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七年吴中文献展”在“七七事变”前夕于苏州可园举办。当年展览集吴中文物之精华之大成，开吴中文物之先河，盛况空前，展出各种文物典籍四千余目，约六千余件。该展览的筹备工作由时任江苏省立苏州图书馆馆长蒋吟秋策划，集公立收藏与私家收藏为一体，一并向公共展示。此理念在当时的世界公共文化服务领域甚为领先，更可贵的是此昌明之理念得到了吴中各大藏家、知名人士和学者一百八十余人的齐心协助鼎力支持。放眼世界博物馆学，自一九五五年德国卡赛尔文献展之后，“文献展”的模式已经成为国际诸多城市展示其当代文化艺术的通用做法之一。“一九三七年吴中文献展”在全球文献展系统中当属先驱，更重要的是，在“救亡图存”的爱国运动中，这次展览别具意味。
　　而今核查当年展览文物的目录，百不存一。为了让盛极一时的“吴中文献展”不成绝唱，我们二0一六年以“苏州文献展”重返历史，按图索骥，追寻“吴中文献展”的遗存。我们尽力从各个博物馆、图书馆收集当时的展览图录、书籍、书画與报刊，留心散落于民间的部分资料，经过整理和初步研究，尽可能复原与重建。地方文献是维系中华文化绵延、编织中华文化多样性的纽带，激活苏州的文化与历史，其目的还包括重新开启苏州的引领性与当代性，这是我们展览的重要使命与追求。
　　但这绝不是历史文献与当代艺术的简单结合，在“吴中文献展”八十年后的今天，我们的策展理念深基于一种新的史观，生发于某种世界史图景的绘制变迁。在全球化—或者准确地说—世界体系视域中审视历史的今日，对世界史的新书写需以全局的目光，突破单纯的地方史、区域史、国别史和民族国家框架，在全球视野下采用散点透视、平行叙述的策略，对各地区和文明之间的有机联系与互动进行历史重构与解读，打破西方（或任何）中心主义，在平等全面的框架中铺呈出立体的历史图景。在这样的思维框架中，我们对于具有千年历史的中国传统城市，对于它的文化历史内涵的挖掘与演绎，不应止于传统、单一或内部的文化历史，而应以“多重时间”（多维度、体系的）观照为方法，将重要的传统城市及其文化视为构成世界历史体系的要素之一，关注其与世界的碰撞与交流，以及所构成的世界历史发展的动力性因素。在世界多元性、体系性的理念下，把世界时间和中国传统时间同时相对化，在当代全球主义和民族主义相并而行的情境中，让“多重时间”释放出的“城市—世界”的丰富性和可能性。
　　苏州，这座有着两千五百多年历史、鲜明中国文化传统特征的城市，是我们在“多重时间”框架下理解中国传统城市的典型案例。

一、帝国时间与海洋时间

　　二00九年，一幅被称为“塞尔登地图”（十七世纪英国海洋法学者塞尔登所捐献的东西洋航海图）的中国古航海图，被遗忘了几个世纪后，在牛津大学图书馆揭开尘封已久的面纱。无论是海外汉学家还是制图专家，都未曾见过这样一幅地图。它凝聚着明代中国制图技法的精华，却因长久地流落他乡而被人忽视和遗忘。从“大航海”的视角分析，可以发现“塞尔登地图”是当时最精确的东西洋航海图，“无论是过去，还是接下来的四百年中，都没有另一幅地图能够望其项背”。而且这幅图还早于中国历史上伟大的航海壮举郑和下西洋，呈现了四百年前东亚地区民间海上贸易的盛况。
　　与塞尔登地图同样有着非凡意义，且勾画了同一时代西方不同景象的则是一五0七年马丁·瓦尔德泽米勒绘制的、被称作美国出生证明的、西方最负盛名的一张世界地图。两幅地图都极为重要，但意义却各不相同。瓦尔德泽米勒的地图是在新大陆刚刚为人所知的时候绘制的。新大陆的发现迎合了欧洲的猎奇心理，这迫使他将现有的制图模板利用到极致，然而又不得不在九年后抛弃它，以顺应一种能更好涵盖整个地球的新几何学潮流。同样，塞尔登地图也是中国在地球另一端发现新大陆的激动下应运而生的。它描绘了当时中国人所知的那片世界：西抵印度洋，东接香料群岛，南邻爪哇，北望日本。但是，塞尔登地图的绘图者创造出一种重要而不失美感的方法，从历史、地理、文字、法律和科学技术的角度，以中国的绘图方式重新设计了世界的版图。
　　两幅地图并置之下，以苏州太仓刘家港作为郑和下西洋的出发地，可以清晰地看到中国与世界在海洋时间与帝国时间的交汇。在那个时代，数以万计的普通人离开家园去寻找工作，既是谋生也是冒险。数以万计的船只往返于欧洲和亚洲各大港口之间，一个大洲的商品改变和建构了另一个大洲的经济。明代中国不仅是一个强盛的陆地帝国，同时也是一个富饶的海洋国家。但它并未以武力征服周边诸国，而是通过航海贸易在东南亚地区建立起深厚的根基。
　　郑和下西洋创造的航海奇迹是以苏州时间为起点来刻画世界时间的叙事，从太仓刘家港进出的外交使节，开启了这一时刻，刘家港成为全国第一个享受海港待遇的内河港口，将创造和书写出时间碰撞中的交通史。可以说，在一八四三年上海开埠之前，苏州已是“帝国与海洋”的多重时间的时针，苏州是被遮蔽的“另一种世界史”叙事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今天在探讨中国的、苏州的历史，必须同时以帝国时间与海洋时间为对照，以政治、经济和文化交流的多重视角，洞悉世界历史的“多重时间”，以考察中国“海上丝绸之路”起源点上的全球贸易史，带出以苏州为线索和源头的经济文化变迁，参以古代丝绸之路与当下的现代贸易和交流新路线之间的关系，显现苏州在“海上丝绸之路”中独特的作用与地位。

二、明清的现代时间

　　苏州在开启亚洲、中国现代性的历程中也扮演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元朝时，苏州作为政府实施漕粮北运的第一码头，在太仓刘家港不仅建立了帝国的海运仓储和海事机构，统摄长江中下游地区、浙江温台等沿海地区，而且成为使日本、琉球、高丽、安南等国的商船都集结于此的“六国码头”，奠定了外向型发展的海洋文化基础。即便限以帝国的疆域和文明圈考量，设置于太仓的内承运库（被称为太仓银库、太仓库），从洪武到崇祯朝，存在于明王朝的始终。太仓库的盛衰反映了明代的政治、经济、皇权与内外臣的关系，以及内陆边疆与中原的关系变化，其后果是对沿海地区现代性的推动—明朝政府为了抵御蒙古和女真（史称“北虏”），派出大量军队驻扎在北方边境，经由苏州太仓银库运到北方的军费，从十六世纪后半叶的每年两百万两增加到四百万两，几乎相当于每年从东南沿海地区流入的白银数量。北方军费越增加，内地的白银就越不足，纳税就越困难。随着国内白银不足的严重化与需求的持续增大，沿海的走私活动更加活跃。一条中国现代社会开启的重要线索—“银线”由此形成。“银线”涉及白银在中国各个区域的大规模流通情况：白银的流通机制、白银与铜钱在经济层次中的复杂关系、白银的使用与经济结构的关系等问题，还有货币供应、价格浮动、使用层次等经济活动。这从一个侧面描绘出十九世纪中国与世界贸易关系的轮廓，正是由于这样一根“银线”的存在，“北虏”与“南倭”以白银流动为媒介密切地联系起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