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代表着社会文明的进化，也代表着一种社会分化与空间分野。恩格斯在写《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时，讲到文明的四大标志：文字、军队、国家机器和城堡。有了城墙，社会变成两个部分——城市和乡村，从此人类就在这两个轴线上流动，城乡对立，此消彼长，并延续至今。
　　马克思认为，社会进步的一个重要尺度就是分工的复杂程度，社会分工越复杂，进步水平越高。人们进入城市之后，形成了典型的、新型的社会分工和社会分工的再创造，所以城市是社会发展的动力，是社会进化的一种表达方式，是社会现代化的结果和形式。
　　从根本上来说，城市也是一种变革。人类文化延续创新的历史主要都在城市发生。芒福德讲“城市是文化的容器”就是这样的概念，表示人类财富与文脉传承的承担者主要是城市。当城市作为“文化容器”的时候，实际上已经构成了人类思想、文化、财富的中心，这种中心性价值如果被毁坏就很难重生。黑格尔也曾讲过，中国不缺文化而缺文化土壤。我认为，创新的土壤比创新本身更重要。
　　一座城市要形成文化再生产，需要在四个维度上进行考虑。首先，是城市的历史有没有优秀的传统，或者叫“英雄文脉”，就是以市民精神为指向为舞台的历史。第二个就是现代社会精英群体的存在方式，是否有文化自觉意识和主动引导意识。欧洲中世纪文艺复兴时期都有所谓的绘画三杰、文学三杰、哲学精英等，他们在引导社会前进。我们有能表达的精英，但缺乏引导、能量和责任意识。常言道：“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事实上应该换个视角：天下兴亡我有责！这才是真正的精英主体意识。第三个就是市民社会本身的力量，如作为自由思想表达的场所的第三空间的存在。西方有很多有名又有影响力的城市咖啡馆，不是胜在咖啡多好喝，东西多好吃，而是因为它们见证了很多重要思想文化的产生。像巴黎的花神咖啡馆，萨特和西蒙波娃常在那里看书写作。最后就是政府对文化建构的支持和引导。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取得了巨大成就，但谁在守望城市文化呢？我们尚缺乏一个典型的城市文化发展的、市民整体认同并具体实践的国际性文化软实力提升战略。
　　我们要考虑如何让城市和乡村真正实现和谐，建构城市文明意义上的生活方式。我们的眼睛不能只看到大城市问题，也要培育周边区域，建构大区域空间里的大城市、中等城市、小城镇和小村镇的网状体系。
　　城镇化是国家现代化和“现代性”创新的载体。新型城镇化一方面是某种要素的集聚，促进产业集合、产城一体。另一方面是城市文明的扩散。贝尔在《后工业社会的来临》中讲过，未来的社会“无底无形无边”，土地不再由传统的农民、没有文化的人来耕种，而是科学家、工程师、教授和白领等有文化的人用科学技术来种。这个问题在西方已经基本解决了，比如美国的“精准农业”。
　　从社会发展角度而言，新型城镇化或者说城市化的最终目的，不仅仅要让农民进城，更重要的在于改变他们的活法——农民变市民的核心是要形成市民社会的契约关系。我们必须学会用理性的、科学的方法来研究、探索中国城镇化的规律，而不是“设计”人类城镇化的规律。
　　（作者系南京大学社会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南京大学城市科学研究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