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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每个创业者都经历过这样的命运：一度无限接近成功，却每每在紧要关头失去对公司的控制权。知天命之年，他还在继续创业。
在这个偏远的创业园区，中午12点的星巴克简直令人称奇。这活脱脱是个混合了咖啡和面包香气的办公室，所有客人都穿西装衬衣，不是拿着iPhone就是玩iPad，也都很健谈。但谭洪最有派头。他从座位上挺起身体，伸直脖子，不时回应熟人的寒喧。他块头很大，嗓门也大，一来二去，好像他谁都认得。
谭洪是这儿的老客人了。10年前，他从美国来苏州，创办Fortebio公司。那时候，这家美式连锁咖啡馆刚来中国不到两年。租不起办公室，谭洪干脆每天泡星巴克，在这里见客户、面试员工、开会。一晃10年，咖啡馆从闹市区开到了郊区的创业园，Fortebio也成了当地知名的生物分析技术公司。遗憾的是，除了保有前创始人的名头，Fortebio现在跟谭洪没啥关系。他最新的头衔是蒙太奇医疗器械公司创始人，办公室在一街之隔的大厦里，办公面积和这间咖啡馆也差不了多少。
12点半，他起身离开咖啡馆，去隔壁餐厅吃午饭。十月的阳光洒在他身上，鬓角的几根白发变得特别刺眼。要是在咖啡馆里，这些白发可是不容易察觉的。他不年轻了。回望过去，十几年的岁月并未虚度。他从美国回到中国，从IT转向BT，先后倒腾过硬盘、光纤、生物分析、体外诊断……总之，数得清的正式创业就有3次，非正式的还有好些。他一度无限接近成功，最终却又被迫放手。他不是没有尝过成功的滋味，也懂得失败的道理。
这个秋天，他刚好50岁。知天命之年，他早已学会如何面对生命中的遗憾和力量。前几天，他把微博名字从“Recycle－创业者”改成了“创业者”。他的签名是“我发现我还不够疯狂”。
美国梦之后
2001年9月10日，像往常一样，谭洪翻起当天的报纸。《文汇报》上的一则小豆腐块吸引了他的注意，里面列举了纳米技术、生物技术等21世纪最具潜质的十大科技。“居然没有光纤通讯!”想到自己创办的微可信公司不在这一行列，谭有些沮丧。
洪和上海交大的教授合作，开发了一款光纤通讯产品。产品不错，也融了一笔钱，但受互联网泡沫的影响，事情眼看要黄。不是没有转机。眼下，谭洪正在运作第二轮融资。如果再有钱进来，一切就还有挽回的余地。他买了9月12日的机票回美国，不出意外的话，9月15日就能签约。
谭洪回国创业已经4年了，这一次的机会不错，决不能轻易放弃。
“第二天，忽然就‘9·11’了。”恐怖袭击改变了谭洪的人生轨迹。那几天飞往美国的航班全都暂停，挤上复航后的第@航班，换来的却是投资人的回绝：“不行了，现在这个情况摸不准。”
完了!银行账户剩下的钱只够发10月份的薪水，这就是说，一个月后，公司就得关门。幸运的是，之前有一家公司看上了他们的产品，有意并购。这是个比关门好一些的结局。一个月不到，并购完成。
当月，谭洪注册了新公司，起名ForteBio，打算进入生物领域。
这一年，他40岁了。除了1个月前的那个豆腐块，他的人生和生物技术没多少关联。一个40岁的人忽然去做一件自己完全无知的事，这听来有点离谱。不过，谭洪从来就不是一个按部就班的中产阶级。
1961年，谭洪出生在西安交通大学的家属院里。动乱年代，这个小孩却脑子灵活，有些做买卖的天赋。小学三年级，他让父亲做了一个幻灯机，自己画故事，召集小朋友们买票看幻灯。小学四年级，他向小伙伴吹嘘上海的水彩颜料比西安的好多了。他收了定金，暑假去上海买水彩颜料，又高价卖出。
谭洪有点小聪明，不过和同龄人一样，他度过了随大流的青春岁月。1986年，他大学毕业去了美国。他就读的奥本大学位于亚拉巴马州，距美国东南最大城市亚特兰大约一个半小时车程。小镇安逸宁静。“那时候我们的梦想就是一栋房子，两辆汽车，周末割草，每年出去旅游两次。”
这是个典型的美国梦，实现起来也不算太难。1989年，谭洪拿到了绿卡。博士毕业后，像很多留学生一样，他选择去大公司做小工程师。1995年，他在一座山脚下买了房子，后院不远处有条河，流水淙淙。这一年，他34岁，来美国整整十年。
谭洪对自己并不满意。“美国梦实现后，才发现好无聊。”他回忆说，“大公司虽然好，但是被牵制住，不能自由发挥，没地方释放能量。”
谭洪辞职了。他的跌宕从此开始。他跟着前主管去了一家小公司，小公司很快倒闭。他又去了好几家小公司，都不顺遂。最后，他去了一家韩国公司，又刚好碰上1997年金融风暴。他想回国找项目，但没一个成的……很多年过去了，原以为这个光纤通讯项目会成就一番事业，没想到还是滑稽地结束了。
看看这些年的经历，谭洪难免觉得自己有点儿倒霉。“初生牛犊不怕虎，看别人做小公司垮了，觉得是别人的问题，要是自己做肯定能做好。这种勇气不知道哪来的，那些东西看起来不难，等到自己做了才知道很难。”
不过，他还有ForteBio。那个秋天，他还不知道ForteBio会让他走上另一条路。
被驱逐的CEO
放下《文汇报》，谭洪做了一份商业计划。看起来，这就是后来ForteBio的蓝图：
“我们要开发一个微型的仪器。如果孩子抱怨嗓子疼，不愿上学时，你可以像测量体温那样检查一下孩子是不是真的感冒了。老年人可以在家里随时检测他们的心脏功能，及时就医治疗……”
谭洪彻底是个外行。当时，他对生物的理解就是“蛋白分子就是鸡蛋清”。他去拜见硅谷一位著名的华人创业成功人士，想融点钱。他得到的建议是：“一个人如果没有在一个行业中浸淫10年，他很难明白其中奥秘，更别想创业了。”言下之意，没戏。
“之前我也不是做光纤的。”谭洪40岁了，不愿意轻易放弃任何一个机会。他开始跑展会、听行业会议、查资料，半年跑下来，摸出了一些门道，找到了一个不错的专利，还从台湾人那里找到了第一笔投资。他把山脚下的房子抵押给了银行，在中美两地奔波。钱越来越少，样机遥遥无期，更糟的是，这样的煎熬不知何日是尽头。
2004年春节，依然没能融到钱，房子却已经抵押了两年半了。谭洪连看场电影都要事先盘算。过年的时候，全家人去参加一个华人活动，抽中了当晚的大奖。这像是暗夜里的一道微光，给了绝望的人一点盼头。“冥冥中，觉得自己该转运了。”
事实上，自从走出大公司的门槛，忤逆了当年的美国梦之后，都快十年了，谭洪一直不算顺利。给人打工，全是小公司，全都做不大。自己创业，做的都是不熟悉的热门行业。热门行业能挣大钱，但几时也没轮上他。照理说，谭洪不是一个对金钱和成功有强烈偏执的人，否则当年他也不会辞职。不过，对于一个游荡了那么久的创业者来说，希望和肯定再迟迟不来，那一点曙光再迟迟不出现，他也不知道自己还能在黑暗隧道里撑多久。
虽然晚，转机到底还是来了。5个月后，安捷伦 找上门来，表示了投资意愿。有了安捷伦的背书，ForteBio在美国的融资变得很顺利。他开始为公司招一些更有经验的熟手，还请了老师给他上管理课。公司的发展进入了良性循环，他从盐湖城、丹佛一路到了硅谷。
那是他生命中一段很美好的时光，一切都在往好的方向发展。产品终于出来了。使用这一产品，可以看到抗癌药的分子是怎么附着上癌症蛋白，在上面能待多久。2006年，ForteBio开始销售产品；2007年，收入翻了一番。
可好景不长，公司内部开始出问题。在多次融资稀释股权后，ForteBio的实际控制权已不在谭的手中。2007年，投资人为这家公司找到了一个新的CEO，谭的职位成了CTO。2008年，牵线完成C轮融资之后，谭离开了ForteBio。2010年，Fortebio销售额达8000万美元，从GE旗下的公司抢走不少市场份额，成为迄今华人创办的最成功的生物分析技术公司之一。
现在，上网简单查询一下Fortebio的公开资料，你会发现，关于这家公司的记载是：“总部位于美国硅谷，由国际顶级风险投资基金和世界著名的安捷伦公司投资建立，是一家致力于为检测生物分子相互作用提供专业解决方案的公司。”
公司简介中并无谭洪的名字。
在一项花费长年心血的事业中出局，谭洪有“被坑了”的感觉。这是他曾经最接近成功的一次。多年之后，他仍然耿耿于怀：“我们这种创业的人，技术出身，往往太天真，出现一些状况，不能很好把握，被VC钻空子。我是被VC给坑的，说起来是协议上定的条款，但是没有经验，才导致那种情况的出现。”
“下一次融资，我一定要求51％的投票权。”他说。
现在，谭洪的公司距离ForteBio在张江的子公司只有3分钟路程，腿儿着就能到。但三年来，他从未走过去看哪怕一眼。直到今年夏天，他才去走了一圈。房子周围的树木已经长大，谭洪心中的况味只有他自己知道。
“前几天，我大学一同学说Google我的情况，发现我已经离开ForteBio。他问，ForteBio融了5000万美元的钱，你是卷款逃跑了还是被资本家兔死狐悲了?卷款逃跑不是我的风格，君子取财是有道的。兔死狐悲也不是，兔死后，狐会吃不饱；正因如此，杀不杀狐没区别。”
撇开兔死狐悲的牢骚不谈，时过境迁，谭洪说，现在他能够部分理解当初投资人的想法：“他们希望公司专注，但我是个有太多想法的人。我原以为可以在ForteBio上实现这些梦想，既然不可能了，只能离开。”
i创业者
现在，谭洪只能向前冲了。“别人不会再雇你，而我也不可能接受别人的约束。一旦选择了创业，就回不去了。”
还是在东方明珠脚下的星巴克，谭洪给新公司起了一个连咖啡馆服务员都能听懂的时髦名字一蒙太奇。这是个源自法语的外来词，常用于艺术领域，通常指将摄影机拍摄下来的镜头，按照生活逻辑、推理顺序、作者的观点倾向及其美学原则联结起来的手段。
“我喜欢法语，想多点浪漫气息。”谭说。新公司将延续他在ForteBio时的梦想，做IVD(体外诊断)，用于心脑血管疾病检测。在他看来做检测的过程也是把不同的数据整合在一起，有点像蒙太奇。
尽管同属生物领域，生物分析和体外诊断还是隔着好些距离。这些年，在医疗生物领域创业的人，大多是在国外大公司浸淫多年，之后带着技术和产品回国，抑或有很好的渠道及客户资源。而他，赤手空拳，又要开始另一场战役。
“今天下午我和公司法务律师说：我为这家公司已经丢了半条命。”谭洪开始自嘲，“如果早知道这么艰难，我可能不会辞职出来创这个业了，因为我是在最困难的时候，在最困难的领域里，拣了一条最困难的途径来创业。”
现在，他又开始重复ForteBio初期的命运了：产品方案一再推倒，融资迟迟未到。样机已做出了雏形，不到十个员工。有投资人给他算了一笔账，从样机到成品，再建生产能力、拿证，估计一般的基金周期等不起。他的路还很长。
这种煎熬，他并不享受。
“你担心这次会失败吗?”
“当然担心。”他说，“但想那么多就没法做事了。”
“你后悔吗?”
“当时做的那些事，肯定对今天都是有影响的，不是说哪一步浪费了。”
“你对当下的生活满意吗?”
“每个人的路不一样，命运不一样。”
这个秋天，他把微博名字改成了“i创业者”，向乔布斯致敬。这几年，乔布斯成了他的精神偶像，“乔布斯给我的启示：别做你不喜欢的事情。”
谭洪比乔布斯小不了几岁。他为自己的命运付出了代价。当年，他的妹妹跟他一样去美国留学，毕业之后进入思科工作。虽然跳过槽，但都服务于大公司，一步一步向上爬。像当地很多人一样，妹妹一家人住在宽敞的房子里，子女双全，周末按时去教堂。这就是谭洪曾经拥有的生活。
他似乎注定得而复失。他的父亲是位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的大学教授，自然希望他和妹妹一样过安稳的生活，不过，父亲自己也不安分。20世纪90年代，父亲学人下海，是第一个把数码相机带进中国的人，也曾经跟娃哈哈合作创办公司，然而数次下海，不是被骗，就是事成之后一脚被踢开。
现在，父子二人年纪都大了。有时候在一起絮叨，两个有相似命运的人却并不能互相理解。儿子觉得，父亲如果安于学问，早成院士了。父亲觉得，儿子如果安守美国梦，过得会更轻松。
岁月流逝了，谭洪开始有一种奇妙的年龄感。这种年龄感穿越时空，几乎像是阿甘的一块巧克力糖，不时给它的主人提供些微生命的能量。他也有脆弱的时候。“这几天生病。昨晚做了一个奇怪的梦：梦见我能回到过去，重新选择生活和工作。就像下棋赖皮，我能任意悔棋。我试着悔了好几次，发现日子都会比现在安稳、挣钱多，但都没现在这条路激动人心。最后，我还是决定不悔棋，按现在的路继续走下去。看来我注定是劳碌命，但愿最终能改变世界，哪怕是一丁点儿。”
两天之后，中国旧历，立冬。
在这个偏远的创业园区，中午12点的星巴克简直令人称奇。这活脱脱是个混合了咖啡和面包香气的办公室，所有客人都穿西装衬衣，不是拿着iPhone就是玩iPad，也都很健谈。但谭洪最有派头。他从座位上挺起身体，伸直脖子，不时回应熟人的寒喧。他块头很大，嗓门也大，一来二去，好像他谁都认得。
谭洪是这儿的老客人了。10年前，他从美国来苏州，创办Fortebio公司。那时候，这家美式连锁咖啡馆刚来中国不到两年。租不起办公室，谭洪干脆每天泡星巴克，在这里见客户、面试员工、开会。一晃10年，咖啡馆从闹市区开到了郊区的创业园，Fortebio也成了当地知名的生物分析技术公司。遗憾的是，除了保有前创始人的名头，Fortebio现在跟谭洪没啥关系。他最新的头衔是蒙太奇医疗器械公司创始人，办公室在一街之隔的大厦里，办公面积和这间咖啡馆也差不了多少。
12点半，他起身离开咖啡馆，去隔壁餐厅吃午饭。十月的阳光洒在他身上，鬓角的几根白发变得特别刺眼。要是在咖啡馆里，这些白发可是不容易察觉的。他不年轻了。回望过去，十几年的岁月并未虚度。他从美国回到中国，从IT转向BT，先后倒腾过硬盘、光纤、生物分析、体外诊断……总之，数得清的正式创业就有3次，非正式的还有好些。他一度无限接近成功，最终却又被迫放手。他不是没有尝过成功的滋味，也懂得失败的道理。
这个秋天，他刚好50岁。知天命之年，他早已学会如何面对生命中的遗憾和力量。前几天，他把微博名字从“Recycle－创业者”改成了“创业者”。他的签名是“我发现我还不够疯狂”。
美国梦之后
2001年9月10日，像往常一样，谭洪翻起当天的报纸。《文汇报》上的一则小豆腐块吸引了他的注意，里面列举了纳米技术、生物技术等21世纪最具潜质的十大科技。“居然没有光纤通讯!”想到自己创办的微可信公司不在这一行列，谭有些沮丧。
洪和上海交大的教授合作，开发了一款光纤通讯产品。产品不错，也融了一笔钱，但受互联网泡沫的影响，事情眼看要黄。不是没有转机。眼下，谭洪正在运作第二轮融资。如果再有钱进来，一切就还有挽回的余地。他买了9月12日的机票回美国，不出意外的话，9月15日就能签约。
谭洪回国创业已经4年了，这一次的机会不错，决不能轻易放弃。
“第二天，忽然就‘9·11’了。”恐怖袭击改变了谭洪的人生轨迹。那几天飞往美国的航班全都暂停，挤上复航后的第@航班，换来的却是投资人的回绝：“不行了，现在这个情况摸不准。”
完了!银行账户剩下的钱只够发10月份的薪水，这就是说，一个月后，公司就得关门。幸运的是，之前有一家公司看上了他们的产品，有意并购。这是个比关门好一些的结局。一个月不到，并购完成。
当月，谭洪注册了新公司，起名ForteBio，打算进入生物领域。
这一年，他40岁了。除了1个月前的那个豆腐块，他的人生和生物技术没多少关联。一个40岁的人忽然去做一件自己完全无知的事，这听来有点离谱。不过，谭洪从来就不是一个按部就班的中产阶级。
1961年，谭洪出生在西安交通大学的家属院里。动乱年代，这个小孩却脑子灵活，有些做买卖的天赋。小学三年级，他让父亲做了一个幻灯机，自己画故事，召集小朋友们买票看幻灯。小学四年级，他向小伙伴吹嘘上海的水彩颜料比西安的好多了。他收了定金，暑假去上海买水彩颜料，又高价卖出。
谭洪有点小聪明，不过和同龄人一样，他度过了随大流的青春岁月。1986年，他大学毕业去了美国。他就读的奥本大学位于亚拉巴马州，距美国东南最大城市亚特兰大约一个半小时车程。小镇安逸宁静。“那时候我们的梦想就是一栋房子，两辆汽车，周末割草，每年出去旅游两次。”
这是个典型的美国梦，实现起来也不算太难。1989年，谭洪拿到了绿卡。博士毕业后，像很多留学生一样，他选择去大公司做小工程师。1995年，他在一座山脚下买了房子，后院不远处有条河，流水淙淙。这一年，他34岁，来美国整整十年。
谭洪对自己并不满意。“美国梦实现后，才发现好无聊。”他回忆说，“大公司虽然好，但是被牵制住，不能自由发挥，没地方释放能量。”
谭洪辞职了。他的跌宕从此开始。他跟着前主管去了一家小公司，小公司很快倒闭。他又去了好几家小公司，都不顺遂。最后，他去了一家韩国公司，又刚好碰上1997年金融风暴。他想回国找项目，但没一个成的……很多年过去了，原以为这个光纤通讯项目会成就一番事业，没想到还是滑稽地结束了。
看看这些年的经历，谭洪难免觉得自己有点儿倒霉。“初生牛犊不怕虎，看别人做小公司垮了，觉得是别人的问题，要是自己做肯定能做好。这种勇气不知道哪来的，那些东西看起来不难，等到自己做了才知道很难。”
不过，他还有ForteBio。那个秋天，他还不知道ForteBio会让他走上另一条路。
被驱逐的CEO
放下《文汇报》，谭洪做了一份商业计划。看起来，这就是后来ForteBio的蓝图：
“我们要开发一个微型的仪器。如果孩子抱怨嗓子疼，不愿上学时，你可以像测量体温那样检查一下孩子是不是真的感冒了。老年人可以在家里随时检测他们的心脏功能，及时就医治疗……”
谭洪彻底是个外行。当时，他对生物的理解就是“蛋白分子就是鸡蛋清”。他去拜见硅谷一位著名的华人创业成功人士，想融点钱。他得到的建议是：“一个人如果没有在一个行业中浸淫10年，他很难明白其中奥秘，更别想创业了。”言下之意，没戏。
“之前我也不是做光纤的。”谭洪40岁了，不愿意轻易放弃任何一个机会。他开始跑展会、听行业会议、查资料，半年跑下来，摸出了一些门道，找到了一个不错的专利，还从台湾人那里找到了第一笔投资。他把山脚下的房子抵押给了银行，在中美两地奔波。钱越来越少，样机遥遥无期，更糟的是，这样的煎熬不知何日是尽头。
2004年春节，依然没能融到钱，房子却已经抵押了两年半了。谭洪连看场电影都要事先盘算。过年的时候，全家人去参加一个华人活动，抽中了当晚的大奖。这像是暗夜里的一道微光，给了绝望的人一点盼头。“冥冥中，觉得自己该转运了。”
事实上，自从走出大公司的门槛，忤逆了当年的美国梦之后，都快十年了，谭洪一直不算顺利。给人打工，全是小公司，全都做不大。自己创业，做的都是不熟悉的热门行业。热门行业能挣大钱，但几时也没轮上他。照理说，谭洪不是一个对金钱和成功有强烈偏执的人，否则当年他也不会辞职。不过，对于一个游荡了那么久的创业者来说，希望和肯定再迟迟不来，那一点曙光再迟迟不出现，他也不知道自己还能在黑暗隧道里撑多久。
虽然晚，转机到底还是来了。5个月后，安捷伦 找上门来，表示了投资意愿。有了安捷伦的背书，ForteBio在美国的融资变得很顺利。他开始为公司招一些更有经验的熟手，还请了老师给他上管理课。公司的发展进入了良性循环，他从盐湖城、丹佛一路到了硅谷。
那是他生命中一段很美好的时光，一切都在往好的方向发展。产品终于出来了。使用这一产品，可以看到抗癌药的分子是怎么附着上癌症蛋白，在上面能待多久。2006年，ForteBio开始销售产品；2007年，收入翻了一番。
可好景不长，公司内部开始出问题。在多次融资稀释股权后，ForteBio的实际控制权已不在谭的手中。2007年，投资人为这家公司找到了一个新的CEO，谭的职位成了CTO。2008年，牵线完成C轮融资之后，谭离开了ForteBio。2010年，Fortebio销售额达8000万美元，从GE旗下的公司抢走不少市场份额，成为迄今华人创办的最成功的生物分析技术公司之一。
现在，上网简单查询一下Fortebio的公开资料，你会发现，关于这家公司的记载是：“总部位于美国硅谷，由国际顶级风险投资基金和世界著名的安捷伦公司投资建立，是一家致力于为检测生物分子相互作用提供专业解决方案的公司。”
公司简介中并无谭洪的名字。
在一项花费长年心血的事业中出局，谭洪有“被坑了”的感觉。这是他曾经最接近成功的一次。多年之后，他仍然耿耿于怀：“我们这种创业的人，技术出身，往往太天真，出现一些状况，不能很好把握，被VC钻空子。我是被VC给坑的，说起来是协议上定的条款，但是没有经验，才导致那种情况的出现。”
“下一次融资，我一定要求51％的投票权。”他说。
现在，谭洪的公司距离ForteBio在张江的子公司只有3分钟路程，腿儿着就能到。但三年来，他从未走过去看哪怕一眼。直到今年夏天，他才去走了一圈。房子周围的树木已经长大，谭洪心中的况味只有他自己知道。
“前几天，我大学一同学说Google我的情况，发现我已经离开ForteBio。他问，ForteBio融了5000万美元的钱，你是卷款逃跑了还是被资本家兔死狐悲了?卷款逃跑不是我的风格，君子取财是有道的。兔死狐悲也不是，兔死后，狐会吃不饱；正因如此，杀不杀狐没区别。”
撇开兔死狐悲的牢骚不谈，时过境迁，谭洪说，现在他能够部分理解当初投资人的想法：“他们希望公司专注，但我是个有太多想法的人。我原以为可以在ForteBio上实现这些梦想，既然不可能了，只能离开。”
i创业者
现在，谭洪只能向前冲了。“别人不会再雇你，而我也不可能接受别人的约束。一旦选择了创业，就回不去了。”
还是在东方明珠脚下的星巴克，谭洪给新公司起了一个连咖啡馆服务员都能听懂的时髦名字一蒙太奇。这是个源自法语的外来词，常用于艺术领域，通常指将摄影机拍摄下来的镜头，按照生活逻辑、推理顺序、作者的观点倾向及其美学原则联结起来的手段。
“我喜欢法语，想多点浪漫气息。”谭说。新公司将延续他在ForteBio时的梦想，做IVD(体外诊断)，用于心脑血管疾病检测。在他看来做检测的过程也是把不同的数据整合在一起，有点像蒙太奇。
尽管同属生物领域，生物分析和体外诊断还是隔着好些距离。这些年，在医疗生物领域创业的人，大多是在国外大公司浸淫多年，之后带着技术和产品回国，抑或有很好的渠道及客户资源。而他，赤手空拳，又要开始另一场战役。
“今天下午我和公司法务律师说：我为这家公司已经丢了半条命。”谭洪开始自嘲，“如果早知道这么艰难，我可能不会辞职出来创这个业了，因为我是在最困难的时候，在最困难的领域里，拣了一条最困难的途径来创业。”
现在，他又开始重复ForteBio初期的命运了：产品方案一再推倒，融资迟迟未到。样机已做出了雏形，不到十个员工。有投资人给他算了一笔账，从样机到成品，再建生产能力、拿证，估计一般的基金周期等不起。他的路还很长。
这种煎熬，他并不享受。
“你担心这次会失败吗?”
“当然担心。”他说，“但想那么多就没法做事了。”
“你后悔吗?”
“当时做的那些事，肯定对今天都是有影响的，不是说哪一步浪费了。”
“你对当下的生活满意吗?”
“每个人的路不一样，命运不一样。”
这个秋天，他把微博名字改成了“i创业者”，向乔布斯致敬。这几年，乔布斯成了他的精神偶像，“乔布斯给我的启示：别做你不喜欢的事情。”
谭洪比乔布斯小不了几岁。他为自己的命运付出了代价。当年，他的妹妹跟他一样去美国留学，毕业之后进入思科工作。虽然跳过槽，但都服务于大公司，一步一步向上爬。像当地很多人一样，妹妹一家人住在宽敞的房子里，子女双全，周末按时去教堂。这就是谭洪曾经拥有的生活。
他似乎注定得而复失。他的父亲是位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的大学教授，自然希望他和妹妹一样过安稳的生活，不过，父亲自己也不安分。20世纪90年代，父亲学人下海，是第一个把数码相机带进中国的人，也曾经跟娃哈哈合作创办公司，然而数次下海，不是被骗，就是事成之后一脚被踢开。
现在，父子二人年纪都大了。有时候在一起絮叨，两个有相似命运的人却并不能互相理解。儿子觉得，父亲如果安于学问，早成院士了。父亲觉得，儿子如果安守美国梦，过得会更轻松。
岁月流逝了，谭洪开始有一种奇妙的年龄感。这种年龄感穿越时空，几乎像是阿甘的一块巧克力糖，不时给它的主人提供些微生命的能量。他也有脆弱的时候。“这几天生病。昨晚做了一个奇怪的梦：梦见我能回到过去，重新选择生活和工作。就像下棋赖皮，我能任意悔棋。我试着悔了好几次，发现日子都会比现在安稳、挣钱多，但都没现在这条路激动人心。最后，我还是决定不悔棋，按现在的路继续走下去。看来我注定是劳碌命，但愿最终能改变世界，哪怕是一丁点儿。”
两天之后，中国旧历，立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