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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以干校经验为题材的干校文学，不仅丰富了“文革”时期的“潜在写作”，还彰显出知识分子在苦难年代不惧政治强权、敢于反抗的品格。干校文学文本折射出极权政治下知识分子人格的分裂和灵魂的阵痛，反映了一代知识分子思想的矛盾性与复杂性。本文以干校经验为切入点，挖掘知识分子群体的政治心态与人格蜕变，以期把握知识分子的复杂性，并对干校经验和“文革”历史加以反思。
关键词：干校经验；“文革”记忆；知识分子；心态；人格
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12）08-0140-05
自“文革”结束以来，学界陆续出现了不少以反映干校生活为题材的干校文学，如臧克家的《忆向阳》，杨绛的《干校六记》，陈白尘的《云梦断忆》，刘济昆的《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牛棚监狱五七干校生活纪实》，司徒丙鹤的《从牛棚到干校》，李城外的《向阳情结——文化名人与咸宁》，贺黎、杨健的《无罪流放：66位知识分子“五七干校”告白》，季羡林的《牛棚杂忆》，火星的《残破的世界》，杨静远的《咸宁干校一千天》，阎纲等的《中国作家协会在于校》，唐筱菊主编的《在“五七干校”的日子》，郭德宏等的《我与“五七干校”》。此外还有真实记录“五七”干校生活的日记，如陈白尘的《牛棚日记》和张光年的《向阳日记》等。“五七”干校作为“文革”期间一段无法遗忘的历史记忆，渐渐浮出地表。与进入“五七”干校接受改造，数以百万计的知识分子这一分母相比，上述著作构成的分子则显得微乎其微，创作的滞后意味着曾经亲历过这段生活的知识分子对干校经验的回顾与反思，还远未上升到应有的历史高度。两者间巨大的反差说明了什么问题？又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一现象的出现？知识分子这一群体在干校期间经历了怎样的精神炼狱与灵魂蜕变？干校经验对于知识分子这一群体有何价值与意义？这一群体的整体心态如何？对于当代知识分子有何启发？这些问题即是本文尝试探讨的重点。
一、干校经验与“地下”之火
为贯彻毛泽东同志的《五七指示》，20世纪60年代末期中国大江南北涌现出一大批旨在改造知识分子的“五七”干校，党政机关、高等院校、文教科技战线的大批干部、教师、专家、文艺工作者等知识分子被下放到农村，参加体力劳动，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自1969年秋开始，大批知识分子陆续“发配”到全国各地的干校，如柳河干校、咸宁向阳湖干校、河南息县干校、上海奉贤干校、天津静海干校等等。直到1979年2月17日国务院发出《关于停办五七干校有关问题的通知》，“五七”干校才正式退出舞台。作为“文革”产物的“五七”干校，在动荡的岁月里成为大批知识分子“脱胎换骨”的改造之所，承载了太多知识分子无法释怀的苦难。
以文化部咸宁向阳湖“五七”干校为例，6000多人由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北京被“贬”到边远艰苦的咸宁，一路上的艰辛劳顿，身体上与心理上遭受的种种磨难可想而知，到干校后开始一种截然不同的农村生活，一般人都很难适应这种强烈的生活反差。下放的文化人在向阳湖接受“劳动锻炼”，干围湖造田、打坯建房、割麦插秧、放牛养鸭、拉车掏粪等农活。许多知识分子年事已高，根本不能胜任繁重的体力劳动，却不得不被迫在地头田间劳作。作家萧乾年满六十下放到咸宁干校，派活时却总是被当作壮劳力使用，到了“双抢”时节昼夜奋战，因劳累过度发过冠心病，因饮水不卫生患过结石；61岁的陈白尘患有心绞痛、腰椎痛，却不得不咬牙坚持参加劳动改造充当鸭倌：67岁的沈从文患有心脏病和高血压，受不了高强度的劳动，初到成宁时，居住条件极差，后被安排看菜园、当猪倌：作家严文井对于那段给自己留下心灵创痛的岁月不愿提及，春寒料峭上身穿棉袄。下身泡在水里育秧的场景永远烙在他的脑海里；侯金镜因受不了军宣队超强度的劳动迫害而活活将自己累死……
干校对知识分子实施军事化管理，在言行上严加管束，探亲访友的权利一概被剥夺，时刻活在政治高压之下。逆境非但没有吓倒知识分子，反倒激发了他们的生存韧劲与创作潜能。陈羽纶瘸着一条腿下干校成为那个年代的一道奇特风景，他用右腿踩缝纫机，为其他人缝补衣物，他在小卖部代卖香烟的同时，仍抓住一切时机学习英语，“文革”结束后创办《英语世界》杂志，在全国销量最高时达30多万份。生性耿直、为人热情的著名诗人郭小川。在干校受到军宣队的反复围攻、诬陷与迫害，却给“五一六”分子以火热的同志般情谊，并在劳作间隙写诗，“用没有声音的‘声音’加以表达”战士的情怀，留下了《秋歌》、《团泊洼的秋天》等脍炙人口的诗作。臧克家的诗集《忆向阳》收录了57首描绘干校生活的诗歌，饱含深情地讴歌干校富有诗情画意的人生。停笔多年的沈从文，“用五言旧体表现点新认识，不问成败得失，先用个试探态度去实践，看能不能把文、白、新、旧差距缩短，产生点什么有新意思的东西”，创作了《大湖景诗草》等旧体诗，并凭着记忆增写充实《中国古代服饰研究》。杨绛的《干校六记》、牛汉的《悼念一棵枫树》、韦君宜的《洗礼》、杨静远的《咸宁干校一千天》等，都是依托于干校经验的创作，为后人了解干校这一段逝去的历史提供了鲜活的文学现场。
在诸多于校文学作品中，日记因其私密性、非公开化的特性而更富于真实性，陈白尘的《牛棚日记》和张光年的《向阳日记》为后人重拾干校历史的“碎片”提供了个人化的记述。《牛棚日记》是陈白尘在夜深人静之时。偷偷用只有他自己看得懂的各种符号与“缩写”记录下的知识分子在“文革”期间的遭遇。自1969年11月30日下放咸宁向阳湖到1972年2月29日离开干校，松土、看牛、挑担、筛沙、翻地、插秧、挖渠、修厕所、锄草、割稻、放鸭等农活，陈白尘以年迈赢弱之躯抱病一一尝试过，身体上的痛苦与磨砺尚可忍受，但与家人天各一方，几年都不能团聚，连通信自由都被剥夺，思想上遭受的折磨更是无法言喻。劳动、检讨、批判、政治学习是当时被改造知识分子的生活中心，陈白尘也不例外，终日在劳动与政治的双重暴力中身心俱疲。在革命日渐疯狂化的时代背景下，陈白尘恪守知识分子清醒的理性，对党的政策产生了怀疑，在日记中真实勾勒出知识分子的尴尬处境：“默然接受这样错误的批判，置真理于不顾，难道不是对真理的背叛？这又是什么共产党员？申辩，将说我是反对党中央；不申辩，也是欺骗党中央！我将何处何从？”作为一个早年就参加革命，对党与国家抱有拳拳之心的知识分子，陈白尘却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受怀疑，因历史问题而被“专政”。然而，可悲的是，陈白尘的命运只是同时代大部分知识分子人生的缩影。《牛棚日记》是陈白尘在思想禁锢的年代用真诚、胆量与智慧谱写的历史实录，是考察“文革”知识分子生存境遇与心态的原生态文本，更是知识分子秉笔直书、自觉抵制唯政治论主流意识形态的珍贵史料。陈虹在《牛棚日记》的编后记中提到陈白尘对于“文革”的深刻反思：“对于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当时就缺乏理解，到今天也还理解不够，为此对于自己的思想活动，则仍存其真，未加改动——当然，想改也无从改起的。”在官方文化与造神文学盛行的年代，陈白尘以日记体的书写方式，披露了知识分子心灵世界的深刻创伤，为后世保留下一份饱蕴知识分子血与泪的文字控诉。《向阳日记》亦为读者“重温”了“生命史上最荒谬的一页”。再现了张光年在向阳湖专制的政治气氛、恶劣的自然环境和劳动条件下捱过的痛苦经历，是研究干校历史和知识分子心态不可多得的珍贵文本。 知识分子以干校经验为题材的创作，不仅丰富了“文革”时期的“潜在写作”，与“文革”时期整体划一、高度一致的文学风貌形成强烈对比，还彰显出知识分子在苦难年代不惧政治强权、不畏政治压制、敢于反抗的品格。可以说，干校文学实际上表现的是一部活生生的知识分子在“文革”炼狱中的受难抗争史，是知识分子在沉沦的乱世高扬人文精神、重建人文圣殿的自我救赎史。
二、两重人格与政治“表演”
1966年8月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确立了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目的是为了“斗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批判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改革教育，改革文艺，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五七”干校作为“文革”中的“新生事物”。“不仅肩负着干部‘下放锻炼’、‘重新学习’的任务。也承载着对知识分子‘再教育’的使命”。遍布全国各地的干校为知识分子实现灵魂“改造”提供了广阔天地，因远离国家的权力政治中心，在一定程度上成为知识分子的避难所，但军事化管理和夜以继日的政治学习与批判，使得干校的空气仍充满斗争气息。干校批斗不断，不时上演一幕幕政治丑剧，不少知识分子为求自保不得不顺应政治斗争的需求，放弃自己的人格与尊严，选择在动荡年代做一个驯服的臣民，因而从这一角度来看，知识分子人格的分裂和灵魂的阵痛更是显得触目惊心。
时隔多年，崔道怡在回顾干校生活时，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当时知识分子的处境，“不敢记日记。认‘流放地’为‘避难所’，把‘五七’指示当作‘改造’的必由之路。这就是当时一些知识分子的性格和命运”，并对于校期间自己人格上的“两重”性加以深刻反省。在政治运动面前，知识分子无一幸免地被卷入斗争的漩涡，不少知识分子痛心疾首、虔诚悔过，用当时的政治意识形态规约来彻底洗刷灵魂的每个角落，毫不留情地斩断内心的自由意志，洗心革面，争做“革命”新人。检讨与反省自我，被批判与批判他人，知识分子就是这样在斗争中“成长”，在斗争中一步步失落自我、迷失自我，用自虐式的苦行与自我戕害来完成灵魂的改造。
不妨以张光年1971年11月15日的日记为例。日记中详细记述自己参加政治学习后的感受：“我在发言中谈到自己对党犯罪，对不起党，对不起毛主席，可是党和革命群众仍然一而再、再而三地挽救我。文化大革命使我猛醒，五七道路使我认清今后怎么办。这次让我参加整党学习（原来没有想到），是对我的继续审查、教育和挽救。最后表明了决心。我极力抑制自己的激动情绪，谈时仍然热泪盈眶，不断夺眶而出！是感激又是惭愧！”这段文字再现了张光年当时对政治、对党、对毛主席的虔诚心情，且未掺杂任何的虚伪与造作，足见参加政治改造心情之迫切。感激也好，羞愧也罢，正因为这种心情未掺杂丝毫的虚伪与夸饰。才更真实地投射出一代知识分子在畸形政治下的病态激情和复杂心态。诗人郭小川在政治运动中同样留下过忏悔：“在我没有检查我的严重罪行的时候，我首先向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请罪！向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我们的林副主席请罪！向毛主席派来的亲人——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请罪，向革命群众请罪！”“我自己认识到，必须以最诚恳的态度，接受革命群众的批判、斗争、教育和挽救；必须以最认真的态度，听取革命群众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字。”这份带着浓厚政治气息和时代特色的检讨，不管是诗人出自真心还是迫于无奈，都为我们营构了“文革”时期的阶级斗争氛围，为重返历史现场提供了一份真实的材料。郭小川在干校下放期间，虽创作过极具个人思索的《团泊洼的秋天》，但也高唱过《长江边上“五七”路》这样的时代“颂歌”。知识分子思想的复杂性与矛盾性由此可见一斑。
“文革”期间的干校流徙，对于沈从文来说，“是一场身不由己的旋转运动”，“就像当年置身行伍，生命颠簸于不可知的人生浪涛之中，其命运无从自主处，二者有着惊人的相似。不同的是50年前对自己的处境因理性蒙昧而不自知，50年后虽知却莫可奈何”。其他知识分子何尝不是如此？何尝不是在时光的流转中损耗生命，在没日没夜的政治运动中将知识分子的心性折腾殆尽？始终如一的自由意志能力是人获得尊严的基础。一旦丧失自由意志，人的尊严就易遭践踏与损害，人就容易放弃自我，被极权政治所阉割。“文革”中大部分知识分子都主动向政治运动交出自我，“缴械投降”，欣然接受权力政治对肉体与灵魂的双重改造，独立意志渐渐丧失，思考能力越来越迟钝，精神越来越萎靡。不少知识分子在运动中悟出革命的“真理”：“多干，少说；要说，就拣爱听的话说：如此就会得到奖赏。”
整人与被人整，是干校政治运动中知识分子的常态生活。大部分知识分子置身政治斗争的场域，不得不在公开场合大发违心之论，也不乏主动迎合政治需要，在批判舞台上声泪俱下、赌咒发誓、反咬一口的表演者。在“文革”的政治表演中。不少知识分子不自觉地扮演了主流意识形态吹鼓手的角色，为极权政治的推行摇旗呐喊。借用邵燕祥对郭小川的评价——“他参与整人他也挨整，他的苦恼困惑以至挣扎，他的激进和他的局限，他的自豪和他的屈辱，都是有代表性的，是我们土地上相当部分被称为革命知识分子的生存状态的一个标本”⑩。我们不难发现郭小川的生存状态，正是同时代知识分子的人生写照。
三、“文革”历史与公共记忆
一个没有记忆的民族是可怕也是可悲的。随着时间的流逝，“五七”干校作为中国当代史上一段独特的历史时期已淡出历史舞台，但干校的生存经验和历史记忆却影响着一代又一代人。西塞罗就曾说：“对自己出生之前所发生的事情依然一无所知就是没有长大。”“文革”时期干校生活为后人留下了无尽的历史遐思。然而，目前评论界对干校文学却表现出不应有的忽视与漠视，这恰恰也是对干校文学的“一种无意的遮蔽，这种遮蔽直接导致了对干校时期乃至整个‘文革’时期中国作家和其他知识分子心态的误判”。从现有的干校文学文本出发，反思“文革”历史，研究知识分子特定历史时期的文化心态，对于重建“文革”公共记忆，有着重要的思想价值与史学价值。干校文学的价值还有待进一步深入挖掘。 翻开有关干校生活的回忆录，不难发现不少知识分子在时过境迁之后，有意识地过滤掉了那一段生活中的痛苦与残忍，对于干校的描绘充满了诗情画意，在对历史的回望与反顾中，充满了对干校生活的眷念之情，如臧克家在《忆向阳》中对向阳湖的一草一木饱含深情，萧乾称向阳湖是自己的避难所。也有不少知识分子在干校、在“文革”的政治运动中饱经蹂躏，对于干校生活不愿再提及。陈白尘重读《牛棚日记》数天吃不下饭，重温往事张光年再次经历情感上的折磨与思想上的鞭打，其痛苦之情状可想而知。对于同一段生活经验的体验，不同的主体因个人心性、处境、角色、时空的不同，呈现较大反差实属正常。然而，诸多知识分子被驱逐出已有的社会阶层，下放到干校从事各种体力劳动，在身体与精神上经历了双重折磨，造成人力、物力、财力的大量浪费，却是不争的事实。细究起来。这里面还是有问题的，同为“文革”时期的知识分子，为什么有的人宁愿选择遗忘历史，而有的人却铭记历史并沉痛反思？
我想，问题不在于自我选择的差异，而在于知识分子是否具有自省意识和担当精神。“根据西方学术界的一般理解，所谓‘知识分子’，除了献身于专业工作以外，同时还必须深切地关怀着国家、社会、以至世界上一切有关公共利害之事，而且这种关怀又必须是超越于个人（包括个人所属的小团体）的私利之上的。所以有人指出，‘知识分子’事实上具有一种宗教承当的精神”。参照这一定义来考察“文革”期间的知识分子，不难发觉置身革命伦理甚嚣尘上的年月这一代知识分子在个体选择与公共伦理间的矛盾。革命伦理要求个体放弃自我，在价值观念、思维方式、行为方式上都具有高度的同一性，心甘情愿充当革命的螺丝钉。知识分子作为革命中的一份子，必须遵循整体划一、高度一致、求同不求异的时代规范，主动交出自我，放弃独立思考，放弃对社会公共事务的批判精神。然而，“自动放弃个性、主动交出自我，看似真诚伟大，实则有违历史理性”。具备独立意志和自由立场，主动介入现实，公开提出异议，为沉默的弱势群体说话，是知识分子的社会职能之所在，即便是在严酷的社会环境中，个人伦理与时代规约产生严重分歧时，也要能够秉持个人伦理。恪守知识分子的职责，推动社会进步和人类发展。从这一层面来看，“文革”期间除个别知识分子能够在强大的政治极权面前保持足够的清醒外，大部分人都选择了“沉默归队”，在自由主义立场与现实政治的冲突拉锯中渐行渐远，依附政治以寻求一己之安宁。知识分子一旦失落人道、理想、真理、信仰、真诚、正义、道德等关键性的品格，就只能沦为当权者的附庸，自觉扮演时代顺民的角色。在一个政治至上的年代，做忠实的顺民远比耿直的诤臣来得容易。陈辽就曾指出传统文化中的劣质成分如愚忠、随大流、等待恩赐等在干校大行其道。
在杨绛《干校六记》的《小引》中，钱钟书曾就三类人有针对性地提出过应补记一篇《运动记愧》：“至于一般群众呢，回忆时大约都得写《记愧》：或者惭愧自己是糊涂虫，没看清‘假案’、‘错案’，一味随着大伙儿去糟蹋一些好人；或者（就像我本人）惭愧自己是怯懦鬼，觉得这里面有冤屈，却没有胆气出头抗议，至多只敢对运动不很积极参加。也有一种人，他们明知道这是一团乱蓬蓬的葛藤帐，但依然充当旗手、鼓手、打手，去大判‘葫芦案’。”结构主义文论就主张“我们应该进一步探寻作品在那些沉默之中所没有或所不能表达的东西是什么？”“实际上作品就是为这些沉默而生”。从这一角度出发，“文革”运动中革命群众的盲从和知识分子群体的怯懦与沉默，恰恰是我们对历史加以反思与追问的起点。
在“文革”中受难的这一代知识分子，有不少人沐浴过“五四”的欧风美雨，也有在20世纪20、30年代就追随中国共产党参加革命甚至是有着赫赫功勋的革命元老，还有不少是驰骋“文革”战场的红卫兵小将，这些小将大多成长于新中国建立以后的黄金年代，在革命后期被打为“五一六”分子。虽然存在代际差别，但这些知识分子大多数都可列入钱钟书所归纳的三种人当中。与“五四”时期的知识分子相比，这一代人无论是从自身的知识构成还是学养来看，都缺乏深厚的传统文化根柢和西方文化素养。不幸的是，这一代知识分子在追求国家统一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自觉地从理论到实践认同了革命，理所当然地视革命为自己的人生使命，因而，缺乏自省的批判性思维和独立思考的精神品格。即便是在“文革”期间用喑哑的歌喉发出过或宏亮或微弱声音的郭小川、陈白尘、张光年、沈从文、臧克家等人，逐一考察也不难发觉他们身上所附着的时代性。如沈从文在干校期间写下过不少旧体诗，《大湖景诗草》即是以咸宁干校生活为题材的“颂歌”，期待重新找回建国前用笔的感觉，获得当时革命政权的认可以重返文学场。阎纲在回忆臧克家时，也提到这一代知识分子的时代宿命：“原罪难恕之身和争相脱胎之虔诚，决定了臧克家和他的反对者姚雪垠等老一辈作家（也包括我等那时的小字辈在内），依然在绝对正确的羁绊前止步，有待于与时俱进。时耶！命耶！”大多数知识分子受政治拘囿，无法超越时代的局限，只能在个体自由与革命伦理间游移摇摆。
将大批知识分子驱赶到农村，让知识分子承担繁重的高强度体力劳动，接受贫下中农的改造，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实际上是漠视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差别，既是对知识分子的劳动惩罚，又造成智力资源的极大浪费。“五七”干校以劳动方式来让知识分子洗心革面。在生活方式上向工农兵看齐，放弃启蒙与教育民众的责任，像工农兵一样驯化，从文化根源来分析，是与中国传统文化史上的反智倾向一脉相承的。从老庄的绝圣弃智到秦始皇的焚书坑儒，从延安整风到文化大革命，知识分子总是一次又一次被推上时代的风口浪尖。真正的知识分子既要与社会保持一定的距离，又要关切和介入公共事务。知识分子最能代表和衡量一个时代的良心。“文革”时期对知识分子实施愚化政策，直接的后果就是这一历史时期的黑暗与混乱造成的人文精神的失落与普遍荒芜。整体来看，知识分子作为一个群体在干校及“文革”期间的表现，与现代知识分子的定义存在相当大的差距。“文革”虽已结束三十多年，但对“文革”历史加以忏悔的三种人中，最多的仍是像钱钟书那一类秉持良知的知识分子，而在政治运动中充当旗手、打手者却屈指可数。这尤其值得后人正视与深思。
反思干校生活和“文革”，藉知识分子的文化心理来折射、印证“文革”史，重返历史的现场，能够为后人还原一段真实的历史。拨开历史迷雾。正视干校经验，反思历史，以史为鉴，避免重蹈“文革”覆辙，这也是干校文学在新世纪带给我们的最大启示。
关键词：干校经验；“文革”记忆；知识分子；心态；人格
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12）08-0140-05
自“文革”结束以来，学界陆续出现了不少以反映干校生活为题材的干校文学，如臧克家的《忆向阳》，杨绛的《干校六记》，陈白尘的《云梦断忆》，刘济昆的《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牛棚监狱五七干校生活纪实》，司徒丙鹤的《从牛棚到干校》，李城外的《向阳情结——文化名人与咸宁》，贺黎、杨健的《无罪流放：66位知识分子“五七干校”告白》，季羡林的《牛棚杂忆》，火星的《残破的世界》，杨静远的《咸宁干校一千天》，阎纲等的《中国作家协会在于校》，唐筱菊主编的《在“五七干校”的日子》，郭德宏等的《我与“五七干校”》。此外还有真实记录“五七”干校生活的日记，如陈白尘的《牛棚日记》和张光年的《向阳日记》等。“五七”干校作为“文革”期间一段无法遗忘的历史记忆，渐渐浮出地表。与进入“五七”干校接受改造，数以百万计的知识分子这一分母相比，上述著作构成的分子则显得微乎其微，创作的滞后意味着曾经亲历过这段生活的知识分子对干校经验的回顾与反思，还远未上升到应有的历史高度。两者间巨大的反差说明了什么问题？又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一现象的出现？知识分子这一群体在干校期间经历了怎样的精神炼狱与灵魂蜕变？干校经验对于知识分子这一群体有何价值与意义？这一群体的整体心态如何？对于当代知识分子有何启发？这些问题即是本文尝试探讨的重点。
一、干校经验与“地下”之火
为贯彻毛泽东同志的《五七指示》，20世纪60年代末期中国大江南北涌现出一大批旨在改造知识分子的“五七”干校，党政机关、高等院校、文教科技战线的大批干部、教师、专家、文艺工作者等知识分子被下放到农村，参加体力劳动，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自1969年秋开始，大批知识分子陆续“发配”到全国各地的干校，如柳河干校、咸宁向阳湖干校、河南息县干校、上海奉贤干校、天津静海干校等等。直到1979年2月17日国务院发出《关于停办五七干校有关问题的通知》，“五七”干校才正式退出舞台。作为“文革”产物的“五七”干校，在动荡的岁月里成为大批知识分子“脱胎换骨”的改造之所，承载了太多知识分子无法释怀的苦难。
以文化部咸宁向阳湖“五七”干校为例，6000多人由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北京被“贬”到边远艰苦的咸宁，一路上的艰辛劳顿，身体上与心理上遭受的种种磨难可想而知，到干校后开始一种截然不同的农村生活，一般人都很难适应这种强烈的生活反差。下放的文化人在向阳湖接受“劳动锻炼”，干围湖造田、打坯建房、割麦插秧、放牛养鸭、拉车掏粪等农活。许多知识分子年事已高，根本不能胜任繁重的体力劳动，却不得不被迫在地头田间劳作。作家萧乾年满六十下放到咸宁干校，派活时却总是被当作壮劳力使用，到了“双抢”时节昼夜奋战，因劳累过度发过冠心病，因饮水不卫生患过结石；61岁的陈白尘患有心绞痛、腰椎痛，却不得不咬牙坚持参加劳动改造充当鸭倌：67岁的沈从文患有心脏病和高血压，受不了高强度的劳动，初到成宁时，居住条件极差，后被安排看菜园、当猪倌：作家严文井对于那段给自己留下心灵创痛的岁月不愿提及，春寒料峭上身穿棉袄。下身泡在水里育秧的场景永远烙在他的脑海里；侯金镜因受不了军宣队超强度的劳动迫害而活活将自己累死……
干校对知识分子实施军事化管理，在言行上严加管束，探亲访友的权利一概被剥夺，时刻活在政治高压之下。逆境非但没有吓倒知识分子，反倒激发了他们的生存韧劲与创作潜能。陈羽纶瘸着一条腿下干校成为那个年代的一道奇特风景，他用右腿踩缝纫机，为其他人缝补衣物，他在小卖部代卖香烟的同时，仍抓住一切时机学习英语，“文革”结束后创办《英语世界》杂志，在全国销量最高时达30多万份。生性耿直、为人热情的著名诗人郭小川。在干校受到军宣队的反复围攻、诬陷与迫害，却给“五一六”分子以火热的同志般情谊，并在劳作间隙写诗，“用没有声音的‘声音’加以表达”战士的情怀，留下了《秋歌》、《团泊洼的秋天》等脍炙人口的诗作。臧克家的诗集《忆向阳》收录了57首描绘干校生活的诗歌，饱含深情地讴歌干校富有诗情画意的人生。停笔多年的沈从文，“用五言旧体表现点新认识，不问成败得失，先用个试探态度去实践，看能不能把文、白、新、旧差距缩短，产生点什么有新意思的东西”，创作了《大湖景诗草》等旧体诗，并凭着记忆增写充实《中国古代服饰研究》。杨绛的《干校六记》、牛汉的《悼念一棵枫树》、韦君宜的《洗礼》、杨静远的《咸宁干校一千天》等，都是依托于干校经验的创作，为后人了解干校这一段逝去的历史提供了鲜活的文学现场。
在诸多于校文学作品中，日记因其私密性、非公开化的特性而更富于真实性，陈白尘的《牛棚日记》和张光年的《向阳日记》为后人重拾干校历史的“碎片”提供了个人化的记述。《牛棚日记》是陈白尘在夜深人静之时。偷偷用只有他自己看得懂的各种符号与“缩写”记录下的知识分子在“文革”期间的遭遇。自1969年11月30日下放咸宁向阳湖到1972年2月29日离开干校，松土、看牛、挑担、筛沙、翻地、插秧、挖渠、修厕所、锄草、割稻、放鸭等农活，陈白尘以年迈赢弱之躯抱病一一尝试过，身体上的痛苦与磨砺尚可忍受，但与家人天各一方，几年都不能团聚，连通信自由都被剥夺，思想上遭受的折磨更是无法言喻。劳动、检讨、批判、政治学习是当时被改造知识分子的生活中心，陈白尘也不例外，终日在劳动与政治的双重暴力中身心俱疲。在革命日渐疯狂化的时代背景下，陈白尘恪守知识分子清醒的理性，对党的政策产生了怀疑，在日记中真实勾勒出知识分子的尴尬处境：“默然接受这样错误的批判，置真理于不顾，难道不是对真理的背叛？这又是什么共产党员？申辩，将说我是反对党中央；不申辩，也是欺骗党中央！我将何处何从？”作为一个早年就参加革命，对党与国家抱有拳拳之心的知识分子，陈白尘却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受怀疑，因历史问题而被“专政”。然而，可悲的是，陈白尘的命运只是同时代大部分知识分子人生的缩影。《牛棚日记》是陈白尘在思想禁锢的年代用真诚、胆量与智慧谱写的历史实录，是考察“文革”知识分子生存境遇与心态的原生态文本，更是知识分子秉笔直书、自觉抵制唯政治论主流意识形态的珍贵史料。陈虹在《牛棚日记》的编后记中提到陈白尘对于“文革”的深刻反思：“对于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当时就缺乏理解，到今天也还理解不够，为此对于自己的思想活动，则仍存其真，未加改动——当然，想改也无从改起的。”在官方文化与造神文学盛行的年代，陈白尘以日记体的书写方式，披露了知识分子心灵世界的深刻创伤，为后世保留下一份饱蕴知识分子血与泪的文字控诉。《向阳日记》亦为读者“重温”了“生命史上最荒谬的一页”。再现了张光年在向阳湖专制的政治气氛、恶劣的自然环境和劳动条件下捱过的痛苦经历，是研究干校历史和知识分子心态不可多得的珍贵文本。 知识分子以干校经验为题材的创作，不仅丰富了“文革”时期的“潜在写作”，与“文革”时期整体划一、高度一致的文学风貌形成强烈对比，还彰显出知识分子在苦难年代不惧政治强权、不畏政治压制、敢于反抗的品格。可以说，干校文学实际上表现的是一部活生生的知识分子在“文革”炼狱中的受难抗争史，是知识分子在沉沦的乱世高扬人文精神、重建人文圣殿的自我救赎史。
二、两重人格与政治“表演”
1966年8月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确立了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目的是为了“斗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批判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改革教育，改革文艺，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五七”干校作为“文革”中的“新生事物”。“不仅肩负着干部‘下放锻炼’、‘重新学习’的任务。也承载着对知识分子‘再教育’的使命”。遍布全国各地的干校为知识分子实现灵魂“改造”提供了广阔天地，因远离国家的权力政治中心，在一定程度上成为知识分子的避难所，但军事化管理和夜以继日的政治学习与批判，使得干校的空气仍充满斗争气息。干校批斗不断，不时上演一幕幕政治丑剧，不少知识分子为求自保不得不顺应政治斗争的需求，放弃自己的人格与尊严，选择在动荡年代做一个驯服的臣民，因而从这一角度来看，知识分子人格的分裂和灵魂的阵痛更是显得触目惊心。
时隔多年，崔道怡在回顾干校生活时，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当时知识分子的处境，“不敢记日记。认‘流放地’为‘避难所’，把‘五七’指示当作‘改造’的必由之路。这就是当时一些知识分子的性格和命运”，并对于校期间自己人格上的“两重”性加以深刻反省。在政治运动面前，知识分子无一幸免地被卷入斗争的漩涡，不少知识分子痛心疾首、虔诚悔过，用当时的政治意识形态规约来彻底洗刷灵魂的每个角落，毫不留情地斩断内心的自由意志，洗心革面，争做“革命”新人。检讨与反省自我，被批判与批判他人，知识分子就是这样在斗争中“成长”，在斗争中一步步失落自我、迷失自我，用自虐式的苦行与自我戕害来完成灵魂的改造。
不妨以张光年1971年11月15日的日记为例。日记中详细记述自己参加政治学习后的感受：“我在发言中谈到自己对党犯罪，对不起党，对不起毛主席，可是党和革命群众仍然一而再、再而三地挽救我。文化大革命使我猛醒，五七道路使我认清今后怎么办。这次让我参加整党学习（原来没有想到），是对我的继续审查、教育和挽救。最后表明了决心。我极力抑制自己的激动情绪，谈时仍然热泪盈眶，不断夺眶而出！是感激又是惭愧！”这段文字再现了张光年当时对政治、对党、对毛主席的虔诚心情，且未掺杂任何的虚伪与造作，足见参加政治改造心情之迫切。感激也好，羞愧也罢，正因为这种心情未掺杂丝毫的虚伪与夸饰。才更真实地投射出一代知识分子在畸形政治下的病态激情和复杂心态。诗人郭小川在政治运动中同样留下过忏悔：“在我没有检查我的严重罪行的时候，我首先向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请罪！向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我们的林副主席请罪！向毛主席派来的亲人——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请罪，向革命群众请罪！”“我自己认识到，必须以最诚恳的态度，接受革命群众的批判、斗争、教育和挽救；必须以最认真的态度，听取革命群众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字。”这份带着浓厚政治气息和时代特色的检讨，不管是诗人出自真心还是迫于无奈，都为我们营构了“文革”时期的阶级斗争氛围，为重返历史现场提供了一份真实的材料。郭小川在干校下放期间，虽创作过极具个人思索的《团泊洼的秋天》，但也高唱过《长江边上“五七”路》这样的时代“颂歌”。知识分子思想的复杂性与矛盾性由此可见一斑。
“文革”期间的干校流徙，对于沈从文来说，“是一场身不由己的旋转运动”，“就像当年置身行伍，生命颠簸于不可知的人生浪涛之中，其命运无从自主处，二者有着惊人的相似。不同的是50年前对自己的处境因理性蒙昧而不自知，50年后虽知却莫可奈何”。其他知识分子何尝不是如此？何尝不是在时光的流转中损耗生命，在没日没夜的政治运动中将知识分子的心性折腾殆尽？始终如一的自由意志能力是人获得尊严的基础。一旦丧失自由意志，人的尊严就易遭践踏与损害，人就容易放弃自我，被极权政治所阉割。“文革”中大部分知识分子都主动向政治运动交出自我，“缴械投降”，欣然接受权力政治对肉体与灵魂的双重改造，独立意志渐渐丧失，思考能力越来越迟钝，精神越来越萎靡。不少知识分子在运动中悟出革命的“真理”：“多干，少说；要说，就拣爱听的话说：如此就会得到奖赏。”
整人与被人整，是干校政治运动中知识分子的常态生活。大部分知识分子置身政治斗争的场域，不得不在公开场合大发违心之论，也不乏主动迎合政治需要，在批判舞台上声泪俱下、赌咒发誓、反咬一口的表演者。在“文革”的政治表演中。不少知识分子不自觉地扮演了主流意识形态吹鼓手的角色，为极权政治的推行摇旗呐喊。借用邵燕祥对郭小川的评价——“他参与整人他也挨整，他的苦恼困惑以至挣扎，他的激进和他的局限，他的自豪和他的屈辱，都是有代表性的，是我们土地上相当部分被称为革命知识分子的生存状态的一个标本”⑩。我们不难发现郭小川的生存状态，正是同时代知识分子的人生写照。
三、“文革”历史与公共记忆
一个没有记忆的民族是可怕也是可悲的。随着时间的流逝，“五七”干校作为中国当代史上一段独特的历史时期已淡出历史舞台，但干校的生存经验和历史记忆却影响着一代又一代人。西塞罗就曾说：“对自己出生之前所发生的事情依然一无所知就是没有长大。”“文革”时期干校生活为后人留下了无尽的历史遐思。然而，目前评论界对干校文学却表现出不应有的忽视与漠视，这恰恰也是对干校文学的“一种无意的遮蔽，这种遮蔽直接导致了对干校时期乃至整个‘文革’时期中国作家和其他知识分子心态的误判”。从现有的干校文学文本出发，反思“文革”历史，研究知识分子特定历史时期的文化心态，对于重建“文革”公共记忆，有着重要的思想价值与史学价值。干校文学的价值还有待进一步深入挖掘。 翻开有关干校生活的回忆录，不难发现不少知识分子在时过境迁之后，有意识地过滤掉了那一段生活中的痛苦与残忍，对于干校的描绘充满了诗情画意，在对历史的回望与反顾中，充满了对干校生活的眷念之情，如臧克家在《忆向阳》中对向阳湖的一草一木饱含深情，萧乾称向阳湖是自己的避难所。也有不少知识分子在干校、在“文革”的政治运动中饱经蹂躏，对于干校生活不愿再提及。陈白尘重读《牛棚日记》数天吃不下饭，重温往事张光年再次经历情感上的折磨与思想上的鞭打，其痛苦之情状可想而知。对于同一段生活经验的体验，不同的主体因个人心性、处境、角色、时空的不同，呈现较大反差实属正常。然而，诸多知识分子被驱逐出已有的社会阶层，下放到干校从事各种体力劳动，在身体与精神上经历了双重折磨，造成人力、物力、财力的大量浪费，却是不争的事实。细究起来。这里面还是有问题的，同为“文革”时期的知识分子，为什么有的人宁愿选择遗忘历史，而有的人却铭记历史并沉痛反思？
我想，问题不在于自我选择的差异，而在于知识分子是否具有自省意识和担当精神。“根据西方学术界的一般理解，所谓‘知识分子’，除了献身于专业工作以外，同时还必须深切地关怀着国家、社会、以至世界上一切有关公共利害之事，而且这种关怀又必须是超越于个人（包括个人所属的小团体）的私利之上的。所以有人指出，‘知识分子’事实上具有一种宗教承当的精神”。参照这一定义来考察“文革”期间的知识分子，不难发觉置身革命伦理甚嚣尘上的年月这一代知识分子在个体选择与公共伦理间的矛盾。革命伦理要求个体放弃自我，在价值观念、思维方式、行为方式上都具有高度的同一性，心甘情愿充当革命的螺丝钉。知识分子作为革命中的一份子，必须遵循整体划一、高度一致、求同不求异的时代规范，主动交出自我，放弃独立思考，放弃对社会公共事务的批判精神。然而，“自动放弃个性、主动交出自我，看似真诚伟大，实则有违历史理性”。具备独立意志和自由立场，主动介入现实，公开提出异议，为沉默的弱势群体说话，是知识分子的社会职能之所在，即便是在严酷的社会环境中，个人伦理与时代规约产生严重分歧时，也要能够秉持个人伦理。恪守知识分子的职责，推动社会进步和人类发展。从这一层面来看，“文革”期间除个别知识分子能够在强大的政治极权面前保持足够的清醒外，大部分人都选择了“沉默归队”，在自由主义立场与现实政治的冲突拉锯中渐行渐远，依附政治以寻求一己之安宁。知识分子一旦失落人道、理想、真理、信仰、真诚、正义、道德等关键性的品格，就只能沦为当权者的附庸，自觉扮演时代顺民的角色。在一个政治至上的年代，做忠实的顺民远比耿直的诤臣来得容易。陈辽就曾指出传统文化中的劣质成分如愚忠、随大流、等待恩赐等在干校大行其道。
在杨绛《干校六记》的《小引》中，钱钟书曾就三类人有针对性地提出过应补记一篇《运动记愧》：“至于一般群众呢，回忆时大约都得写《记愧》：或者惭愧自己是糊涂虫，没看清‘假案’、‘错案’，一味随着大伙儿去糟蹋一些好人；或者（就像我本人）惭愧自己是怯懦鬼，觉得这里面有冤屈，却没有胆气出头抗议，至多只敢对运动不很积极参加。也有一种人，他们明知道这是一团乱蓬蓬的葛藤帐，但依然充当旗手、鼓手、打手，去大判‘葫芦案’。”结构主义文论就主张“我们应该进一步探寻作品在那些沉默之中所没有或所不能表达的东西是什么？”“实际上作品就是为这些沉默而生”。从这一角度出发，“文革”运动中革命群众的盲从和知识分子群体的怯懦与沉默，恰恰是我们对历史加以反思与追问的起点。
在“文革”中受难的这一代知识分子，有不少人沐浴过“五四”的欧风美雨，也有在20世纪20、30年代就追随中国共产党参加革命甚至是有着赫赫功勋的革命元老，还有不少是驰骋“文革”战场的红卫兵小将，这些小将大多成长于新中国建立以后的黄金年代，在革命后期被打为“五一六”分子。虽然存在代际差别，但这些知识分子大多数都可列入钱钟书所归纳的三种人当中。与“五四”时期的知识分子相比，这一代人无论是从自身的知识构成还是学养来看，都缺乏深厚的传统文化根柢和西方文化素养。不幸的是，这一代知识分子在追求国家统一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自觉地从理论到实践认同了革命，理所当然地视革命为自己的人生使命，因而，缺乏自省的批判性思维和独立思考的精神品格。即便是在“文革”期间用喑哑的歌喉发出过或宏亮或微弱声音的郭小川、陈白尘、张光年、沈从文、臧克家等人，逐一考察也不难发觉他们身上所附着的时代性。如沈从文在干校期间写下过不少旧体诗，《大湖景诗草》即是以咸宁干校生活为题材的“颂歌”，期待重新找回建国前用笔的感觉，获得当时革命政权的认可以重返文学场。阎纲在回忆臧克家时，也提到这一代知识分子的时代宿命：“原罪难恕之身和争相脱胎之虔诚，决定了臧克家和他的反对者姚雪垠等老一辈作家（也包括我等那时的小字辈在内），依然在绝对正确的羁绊前止步，有待于与时俱进。时耶！命耶！”大多数知识分子受政治拘囿，无法超越时代的局限，只能在个体自由与革命伦理间游移摇摆。
将大批知识分子驱赶到农村，让知识分子承担繁重的高强度体力劳动，接受贫下中农的改造，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实际上是漠视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差别，既是对知识分子的劳动惩罚，又造成智力资源的极大浪费。“五七”干校以劳动方式来让知识分子洗心革面。在生活方式上向工农兵看齐，放弃启蒙与教育民众的责任，像工农兵一样驯化，从文化根源来分析，是与中国传统文化史上的反智倾向一脉相承的。从老庄的绝圣弃智到秦始皇的焚书坑儒，从延安整风到文化大革命，知识分子总是一次又一次被推上时代的风口浪尖。真正的知识分子既要与社会保持一定的距离，又要关切和介入公共事务。知识分子最能代表和衡量一个时代的良心。“文革”时期对知识分子实施愚化政策，直接的后果就是这一历史时期的黑暗与混乱造成的人文精神的失落与普遍荒芜。整体来看，知识分子作为一个群体在干校及“文革”期间的表现，与现代知识分子的定义存在相当大的差距。“文革”虽已结束三十多年，但对“文革”历史加以忏悔的三种人中，最多的仍是像钱钟书那一类秉持良知的知识分子，而在政治运动中充当旗手、打手者却屈指可数。这尤其值得后人正视与深思。
反思干校生活和“文革”，藉知识分子的文化心理来折射、印证“文革”史，重返历史的现场，能够为后人还原一段真实的历史。拨开历史迷雾。正视干校经验，反思历史，以史为鉴，避免重蹈“文革”覆辙，这也是干校文学在新世纪带给我们的最大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