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札记》中读到“父母存，不许友以死”的古训，想起鲁迅的一桩事情：他早年在日本留学，曾加入光复会的反清革命活动。光复会热衷于搞暗杀，秋瑾、徐锡麟皆是其中豪杰。鲁迅也曾接受这样的任务、在准备动身时，他向指派者提出一个问题：“如果我被砍头，剩下我的母亲，谁负责赡养她呢?”这是那些革命者根本没有考虑过的，他们怀疑鲁迅是因为胆怯而找借口，遂把他的任务取消了。
　　鲁迅从七岁到十八岁都是在私塾里读书，接受了完整的旧式教育，十三经差不多读完了。我们虽然不知道他在提出上述疑问时，是否直接想到《札记》中的那句话，但重视孝道，为了母亲而不肯轻易将自己置于危境，这种属于儒家传统的道德精神无疑是渗透到他的骨髓的。甚至，因为不愿拂逆母亲的意愿，他接受了完全不合适的与朱安的婚姻，为此苦恼一生，这对后人而言几乎到了无法理解的程度。
　　鲁迅对待两个弟弟，也一度是依循旧道德的。他是长子，而在旧式家庭中，父亲去世后长子便是既承担责任也拥有支配权力的家长。周作人《知堂回想录》中说到他和鲁迅同在日本时，曾经因为懒惰，惹得鲁迅忽然愤激起来，挥起老拳，在他头上敲打了好几下，这可真是家长作风。
　　后来在北京，各自都已成家的周氏三兄弟聚居于八道湾一座大宅院，收入不分开，吃饭在一起，这也是典型的中国宗法大家庭模式。鲁迅后来同周作人闹翻，具体事由两人都闭口不言，外人只有胡乱猜测。但换一个角度来想：周作人那时已经是北大名教授、新文化运动的风流人物，难不成永远跟“家长”在一起过日子?不管什么理由，能够把老兄撵走，总是一件痛快事。
　　毛泽东赞鲁迅为“现代圣人”，鲁迅自己并不这样看。他更多地将自己看成是历史的中间物，其任务是“喊出一种新声”，但最终“仍应该和光阴偕逝，逐渐消失”。他非常懂得旧文化，在努力抵制历史的陈舊力量对新时代的阻碍时，也总是能够感受到它投在自己灵魂中的阴影。一直被人纪念，也许是鲁迅最不愿意的事情。
　　今人谈论鲁迅，无论赞同还是反对，注意力大抵集中在他对传统文化的激烈(有时也可说是过激)批判。这当然也是实情，最典型的例子，一是借“狂人”之口攻击中国的历史“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一是在回答《京报》副刊征求“青年必读书”时，提出“我以为要少——或者竞不——看中国书，多看外国书”的骇世之论。但这些说法都有具体的条件和针对性的用意，甚或带有为了开窗子而宣称要掀去屋顶的策略性(《无声的中国》有此一说)。据此认为鲁迅完全抹煞传统文化的价值，肯定是不真实的。
　　事实上鲁迅对中国历史上不同时期的文化有不同的评价。在《看镜有感》一文中，他赞美汉唐文化富于开放性和自信心的特征，称之为“闳放”、“毫不拘忌”，对外来事物“自由驱使”，言语间充满热情。
　　而很早写成的《文化偏至论》谈文化取向问题，态度原是相当冷静和清醒，曰：“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取今复古，别立新宗，人生意义，致之深邃，别国人之自觉至，个性张，沙聚之邦由是转为人国。”这就是同时向内向外寻求力量，在继承传统中创建新的境界，和陈寅烙强调的“文化本位”立场，也未见得有多么尖锐的冲突。
　　为什么鲁迅后来的态度变得越来越激烈呢?这其实和对立一方的刺激有关系。当有些人以宣扬“国粹”的名义讴歌历史中的陈腐因素时，他感受到社会发展遭到阻滞的危险，认为必须用更大的力量去冲击那些东西
　　本来有些东西是他未必不喜欢的。拿今天的事例看或许更容易明白：说要“弘扬民族文化传统”，这话不错。可是整天看见叩头、拜庙，歌颂皇帝、称赞奴才，说这便是“弘扬”了，岂能不厌烦?真是不“行扬”也罢。
　　
　　骆玉明：复旦大学中文系古代文学专业教授、博导，兼任《辞海》编委、古代文学分科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