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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二战前和战争期间，德国人躲在民族文化自豪感之中，听任独裁者胡作非为，在战争过去了半个世纪以后，他们还必须为此接受“文化”的教育与熏陶
五年前，奥斯威辛60周年纪念刚过，我读到德国老作家马丁·瓦尔泽那篇引发争议的演说，其中有这样几句；“我不下20次扭过头去不看关于集中营的残酷镜头。没有一个严肃的人会否认奥斯威辛的存在，没有一个理智的人会对奥斯威辛集中营令人发指的罪行产生怀疑：如果在媒体中每天都看到这样的过去，对这种无休止的展示我心生反感。我不但不表示感激，反而选择逃避。”
德国学者沃尔夫·勒佩尼斯在他的《德国历史中的文化诱惑》里，把瓦尔泽“抱怨”的对象概括为一种“道德的矫枉过正”。在历史上，德国的政治文明起步落后于英法美等大国，并在18～19世纪很长一段时间里受到压制，德国人在歌德、席勒等文化精英和浪漫主义运动的感染下，养成了一种以文化来补偿政治的心态。于是，德国人即使在战火纷飞的时候依然秩序井然地去歌剧院听巴赫和瓦格纳，听《蝴蝶夫人》和《尼伯龙根指环》，德国大文豪托马斯·曼在希特勒最嚣张的时期仍旧保持沉默，甚至表示隐晦的支持，因为后者对民族文化的“高扬”实在太中托马斯·曼的心意。不管在什么情况下，他们都无法抗拒沉湎于民族文化的“诱惑”。
勒佩尼斯此书把“文化诱惑”和“文化补偿”上升到民族“心理病灶”的程度，并与战后的情况联系起来。他认为，德国人耽于“文化诱惑”之最切近的后果，就是道德上的矫枉过正。由此，他打开了过去几十年间德国知识界讨论频繁的关于记忆和赎罪的主题，打开了关于两德统一的争论。德国人为二战和大屠杀所做的检讨和忏悔是否已经越过了极限?也许，当希特勒、纳粹党、斯大林和奥斯威辛、古拉格被连起来反复强调之时，就是这些永恒的警世钟被渐渐抽象成一张可以随手张贴的布告、一纸拒绝上诉的罪状之日?
很可能，是2005年德国竖立大屠杀纪念碑一事，最终帮助勒佩尼斯完成了这部作品。这座碑固然是为永志不忘大屠杀的史实所建，但在勒佩尼斯眼里，它却会涛导人们对纳粹德国的历史“作出一个灾难性的解释”。质言之，犯下大屠杀之罪的是一个组织，一个固若金汤的权力结构，而纪念碑却让所有普通民众都为之负罪：因为它是一个文化性的东西，文化意味着集体参与，“见者有份”，它把阴影投到了每个德国人的头顶。在二战前和战争期间，德国人躲在民族文化自豪感之中，听任独裁者胡作非为，在战争过去了半个世纪以后，他们还必须为此接受“文化”的教育与熏陶。
五年前，奥斯威辛60周年纪念刚过，我读到德国老作家马丁·瓦尔泽那篇引发争议的演说，其中有这样几句；“我不下20次扭过头去不看关于集中营的残酷镜头。没有一个严肃的人会否认奥斯威辛的存在，没有一个理智的人会对奥斯威辛集中营令人发指的罪行产生怀疑：如果在媒体中每天都看到这样的过去，对这种无休止的展示我心生反感。我不但不表示感激，反而选择逃避。”
德国学者沃尔夫·勒佩尼斯在他的《德国历史中的文化诱惑》里，把瓦尔泽“抱怨”的对象概括为一种“道德的矫枉过正”。在历史上，德国的政治文明起步落后于英法美等大国，并在18～19世纪很长一段时间里受到压制，德国人在歌德、席勒等文化精英和浪漫主义运动的感染下，养成了一种以文化来补偿政治的心态。于是，德国人即使在战火纷飞的时候依然秩序井然地去歌剧院听巴赫和瓦格纳，听《蝴蝶夫人》和《尼伯龙根指环》，德国大文豪托马斯·曼在希特勒最嚣张的时期仍旧保持沉默，甚至表示隐晦的支持，因为后者对民族文化的“高扬”实在太中托马斯·曼的心意。不管在什么情况下，他们都无法抗拒沉湎于民族文化的“诱惑”。
勒佩尼斯此书把“文化诱惑”和“文化补偿”上升到民族“心理病灶”的程度，并与战后的情况联系起来。他认为，德国人耽于“文化诱惑”之最切近的后果，就是道德上的矫枉过正。由此，他打开了过去几十年间德国知识界讨论频繁的关于记忆和赎罪的主题，打开了关于两德统一的争论。德国人为二战和大屠杀所做的检讨和忏悔是否已经越过了极限?也许，当希特勒、纳粹党、斯大林和奥斯威辛、古拉格被连起来反复强调之时，就是这些永恒的警世钟被渐渐抽象成一张可以随手张贴的布告、一纸拒绝上诉的罪状之日?
很可能，是2005年德国竖立大屠杀纪念碑一事，最终帮助勒佩尼斯完成了这部作品。这座碑固然是为永志不忘大屠杀的史实所建，但在勒佩尼斯眼里，它却会涛导人们对纳粹德国的历史“作出一个灾难性的解释”。质言之，犯下大屠杀之罪的是一个组织，一个固若金汤的权力结构，而纪念碑却让所有普通民众都为之负罪：因为它是一个文化性的东西，文化意味着集体参与，“见者有份”，它把阴影投到了每个德国人的头顶。在二战前和战争期间，德国人躲在民族文化自豪感之中，听任独裁者胡作非为，在战争过去了半个世纪以后，他们还必须为此接受“文化”的教育与熏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