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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著名医学家钟惠澜，1901年6月出生于葡属东帝汶的叻利岛，他祖籍广东梅县，与叶剑英元帅同乡。其父亲是贫困农民，因生活所迫，卖身去南洋打工。钟惠澜12岁时到香港一家客栈当童工，直到13岁才开始上学。但他学习十分勤奋，仅用3年的时间就读完了小学全部课程。1917年，钟惠澜回梅县念书。得知父亲因贫穷无钱治病而死于中毒性痢疾后，他立志学医，要为劳苦大众服务，治病救人。他先后在梅县广益中学、上海沪工大学及北平协和医学院就读。1929年从北平协和医学院毕业，并获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医学院博士学位。毕业后，他留任协和医院内科住院医师、主治医师、副教授、教授。后来又先后担任北平中和医院（后改中央人民医院）院长和友谊医院院长。
抗战胜利后，中国共产党主张恢复与国民党的谈判，以求举行政治协商会议和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可蒋介石一心想消灭共产党，为掩人耳目，才玩弄和平花招，邀请毛泽东去重庆谈判。在这一情况下，为顺应民意，争取国内和平和民主，毛泽东和周恩来在蒋介石代表张治中将军和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陪同下，于1945年8月28日飞抵重庆，同蒋介石谈判。双方于10月10日签订了《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后被称为“双十协定”。
为执行“双十协定”，以周恩来、叶剑英为谈判代表的中共代表团与国民党代表团就停止国共军事冲突问题进行谈判，达成了《关于停止国内军事冲突的协议》，并决定国共各派一名代表会同美国特使组成军事三人小组，共商各项军事问题的解决办法。1946年1月13日，中共代表叶剑英、国民党代表郑介民和美国代表罗伯逊及各自的随员10余人自重庆飞抵北平。叶剑英抵达北平后，按照党中央和毛泽东的指示，利用军调处执行部这块阵地，与美蒋代表进行了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赢得了一系列的胜利。
当时，军调处执行部的中共代表叶剑英及其他工作人员，都在由钟惠澜任院长的中和医院就医，两人由此相识。一次，钟惠澜给叶剑英看完病以后，叶剑英亲切地问他：“钟先生府上哪里？”
钟惠澜答道：“我是广东梅县雁洋堡阴那山人。”
叶剑英高兴地说：“怎么这么巧，我也是梅县雁洋堡阴那山人啊！”
“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俩人越谈越亲切，越谈越投机，都有相识恨晚之感。叶剑英平易近人，态度和蔼，丝毫没有什么官架子，这使钟惠澜觉得自己与这位共产党要人、红军的杰出将领的距离一下子缩短了。于是，他顺手拿起处方纸，写下了曹植的那首《七步诗》：
煮豆燃豆萁，豆在釜中泣；
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
叶剑英接过钟惠澜的处方纸一看，完全明白了钟惠澜抄写这首诗的用意，他感到钟惠澜不仅有为病人排忧解难的心肠和过硬的医学本领，而且还关心国家的前途命运和人民的疾苦。但另一方面，叶剑英也感到钟惠澜对国共两党内战的真相存在模糊认识，把国共两党的内战简单地理解为兄弟不睦或互相残害。于是，他便用客家方言说：“钟先生是希望国共两党和解，这个想法很好，我也这样想呢。”接着，叶剑英详细地对他讲解了共产党关于国共和谈的主张，以及抗战胜利以后，国民党统治集团在美国支持下，为了独吞胜利果实和在全国实行独裁统治，撕毁停战协定，大举进攻解放区，发动内战的事实。钟惠澜听后恍然大悟，茅塞顿开，第一次了解到国共两党内战的真相。
在与叶剑英的接触中，钟惠澜逐渐对中国共产党有了正确的认识。
二
1946年6月底，国民党军发动全面内战，开始进攻中原、华东、晋鲁豫、晋绥、东北和海南岛等解放区，人民军队被迫进行自卫作战。与此同时，军调部中三方的斗争也更加激烈。
由于斗争形势急转直下，1946年9月至1947年2月，叶剑英组织军调部中共人员开始分批撤往解放区，坚持在北平军调部奋战了400天的叶剑英带领最后一批中共代表团人员，飞回延安。离开北平前夕，叶剑英在北京饭店举行招待会，向中外记者及北平各界400多位友好人士话别。
为了表达对钟惠澜为中共代表团精心治病的谢意，叶剑英原想邀请钟惠澜及中和医院名誉院长关颂涛到金华酒家吃饭话别，但考虑到特务警察横行，流氓地痞肆虐，为了钟惠澜他们的人身安全，就取消了原定的打算。为此，叶剑英甚感遗憾，专门派人转告钟惠澜：“为了不给钟先生添麻烦，不能对你们表达我们的谢意了。希望钟先生好好治病救人，我们后会有期。”
1949年3月，叶剑英作为胜利之师的将领回到北平，担任北平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和市长。入城后，叶剑英日夜紧张地忙碌，真可谓是日理万机！尽管如此，他心头一直存着两年前未与钟惠澜话别这个遗憾，所以这次到北平后，他就想去看望钟惠澜，可一直因事务缠身抽不出时间。一天，叶剑英喊来警卫员说：“你坐我的车去中和医院，把钟惠澜院长和夫人接到我家里吃晚饭。他是老朋友，又为和平解放北平出了力。我们不能慢待有功人员。不能再拖了！”
原来，国民党驻守北平的华北“剿匪”总司令傅作义很敬佩钟惠澜的医术和医德，他在北平期间，常到中和医院或钟惠澜家里看病，有时也请钟惠澜到自己家里给家属看病。1948年冬，人民解放军包围了北平。这时，傅作义虽然在同中共进行和平谈判，但在军队改编等重要问题上，仍然犹豫不决，观望等待。对此，解放军平津前线司令部根据中共中央关于保护文化古城，力争和平解放北平的指示，在继续了同傅作义谈判的同时，也积极做好攻城的准备。一次，傅作义与钟惠澜谈起中共中央关于和平解放北平的条件，问他有些什么看法。钟惠澜直言不讳地说：“傅将军应该三思呀！如果真打起来，北平这座世界闻名的文化古都就将变成一片废墟，民族文化遗产也将毁于一旦。那我们将来怎么向历史作出交代？”傅作义沉默良久，长长叹了一口气说：“看来真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呀！”后来人们都说，钟惠澜以他特殊的身份，为北平和平解放做出了贡献。此外，钟惠澜还和一些思想进步的社会名流，在他的病人、康有为女儿康桐碧的家里集会，商量如何为和平解放北平尽力。事后，有人半开玩笑地对钟惠澜说：“老弟，有人说你受什么人的委托，帮助共产党做统战工作了。”钟惠澜笑笑说：“什么人也没有委托过我，我不过凭一颗中国人的良心呗！”为此，钟惠澜曾在夜里接到过一个电话，里面传来一个陌生的声音：“你钟惠澜有几个脑袋？”他知道这是特务的恐吓，“啪”地一下，把电话挂上了。
叶剑英在百忙之中把钟惠澜及其夫人请到家中吃饭、畅谈。此后数十年，叶剑英每年都要邀请钟惠澜到家中做客，谈工作，叙乡情，称兄道弟，亲切异常。在他们长期的交往中，钟惠澜深受教育和鼓舞，工作更加积极和热情，对党和社会主义更加拥护与坚定；而叶剑英则对钟惠澜的历史及工作、思想、生活有了更多的了解，并为他的成就和贡献感到高兴，对他的困难尽可能给予力所能及的帮助。
三
作为一名医学家，钟惠澜对我国的人口问题非常关切。在1957年全国政协二届三次全体会议上，他作了关于控制人口增长问题的发言。发言中，他批判了马尔萨斯以战争、瘟疫和疾病来解决人口过剩的反动学说，同时也肯定了马尔萨斯关于人口繁殖以几何级数增长的观点。他指出，中国人口基数很大，目前增长率太高。根据我国人口出生率和死亡率的分析，预测20年后，到1977年，我国人口将达10亿。必须采取有计划地控制生育的政策，以便积累资金，保证社会主义建设的早日完成。
钟惠澜的意见，得到了马寅初等著名经济学家的赞扬。他与马寅初是新中国最早提出控制人口增长的先驱者。然而，他万万没有料到，在反右派斗争中，他被批判为“肆无忌惮地宣扬马尔萨斯反动人口论”，有人甚至说他是“漏网右派”。
一贯尊重知识、尊重知识分子的叶剑英，得知钟惠澜遭批判的情况后，很快给有关部门打电话，说：“钟惠澜是有贡献的专家。这些年，地方上发现瘟疫，许多人束手无策，是他去解决了问题；有些中央领导同志得了病，也是他精心治疗的。他不过说了几句实话，怎么成了漏网右派啦？”显然，在叶剑英看来，钟惠澜不是什么“右派”，而是对国家和人民有贡献的专家、功臣。
幸亏有叶剑英亲自出面为钟惠澜“说话”，在政治上为他排忧解难，钟惠澜才得以过关，免遭厄运。钟惠澜始终牢记叶剑英关于“好好治病救人”的嘱咐，更加积极地、出色地发挥其所长，在为病人排忧解难以及其他工作中，不断做出新贡献。
云南西双版纳景洪县内有一个傣族山寨，寨上有200多人，其中有64人经常咳血。当地医务人员一致诊断为肺结核，但怎么也治不好。1963年，全国政协组织政协委员到西双版纳视察，钟惠澜来到了景洪县。年逾花甲的他一步一喘气地爬上了海拔1000多米的傣族山寨。经过认真调查、检测，他确认这些患者患的不是肺结核，而是肺吸虫病。在钟惠澜的精心治疗下，这些病人的病情很快就得到控制。
20世纪60年代末，驻内蒙额齐纳旗的部队士兵中，有一部分人出现了发烧、淋巴结肿大等症状，甚至出现了因病致死的情况。当时有的医生说是布氏杆菌病，有的说是传染性草核细胞增多症。虽对死亡者进行尸检，但还是没弄清楚到底是什么病。后来，周恩来亲自点名要钟惠澜前去诊治。
钟惠澜听了军事医学科学院的医务人员关于病情及疫情的介绍后，要求著名病理学家胡旭丹去现场查看病人的骨髓涂片及尸体解剖后的脾脏、肝脏的病理切片。胡旭丹从骨髓涂片及病理切片中找到了大量黑热病原体，确诊病人是患了一种当时在医学文献上未有记载、十分罕见而又极易误诊的黑热病。钟惠澜就此对症处理，使病情及疫情得到了有效控制。
钟惠澜结合临床，倡用了许多疗效较好的新药，挽救了大批患者的生命。他最先在国内倡用硫酸二氯酚大面积治疗肺吸虫病人。他还亲自带领工作队，深入到肺吸虫病严重流行的辽宁省宽甸县作试点治疗，先后治愈1023例患者，全部病例血痰及虫卵均告消失，远期治愈率达96.9%；原来有脑部病变、偏瘫失语的11例病人，经治疗后，都能站立行走。
粉碎“四人帮”以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钟惠澜的工作积极性得到了空前的发挥。他不顾自己的高龄，仍然坚持上班，并多次到边远山区进行现场调查，为医学事业做出了新的贡献。1978年，钟惠澜在全国科学大会上获一等奖。
1987年2月，钟惠澜在生命垂危时，立下遗嘱提出将遗体献给医学事业。
（责任编辑：吴 玫）
著名医学家钟惠澜，1901年6月出生于葡属东帝汶的叻利岛，他祖籍广东梅县，与叶剑英元帅同乡。其父亲是贫困农民，因生活所迫，卖身去南洋打工。钟惠澜12岁时到香港一家客栈当童工，直到13岁才开始上学。但他学习十分勤奋，仅用3年的时间就读完了小学全部课程。1917年，钟惠澜回梅县念书。得知父亲因贫穷无钱治病而死于中毒性痢疾后，他立志学医，要为劳苦大众服务，治病救人。他先后在梅县广益中学、上海沪工大学及北平协和医学院就读。1929年从北平协和医学院毕业，并获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医学院博士学位。毕业后，他留任协和医院内科住院医师、主治医师、副教授、教授。后来又先后担任北平中和医院（后改中央人民医院）院长和友谊医院院长。
抗战胜利后，中国共产党主张恢复与国民党的谈判，以求举行政治协商会议和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可蒋介石一心想消灭共产党，为掩人耳目，才玩弄和平花招，邀请毛泽东去重庆谈判。在这一情况下，为顺应民意，争取国内和平和民主，毛泽东和周恩来在蒋介石代表张治中将军和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陪同下，于1945年8月28日飞抵重庆，同蒋介石谈判。双方于10月10日签订了《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后被称为“双十协定”。
为执行“双十协定”，以周恩来、叶剑英为谈判代表的中共代表团与国民党代表团就停止国共军事冲突问题进行谈判，达成了《关于停止国内军事冲突的协议》，并决定国共各派一名代表会同美国特使组成军事三人小组，共商各项军事问题的解决办法。1946年1月13日，中共代表叶剑英、国民党代表郑介民和美国代表罗伯逊及各自的随员10余人自重庆飞抵北平。叶剑英抵达北平后，按照党中央和毛泽东的指示，利用军调处执行部这块阵地，与美蒋代表进行了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赢得了一系列的胜利。
当时，军调处执行部的中共代表叶剑英及其他工作人员，都在由钟惠澜任院长的中和医院就医，两人由此相识。一次，钟惠澜给叶剑英看完病以后，叶剑英亲切地问他：“钟先生府上哪里？”
钟惠澜答道：“我是广东梅县雁洋堡阴那山人。”
叶剑英高兴地说：“怎么这么巧，我也是梅县雁洋堡阴那山人啊！”
“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俩人越谈越亲切，越谈越投机，都有相识恨晚之感。叶剑英平易近人，态度和蔼，丝毫没有什么官架子，这使钟惠澜觉得自己与这位共产党要人、红军的杰出将领的距离一下子缩短了。于是，他顺手拿起处方纸，写下了曹植的那首《七步诗》：
煮豆燃豆萁，豆在釜中泣；
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
叶剑英接过钟惠澜的处方纸一看，完全明白了钟惠澜抄写这首诗的用意，他感到钟惠澜不仅有为病人排忧解难的心肠和过硬的医学本领，而且还关心国家的前途命运和人民的疾苦。但另一方面，叶剑英也感到钟惠澜对国共两党内战的真相存在模糊认识，把国共两党的内战简单地理解为兄弟不睦或互相残害。于是，他便用客家方言说：“钟先生是希望国共两党和解，这个想法很好，我也这样想呢。”接着，叶剑英详细地对他讲解了共产党关于国共和谈的主张，以及抗战胜利以后，国民党统治集团在美国支持下，为了独吞胜利果实和在全国实行独裁统治，撕毁停战协定，大举进攻解放区，发动内战的事实。钟惠澜听后恍然大悟，茅塞顿开，第一次了解到国共两党内战的真相。
在与叶剑英的接触中，钟惠澜逐渐对中国共产党有了正确的认识。
二
1946年6月底，国民党军发动全面内战，开始进攻中原、华东、晋鲁豫、晋绥、东北和海南岛等解放区，人民军队被迫进行自卫作战。与此同时，军调部中三方的斗争也更加激烈。
由于斗争形势急转直下，1946年9月至1947年2月，叶剑英组织军调部中共人员开始分批撤往解放区，坚持在北平军调部奋战了400天的叶剑英带领最后一批中共代表团人员，飞回延安。离开北平前夕，叶剑英在北京饭店举行招待会，向中外记者及北平各界400多位友好人士话别。
为了表达对钟惠澜为中共代表团精心治病的谢意，叶剑英原想邀请钟惠澜及中和医院名誉院长关颂涛到金华酒家吃饭话别，但考虑到特务警察横行，流氓地痞肆虐，为了钟惠澜他们的人身安全，就取消了原定的打算。为此，叶剑英甚感遗憾，专门派人转告钟惠澜：“为了不给钟先生添麻烦，不能对你们表达我们的谢意了。希望钟先生好好治病救人，我们后会有期。”
1949年3月，叶剑英作为胜利之师的将领回到北平，担任北平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和市长。入城后，叶剑英日夜紧张地忙碌，真可谓是日理万机！尽管如此，他心头一直存着两年前未与钟惠澜话别这个遗憾，所以这次到北平后，他就想去看望钟惠澜，可一直因事务缠身抽不出时间。一天，叶剑英喊来警卫员说：“你坐我的车去中和医院，把钟惠澜院长和夫人接到我家里吃晚饭。他是老朋友，又为和平解放北平出了力。我们不能慢待有功人员。不能再拖了！”
原来，国民党驻守北平的华北“剿匪”总司令傅作义很敬佩钟惠澜的医术和医德，他在北平期间，常到中和医院或钟惠澜家里看病，有时也请钟惠澜到自己家里给家属看病。1948年冬，人民解放军包围了北平。这时，傅作义虽然在同中共进行和平谈判，但在军队改编等重要问题上，仍然犹豫不决，观望等待。对此，解放军平津前线司令部根据中共中央关于保护文化古城，力争和平解放北平的指示，在继续了同傅作义谈判的同时，也积极做好攻城的准备。一次，傅作义与钟惠澜谈起中共中央关于和平解放北平的条件，问他有些什么看法。钟惠澜直言不讳地说：“傅将军应该三思呀！如果真打起来，北平这座世界闻名的文化古都就将变成一片废墟，民族文化遗产也将毁于一旦。那我们将来怎么向历史作出交代？”傅作义沉默良久，长长叹了一口气说：“看来真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呀！”后来人们都说，钟惠澜以他特殊的身份，为北平和平解放做出了贡献。此外，钟惠澜还和一些思想进步的社会名流，在他的病人、康有为女儿康桐碧的家里集会，商量如何为和平解放北平尽力。事后，有人半开玩笑地对钟惠澜说：“老弟，有人说你受什么人的委托，帮助共产党做统战工作了。”钟惠澜笑笑说：“什么人也没有委托过我，我不过凭一颗中国人的良心呗！”为此，钟惠澜曾在夜里接到过一个电话，里面传来一个陌生的声音：“你钟惠澜有几个脑袋？”他知道这是特务的恐吓，“啪”地一下，把电话挂上了。
叶剑英在百忙之中把钟惠澜及其夫人请到家中吃饭、畅谈。此后数十年，叶剑英每年都要邀请钟惠澜到家中做客，谈工作，叙乡情，称兄道弟，亲切异常。在他们长期的交往中，钟惠澜深受教育和鼓舞，工作更加积极和热情，对党和社会主义更加拥护与坚定；而叶剑英则对钟惠澜的历史及工作、思想、生活有了更多的了解，并为他的成就和贡献感到高兴，对他的困难尽可能给予力所能及的帮助。
三
作为一名医学家，钟惠澜对我国的人口问题非常关切。在1957年全国政协二届三次全体会议上，他作了关于控制人口增长问题的发言。发言中，他批判了马尔萨斯以战争、瘟疫和疾病来解决人口过剩的反动学说，同时也肯定了马尔萨斯关于人口繁殖以几何级数增长的观点。他指出，中国人口基数很大，目前增长率太高。根据我国人口出生率和死亡率的分析，预测20年后，到1977年，我国人口将达10亿。必须采取有计划地控制生育的政策，以便积累资金，保证社会主义建设的早日完成。
钟惠澜的意见，得到了马寅初等著名经济学家的赞扬。他与马寅初是新中国最早提出控制人口增长的先驱者。然而，他万万没有料到，在反右派斗争中，他被批判为“肆无忌惮地宣扬马尔萨斯反动人口论”，有人甚至说他是“漏网右派”。
一贯尊重知识、尊重知识分子的叶剑英，得知钟惠澜遭批判的情况后，很快给有关部门打电话，说：“钟惠澜是有贡献的专家。这些年，地方上发现瘟疫，许多人束手无策，是他去解决了问题；有些中央领导同志得了病，也是他精心治疗的。他不过说了几句实话，怎么成了漏网右派啦？”显然，在叶剑英看来，钟惠澜不是什么“右派”，而是对国家和人民有贡献的专家、功臣。
幸亏有叶剑英亲自出面为钟惠澜“说话”，在政治上为他排忧解难，钟惠澜才得以过关，免遭厄运。钟惠澜始终牢记叶剑英关于“好好治病救人”的嘱咐，更加积极地、出色地发挥其所长，在为病人排忧解难以及其他工作中，不断做出新贡献。
云南西双版纳景洪县内有一个傣族山寨，寨上有200多人，其中有64人经常咳血。当地医务人员一致诊断为肺结核，但怎么也治不好。1963年，全国政协组织政协委员到西双版纳视察，钟惠澜来到了景洪县。年逾花甲的他一步一喘气地爬上了海拔1000多米的傣族山寨。经过认真调查、检测，他确认这些患者患的不是肺结核，而是肺吸虫病。在钟惠澜的精心治疗下，这些病人的病情很快就得到控制。
20世纪60年代末，驻内蒙额齐纳旗的部队士兵中，有一部分人出现了发烧、淋巴结肿大等症状，甚至出现了因病致死的情况。当时有的医生说是布氏杆菌病，有的说是传染性草核细胞增多症。虽对死亡者进行尸检，但还是没弄清楚到底是什么病。后来，周恩来亲自点名要钟惠澜前去诊治。
钟惠澜听了军事医学科学院的医务人员关于病情及疫情的介绍后，要求著名病理学家胡旭丹去现场查看病人的骨髓涂片及尸体解剖后的脾脏、肝脏的病理切片。胡旭丹从骨髓涂片及病理切片中找到了大量黑热病原体，确诊病人是患了一种当时在医学文献上未有记载、十分罕见而又极易误诊的黑热病。钟惠澜就此对症处理，使病情及疫情得到了有效控制。
钟惠澜结合临床，倡用了许多疗效较好的新药，挽救了大批患者的生命。他最先在国内倡用硫酸二氯酚大面积治疗肺吸虫病人。他还亲自带领工作队，深入到肺吸虫病严重流行的辽宁省宽甸县作试点治疗，先后治愈1023例患者，全部病例血痰及虫卵均告消失，远期治愈率达96.9%；原来有脑部病变、偏瘫失语的11例病人，经治疗后，都能站立行走。
粉碎“四人帮”以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钟惠澜的工作积极性得到了空前的发挥。他不顾自己的高龄，仍然坚持上班，并多次到边远山区进行现场调查，为医学事业做出了新的贡献。1978年，钟惠澜在全国科学大会上获一等奖。
1987年2月，钟惠澜在生命垂危时，立下遗嘱提出将遗体献给医学事业。
（责任编辑：吴 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