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1年6月，当上海正在紧锣密鼓地筹备中共“一大”之时，远在万里之遥的莫斯科，张太雷、俞秀松、杨明斋三位中国共产党人，正肩负着千钧压力，为襁褓中的中国共产党亮相共产国际舞台，进行着一场生死较量……
　　与共产国际接触的第一人
　　1919年3月，当列宁亲自主持召开了共产国际成立大会后，一对俄国夫妇悄然踏上了中国这块正在迸发革命火种的土地，他们就是维经斯基和他的夫人库兹涅佐娃。
　　维经斯基到中国的第一站是北京，见到的第一个熟人，是在北京大学任教的苏俄左翼人士鲍立维。维经斯基对鲍立维提出，需要一个置身于革命浪潮之中的汉语翻译。鲍立维推荐的人选是张太雷。
　　在此后维经斯基逗留中国的9个月里，张太雷协助他与各方人士开展了交流，而最为重要的，就是在北京与李大钊讨论了建立中国共产党、加入共产国际的问题。
　　1921年1月，共产国际在伊尔库茨克设立远东书记处。张太雷被任命为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中国部书记，成为了第一个在共产国际参加工作的中国共产党人。
　　莫斯科来了三拨“中国共产党”
　　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于1921年6月22日至7月12日在莫斯科大剧院召开。张太雷、俞秀松、杨明斋作为中国共产党代表参加大会。
　　让张太雷等人万万没有想到的是，与他们先后到达莫斯科的竟然还有国内其他形形色色的所谓的“共产党”组织代表，而且有两家已经获得大会的代表证。一家是由姚作宾等人组织的所谓“中国共产党”。
　　姚作宾曾参加过“五四”运动，担任过全国学生联合会的负责人。早在1920年5月，他曾专门前往海参崴请求援助，得到承诺后回国秘密组织，又转赴莫斯科要求加入共产国际。另一家是由江亢虎组织的“中国社会党”，自称党员数达到52万之多，建立有490个支部。
　　江亢虎原是无政府主义者，作为北大名教授，当时的社会影响不亚于李大钊和陈独秀。前景因此变得扑朔迷离起来。如果江亢虎代表的“社会党”、姚作宾代表的“共产党”，和张太雷、俞秀松他们代表的中国共产党都被共产国际承认，那么，中国今后将同时存在三个“正统”的共产主义政党，中国革命将面临复杂的局面。
　　将假共产党驱逐出共产国际舞台
　　张太雷、俞秀松他们立即警觉起来，决定主动出击，争取最好的结局：让中国共产党取得共产国际的唯一承认。
　　6月22日，即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开幕之日，俞秀松十万火急地发出《中共代表俞秀松为姚作宾问题致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声明书》，指出姚作宾等其实并不是中国共产党党员，他们没有任何资格同共产国际进行联系，并要求共产国际撤销对姚作宾所谓的“共产党”的承认，取消姚作宾出席大会的资格。
　　接着，张太雷、俞秀松又发布了《张太雷、俞秀松给季诺维也夫的信》，揭露江亢虎是十足的政客及其反马克思主義的真面目，强烈抗议大会资格审査委员会承认江亢虎的代表资格：“江亢虎在中国只是作为一名总统顾问为人所知，他根本不是社会主义者，如果第三国际允许北洋政府的总统顾问参加，就会失去中国青年的信任，给我们重大打击。”
　　共产国际十分重视中国共产党代表们的意见，经过研究后，果断地收回了江亢虎、姚作宾的代表证。后来，江亢虎投入汪精卫怀抱、姚作宾在抗战前期投靠日寇成为汉奸的事实，也佐证了这场生死较量的必要性。
　　（摘自《解放日报》 缪国庆/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