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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政府应该给国民发钱,发钱在某种意义上代表了对过去税率过高的一个修整
“家电下乡”现在已经变成了一场运动,从政府的目的来讲肯定是刺激消费。但是“家电下乡”也好,购物券发放也好,它背后都有一个政府的逻辑,那就是让大家少储蓄,多花钱,这基于政府的假设,那就是中国民间的储蓄率太高了。
在谈刺激消费政策的这两年,不论是在公开场合还是在私下里,我经常会听到中国的官员们以及经济研究者会大谈特谈“中国储蓄率过高”的问题,每每此时,我都哭笑不得。在上期专栏中我们已经谈到“中国储蓄率过高”,这是一个完全错误的假设,从这点就可以看出,中国设计这些刺激内需政策方案有致命的缺陷,因为这个假设本身就是错误的。
解决收入问题和解决储蓄率问题是需要采取不同政策措施的。现在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比如建立社保体系、促销等等,我觉得无可非议。不管是对现在经济碰到的问题还是没有碰到的问题,早就应该建立社保体系。但现在在中国建立社保体系好像变成了刺激经济的方案之一,我觉得这让人感觉很可悲,事实上这是中国过去二十年的一个失误。几十年来,中国的经济发展、国民生产总值增加这么快,但是社会保障体系一直没有建立起来,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欠债”。
希望通过建立社保体系促进社会经济增长,这是一个非常错误的判断。如果是储蓄率过高,这么做可以促进经济的增长,但如果家庭储蓄率并不是那么高,这么做对宏观经济的增长促进是极其有限的。所以,我觉得现在首要考虑的是怎么来增加居民的收入,农民也好,普通市民也好,我觉得首先应该减少税率,降低税率。中国的个人所得税和企业所得税都太高了。
降低税率有两个办法,这两个办法应该同时采用:
第一,中国政府应该发钱。发钱在某种意义上代表了对过去税率过高的一个修整。政府把一部分税钱返回给老百姓,也就是承认自己过去收费收得太多了。
第二,把将来的税率降低,特别是个人所得税,还有增值税也应该降低。
比较起现在这种投资措施,把钱返还给老百姓更透明,更能减少腐败。比如说,政府宣布发给每一个家庭或者每一个人多少多少钱,制定非常明确的公开的目标。如果我拿着身份证去领钱,领不到那些钱,我肯定知道这里头有腐败。
另外,我觉得最低收入标准可以大规模提高,退休职工的退休金也应该提高。有人担忧,说提高了最低保障标准和退休金,很可能提高的这部分会成为储蓄,没被用作消费,不能拉动GDP,他们因此认为,与其提高中国人的收入,还不如提高投资率、投资的速度。
我一直反对崇尚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的这种思维方式,而且现在中国产能大规模过剩,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即使提高的这部分收入都用作消费,主要的作用也是降低库存,对GDP的影响并不是很大,因为这些库存是过去的,是过去的GDP,统计数字已经被计算过了。
而从政治角度来讲, 我觉得中国现在主要的问题不在于“保八”,而是保持政治稳定,提高的那部分收入会被储蓄还是被消费,没有必要过多介意。因为政治稳定主要是跟收入增加挂钩的,而不是跟消费挂钩。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政府应该更多考虑藏富于民。
(作者为麻省理工学院斯隆商学院教授)
“家电下乡”现在已经变成了一场运动,从政府的目的来讲肯定是刺激消费。但是“家电下乡”也好,购物券发放也好,它背后都有一个政府的逻辑,那就是让大家少储蓄,多花钱,这基于政府的假设,那就是中国民间的储蓄率太高了。
在谈刺激消费政策的这两年,不论是在公开场合还是在私下里,我经常会听到中国的官员们以及经济研究者会大谈特谈“中国储蓄率过高”的问题,每每此时,我都哭笑不得。在上期专栏中我们已经谈到“中国储蓄率过高”,这是一个完全错误的假设,从这点就可以看出,中国设计这些刺激内需政策方案有致命的缺陷,因为这个假设本身就是错误的。
解决收入问题和解决储蓄率问题是需要采取不同政策措施的。现在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比如建立社保体系、促销等等,我觉得无可非议。不管是对现在经济碰到的问题还是没有碰到的问题,早就应该建立社保体系。但现在在中国建立社保体系好像变成了刺激经济的方案之一,我觉得这让人感觉很可悲,事实上这是中国过去二十年的一个失误。几十年来,中国的经济发展、国民生产总值增加这么快,但是社会保障体系一直没有建立起来,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欠债”。
希望通过建立社保体系促进社会经济增长,这是一个非常错误的判断。如果是储蓄率过高,这么做可以促进经济的增长,但如果家庭储蓄率并不是那么高,这么做对宏观经济的增长促进是极其有限的。所以,我觉得现在首要考虑的是怎么来增加居民的收入,农民也好,普通市民也好,我觉得首先应该减少税率,降低税率。中国的个人所得税和企业所得税都太高了。
降低税率有两个办法,这两个办法应该同时采用:
第一,中国政府应该发钱。发钱在某种意义上代表了对过去税率过高的一个修整。政府把一部分税钱返回给老百姓,也就是承认自己过去收费收得太多了。
第二,把将来的税率降低,特别是个人所得税,还有增值税也应该降低。
比较起现在这种投资措施,把钱返还给老百姓更透明,更能减少腐败。比如说,政府宣布发给每一个家庭或者每一个人多少多少钱,制定非常明确的公开的目标。如果我拿着身份证去领钱,领不到那些钱,我肯定知道这里头有腐败。
另外,我觉得最低收入标准可以大规模提高,退休职工的退休金也应该提高。有人担忧,说提高了最低保障标准和退休金,很可能提高的这部分会成为储蓄,没被用作消费,不能拉动GDP,他们因此认为,与其提高中国人的收入,还不如提高投资率、投资的速度。
我一直反对崇尚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的这种思维方式,而且现在中国产能大规模过剩,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即使提高的这部分收入都用作消费,主要的作用也是降低库存,对GDP的影响并不是很大,因为这些库存是过去的,是过去的GDP,统计数字已经被计算过了。
而从政治角度来讲, 我觉得中国现在主要的问题不在于“保八”,而是保持政治稳定,提高的那部分收入会被储蓄还是被消费,没有必要过多介意。因为政治稳定主要是跟收入增加挂钩的,而不是跟消费挂钩。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政府应该更多考虑藏富于民。
(作者为麻省理工学院斯隆商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