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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设计
其一,假设提出。企业内部控制是反映企业风险的一项重要指标,而商业银行由于内部控制的缺陷导致不良贷款时有发生,因此内部控制质量的高低是规避风险的关键。
假设1:银行能识别上市公司内部控制质量,即上市公司内部控制质量越高,获得银行长期贷款越多、贷款期限越长;
假设2:银行识别国有上市公司内部控制质量的程度显著地高于其识别非国有上市公司内部控制质量的程度。
其二,数据选取。本文数据包括:内部控制评价指标,来源于深圳市迪博企业风险管理技术有限公司,该公司在参考国内外内部控制相关标准的基础上,制定了上市公司内部控制评价指标。评价数据来源于上市公司年报“公司治理”或“重要事项”一节或者单独披露的“内部控制自我评估报告”中披露的信息。该评价指标由内部环境、风险评估、控制活动、信息与沟通、监督检查,以及会计师事务所是否出具评价报告,独立董事和监事会是否发表意见等七部分。通过对上市公司2009年至2010年年报的查询,一旦上市公司建立或从事了与某一指标相关的制度或行为,即赋予1分,最后对分值进行加总,即可得该评价指标。该指标建立,利用了2009年1497家A股上市公司和2010年1602家A股上市公司。在此基础上,本文删除了金融类上市公司、所有者权益为负以及主要变量缺失的公司,剩余2009年1464家上市公司、2010年1522家上市公司,共2986家公司为本文研究样本。
其三,模型构建。构建以下模型来检验假设1:BANK= α +?茁1IC+?茁2State+?茁3EM+?茁4Market+?茁5ROA+?茁6Grow+?茁7Lever+?茁8Size+?着,其中BANK为被解释变量,包括BANK1、BANK2和BANK3等三个指标(如表1所示)。参考陆正飞(2008)的研究,以BANK1反映上市公司长期借款,BANK2反映上市公司当年新增长期借款;参考孙铮等(2005)、肖作平和廖理(2008)的研究,以BANK3反映上市公司债务期限。IC为解释变量,表示内部控制评价指标,该指标越大,反映上市公司内部控制质量越高。其原因包括:一是由于我国针对内部控制的制度尚不完善,有关制度也并未明确规定上市公司不披露或少披露内控信息所需要承担的责任。当上市公司内部控制质量较高时,上市公司自然愿意披露更多更充分的内控信息,以向市场传递利好信息;反之,若上市公司内部控制质量较低,考虑到披露虚假信息,谎称公司内控制度完善会承担一定的风险,选择不披露或少披露应当是上市公司的最优选择。二是根据Gong et al.的分析,如果公司内部人具有很强的动机侵占投资者利益,一个不健全的内控系统将有助于内部人隐瞒其利益侵占行为,公司内部人也有动机不披露关于内控的信息,因为一旦披露内控不健全的信息,管理层将有义务去完善内控系统,这显然会对内部人利益侵占行为产生不利的影响,所以不健全的内控系统往往与不充分的披露存在必然的联系。
控制变量的选择主要是参考了陆正飞(2008)的研究。其研究认为,银行能在一定程度上识别盈余管理、识别上市公司财务状况。故本文采用EM衡量盈余管理、采用ROA(资产收益率)、Grow(销售收入增长率)来衡量上市公司财务状况。参考孙铮(2005)的研究,以地区市场化程度衡量外部治理。本文还选择Lever(反映财务风险)和Size(反映公司规模)作为控制变量。模型中还包括年度和行业虚拟变量。其中EM的计算方法如下:在盈余管理的计量方面,基于Jones模型的操控性应计利润得到了广泛使用。在计算操控性应计利润时,需要考虑公司业绩的影响。为计算该变量,首先以各年所有的A股公司为样本,计算各公司各年的总应计额ACCAt,ACCAt=(t年营业利润-t年经营现金流量)/At-1,然后分年度、分行业对如下模型进行回归:ACCAt/At-1=α0+α1(1/At-1)+α2(?驻REVt/At-1)+α3(?驻PPEt/At-1)+α4ROAt+?着t。其中,At-1为公司 t-1年末总资产,?驻REVt为t年度主营业务收入的改变量,PPEt为t年末固定资产价值,ROAt为t年的总资产收益率, ?着t为误差项。通过分年度分行业回归,再以其残差作为可操控性应计利润的衡量,得到可操控性应计利润,对其取绝对值,即得EM。
如果假设1成立,那么IC的回归系数?茁1应当显著为正。假设2的检验,主要通过分组(按终极控制人性质分为国有和非国有样本)检验,以及在上述模的基础上增加IC与State的交叉项来完成相关检验。
回归方法:考虑到研究中有大量极端值存在,本文回归均采用分位回归。根据张维迎等(2005)的研究,分位回归应能很好地控制极端值问题。
二、实证检验
表2提供了假设1和假设2的回归结果。由表2可知:上市公司内部控制质量越高(即IC越大),越容易获得长期贷款,表现为在第(1)和第(2)组回归中,IC的系数均为正,其中在第(1)回归系数通过了0.01的显著性水平。上市公司内部控制质量越高,其贷款期限也明显更长,表现为第(3)组回归中,IC的系数均为正,通过了0.01的显著性水平。这说明,银行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识别上市公司内部控制质量,因此IC越高的公司,越容易获得长期贷款,贷款期限也明显更高。假设1得到了验证。从表2第(4)、第(5)和第(6)组回归来看,IC和State的交叉项的回归系数均显著为负,分别通过了0.05、0.05和0.01的顯著性水平。这说明银行识别国有上市公司内部控制质量的程度要显著地高于识别非国有上市公司内部控制质量的程度。其原因可能与近年来银行业监管程度的加强,以及对民营企业等中小企业的扶持性信贷政策有关。
表3按照终极控制人性质,提供了分组回归的结果。从回归结果来看,对于被解释变量为BANK1的第(1)和第(4)组回归来说,IC的回归系数分别为0.001和2.08E-05,显著性水平分别为0.001和0.844。显然,在终极控制人为国有的样本中,IC的回归系数要明显高于终极控制人为非国有的样本;在终极控制人为国有的样本中,IC的回归系数也更为显著。对于被解释变量为BANK2和BANK3的其他几组回归,也有类似的情况。这说明银行识别国有上市公司内部控制质量的程度要显著地高于识别非国有上市公司内部控制质量的程度,故而假设2得到了验证。
三、结论
研究表明,银行能在一定程度上识别上市公司内部控制质量。但银行在识别上市公司内部控制质量的情况仅在国有上市公司样本成立;在非国有上市公司样本中,银行无法有效识别上市公司内部控制质量。对于国有上市公司而言,信贷资金盲目地流入高风险企业的情况并不严重;在非国有上市公司中,信贷资金盲目地流入高风险企业的情况更为严重。长期以来,由于预算软约束与信贷歧视问题,银行给国有上市公司贷款往往会面临着更高的风险,在金融监管更为严格地环境下,各家商业银行都会努力控制贷款风险。这就要求银行在为国有上市公司提供贷款时应更加谨慎,更多地去考虑国有上市公司财务状况与可能面临的各种风险与内部控制质量。另一个重要原因是,近年来国家采取了一系列的扶持中小企业的信贷政策,尤其鼓励银行为成长性较高的中小企业提供贷款,但成长性较高的企业往往配套制度建设(包括内控制度建设)相对滞后。即使能观察到这类上市公司内部控制质量不高,迫于政策压力,银行也可能为非国有上市公司,尤其是成长性较高的中小上市公司提供贷款。因此,在利用信贷资金扶持中小企业、民营企业的过程中,应当关注此类企业风险,避免信贷资金过度地流入高风险的民营企业。
参考文献:
[1]孙铮、刘凤委、李增泉:《市场化程度、政府干预与企业债务期限结构》,《经济研究》2005年第5期。
(编辑杜 昌)
注:本文中所涉及到的图表、注解、公式等内容请以PDF格式阅读原文
其一,假设提出。企业内部控制是反映企业风险的一项重要指标,而商业银行由于内部控制的缺陷导致不良贷款时有发生,因此内部控制质量的高低是规避风险的关键。
假设1:银行能识别上市公司内部控制质量,即上市公司内部控制质量越高,获得银行长期贷款越多、贷款期限越长;
假设2:银行识别国有上市公司内部控制质量的程度显著地高于其识别非国有上市公司内部控制质量的程度。
其二,数据选取。本文数据包括:内部控制评价指标,来源于深圳市迪博企业风险管理技术有限公司,该公司在参考国内外内部控制相关标准的基础上,制定了上市公司内部控制评价指标。评价数据来源于上市公司年报“公司治理”或“重要事项”一节或者单独披露的“内部控制自我评估报告”中披露的信息。该评价指标由内部环境、风险评估、控制活动、信息与沟通、监督检查,以及会计师事务所是否出具评价报告,独立董事和监事会是否发表意见等七部分。通过对上市公司2009年至2010年年报的查询,一旦上市公司建立或从事了与某一指标相关的制度或行为,即赋予1分,最后对分值进行加总,即可得该评价指标。该指标建立,利用了2009年1497家A股上市公司和2010年1602家A股上市公司。在此基础上,本文删除了金融类上市公司、所有者权益为负以及主要变量缺失的公司,剩余2009年1464家上市公司、2010年1522家上市公司,共2986家公司为本文研究样本。
其三,模型构建。构建以下模型来检验假设1:BANK= α +?茁1IC+?茁2State+?茁3EM+?茁4Market+?茁5ROA+?茁6Grow+?茁7Lever+?茁8Size+?着,其中BANK为被解释变量,包括BANK1、BANK2和BANK3等三个指标(如表1所示)。参考陆正飞(2008)的研究,以BANK1反映上市公司长期借款,BANK2反映上市公司当年新增长期借款;参考孙铮等(2005)、肖作平和廖理(2008)的研究,以BANK3反映上市公司债务期限。IC为解释变量,表示内部控制评价指标,该指标越大,反映上市公司内部控制质量越高。其原因包括:一是由于我国针对内部控制的制度尚不完善,有关制度也并未明确规定上市公司不披露或少披露内控信息所需要承担的责任。当上市公司内部控制质量较高时,上市公司自然愿意披露更多更充分的内控信息,以向市场传递利好信息;反之,若上市公司内部控制质量较低,考虑到披露虚假信息,谎称公司内控制度完善会承担一定的风险,选择不披露或少披露应当是上市公司的最优选择。二是根据Gong et al.的分析,如果公司内部人具有很强的动机侵占投资者利益,一个不健全的内控系统将有助于内部人隐瞒其利益侵占行为,公司内部人也有动机不披露关于内控的信息,因为一旦披露内控不健全的信息,管理层将有义务去完善内控系统,这显然会对内部人利益侵占行为产生不利的影响,所以不健全的内控系统往往与不充分的披露存在必然的联系。
控制变量的选择主要是参考了陆正飞(2008)的研究。其研究认为,银行能在一定程度上识别盈余管理、识别上市公司财务状况。故本文采用EM衡量盈余管理、采用ROA(资产收益率)、Grow(销售收入增长率)来衡量上市公司财务状况。参考孙铮(2005)的研究,以地区市场化程度衡量外部治理。本文还选择Lever(反映财务风险)和Size(反映公司规模)作为控制变量。模型中还包括年度和行业虚拟变量。其中EM的计算方法如下:在盈余管理的计量方面,基于Jones模型的操控性应计利润得到了广泛使用。在计算操控性应计利润时,需要考虑公司业绩的影响。为计算该变量,首先以各年所有的A股公司为样本,计算各公司各年的总应计额ACCAt,ACCAt=(t年营业利润-t年经营现金流量)/At-1,然后分年度、分行业对如下模型进行回归:ACCAt/At-1=α0+α1(1/At-1)+α2(?驻REVt/At-1)+α3(?驻PPEt/At-1)+α4ROAt+?着t。其中,At-1为公司 t-1年末总资产,?驻REVt为t年度主营业务收入的改变量,PPEt为t年末固定资产价值,ROAt为t年的总资产收益率, ?着t为误差项。通过分年度分行业回归,再以其残差作为可操控性应计利润的衡量,得到可操控性应计利润,对其取绝对值,即得EM。
如果假设1成立,那么IC的回归系数?茁1应当显著为正。假设2的检验,主要通过分组(按终极控制人性质分为国有和非国有样本)检验,以及在上述模的基础上增加IC与State的交叉项来完成相关检验。
回归方法:考虑到研究中有大量极端值存在,本文回归均采用分位回归。根据张维迎等(2005)的研究,分位回归应能很好地控制极端值问题。
二、实证检验
表2提供了假设1和假设2的回归结果。由表2可知:上市公司内部控制质量越高(即IC越大),越容易获得长期贷款,表现为在第(1)和第(2)组回归中,IC的系数均为正,其中在第(1)回归系数通过了0.01的显著性水平。上市公司内部控制质量越高,其贷款期限也明显更长,表现为第(3)组回归中,IC的系数均为正,通过了0.01的显著性水平。这说明,银行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识别上市公司内部控制质量,因此IC越高的公司,越容易获得长期贷款,贷款期限也明显更高。假设1得到了验证。从表2第(4)、第(5)和第(6)组回归来看,IC和State的交叉项的回归系数均显著为负,分别通过了0.05、0.05和0.01的顯著性水平。这说明银行识别国有上市公司内部控制质量的程度要显著地高于识别非国有上市公司内部控制质量的程度。其原因可能与近年来银行业监管程度的加强,以及对民营企业等中小企业的扶持性信贷政策有关。
表3按照终极控制人性质,提供了分组回归的结果。从回归结果来看,对于被解释变量为BANK1的第(1)和第(4)组回归来说,IC的回归系数分别为0.001和2.08E-05,显著性水平分别为0.001和0.844。显然,在终极控制人为国有的样本中,IC的回归系数要明显高于终极控制人为非国有的样本;在终极控制人为国有的样本中,IC的回归系数也更为显著。对于被解释变量为BANK2和BANK3的其他几组回归,也有类似的情况。这说明银行识别国有上市公司内部控制质量的程度要显著地高于识别非国有上市公司内部控制质量的程度,故而假设2得到了验证。
三、结论
研究表明,银行能在一定程度上识别上市公司内部控制质量。但银行在识别上市公司内部控制质量的情况仅在国有上市公司样本成立;在非国有上市公司样本中,银行无法有效识别上市公司内部控制质量。对于国有上市公司而言,信贷资金盲目地流入高风险企业的情况并不严重;在非国有上市公司中,信贷资金盲目地流入高风险企业的情况更为严重。长期以来,由于预算软约束与信贷歧视问题,银行给国有上市公司贷款往往会面临着更高的风险,在金融监管更为严格地环境下,各家商业银行都会努力控制贷款风险。这就要求银行在为国有上市公司提供贷款时应更加谨慎,更多地去考虑国有上市公司财务状况与可能面临的各种风险与内部控制质量。另一个重要原因是,近年来国家采取了一系列的扶持中小企业的信贷政策,尤其鼓励银行为成长性较高的中小企业提供贷款,但成长性较高的企业往往配套制度建设(包括内控制度建设)相对滞后。即使能观察到这类上市公司内部控制质量不高,迫于政策压力,银行也可能为非国有上市公司,尤其是成长性较高的中小上市公司提供贷款。因此,在利用信贷资金扶持中小企业、民营企业的过程中,应当关注此类企业风险,避免信贷资金过度地流入高风险的民营企业。
参考文献:
[1]孙铮、刘凤委、李增泉:《市场化程度、政府干预与企业债务期限结构》,《经济研究》2005年第5期。
(编辑杜 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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