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10月中旬，随着《福布斯中国富豪榜》和“胡润百富榜”的推出，年仅26岁的杨惠妍荣登中国首富宝座。一时间，“富豪”“富豪榜”被媒体炒得如火如荼。11月中旬，“全国主要城市白领工资标准”及“中国作家富豪榜”又相继出炉，媒体的蜂拥报道再次引发了名目繁多的“财富排行榜”的升温。
　　诚然，有的排行榜对某一行业或领域会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但是，当越来越多“什锦菜”式的“财富排行榜”充斥媒体时，民众从中感受到的不是分享社会财富增长的快乐，而是反感。在构建和谐社会的今天，远离“财富排行榜”是媒体义不容辞的责任。
　　监视环境，履行构建和谐社会的守望作用。拉斯韦尔的“三功能说”提出传播首要的社会功能就是环境监视功能，即要及时、全面、客观、准确地向社会及公众通报新近发生的事情和变化趋势。新闻媒体不仅是社会信息的提供者、社会议题的设置者，更是社会的守望者。美国著名记者普利策说过：“倘若一个国家是一条航行在大海上的船，新闻记者就是站在船头的瞭望者。他要在一望无际的海面上观察一切，审视海上的不测风云和浅滩暗礁，及时发出警告。”因此，媒体在尊重和满足公众的知情权时，肩负着“社会守望者”的职责，对社会起着一种“瞭望哨”的作用。
　　目前，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是，中国社会处于贫富悬殊的社会矛盾中，严重的贫富差距造成社会的裂痕，也将严重影响改革的深入。尤其是在社会转型、游戏规则不完善的时代，许多财富的积累令人质疑，如位于“财富排行榜”前列的房地产开发商等，他们获取的财富有些是建立在普通百姓利益受损的基础上。在市场化的条件下，媒体的格调似乎越来越低，一些媒体的自恋倾向日益膨胀，媚俗之风越刮越烈。媒体对形形色色的财富排行榜煽情地炒作，片面化、非理性化地昭示财富，塑造“精英神话”，不仅没有起到为民众监视社会环境的功能，还会激化社会矛盾，将社会不同阶层关系的潜在冲突公开化。胡锦涛同志明确指出，“发展的黄金期”和“矛盾的凸显期”是我国社会主义当代发展过程中两个基本的时代特征。在此背景下，媒体要承担起自己应有的责任，就必须找准效能定位。媒体为了制造卖点，对名目繁多的“财富排行榜”进行炒作，只会使弱势群体边缘化，对营造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积极健康的舆论氛围有害无益。
　　新闻媒体作为党的喉舌和把关人，应该坚持新闻报道的理性和建设性，注意掌握好分寸，把好新闻关，营造和谐氛围，构建和谐价值体系，强化和谐渠道，关注社会弱势群体的切身利益，关注他们心中的排行榜，发扬与社会环境相适应的排行榜，引导和谐的社会氛围。新华网、《南方周末》等媒体对“校园荣辱行为排行榜”报道为此作出了表率。2007年5月，苏州大学教育学院组织学生在校园内进行了一次“大学生荣辱行为排行榜”调查，收回的300多份调查表显示：逃课、作弊、沉溺网络、在公共场所拥抱接吻、自学教室旁若无人地聊天等行为已成为大学生最反对的行为；“适度消费”则被大学生认为是最能体现艰苦奋斗精神的行为；“按时还贷、一诺千金”最能体现诚信品格等。此“排行榜”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而且指出了应当坚持和提倡什么、反对什么，为当代大学生判断行为得失、作出道德选择、确定价值取向，提供了价值准则和行为规范。因此，在市场经济高度发展的今天，面对诚信缺失和“暴富”心理等与社会和谐不协调因素的存在，此排行榜的推出与报道更具有现实意义。
　　协调社会关系，履行构建和谐社会的“稳压”作用。在建设和谐社会中，新闻媒体不仅要履行宣传党的主张、反映群众意愿的重要职能，而且还应该是社会的“润滑剂”、“减压器”，起到为人民群众解疑释惑、理顺情绪、化解矛盾的重要作用。拉斯韦尔和施拉姆都把社会协调作为传播的第二大功能。社会是一个建立在分工合作基础上的有机体，只有实现了社会各组成部分之间的协调和统一，才能有效地适应环境的变化。传播正是执行联络、沟通和协调社会关系功能的重要社会系统。协调社会关系，主要的任务在于说明和阐释信息的意义，提供权威的意见和规范事例的支持。当代社会中公众对周围环境的了解和认知主要依赖于传媒渠道，而媒体的责任就在于能使社会上处于各种关系之中的民众达成共鸣，获得归属感，找到对话的平台和互动的基础，使之实现与周围各种社会关系的沟通，疏导和化解社会矛盾。
　　目前我国正处于“黄金发展”和“矛盾的凸显期”，面对重大的、敏感的、有影响的新闻事件时，媒体要发挥良好的“推手”作用，积极推动事态朝着好的方向发展，而不是纯粹的商业炒作。新闻媒体报道过度聚焦“财富排行榜”，是媒体“嫌贫爱富”追求经济利益的表现。当媒体频频展示给人们的社会财富激发了人们对富豪生活的向往时，也对人们原有的艰苦奋斗、勤劳致富等信念产生了强烈的冲击；另一方面则与贫富悬殊、工作压力大等社会现实形成鲜明对比，加剧了理想与现实的矛盾。有些甚至会成为对社会的仇视、对抗心理，从而引发社会不稳定的因素。在社会生活中，人不能离开社会群体，对群体的需要是人的本性。在现阶段贫富悬殊的社会条件下，渲染“财富排行榜”的报道不仅不能激励社会向“财富人物”学习，更易激化社会矛盾，导致人们相对剥夺感的产生和强烈的受挫情绪，并导致社会归属感的缺失，对自己的现实状况提出怀疑，尤其是杨惠妍、郭敬明等80后一代“首富”的迅速上位，引起媒体的大肆追捧，媒体人制造了不同社会阶层间的紧张关系，酝酿和引发社会矛盾的隐患。而“全国主要城市白领工资标准”的推出，更让人们产生了“我的工资够白领吗”的疑惑，对被排行榜“踢出”局外的多数群体产生了社会归属感的剥夺。
　　我国媒体作为党和政府的耳目喉舌和人民群众的耳目喉舌的特殊性，决定了媒体在达成政府和公众之间良性互动关系方面具有一定的优势条件。在当前社会各阶层利益关系较为复杂且矛盾凸显的时期，媒体尤其要当好党和政府与社会各阶层群众互动的传感器，疏通社会各阶层群众利益表达、诉求的渠道，有效促进党和政府与群众的良性互动，为构建和谐社会发挥应有的作用。在这个社会“白领”人士越来越多，就业和工作压力大的环境下，媒体应驱逐此类“工资排行榜”，避免让这些“白领”产生更多的焦虑和不安，使他们感到自己是社会不可缺少的一分子，不管是处于何种工作环境，都能够在自己的岗位上快乐工作，这样社会才会更加和谐，国家才能更加稳定，才能真正成为全球经济的驱动器。
　　发挥媒体良好的社会功能，减少传播的负效应。媒体报道对社会矛盾具有“双刃剑”的作用。如果能够正确发挥作用，就能引导社会矛盾向和谐的方向发展，成为社会矛盾的稳压器、减压阀、缓冲器，成功地疏导和化解社会矛盾；如果不能正确发挥作用，就可能为社会矛盾火上浇油，成为社会矛盾的催化剂，成为社会不和谐音的“放大器”。因此，面对花样繁多的财富排行榜，媒体该有所取舍，充分发挥良好的社会功能。
　　提供公众平台，履行公众话语权的职责。新闻媒体只有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才能在各社会成员之间架起沟通的桥梁，做社会运行的润滑剂，为社会不同利益群体建立良性的沟通关系。媒体应特别注意提供对社会弱势群体利益诉求的表达途径。媒体要有针对性地对社会各阶层因利益关系产生的矛盾进行疏导和心理调适，要充当疏导和化解社会矛盾的“减压阀”，提供公众平台，满足公众的话语权，而不能放任矛盾的发展，更不能不负责任地任意加以炒作。媒体应根据社会传播情境从政治意识、大局意识和责任意识出发，要用全局眼光辩证地看待和报道问题。
　　正确引导社会舆论，充当社会“导盲犬”。新闻媒体是党的喉舌，担负着传达党的方针政策，反映人民愿望，引导社会生活的责任，为构筑和谐社会制造良好的舆论氛围，是新闻媒体义不容辞的职责。孟加拉国“穷人银行家”穆罕默德·尤努斯博士因为帮助穷人而被授予了2006年度的诺贝尔和平奖，这表明了当今世界对消除贫困和不公的关注，对关爱穷人、帮助穷人行为的褒扬。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变革的转型时期，过度渲染“财富排行榜”不符合建立和谐社会的理念，媒体要在这一历史进程中发挥“导盲犬”作用，承担起自己的责任，在全社会营造和谐精神，协调人民内部矛盾，营造和谐氛围，强化和谐渠道，让“财富排行榜”无藏身之地。
　　(作者为河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2006级研究生)
　　编校：张红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