，毛主席插话更多。林彪当时任副总理兼国防部长，他边讲话边挥动手臂，一口纯正的湖北黄冈口音也好听，所以煽动性极强。刘少奇的报告作了不到三个小时，林彪一口气就讲了四个多小时。散会时天已大黑，北京的街头已经着了路灯。林彪讲罢后，毛主席夸他讲得好，说：“林彪同志讲了一篇很好的讲话，关于党的路线，关于党的军事方针。我希望把它整理一下。”不仅毛主席，参加会议的大多数同志也都认为林彪说得对。毛主席让林彪用三天的时间把他的讲话整理出来，林彪说：“三天不行，五天吧！”毛主席答：“好，就五天。”
三
按照日程安排，这次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于１月３０日就要结束。１月３０日是腊月二十五，代表们都预订好了车票，只等一散会，就赶回家去过年。２９日下午，林彪讲罢后，毛主席即席发言。毛说：“你们都急于回去过春节，这是个矛盾。还有几个同志准备讲话，是恩来同志、小平同志、朱德同志，我也想讲几句话。”同志们听了都拍掌欢迎。就在这时候，从底下传到主席台上一张小纸条，毛看了就笑了。刘新起后来才知道，这原是东北局的一位老同志写的，署名“党小鬼”。他说明天会议就要结束了，可大家还有很多话没说完，还憋着气，要求把气出完再走。毛主席当场同意，宣布延长会期，让大家出气。他说：“为什么一定要回到你们家过春节才算舒服？为什么我们在北京７０００人一道过一个春节不好？我看，春节不关大局，不关什么农、工、商、学、兵、政、党。我主张集体在北京过一个春节，有什么不好啊？”同志们听了群情振奋，全场热烈鼓掌。毛又说：“我相信能解决上下通气的问题。有一个省的办法是白天出气，晚上看戏，两干一稀，大家满意。我建议让人家出气，有多少气出多少气，不管是正确之气、错误之气，不挂账，不打击，不报复。”毛主席还风趣地说：“如果你们不赞成，一定要明天结束，我也可以接受，我们明天就可以散会。”
在毛主席的倡导下，会期延长一周。接下来就有两件事情要办，一是过年，一是“出气”。
从１月３１日到２月７日，以中央局为单位召开会议。主要是地方上来的同志给中央、省、市、自治区党委提意见，开“出气”大会。当时全国有华北局、西北局、中南局等六个中央局。华北局的“出气”会在西直门外国务院招待所的一个会议室里举行，中央派一名记录员到场。会议由华北局第一书记李雪峰主持。李雪峰首先讲了这次提意见的重要性，接着副书记李立三发动大家提意见。华北是革命根据地，是老解放区，同志们都是在党的关怀下成长起来的，现在要站起来给党提意见，都觉得抹不下脸来。这时候薄一波来了，他说前些时到南方一个地方去，那里的同志很热情地招待，吃的、住的都好。可看了几天下来，觉得那里存在不少问题。说出来怕伤了和气，不说吧问题又确实很严重。“我是说好呢还是不说好呢？”薄一波问大家。那还用说，“说吧！”大家异口同声。“那好。”薄一波提高了嗓门：“这道理一样。现在我们党的工作有了问题，你们都是在下面了解实际情况的人，也应该都说出来。”这下大家思想通了，都争先恐后提起意见来。有的说浮夸风、共产风刮得太厉害；有的说省委领导工作作风粗暴，“老八路作风”不见了；还有的说“一平二调”损害了先进社队的利益，不能再搞下去了。“一平”就是搞平均主义，在公社范围内实行贫富拉平，平均分配。“二调”就是县、社两级无偿调拨生产队（包括社员个人）的财物和劳动力。这种做法在１９５８年以后的公社化初期极为盛行。刘新起提的是政策变得太快，一会儿一个政策。那时在基层干部中流行一句话——“电话赶不上变化”，刚发布下来的命令正在贯彻落实，忽然上级一个电话打过来又变了。那几年晋东南地委隐瞒库存粮食数字，多征收了各县区的公粮。这件事在这次扩大的中央全会上被抖出来，各县区长纷纷提意见，弄得地委领导很是难堪，地委书记赵军在会上做了检讨。还有的领导一次检查通不过就再二、再三地做，哪天通过了哪天算。对市委领导、省委领导，甚至对毛主席，有什么意见也能提。
２月４日这天是除夕，同志们早早就打扫了房间，穿上了新一点的衣服，准备和毛主席一块吃年夜饭。这时候中央认为七千多人在一起吃顿饭，光搬动桌、椅、碗、筷、碟就需要很多人力、物力，造成不必要的浪费。于是决定在各驻地，由中央局领导和大家一起过春节。华北局的全体同志是在招待所的大餐厅里欢度除夕的，李雪峰代表毛主席给大家敬酒，祝同志们新春愉快、身体健康，在新的一年取得更大的成绩。那天晚上喝的是“西凤”酒，每个桌子只上一瓶，每人喝上两盅就是了。刘新起记得在北京开了２０多天会，只上过一次酒。没有和毛主席在一起吃顿饭，大家心里多多少少有些遗憾。但晚上毛主席要和同志们一起观看春节晚会，于是大家又高高兴兴去了人民大会堂。刘新起记得那天晚上看的是京剧。
大年初一放假一天，毛主席、刘少奇、周恩来、朱德、董必武等中央领导和参加会议的同志及首都４万多军民共度春节。毛主席、刘少奇走上主席台，向大家祝贺，全场吹呼“毛主席万岁”。团拜会结束后，大家都去街上游玩。节日的北京红旗飘扬，张灯结彩，爆竹声声。晋东南地区的３６位同志来到颐和园照了张像，作为这次参加中央工作会议的留念。
在这次会上，毛主席说过一句传诵至今的顺口溜——“白天出气，晚上看戏，两干一稀，大家满意”。两干一稀就是一天能吃上两顿干饭。那时候粮食供应紧张，一个县委书记家吃一顿猪肉臊子拉面尚困难，与会者一天能有两顿干饭就蛮可以了。吃饱了饭，在会上又出透了气，还在北京过好了年，同志们的心情都很舒畅。都说再干不好工作，就真对不起毛主席了。
四
２月７日（大年初三）是大会的最后一天，这天周恩来讲话。周讲的是目前国民经济存在的困难及克服困难的办法。周总理阴沉着脸，说我们提拔了一大批会刮风、会拍马、会吹牛的“风马牛干部”。还说“党政机关和企业、事业单位，首先要裁并机构，要‘拆庙子’，同时要‘搬菩萨’”。有个名词“６２１”，就是为了减小城市粮食供应的压力，根据中央部署，把２６００万城镇人口遣送回乡。周恩来后来说，这相当于一个中等国家搬家。“６２１”就是１９６２年１月在扩大的中央工作全会上定下的方针。其实精简职工从１９６１年起就已经开始了。总理讲罢后，又通过了关于刘少奇书面报告的决议，接着毛主席讲话。
毛主席谈笑风生。他说把同志们请到北京来住了几天，都讲了讲心里话。中央少奇同志、恩来同志、朱德同志、林彪同志、小平同志和我也讲了讲，就是陈云同志没讲。陈云同志不调查清楚他就不讲话，他还没调查透。这时候毛主席又扭过头来问坐在旁边的陈云讲不讲，陈云说不讲。毛主席说，好，等他调查充分了再讲吧！这次会上毛主席有好几次请陈云讲话，陈云都没讲。毛主席安顿同志们回去以后把这次会议的精神贯彻落实好，接着就宣布大会闭幕。
散会后，中央领导和同志们一起合影留念。刘新起记得好像是在外交部照的像。那时候技术落后，不可能照一张七千多人的全体相，就以中央局为单位照。首长们先在那儿坐好，大家按事先排好的顺序进去站好。这时候毛主席就站起来问同志们好。规定不能主动和毛主席握手，主席伸出手来你才能握，主席问话你才能答，所以一会儿功夫就照好了。毛主席等中央领导和大家的合影，中央给全国每个县委、县政府各赠送一张，私人谁想要就出１６块钱。那时正经济困难，大部分人没要这张像，刘新起也没要。今年８０岁的刘新起提起这事来都后悔不迭。
这次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共开了２８天，鉴于当时国内外特殊的政治形势，《人民日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等媒体均没有对这次会议做报道，当时一般中国人根本不知道还开着这么个会。大会规定，与会者不准给家里写信、打电话。所以２０多天没有音讯，有人还以为他们是有问题被关起来隔离审查了。刘新起记得晋中地区有位同志给家里寄了封信，被组织上知道了，不但把信追回，还让他在会上做了检查。“七千人大会”在当时也没有这种叫法，后来才有了这个名词。
正月初五从北京回来，宋务迪、刘新起连家也没回，就召集全县党员开会，传达这次中央工作会议的精神。接着又召开社员大会，把党中央、毛主席的声音传到每家每户。
后来的事实证明，“七千人大会”是我党历史上一次重要的会议。它对于统一全党、全国人民的思想，促进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在“七千人大会”的基础上，１９６２年３月在广州召开了科技工作和文艺工作会议，周恩来在会上提出了知识分子绝大部分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的观点。到１９６２年８月，全国有６００多万在“反右倾”等运动中受过批判和处分的干部、党员和群众得到了平反。我国的政治、经济形势出现了那个时代少有的转机。
一
１月１１日，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在人民大会堂召开，参加会议的总计７１１８人，有中央、省、地、县、国家重要厂矿和人民解放军的主要负责同志。当毛主席和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林彪、邓小平等领导人走上主席台时，全场掌声如雷。那时候正是经济暂时困难时期，有的地方还饿死了人，但大家并没有放弃对党、对毛主席的信任。会议由毛主席主持，那年他６８岁了。刘新起这是第一次见到毛主席。毛主席说这次扩大会一个县来两个人，地委来三个人，省委来四个人，中央局也来了四五个人，要把这个会当做一次小整风。又说这次会议中央给大家准备了好、中、差三种饭，现在国家困难，许多人连肚子都吃不饱，让大家吃好饭对不起全国人民。而同志们在下边工作又很辛苦，吃差饭中央又觉得对不住大家，我看就吃中等餐吧！毛主席诙谐的话把好多人都逗笑了。那时保密制度甚严，刘新起等出发来北京时，心情很紧张，不知道此行到底是去干啥。直到毛主席讲了这番话，大家才豁然开朗。毛主席讲罢后，刘少奇代表中央作书面报告。这个报告当场就发到了与会者的手中（其他领导的报告则是会后才发）。报告总结了１９５８年以来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经验教训，着重指出了工作中发生的缺点和错误。刘少奇指出，这几年的主要错误一是生产计划指标过高，基本建设战线过长，使国民经济各部门的比例关系失调；二是在人民公社工作中，混淆了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的界线，违反了按劳分配和等价交换的原则；三是在全国不适当地建立许多工业体系，权力下放过多，分散主义严重；四是对农业增产估计过高，使城市人口大量增加，加重了城市供应和农业生产的困难。刘少奇认为产生这些缺点错误的原因，除了由于自然灾害造成的农业歉收外，一方面是由于我们对建设工作的经验不足，另一方面是党内不少领导同志不够谦虚谨慎，削弱了民主集中制原则，这就妨碍了党及时地发现问题、纠正错误。刘少奇还对１９６２年工作提出了１０项要求，主要是国家计划（包括生产、基本建设、物资、劳动、财政、信贷、国内贸易和进出口等方面）必须保证全面完成，不经中央批准，不得擅自变动；所有的基本建设项目和投资都必须纳入计划，按规定审批程序办事；凡产品属全国统一调配的重点工业企业，直属中央管理，已下放地方的，在１９６２年内逐步收回。刘少奇还说１９６２年是进行国民经济调整至关紧要的一年，必须抓紧这一年的工作。刘讲罢后，毛主席提议对刘的报告稿作评论，提意见。让大家有甚说甚，说错了也不怕。
刘少奇的这个报告未经中央政治局正式通过，而是直接提交会议讨论。目的就是为了让大家提意见，广泛吸收群众的智慧。经过讨论、修改，最后才能形成作为会议的正式文件。
刘新起记得在人民大会堂共开了六次全体会，一般都是下午开会，上午在驻地讨论。每次开会前毛主席都说：“同志们，现在开会。”开罢了他又说：“休会。”原定每天是八小时，毛主席说这样太辛苦，就改成六小时，最后几天干脆是三小时。主席台上除了林彪不抽烟外，毛主席、刘少奇、邓小平、陈云都抽烟，周恩来有时也抽上一支。而台下没有一个抽的，都在低着头记笔记。
大会对同志们的生活安排得很周到。吃饭是八个人一桌，早上有蒸馍、大米、米汤，中午晚上都是八个菜，主食是大米、面条（那时餐桌上还不兴放酒水）。礼拜天照常过，大家洗洗涮涮，看场电影听台戏，还请来侯宝林说相声段子。每次去人民大会堂开会，都有大轿车接送。考虑到有些同志视力差，看不清台上的领袖，大会就从２０排后，给每个位子上放一个望远镜。桌子上还并排放着好几个电钮，西藏、新疆等少数民族的同志听不懂中央领导的讲话时，插上耳机子，一按电钮，同声传译过来的就是本民族的语言。而那时的条件真叫简陋，住在西直门外国务院招待所，两个人一个房间，刘新起和宋务迪住在一起。就是每人一张床一条被子，连喝水的杯子都是自己买，笔记本、钢笔自己带。国家就是发一张“出席证”。
二
这次会上民主气氛很浓厚，中央领导都作了批评和自我批评。１月２５日，刘少奇主持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并基本通过了刘少奇的书面报告。１月２７日，刘少奇的书面报告正式印发与会人员。当日下午，刘少奇作口头报告，对书面报告中的一些问题做说明、补充，对大家提出的问题做解释。针对党内看法不一的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这三面红旗，刘少奇说我们现在不取消，要继续为三面红旗而奋斗。他说有些问题现在看不清楚，要经过五年、十年以后再作结论。实际上那时他就对“三面红旗”有怀疑。关于对成绩和缺点的估计，刘少奇说：过去我们经常把缺点、错误和成绩，比之于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关系，现在恐怕不能到处这样套。……全国总起来讲，缺点和成绩的关系，就不能说是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关系，恐怕是三个指头和七个指头的关系。……有些地区，缺点和错误不止是三个指头，如果说这些地方的缺点错误只是三个指头，成绩还有七个指头，这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是不能说服人的”。拿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的关系，来比喻成绩和错误，这是毛主席第一个提出来的。而这次会上刘突破了毛的说法，把一些地方经济困难的原因，借农民的话说，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刘少奇严厉批评了《人民日报》，《人民日报》在１９５８年的七、八、九三个月连续发表社论，批判“条件论”，宣传“没有万斤的思想，就没有万斤的收获”、“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等唯心主义。１９５８年９月１８日，《人民日报》报道的广西环江县红旗人民公社的中稻收成，亩产量竟高达１３万多斤。刘少奇忧心忡忡地说：“实事求是地讲，国内的经济形势是有相当大的困难，表现在吃的不够，穿的不够，用的也不那么够。”义正词严，壮怀激烈。
１月３０日下午，毛主席讲话。毛坦诚地说：“拿我来说，经济建设工作中间的许多问题还不懂得。工业、商业我就不大懂，别人比我懂，少奇同志比我懂，周恩来同志比我懂，小平同志比我懂。陈云同志，特别是他，懂得较多。对于农业，我懂得一点。但也只是比较地懂得，还是懂得不多。”并且明确表态：“凡是中央犯的错误，直接的归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份，因为我是中央主席。我不是要别人推卸责任，其他一些同志也有责任，但是第一个负责的应当是我。”毛主席浓重的湖南口音很不好懂，他边讲话还边大口地吸烟，并不时地咳嗽几声，但他的赤诚感染着每一个人，毛主席在如此广大的范围内带头自我批评，同时有些对毛的指名批评，在建国后的党内生活中还不曾有过。
２月６日下午，邓小平讲话，讲的是党的建设问题。小平讲话很吸引人，举的例子也生动。他说：“在红军过草地的时候，伙夫同志一起床，他不问今天锅里有没有米煮，却先问向南走还是向北走。向南走向北走是当时最重要的战略问题，这说明我们军队里的战士都是关心战略的。”还说：“我们最近收到一些匿名信，其中说的都是很好的意见。为什么要匿名信？既然是共产党员，为什么不可以公开地郑重地发表自己的意见，由半勇敢变为全勇敢呢？”邓小平讲话时，毛主席就坐在他的右侧，毛主席和刘少奇不时地插话。当邓讲到不准搞派别活动时，毛主席说：“不准搞暗藏的派别活动。有一部分人，他公开发表不同的意见，是不是许可呢？”邓答：“这是党章上许可的。在问题没有作出决定以前，都可以公开地发表自己的意见；在作出决定之后，就必须坚决执行。”当邓小平谈到把一些领导人同伙夫、勤杂人员编在一个党小组里，起不到多少监督作用，建议把领导人主要的小组生活放到党委会去，或者放到书记处去，这个监督作用可能更好一些时，刘少奇说：“可以有这么个建议，各级党的委员会一个月之内要有一次党内生活会。”邓小平说：“不一定一个月，三个月有一次也很好了。”小平这话毛主席赞同，说：“检查工作，总结经验，交换意见。”邓小平最后说：“刘少奇同志讲到力争上游，我们一定要力争上游。我们要在坚持党的优良传统作风方面，力争上游！我们要在加强和正确执行民主集中制方面，力争上游！我们要在学会当好‘班长’，学会当乐队指挥，学会‘弹钢琴’方面，力争上游！我们要在我们这一代为了下一代树立良好榜样方面，力争上游！我的话完了。”同志们就热烈鼓掌。
邓小平讲罢后，朱德讲了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问题。２月７日大会闭幕时周恩来讲话，周恩来分析了目前国家存在的困难，提出了克服困难的办法。并代表国务院做了自我批评，说：“对几年来的缺点、错误，国务院及其所属的各综合性的委员会，各综合口和各部，要负很大责任。”
出奇的是１月２９日下午林彪的讲话。他与众不同，说现在的困难，“恰恰是我们有许多事情没有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去做而造成的。如果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去做，如都听毛主席的话，那么困难会小得多，弯路也变得少一些”。“过去的工作搞好的时候，正是毛泽东思想不受干扰的时候。凡是毛主席的思想不受尊重，受到干扰时，就会出毛病。几十年的历史就是这个历史”。他在会上大肆吹捧毛主席，说“毛主席的优点是多方面的，不是一方面的。我个人几十年来体会到，毛主席最突出的优点是实际。他总比较人家实际一些，总是八九不离十的”。林彪还大骂彭德怀，说他走的是一条“反动军事路线”，是“大军阀”、“大党阀”，从来不把毛主席放在眼里。林彪讲这番话时，毛主席插话更多。林彪当时任副总理兼国防部长，他边讲话边挥动手臂，一口纯正的湖北黄冈口音也好听，所以煽动性极强。刘少奇的报告作了不到三个小时，林彪一口气就讲了四个多小时。散会时天已大黑，北京的街头已经着了路灯。林彪讲罢后，毛主席夸他讲得好，说：“林彪同志讲了一篇很好的讲话，关于党的路线，关于党的军事方针。我希望把它整理一下。”不仅毛主席，参加会议的大多数同志也都认为林彪说得对。毛主席让林彪用三天的时间把他的讲话整理出来，林彪说：“三天不行，五天吧！”毛主席答：“好，就五天。”
三
按照日程安排，这次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于１月３０日就要结束。１月３０日是腊月二十五，代表们都预订好了车票，只等一散会，就赶回家去过年。２９日下午，林彪讲罢后，毛主席即席发言。毛说：“你们都急于回去过春节，这是个矛盾。还有几个同志准备讲话，是恩来同志、小平同志、朱德同志，我也想讲几句话。”同志们听了都拍掌欢迎。就在这时候，从底下传到主席台上一张小纸条，毛看了就笑了。刘新起后来才知道，这原是东北局的一位老同志写的，署名“党小鬼”。他说明天会议就要结束了，可大家还有很多话没说完，还憋着气，要求把气出完再走。毛主席当场同意，宣布延长会期，让大家出气。他说：“为什么一定要回到你们家过春节才算舒服？为什么我们在北京７０００人一道过一个春节不好？我看，春节不关大局，不关什么农、工、商、学、兵、政、党。我主张集体在北京过一个春节，有什么不好啊？”同志们听了群情振奋，全场热烈鼓掌。毛又说：“我相信能解决上下通气的问题。有一个省的办法是白天出气，晚上看戏，两干一稀，大家满意。我建议让人家出气，有多少气出多少气，不管是正确之气、错误之气，不挂账，不打击，不报复。”毛主席还风趣地说：“如果你们不赞成，一定要明天结束，我也可以接受，我们明天就可以散会。”
在毛主席的倡导下，会期延长一周。接下来就有两件事情要办，一是过年，一是“出气”。
从１月３１日到２月７日，以中央局为单位召开会议。主要是地方上来的同志给中央、省、市、自治区党委提意见，开“出气”大会。当时全国有华北局、西北局、中南局等六个中央局。华北局的“出气”会在西直门外国务院招待所的一个会议室里举行，中央派一名记录员到场。会议由华北局第一书记李雪峰主持。李雪峰首先讲了这次提意见的重要性，接着副书记李立三发动大家提意见。华北是革命根据地，是老解放区，同志们都是在党的关怀下成长起来的，现在要站起来给党提意见，都觉得抹不下脸来。这时候薄一波来了，他说前些时到南方一个地方去，那里的同志很热情地招待，吃的、住的都好。可看了几天下来，觉得那里存在不少问题。说出来怕伤了和气，不说吧问题又确实很严重。“我是说好呢还是不说好呢？”薄一波问大家。那还用说，“说吧！”大家异口同声。“那好。”薄一波提高了嗓门：“这道理一样。现在我们党的工作有了问题，你们都是在下面了解实际情况的人，也应该都说出来。”这下大家思想通了，都争先恐后提起意见来。有的说浮夸风、共产风刮得太厉害；有的说省委领导工作作风粗暴，“老八路作风”不见了；还有的说“一平二调”损害了先进社队的利益，不能再搞下去了。“一平”就是搞平均主义，在公社范围内实行贫富拉平，平均分配。“二调”就是县、社两级无偿调拨生产队（包括社员个人）的财物和劳动力。这种做法在１９５８年以后的公社化初期极为盛行。刘新起提的是政策变得太快，一会儿一个政策。那时在基层干部中流行一句话——“电话赶不上变化”，刚发布下来的命令正在贯彻落实，忽然上级一个电话打过来又变了。那几年晋东南地委隐瞒库存粮食数字，多征收了各县区的公粮。这件事在这次扩大的中央全会上被抖出来，各县区长纷纷提意见，弄得地委领导很是难堪，地委书记赵军在会上做了检讨。还有的领导一次检查通不过就再二、再三地做，哪天通过了哪天算。对市委领导、省委领导，甚至对毛主席，有什么意见也能提。
２月４日这天是除夕，同志们早早就打扫了房间，穿上了新一点的衣服，准备和毛主席一块吃年夜饭。这时候中央认为七千多人在一起吃顿饭，光搬动桌、椅、碗、筷、碟就需要很多人力、物力，造成不必要的浪费。于是决定在各驻地，由中央局领导和大家一起过春节。华北局的全体同志是在招待所的大餐厅里欢度除夕的，李雪峰代表毛主席给大家敬酒，祝同志们新春愉快、身体健康，在新的一年取得更大的成绩。那天晚上喝的是“西凤”酒，每个桌子只上一瓶，每人喝上两盅就是了。刘新起记得在北京开了２０多天会，只上过一次酒。没有和毛主席在一起吃顿饭，大家心里多多少少有些遗憾。但晚上毛主席要和同志们一起观看春节晚会，于是大家又高高兴兴去了人民大会堂。刘新起记得那天晚上看的是京剧。
大年初一放假一天，毛主席、刘少奇、周恩来、朱德、董必武等中央领导和参加会议的同志及首都４万多军民共度春节。毛主席、刘少奇走上主席台，向大家祝贺，全场吹呼“毛主席万岁”。团拜会结束后，大家都去街上游玩。节日的北京红旗飘扬，张灯结彩，爆竹声声。晋东南地区的３６位同志来到颐和园照了张像，作为这次参加中央工作会议的留念。
在这次会上，毛主席说过一句传诵至今的顺口溜——“白天出气，晚上看戏，两干一稀，大家满意”。两干一稀就是一天能吃上两顿干饭。那时候粮食供应紧张，一个县委书记家吃一顿猪肉臊子拉面尚困难，与会者一天能有两顿干饭就蛮可以了。吃饱了饭，在会上又出透了气，还在北京过好了年，同志们的心情都很舒畅。都说再干不好工作，就真对不起毛主席了。
四
２月７日（大年初三）是大会的最后一天，这天周恩来讲话。周讲的是目前国民经济存在的困难及克服困难的办法。周总理阴沉着脸，说我们提拔了一大批会刮风、会拍马、会吹牛的“风马牛干部”。还说“党政机关和企业、事业单位，首先要裁并机构，要‘拆庙子’，同时要‘搬菩萨’”。有个名词“６２１”，就是为了减小城市粮食供应的压力，根据中央部署，把２６００万城镇人口遣送回乡。周恩来后来说，这相当于一个中等国家搬家。“６２１”就是１９６２年１月在扩大的中央工作全会上定下的方针。其实精简职工从１９６１年起就已经开始了。总理讲罢后，又通过了关于刘少奇书面报告的决议，接着毛主席讲话。
毛主席谈笑风生。他说把同志们请到北京来住了几天，都讲了讲心里话。中央少奇同志、恩来同志、朱德同志、林彪同志、小平同志和我也讲了讲，就是陈云同志没讲。陈云同志不调查清楚他就不讲话，他还没调查透。这时候毛主席又扭过头来问坐在旁边的陈云讲不讲，陈云说不讲。毛主席说，好，等他调查充分了再讲吧！这次会上毛主席有好几次请陈云讲话，陈云都没讲。毛主席安顿同志们回去以后把这次会议的精神贯彻落实好，接着就宣布大会闭幕。
散会后，中央领导和同志们一起合影留念。刘新起记得好像是在外交部照的像。那时候技术落后，不可能照一张七千多人的全体相，就以中央局为单位照。首长们先在那儿坐好，大家按事先排好的顺序进去站好。这时候毛主席就站起来问同志们好。规定不能主动和毛主席握手，主席伸出手来你才能握，主席问话你才能答，所以一会儿功夫就照好了。毛主席等中央领导和大家的合影，中央给全国每个县委、县政府各赠送一张，私人谁想要就出１６块钱。那时正经济困难，大部分人没要这张像，刘新起也没要。今年８０岁的刘新起提起这事来都后悔不迭。
这次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共开了２８天，鉴于当时国内外特殊的政治形势，《人民日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等媒体均没有对这次会议做报道，当时一般中国人根本不知道还开着这么个会。大会规定，与会者不准给家里写信、打电话。所以２０多天没有音讯，有人还以为他们是有问题被关起来隔离审查了。刘新起记得晋中地区有位同志给家里寄了封信，被组织上知道了，不但把信追回，还让他在会上做了检查。“七千人大会”在当时也没有这种叫法，后来才有了这个名词。
正月初五从北京回来，宋务迪、刘新起连家也没回，就召集全县党员开会，传达这次中央工作会议的精神。接着又召开社员大会，把党中央、毛主席的声音传到每家每户。
后来的事实证明，“七千人大会”是我党历史上一次重要的会议。它对于统一全党、全国人民的思想，促进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在“七千人大会”的基础上，１９６２年３月在广州召开了科技工作和文艺工作会议，周恩来在会上提出了知识分子绝大部分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的观点。到１９６２年８月，全国有６００多万在“反右倾”等运动中受过批判和处分的干部、党员和群众得到了平反。我国的政治、经济形势出现了那个时代少有的转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