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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札记》中读到“父母存,不许友以死”的古训,想起鲁迅的一桩事情:他早年在日本留学,曾加入光复会的反清革命活动。光复会热衷于搞暗杀,秋瑾、徐锡麟皆是其中豪杰。鲁迅也曾接受这样的任务、在准备动身时,他向指派者提出一个问题:“如果我被砍头,剩下我的母亲,谁负责赡养她呢?”这是那些革命者根本没有考虑过的,他们怀疑鲁迅是因为胆怯而找借口,遂把他的任务取消了。
鲁迅从七岁到十八岁都是在私塾里读书,接受了完整的旧式教育,十三经差不多读完了。我们虽然不知道他在提出上述疑问时,是否直接想到《札记》中的那句话,但重视孝道,为了母亲而不肯轻易将自己置于危境,这种属于儒家传统的道德精神无疑是渗透到他的骨髓的。甚至,因为不愿拂逆母亲的意愿,他接受了完全不合适的与朱安的婚姻,为此苦恼一生,这对后人而言几乎到了无法理解的程度。
鲁迅对待两个弟弟,也一度是依循旧道德的。他是长子,而在旧式家庭中,父亲去世后长子便是既承担责任也拥有支配权力的家长。周作人《知堂回想录》中说到他和鲁迅同在日本时,曾经因为懒惰,惹得鲁迅忽然愤激起来,挥起老拳,在他头上敲打了好几下,这可真是家长作风。
后来在北京,各自都已成家的周氏三兄弟聚居于八道湾一座大宅院,收入不分开,吃饭在一起,这也是典型的中国宗法大家庭模式。鲁迅后来同周作人闹翻,具体事由两人都闭口不言,外人只有胡乱猜测。但换一个角度来想:周作人那时已经是北大名教授、新文化运动的风流人物,难不成永远跟“家长”在一起过日子?不管什么理由,能够把老兄撵走,总是一件痛快事。
毛泽东赞鲁迅为“现代圣人”,鲁迅自己并不这样看。他更多地将自己看成是历史的中间物,其任务是“喊出一种新声”,但最终“仍应该和光阴偕逝,逐渐消失”。他非常懂得旧文化,在努力抵制历史的陈舊力量对新时代的阻碍时,也总是能够感受到它投在自己灵魂中的阴影。一直被人纪念,也许是鲁迅最不愿意的事情。
今人谈论鲁迅,无论赞同还是反对,注意力大抵集中在他对传统文化的激烈(有时也可说是过激)批判。这当然也是实情,最典型的例子,一是借“狂人”之口攻击中国的历史“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一是在回答《京报》副刊征求“青年必读书”时,提出“我以为要少——或者竞不——看中国书,多看外国书”的骇世之论。但这些说法都有具体的条件和针对性的用意,甚或带有为了开窗子而宣称要掀去屋顶的策略性(《无声的中国》有此一说)。据此认为鲁迅完全抹煞传统文化的价值,肯定是不真实的。
事实上鲁迅对中国历史上不同时期的文化有不同的评价。在《看镜有感》一文中,他赞美汉唐文化富于开放性和自信心的特征,称之为“闳放”、“毫不拘忌”,对外来事物“自由驱使”,言语间充满热情。
而很早写成的《文化偏至论》谈文化取向问题,态度原是相当冷静和清醒,曰:“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取今复古,别立新宗,人生意义,致之深邃,别国人之自觉至,个性张,沙聚之邦由是转为人国。”这就是同时向内向外寻求力量,在继承传统中创建新的境界,和陈寅烙强调的“文化本位”立场,也未见得有多么尖锐的冲突。
为什么鲁迅后来的态度变得越来越激烈呢?这其实和对立一方的刺激有关系。当有些人以宣扬“国粹”的名义讴歌历史中的陈腐因素时,他感受到社会发展遭到阻滞的危险,认为必须用更大的力量去冲击那些东西
本来有些东西是他未必不喜欢的。拿今天的事例看或许更容易明白:说要“弘扬民族文化传统”,这话不错。可是整天看见叩头、拜庙,歌颂皇帝、称赞奴才,说这便是“弘扬”了,岂能不厌烦?真是不“行扬”也罢。
骆玉明:复旦大学中文系古代文学专业教授、博导,兼任《辞海》编委、古代文学分科主编
鲁迅从七岁到十八岁都是在私塾里读书,接受了完整的旧式教育,十三经差不多读完了。我们虽然不知道他在提出上述疑问时,是否直接想到《札记》中的那句话,但重视孝道,为了母亲而不肯轻易将自己置于危境,这种属于儒家传统的道德精神无疑是渗透到他的骨髓的。甚至,因为不愿拂逆母亲的意愿,他接受了完全不合适的与朱安的婚姻,为此苦恼一生,这对后人而言几乎到了无法理解的程度。
鲁迅对待两个弟弟,也一度是依循旧道德的。他是长子,而在旧式家庭中,父亲去世后长子便是既承担责任也拥有支配权力的家长。周作人《知堂回想录》中说到他和鲁迅同在日本时,曾经因为懒惰,惹得鲁迅忽然愤激起来,挥起老拳,在他头上敲打了好几下,这可真是家长作风。
后来在北京,各自都已成家的周氏三兄弟聚居于八道湾一座大宅院,收入不分开,吃饭在一起,这也是典型的中国宗法大家庭模式。鲁迅后来同周作人闹翻,具体事由两人都闭口不言,外人只有胡乱猜测。但换一个角度来想:周作人那时已经是北大名教授、新文化运动的风流人物,难不成永远跟“家长”在一起过日子?不管什么理由,能够把老兄撵走,总是一件痛快事。
毛泽东赞鲁迅为“现代圣人”,鲁迅自己并不这样看。他更多地将自己看成是历史的中间物,其任务是“喊出一种新声”,但最终“仍应该和光阴偕逝,逐渐消失”。他非常懂得旧文化,在努力抵制历史的陈舊力量对新时代的阻碍时,也总是能够感受到它投在自己灵魂中的阴影。一直被人纪念,也许是鲁迅最不愿意的事情。
今人谈论鲁迅,无论赞同还是反对,注意力大抵集中在他对传统文化的激烈(有时也可说是过激)批判。这当然也是实情,最典型的例子,一是借“狂人”之口攻击中国的历史“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一是在回答《京报》副刊征求“青年必读书”时,提出“我以为要少——或者竞不——看中国书,多看外国书”的骇世之论。但这些说法都有具体的条件和针对性的用意,甚或带有为了开窗子而宣称要掀去屋顶的策略性(《无声的中国》有此一说)。据此认为鲁迅完全抹煞传统文化的价值,肯定是不真实的。
事实上鲁迅对中国历史上不同时期的文化有不同的评价。在《看镜有感》一文中,他赞美汉唐文化富于开放性和自信心的特征,称之为“闳放”、“毫不拘忌”,对外来事物“自由驱使”,言语间充满热情。
而很早写成的《文化偏至论》谈文化取向问题,态度原是相当冷静和清醒,曰:“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取今复古,别立新宗,人生意义,致之深邃,别国人之自觉至,个性张,沙聚之邦由是转为人国。”这就是同时向内向外寻求力量,在继承传统中创建新的境界,和陈寅烙强调的“文化本位”立场,也未见得有多么尖锐的冲突。
为什么鲁迅后来的态度变得越来越激烈呢?这其实和对立一方的刺激有关系。当有些人以宣扬“国粹”的名义讴歌历史中的陈腐因素时,他感受到社会发展遭到阻滞的危险,认为必须用更大的力量去冲击那些东西
本来有些东西是他未必不喜欢的。拿今天的事例看或许更容易明白:说要“弘扬民族文化传统”,这话不错。可是整天看见叩头、拜庙,歌颂皇帝、称赞奴才,说这便是“弘扬”了,岂能不厌烦?真是不“行扬”也罢。
骆玉明:复旦大学中文系古代文学专业教授、博导,兼任《辞海》编委、古代文学分科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