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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华东师范大学读博士期间，我有幸到东京大学留学一年，当时的日本导师就是佐藤学先生。佐藤学先生出生在日本广岛县一个富裕家庭，祖父曾经是日本的政治家。他曾就读于当地有名的福山高中，并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东京大学，在东京大学获得了教育学学士、硕士和博士学位。刚刚毕业的他曾经在三重大学做讲师和副教授，后任东京大学教育学研究科教授。历任东京大学教育学研究科科长、教育学部部长以及日本教育学会会长，他还是全美教育学会会员以及美国教育学会（AERA）终身名誉会员。
与众不同的名校教授
教育专业的研究者可能没有人不知道“佐藤学”这个名字，可以说很多人都是看着他的书成长起来的。虽然曾经无数次在书的扉页上见到他的照片，但是当我第一次在东京大学见到他的时候还是有一些意外。当时，他正要去上课，看到有人向他打招呼就停了下来。他非常瘦削，皱巴的西装外套略显宽大，在西装的口袋里放了两瓶矿泉水，把西装口袋撑得鼓鼓的。头发稍显蓬乱，有点爱因斯坦的感觉。这显然与我对日本教授的印象有些出入。但是，那双锐利而深邃的眼睛还是告诉我这就是大名鼎鼎的佐藤学教授。
佐藤学先生所在的“学校教育高度化”专业并非教育学部的传统专业，而是在佐藤学先生的倡导下于2006年（平成18年）成立的，是由“学校临床综合教育研究中心”重组而成的。“学校教育高度化”专业秉承“实践性”、“综合性”、“合作性”的研究理念，对学校中存在的各种问题进行项目式研究。这个专业包括“教职专业性的高度化”、“教育内容高度化”与“学校开发政策高度化”三个分支，以培养兼具教育实践能力与研究能力的教育研究者和教师。佐藤学研究室的所有学生都是硕士和博士研究生，当然常常有中小学教师和校长来听讲。课程表上每周有三节大课，分别叫作案例研究、现场研究与论文指导，每一节课都长达几个小时，而且授课教师全部是佐藤学先生。
佐藤学先生上课的方式非常特别，自成一家。在“案例研究”课上，他从不拿教案、讲义，只带一盘录像带，那是他从中小学课堂上拍摄的教学案例。他先是饶有兴趣地介绍讲课的老师或是学校发生的趣事，讲到开心的地方，他就自己大笑起来，手舞足蹈，完全沉浸在自己的故事中。然后就是放教学录像，他有时会补充说明，有时会小憩一会。当录像放完之后，他就马上恢复了精气神。我们先是半小时左右的小组讨论，每个小组派一个人把讨论过程描述一下，最后是由佐藤学先生来讲解。他对课例的观察细致入微，几乎不放过任何一个细节，而且旁征博引，思路开阔流畅，让人如沐春风。我们都惊叹于佐藤学先生惊人的记忆力和深刻的剖析力，他的点拨常常令我们恍然大悟。“现场研究”课上，他带着这些研究生们到学校、到课堂上去观察、去记录、去思考。研究生们早已习惯了这种早早起床，身背摄像机、三脚架，到很远的学校去听课、拍课与教师们交流的研究方法，而且还都乐在其中，他们中的很多人都与佐藤学先生一样成为学校老师的好朋友、好助手。
儿童世界的倾听者
无论是在大学的讲坛上，还是在中小学的课堂上，佐藤学先生用的最多的词就是“孩子”（子ども），教育学上称为“儿童”，这是他以及整个研究室共通的术语。虽然他几乎没有在中小学执教的经验，但是他对儿童、对孩子的了解深刻得不可思议。他通过姿势、动作、表情、眼神中都可以看到孩子们的内心世界，了解他们的喜悦、痛苦、不安与矛盾。在他的眼中每一个孩子都有自己独特的个性，都是一个造物主的礼物，都应该成为他自己。当他在学校的走廊上看到学生们的涂鸦时会露出会心的笑容，他对我们说：“这就是孩子们，他们画的虽不算好，但是你看到了吗？每一幅画的构图都是不同的，他们实际上都是通过图画来表现自己的，而不是去临摹别人，这就是每个孩子的个性，这也是艺术的魅力。”
在中小学的课堂上，我们可以随意走到孩子的身边，详细观察孩子学习的过程。而佐藤学先生对孩子的发现力就是从中练就出来的。他通过细节可以看出孩子们是投入学习，还是遇到了困难，可以看出孩子们通过他们自己的方式互相帮助，而这种帮助是微妙的、隐形的，往往被成人的眼睛忽略的。孩子们困顿、思考、互相学习、超越原有的认知水平的过程是如此的复杂，又是如此漫长，但是他从来都是不慌不忙地在一旁等待，等待孩子们用自己的力量去学习，去成长。
佐藤学先生常说：“有人认为教学是说话的艺术，其实不然，甚至正好相反，教学其实是倾听，教师要放慢语调，放低声音，只有这样才能倾听到每个孩子的声音，倾听到他们对知识的渴望。当一个孩子轻声回答问题的时候，不要说‘请大声说一遍’，而是说‘刚才听到很有趣的事情，让我们再听一遍’。”没有一个孩子不喜欢学习，没有一个孩子不希望取得学习的成功，孩子厌学、离开学校的真正原因是他们的声音被淹没，他们对学校感到绝望。所以只有为学生提供安心的环境，提供一个孩子可以言说的空间，给他们自由表达的机会，给他们互相联系、彼此关照的学习机会，才能让他们从“勉强”（注：日语“学习”之意）的孤独感当中解脱出来。当大人看到孩子叛逆、冷漠、不听话、不用功的时候，却没有发现孩子的内心世界是多么渴望被倾听，他们多么渴望能做更好的自己，但是，孩子毕竟是孩子，他们表达的方式可能就是相反的或者是变式的，你只有静下心来，安安静静地等待，才能真正走进孩子们的内心世界。
而且佐藤学先生还认为：不仅仅是教师要倾听孩子，也应该创造条件让孩子之间互相倾听，互相联系，让他们理解别人的痛苦，这是民主社会合格公民的基本素养。他曾经指着一张课上拍到的照片说：这是个很有意思的故事，老师问“6是2的几倍”，小南回答“12倍”，一旁的小樱就说“那是因为小南对‘倍’这个词感兴趣，所以才会说是12的。”你们看看孩子们之间是在相互倾听的，小樱没有直接说是“3”，她理解小南在学习中遇到的困难，这对小南更有帮助。这么一个小小的细节被定格在佐藤学先生的相机里，也定格在他的心里。这是他放下身段、放下成人固定的思维方式，从孩子的视角去看、去倾听、去欣赏的结果。
教师的专业对话者
佐藤学先生是教师专业发展的坚定拥护者，他将教师的作用称为“对话性的他者”，即在“最近发展区”里，能够促使学习者的学习发生跳跃的、起到“脚手架”作用的他者。而实际上佐藤学先生也是一线教师们重要的“对话性他者”。佐藤学先生的研究都是围绕课堂教学展开的，在几十年里他听课1万多节，并与这些教师进行直接的对话；他通过课堂观察所形成的著作不下几十本，这些著作实现了他与日本乃至全亚洲的成千上万的教师们的间接对话。这种对话是建立在研究者与教师互相理解的基础上，因此是愉悦且充满智慧的。他喜欢对话的方式是因为在他看来教育就是对话，无论是中国的孔子还是古希腊的苏格拉底，都是用对话的方式来进行教学的。 他号召教师走出自己的“班级王国”，以一种开放的姿态来接受观摩，并积极观摩其他教师的课，从而形成一种相互学习和促进的关系。我曾经多次与佐藤学先生一起去学校听课，他在学校一呆就是一天，了解教师的教学情况，了解他们在教学中的困难。他不喜欢用简单的“好”还是“不好”去评价课，因为每位教师为了上好课都付出了巨大的努力，而且每位教师都有自己对教学的独特思考。他与教师对话所围绕的就是“孩子”，这是他们共同关注的焦点。在公开课上，全校教师都来进行教学研讨，他们往往不是针对教学技能、技巧，而是针对学生的学习来展开，讨论学生们在这节课中的成长。比如小组中学生的关系如何，他们能否很好的合作，共同探究问题可能出现在什么地方，学生是否得到了认知的跳跃，学生发生跳跃的时机是什么，是什么阻止学生深入学习。学校不是简单评价教师教学的“好”与“坏”，而是通过对学生学习过程的评价来实现，这是一种以认同为基础的弱评价，从而创设一种安全和信任的环境。在相互信任的言说环境中，教师之间形成了一种实质性的对话关系，并最终形成对教学的共识。
佐藤学先生了解教师工作无边际的苦衷，他倡导学校将行政与教学分开，尽量减少教师的杂事，使教师专心研究教学。他清楚教师在教学中容易出现的问题以及不同学校、不同年龄阶段教师的倾向性，他可以通过几秒钟的时间判断出教师是否能让学生安心学习。在教学研讨会上，佐藤学先生会让教师讨论并充分地发言，从不轻易打断，只是在一旁点头微笑。佐藤学先生与教师们所沟通的有效方法就是“倾听”和“对话”。在我的记忆力，他好像从来没有套用理论来解释过课堂的实践，他用课堂中孩子们的名字、教学内容和教师的行动去诠释，因为他充分了解并理解这个课堂中所有的要素。
佐藤学先生所做的可以说是教研、科研、培训三位一体的教师专业发展援助。我曾经到他指导的长盘松中学去访谈，所有的语文教师都接受了访谈。这些教师对教育的理解与言说令我这个学教育的研究生汗颜，而且从中能够感受到佐藤学先生对这里的教师们深入骨髓的影响。
“学习共同体”的实践者
在他的研究室里经常可以看到很多来访的老师和校长的身影。他们多是慕名而来，希望得到佐藤学先生的指点和帮助，有时候还会跟随佐藤学先生去其他学校借鉴学习。佐藤学先生的日程总是排得很满，但即使是周末也常常要接待来访的老师，因为这是他的专业，也是他的兴趣所在。他想了解更多的学校，想帮助更多的教师和校长。
一名研究生曾经说过：“佐藤学先生在日本是如同神一样的存在。因为他不但是课堂教学专家，也是学校发展诊断专家，很多学校都在他的影响下扭转局面，比如滨之乡小学、常盘松中学、岳阳初中、青山小学等等都从学力较低的学校成为高学力的学校，这种变化简直太神奇了。”我们从佐藤学先生的《学习的快乐——走向对话》、《学校的挑战——创建学习共同体》等书中也能看到这些学校的事例，这些学校都曾经面临发展的困境，学生问题严重，通过“学习共同体”改革，才逐渐恢复了生机和活力。
到目前为止，日本参与佐藤学先生所倡导的“学习共同体”改革的中小学有2000多所，而亚洲的很多国家，例如韩国、中国、东南亚等国家都不同程度地进行了类似的改革，可以说一场“静悄悄的革命”正在亚洲范围内展开，而佐藤学先生是这场革命的缔造者。他曾经打趣说：“我在其他国家比在日本还要有名。” 但同时，他也很严肃地告诫：我在学校改革的实践中做了20多年，其中前10年都是失败的，在我手上失败的学校不下1000所，所以我比任何人都理解改革的艰难，我所承受的改革失败的痛苦比任何人都多。因为改革并非易事，因为人都是顽固的，都不愿意改变，但每个人都在改革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因此，改革的起点是从学校内部建立一种愿景，并在全体教师、学生、家长中达成共识，只有这种内部的动力才能引导学校走向改革的成功。其中最难的是做好领航学校的建设，只要在领航学校中取得成功，其他学校就会跟着做，改革只要在实践中得到认可就可以迅速推广开来。
如今，佐藤学先生已经步入了花甲之年，他将几十年的时光都放在“学习共同体”的教学改革与学校变革上，他从一个美国课程改造史的研究者成长为学校“学习共同体”改革的旗手。他是杜威的追随者，追求的是教育的“平等”与“质量”，追求的是教育的“公共性”与“卓越性”。他一直为保障孩子们的学习权而奔走，至今仍然保持着每周三天在学校听课、研讨的习惯。每去一个国家，他最先去的地方总是博物馆和学校，这样的习惯已经成为他生命的一部分。他曾经说过：教育研究是一个清贫的行业，但在孩子与教师成长中所体会的快乐，也是其他行业难以比拟的。
2000年以后他曾多次到中国的上海、哈尔滨、西安等地参观学校，指导“学习共同体”改革，从中他感受到中国教师与学生们积极进取的精神状态，他为“学习共同体”在中国开花、结果感到由衷的高兴。他说：“这些学校的改革是具有前瞻性的——21世纪中国的社会需要‘优质教育’的‘创造’，这种变革是急速的，‘疾驰的中国’——这就是我的强烈印象。”
与众不同的名校教授
教育专业的研究者可能没有人不知道“佐藤学”这个名字，可以说很多人都是看着他的书成长起来的。虽然曾经无数次在书的扉页上见到他的照片，但是当我第一次在东京大学见到他的时候还是有一些意外。当时，他正要去上课，看到有人向他打招呼就停了下来。他非常瘦削，皱巴的西装外套略显宽大，在西装的口袋里放了两瓶矿泉水，把西装口袋撑得鼓鼓的。头发稍显蓬乱，有点爱因斯坦的感觉。这显然与我对日本教授的印象有些出入。但是，那双锐利而深邃的眼睛还是告诉我这就是大名鼎鼎的佐藤学教授。
佐藤学先生所在的“学校教育高度化”专业并非教育学部的传统专业，而是在佐藤学先生的倡导下于2006年（平成18年）成立的，是由“学校临床综合教育研究中心”重组而成的。“学校教育高度化”专业秉承“实践性”、“综合性”、“合作性”的研究理念，对学校中存在的各种问题进行项目式研究。这个专业包括“教职专业性的高度化”、“教育内容高度化”与“学校开发政策高度化”三个分支，以培养兼具教育实践能力与研究能力的教育研究者和教师。佐藤学研究室的所有学生都是硕士和博士研究生，当然常常有中小学教师和校长来听讲。课程表上每周有三节大课，分别叫作案例研究、现场研究与论文指导，每一节课都长达几个小时，而且授课教师全部是佐藤学先生。
佐藤学先生上课的方式非常特别，自成一家。在“案例研究”课上，他从不拿教案、讲义，只带一盘录像带，那是他从中小学课堂上拍摄的教学案例。他先是饶有兴趣地介绍讲课的老师或是学校发生的趣事，讲到开心的地方，他就自己大笑起来，手舞足蹈，完全沉浸在自己的故事中。然后就是放教学录像，他有时会补充说明，有时会小憩一会。当录像放完之后，他就马上恢复了精气神。我们先是半小时左右的小组讨论，每个小组派一个人把讨论过程描述一下，最后是由佐藤学先生来讲解。他对课例的观察细致入微，几乎不放过任何一个细节，而且旁征博引，思路开阔流畅，让人如沐春风。我们都惊叹于佐藤学先生惊人的记忆力和深刻的剖析力，他的点拨常常令我们恍然大悟。“现场研究”课上，他带着这些研究生们到学校、到课堂上去观察、去记录、去思考。研究生们早已习惯了这种早早起床，身背摄像机、三脚架，到很远的学校去听课、拍课与教师们交流的研究方法，而且还都乐在其中，他们中的很多人都与佐藤学先生一样成为学校老师的好朋友、好助手。
儿童世界的倾听者
无论是在大学的讲坛上，还是在中小学的课堂上，佐藤学先生用的最多的词就是“孩子”（子ども），教育学上称为“儿童”，这是他以及整个研究室共通的术语。虽然他几乎没有在中小学执教的经验，但是他对儿童、对孩子的了解深刻得不可思议。他通过姿势、动作、表情、眼神中都可以看到孩子们的内心世界，了解他们的喜悦、痛苦、不安与矛盾。在他的眼中每一个孩子都有自己独特的个性，都是一个造物主的礼物，都应该成为他自己。当他在学校的走廊上看到学生们的涂鸦时会露出会心的笑容，他对我们说：“这就是孩子们，他们画的虽不算好，但是你看到了吗？每一幅画的构图都是不同的，他们实际上都是通过图画来表现自己的，而不是去临摹别人，这就是每个孩子的个性，这也是艺术的魅力。”
在中小学的课堂上，我们可以随意走到孩子的身边，详细观察孩子学习的过程。而佐藤学先生对孩子的发现力就是从中练就出来的。他通过细节可以看出孩子们是投入学习，还是遇到了困难，可以看出孩子们通过他们自己的方式互相帮助，而这种帮助是微妙的、隐形的，往往被成人的眼睛忽略的。孩子们困顿、思考、互相学习、超越原有的认知水平的过程是如此的复杂，又是如此漫长，但是他从来都是不慌不忙地在一旁等待，等待孩子们用自己的力量去学习，去成长。
佐藤学先生常说：“有人认为教学是说话的艺术，其实不然，甚至正好相反，教学其实是倾听，教师要放慢语调，放低声音，只有这样才能倾听到每个孩子的声音，倾听到他们对知识的渴望。当一个孩子轻声回答问题的时候，不要说‘请大声说一遍’，而是说‘刚才听到很有趣的事情，让我们再听一遍’。”没有一个孩子不喜欢学习，没有一个孩子不希望取得学习的成功，孩子厌学、离开学校的真正原因是他们的声音被淹没，他们对学校感到绝望。所以只有为学生提供安心的环境，提供一个孩子可以言说的空间，给他们自由表达的机会，给他们互相联系、彼此关照的学习机会，才能让他们从“勉强”（注：日语“学习”之意）的孤独感当中解脱出来。当大人看到孩子叛逆、冷漠、不听话、不用功的时候，却没有发现孩子的内心世界是多么渴望被倾听，他们多么渴望能做更好的自己，但是，孩子毕竟是孩子，他们表达的方式可能就是相反的或者是变式的，你只有静下心来，安安静静地等待，才能真正走进孩子们的内心世界。
而且佐藤学先生还认为：不仅仅是教师要倾听孩子，也应该创造条件让孩子之间互相倾听，互相联系，让他们理解别人的痛苦，这是民主社会合格公民的基本素养。他曾经指着一张课上拍到的照片说：这是个很有意思的故事，老师问“6是2的几倍”，小南回答“12倍”，一旁的小樱就说“那是因为小南对‘倍’这个词感兴趣，所以才会说是12的。”你们看看孩子们之间是在相互倾听的，小樱没有直接说是“3”，她理解小南在学习中遇到的困难，这对小南更有帮助。这么一个小小的细节被定格在佐藤学先生的相机里，也定格在他的心里。这是他放下身段、放下成人固定的思维方式，从孩子的视角去看、去倾听、去欣赏的结果。
教师的专业对话者
佐藤学先生是教师专业发展的坚定拥护者，他将教师的作用称为“对话性的他者”，即在“最近发展区”里，能够促使学习者的学习发生跳跃的、起到“脚手架”作用的他者。而实际上佐藤学先生也是一线教师们重要的“对话性他者”。佐藤学先生的研究都是围绕课堂教学展开的，在几十年里他听课1万多节，并与这些教师进行直接的对话；他通过课堂观察所形成的著作不下几十本，这些著作实现了他与日本乃至全亚洲的成千上万的教师们的间接对话。这种对话是建立在研究者与教师互相理解的基础上，因此是愉悦且充满智慧的。他喜欢对话的方式是因为在他看来教育就是对话，无论是中国的孔子还是古希腊的苏格拉底，都是用对话的方式来进行教学的。 他号召教师走出自己的“班级王国”，以一种开放的姿态来接受观摩，并积极观摩其他教师的课，从而形成一种相互学习和促进的关系。我曾经多次与佐藤学先生一起去学校听课，他在学校一呆就是一天，了解教师的教学情况，了解他们在教学中的困难。他不喜欢用简单的“好”还是“不好”去评价课，因为每位教师为了上好课都付出了巨大的努力，而且每位教师都有自己对教学的独特思考。他与教师对话所围绕的就是“孩子”，这是他们共同关注的焦点。在公开课上，全校教师都来进行教学研讨，他们往往不是针对教学技能、技巧，而是针对学生的学习来展开，讨论学生们在这节课中的成长。比如小组中学生的关系如何，他们能否很好的合作，共同探究问题可能出现在什么地方，学生是否得到了认知的跳跃，学生发生跳跃的时机是什么，是什么阻止学生深入学习。学校不是简单评价教师教学的“好”与“坏”，而是通过对学生学习过程的评价来实现，这是一种以认同为基础的弱评价，从而创设一种安全和信任的环境。在相互信任的言说环境中，教师之间形成了一种实质性的对话关系，并最终形成对教学的共识。
佐藤学先生了解教师工作无边际的苦衷，他倡导学校将行政与教学分开，尽量减少教师的杂事，使教师专心研究教学。他清楚教师在教学中容易出现的问题以及不同学校、不同年龄阶段教师的倾向性，他可以通过几秒钟的时间判断出教师是否能让学生安心学习。在教学研讨会上，佐藤学先生会让教师讨论并充分地发言，从不轻易打断，只是在一旁点头微笑。佐藤学先生与教师们所沟通的有效方法就是“倾听”和“对话”。在我的记忆力，他好像从来没有套用理论来解释过课堂的实践，他用课堂中孩子们的名字、教学内容和教师的行动去诠释，因为他充分了解并理解这个课堂中所有的要素。
佐藤学先生所做的可以说是教研、科研、培训三位一体的教师专业发展援助。我曾经到他指导的长盘松中学去访谈，所有的语文教师都接受了访谈。这些教师对教育的理解与言说令我这个学教育的研究生汗颜，而且从中能够感受到佐藤学先生对这里的教师们深入骨髓的影响。
“学习共同体”的实践者
在他的研究室里经常可以看到很多来访的老师和校长的身影。他们多是慕名而来，希望得到佐藤学先生的指点和帮助，有时候还会跟随佐藤学先生去其他学校借鉴学习。佐藤学先生的日程总是排得很满，但即使是周末也常常要接待来访的老师，因为这是他的专业，也是他的兴趣所在。他想了解更多的学校，想帮助更多的教师和校长。
一名研究生曾经说过：“佐藤学先生在日本是如同神一样的存在。因为他不但是课堂教学专家，也是学校发展诊断专家，很多学校都在他的影响下扭转局面，比如滨之乡小学、常盘松中学、岳阳初中、青山小学等等都从学力较低的学校成为高学力的学校，这种变化简直太神奇了。”我们从佐藤学先生的《学习的快乐——走向对话》、《学校的挑战——创建学习共同体》等书中也能看到这些学校的事例，这些学校都曾经面临发展的困境，学生问题严重，通过“学习共同体”改革，才逐渐恢复了生机和活力。
到目前为止，日本参与佐藤学先生所倡导的“学习共同体”改革的中小学有2000多所，而亚洲的很多国家，例如韩国、中国、东南亚等国家都不同程度地进行了类似的改革，可以说一场“静悄悄的革命”正在亚洲范围内展开，而佐藤学先生是这场革命的缔造者。他曾经打趣说：“我在其他国家比在日本还要有名。” 但同时，他也很严肃地告诫：我在学校改革的实践中做了20多年，其中前10年都是失败的，在我手上失败的学校不下1000所，所以我比任何人都理解改革的艰难，我所承受的改革失败的痛苦比任何人都多。因为改革并非易事，因为人都是顽固的，都不愿意改变，但每个人都在改革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因此，改革的起点是从学校内部建立一种愿景，并在全体教师、学生、家长中达成共识，只有这种内部的动力才能引导学校走向改革的成功。其中最难的是做好领航学校的建设，只要在领航学校中取得成功，其他学校就会跟着做，改革只要在实践中得到认可就可以迅速推广开来。
如今，佐藤学先生已经步入了花甲之年，他将几十年的时光都放在“学习共同体”的教学改革与学校变革上，他从一个美国课程改造史的研究者成长为学校“学习共同体”改革的旗手。他是杜威的追随者，追求的是教育的“平等”与“质量”，追求的是教育的“公共性”与“卓越性”。他一直为保障孩子们的学习权而奔走，至今仍然保持着每周三天在学校听课、研讨的习惯。每去一个国家，他最先去的地方总是博物馆和学校，这样的习惯已经成为他生命的一部分。他曾经说过：教育研究是一个清贫的行业，但在孩子与教师成长中所体会的快乐，也是其他行业难以比拟的。
2000年以后他曾多次到中国的上海、哈尔滨、西安等地参观学校，指导“学习共同体”改革，从中他感受到中国教师与学生们积极进取的精神状态，他为“学习共同体”在中国开花、结果感到由衷的高兴。他说：“这些学校的改革是具有前瞻性的——21世纪中国的社会需要‘优质教育’的‘创造’，这种变革是急速的，‘疾驰的中国’——这就是我的强烈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