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纪伊始，中国政坛焕发出许多新的气息，大批年轻干部开始涌现，并活跃在中国政坛的各个阶层。
　　关心中国时局的人士注意到，自去年10月始，中国政坛人事变动频繁起来，一大批高素质、高学历、年富力强的新人登上了省、部级的位置，迄今为止，至少有几十个省部级职位发生人事变动。
　　厅处级职位上年轻干部的涌现更是平常之事，与高层变动相比，基层干部的年轻化算是悄悄进行的革命。
　　其实，干部年轻化并不是什么新鲜事物，在20年前它就被作为一个"新名词"频频挂在中国最高领导人的嘴边。
　　
　　邓小平的隐忧
　　
　　邓小平无疑是“干部年轻化”的积极推动者。
　　1975年，毛泽东让邓小平出来主持工作，王洪文不服，跑回上海，跟人说：10年后再看！
　　邓小平知道后跟人讲：这个有道理呀，10年后我们这些人都变成什么样子啊？年龄上我们斗不过王洪文呀！
　　那一年，邓小平70岁，王洪文39岁。在年龄的悬殊比较中，邓小平觉察到了党和国家谁来接班的潜在危机。
　　改革之初，中国的干部队伍存在两个突出问题，一是干部的年龄老化，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和政府领导班子成员的平均年龄在61岁以上；二是领导干部文化水平不高，当时各省市自治区党委、政府的领导成员，有大专以上文化水平的只占17.7%。
　　显然，要实现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路线，靠这样一批干部是不够的，培养启用一批政治坚定、年富力强、有专业知识的领导干部，成了这位总设计师的战略之举！
　　但当时在交接班的问题上，许多老同志思想准备不够。有人说，我从参加革命的那一天起，就决心将革命进行到底，现在让我半途而废，中途退出革命，我不能接受，我宁可倒在办公桌上，也不能退出革命。
　　邓小平只有再一次拿出他任红军政委时所锻炼出来的宣传鼓动本领，反复动员，大会上讲，小会上讲，公开场合讲，私人聚会也讲。
　　他苦口婆心地告诫那些不愿退位的老同志：现在我们国家面临的真正危机，就是我们要搞四个现代化，却没有一批年富力强、有专业知识的干部。老同志要让啊！要认真地选接班人。这是个百年大计，是我们的一个战略问题。要忧国、忧民、忧党啊！
　　在他的动员感召下，一大批德高望重的老同志相继辞去了领导职务，中央领导层干部的年轻化，由此大大地向前推进了一步。
　　在1982年举行的中共十二大上，一大批年富力强的党员第一次进入了中央委员会，384名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中，新当选的有211人，具有大专学历以上的有120人，最为突出的有几位：江泽民55岁，李鹏53岁，李瑞环47岁，最年轻的是胡锦涛，当时才39岁！
　　邓小平充分认识到干部年轻化的过程不是一蹴而就的，1986年他在会见日本首相中曾根时就说:我们政治体制改革的第一个目标是始终保持党和国家的活力。这里说的活力，主要是指领导层干部的年轻化。几年前我们就提出干部队伍要“四化”，即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这些年在这方面做了一些事情，但只是开始。领导层干部年轻化的目标，并不是三五年就能够实现的，15年内实现就很好了......哪一天中国出现一大批三四十岁的优秀政治家、经济管理家、军事家、外交家那就好了。
　　
　　从体制上改变官员结构
　　
　　15年过去了，总设计师的期望逐渐变成现实。但在新的形势下，第三代领导核心在执行干部年轻化战略时无疑还有更多的考虑。中国共产党正处于整体性的新老交替时期，明年召开的“十六大”要求搭建新世纪的领导集体，选拔启用新人迫在眉睫。
　　江泽民不止一次忧心忡忡地指出：到党的十六大，一大批年轻同志要走上领导岗位，最重要的事情不是交接权力，而是我们把一个什么样的党交下去。把党建设好，关系到党将以什么样的姿态和面貌出现于新世纪，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
　　另外，近几年的党内腐败问题日益严重，贪官割掉一茬又长一茬，某些地方已成整体性腐败之局面。这令中共高层忧心如焚，他们清醒地意识到，腐败问题若不尽快解决，党将不党，国将不国。
　　换新血反腐败成为必然选择。1999年秋，中共中央政治局第15次会议上通过并确定了以国家副主席胡锦涛为组长、中共中央组织部长曾庆红为副组长的"十六大筹备工作领导小组"名单。该小组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选拔新一代跨世纪领导集体。
　　在去年8月份的北戴河会议上，高层更进一步取得共识，认为加快各级领导干部年轻化步伐，培养储备一大批青年干部，从体制上改变官员结构，是反腐败的有效措施。
　　随后各级领导干部的选拔标准相继出台。目前对中央一级领导干部的原则是，在党的“十六大”上，中央委员年龄结构要比“十五大”时年轻5岁以上，中央政治局委员年龄要在60岁左右，而核心机构政治局常委的最大年龄不能超过70岁。
　　省部级以下的干部选拔标准规定得更为具体。据了解，中组部已要求各级机构在领导班子配备方面，注意提拔60年代出生、80年代进入大学学习及毕业的德才兼备的年轻干部，亦即40岁以下的干部。
　　中组部要求各级组织部门，充分认识加快选拔年轻干部的重要性和迫切性。并具体规定：
　　1、县（处）级领导班子，至少要配备两名30岁左右的成员；
　　2、地（厅）级领导班子，至少配备一两名40岁以下的成员；
　　3、省（部）级领导班子则至少要配备一名40出头的成员。
　　为了腾出位置让更多的优秀年轻干部脱颖而出，中组部、人事部要求目前正在开展的省级以下机构改革，实施"二五八"规定，即：地（厅）、县（处）、科级干部现已达到58岁、55岁、52岁的，须离开领导岗位，不再担任实际职务，即"离岗不退休"。
　　
　　铺好干部年轻化的轨道
　　
　　的确，年轻干部们较少旧观念和既得利益的束缚，他们有知识、有冲劲、有魄力，敢拼敢搏，常常能在改革的困难关头冲破阻力，打开局面。
　　但我们在执行年轻化政策的时候，也要谨防“唯年轻化”的倾向出现。因为制度的设定对引导人的行为具有决定性意义。据了解，一些地方片面地理解年轻化，为了紧跟中央，在搭建两级党政班子时规定了这样一个“原则”：35岁以上基本不再提拔进入乡镇党政班子，40岁以上的基本不再提拔进入县级党政班子。
　　在干部的“退出机制”尚未建立，一旦为官，终生为官的“基本”形势下，一些地方基层干部在升迁无望的情况下，就极可能丧失工作的动力，甘当“平庸官”。
　　更值得警觉的是，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从来就不是工作效率高的必然条件，更不是廉洁行政的完全保证，近些年来出现的“39岁现象”、“26岁现象”就充分地证明了这一点。
　　去年查处的福建政和县委书记丁仰宁卖官腐败案就是一个很好的案例。丁仰宁39岁升为政和县委书记，在任3年间，他靠卖官鬻爵起家，收受贿赂，成了“百万富翁”。
　　令人瞩目的是那些涉案的人有3个“绝大多数”：涉案的大小官员246人，绝大多数39岁左右；已经处理的14个副处级以上干部，绝大多数在39岁左右；9个乡镇党委书记、乡镇长，绝大多数39岁左右。
　　现在举国上下，从中央到地方对年轻干部都寄予了莫大的希望。但也要看到，如上述所言，一些年轻干部如果不能严格自律，非但不能成为改革的动力，反而可能成为改革的阻力，初衷为龙、结果成虫的事实应该引起我们的警觉和反思，否则，我们可能会痛心地看到一些浮出水面的年轻干部重新卷入激流漩涡，让我们的事业再次遭受损失！
　　因此，在推进干部年轻化的同时，注意加强党的建设和对所有干部进行监督的体制建设，其重要性是不同寻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