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41年夏天起，正值青春妙龄的女继承人葛洛莉娅·旺德比尔特，在贝弗利山庄被霍华德·休斯苦苦追求，和马龙·白兰度度过了一个不眠之夜，和弗兰克·辛纳特拉做过一次引起轰动的纽约之行……葛洛莉娅·旺德比尔特与二十世纪那些炙手可热的男性都谈过恋爱，她把这些罗曼史都写进了她的新书《那时似乎蛮重要的事》中。此文记录了那些令人眼花缭乱的会面，热情洋溢的错误以及连绵持久的爱情。
　　我不记得自己是从几时开始关注男孩子的，那个确切的时刻已无从想起。然而一旦他们出现了，一切都不再同于以往。男孩，男孩，男孩，像是使人兴奋的药物，我可以这样对你说。他们喜欢我。因为我有那么点自负，这使我相信自己身上还是有某些可爱之处的。
　　我脑子里曾浮现过将来做修女的念头，但是一旦男孩子出现了，当一名修女就不再是什么伟大而美妙的想法了。上帝是一回事，男孩子则是另一回事。
　　我被严密监护着，当然，这在今天显得挺老派。在那个年代，沃尔多夫有妙龄少女的派对，大厦里有下午茶舞会；那是格伦·米勒和《月光小夜曲》的年代，那是二战即将爆发前的纽约。当我十七岁那年，我去加利福尼亚妈妈那儿游览，我打算在那儿待两个星期。我感觉自己仿佛来到了天堂。
　　1941年夏季，我妈妈和她的孪生姐妹赛尔玛，我叫她托托姨妈，一起住在贝弗利山庄枫树道的房子里。
　　踏上加州大地我最想做的就是约会男电影明星。摆脱了格特鲁德姑妈的控制，一个人去好莱坞，这感觉真是非同寻常。自从母亲和我姑妈那场争夺监护权之战结束之后，我一直住在长岛的老韦斯特巴瑞，那日子真是严格，你最好相信这点。突然间，鸟笼的门打开了，我飞了出去，飞进了贝弗利山庄的茫茫夜色中。
　　


　　霍华德·休斯
　　
　　每个晚上，我与那些比我年长许多的男演员在西罗夜总会共舞:埃罗尔·弗林，乔治·蒙哥马利，或是布鲁斯·卡伯特，后者在赌桌旁通常被人称为“布鲁西堂兄”。我与他们中的一个在罗曼诺夫共进晚餐，接着又与其他人去莫甘波。
　　接着有一天，在贝弗利山庄酒店的舞池气喘吁吁了一下午之后，帕斯夸里·德·西柯来了；大家都叫他帕特。他不是演员，可他看上去真像--英帅气俊，那风度与个性像极了歌手兼演员的迪恩·马丁。是的，他脑子里没太多东西，可玩拉米牌戏很在行。他真有滑稽搞笑的一套，每回他一走进一间屋子，大家总要被他那一知半解的连珠妙语逗得哈哈大笑。
　　他为霍华德·休斯工作，后者我还没见过。他到底做些什么，没有人知道。他多数时间在贝弗利山庄酒店的舞池闲荡，与布鲁斯·卡伯特，代理人查利·费尔德曼，还有乔·申科，二十世纪福克斯公司的头儿，那个大家都叫他乔大叔的，一起玩拉米牌。简直无聊透顶！我则成天在太阳底下懒散地游荡，等着帕特注意我。
　　一天我妈妈接到了一个意想不到的电话。她兴奋得不得了。她那忠心耿耿的女仆温西把衣橱搜了一遍，挑出礼服帮她决定该穿哪件。最后选定了那件天鹅绒的下午茶礼服，红葡萄酒色，长长的衣袖再配上她那长拳发，令她看上去就像拉斐尔前派画家布恩—琼斯笔下的女主人公。后来证明所有这些忙乱都是为了霍华德·休斯--他要来喝茶。电话不知从哪里打来，以前他们从没见过面，但他在电话上做了自我介绍，并询问能否来见她，因为他有些事要跟她谈。“不知道他要谈些什么，”她一边打量镜子里的自己，一边喃喃自语。温西在一旁帮她把吊袜带扣到长袜上。
　　休斯进来时我正打算出去--一位高个子陌生人，电影明星一般英俊。种种迹象表明，他感兴趣的是我，不是我妈妈。他来是为了征得妈妈同意让我去试镜。我--一个电影明星！是的，干吗不！也许那就是伟大而美妙的事。
　　对霍华德的建议，妈妈没怎么往心里去，我却是欣喜若狂，不单欣喜若狂，而且绝对认真。因为我曾想过长大以后当修女，还有一个选择就是当女演员，一个著名的电影明星。
　　我为与霍华德约会该穿什么衣服伤透了脑筋，花了许多时间准备：先是一个长时间的阿黛娜牛奶泡泡浴，泡沫随着水流猛冲过来，汇成极美的白色云雾样的东西，飘浮于我那妙不可言的身体上，就像我心爱的餐后甜点上盖着的奶蛋白，一座飘游的岛屿--当我闭上眼睛，我梦见了电影明星们。
　　我想要个家庭，但我同样梦想有名气，希望霍华德那神奇的魔杖轻轻拍打到我的肩膀上。我说的可不是我已经有的那种“名声”。我出生在一个著名的美国家庭，十岁时从那场不光彩的监护权官司中幸存下来。是的，我早已出了名，可我因何名声大作？都是些毫无价值的东西。唯一能打动我，让我在乎的名气，是那些因自己的天赋和才能而赢得的名气。那就是为什么男演员们会如此令我着迷，艺术家也是如此。他们出名都有一个理由，而且受人尊敬。目前我还没到令人景仰的程度，但相信总有一天我也会的。尽管我还不知道怎样获得名气--但我的决心已下。
　　


　　⑴葛洛莉娅的家庭女教师埃莉诺·沃许，葛洛莉娅和母亲在纽约东72街，1935年
　　⑵布鲁斯·卡伯特，葛洛莉娅和丽塔·海华丝在纽约的埃尔·摩洛哥夜总会，1941年
　　⑶乔治·蒙哥马利与葛洛莉娅在影片《查理的姨妈》首映式上，1941年
　　⑷葛洛莉娅与威廉·赫尔登在纽约刚下飞机，1954年
　　⑸葛洛莉娅与杜鲁门·卡波蒂在《卡里古拉》首场演出上，1960年
　　⑹摩顿·唐内，葛洛莉娅，帕特·德·西柯在埃尔·摩洛哥庆祝葛洛莉娅十八岁生日
　　⑺利奥普德·斯托科夫斯基，1954年
　　⑻葛洛莉娅与帕特·德·西柯蜜月期间在亚利桑那贝尔特摩酒店，1942年
　　和霍华德约会的那天，我最终穿了一身萨尔斯堡兰茨区村姑式宽松衬衫和裙子，并在耳后拍上大量斯基亚帕瑞利(Schiaparelli)(注：意大利裔时装设计师)牌的香水。衬衫是白色纯棉方领的，一条黑色天鹅绒缎带穿过打皱的褶裥，裙子也饰有褶裥，无比奢华，这种款式在那个夏天风行一时。美中不足的是这身打扮使我看上去太年轻。我在镜子中审视着自己，是的，毫无疑问，太年轻了。也许头发上扎一条灰带子会好一些？可我已经来不及了，门铃响了，那是他--霍华德·休斯--正等在那儿，带着他那根神奇的魔杖。
　　今天，霍华德·休斯生命最终岁月的形象在我们头脑中已经很难抹去--长而蓬乱的大胡子，住在拉斯维加斯沙滩酒店顶层的与世隔绝的那位男子，有关他行为举止的种种流言是如此奇特，甚至超出了反常、古怪的范畴。真正的他到底什么样儿？我只能告诉你我认识他时那个夏天，他当时是什么样。此外，我只能猜测是某个奇怪的魔鬼支配了他，把他变成了一个貌似偏执狂的隐居者。当初我认识他时，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将会那样。温西领他进来，我飘下楼梯时，他正在妈妈的会客厅里等候，从此，我也飘进了他的生活。
　　以后几天我们常常见面。有时候，他会载着我开车去马里布；电台播放着轻柔的音乐，我们聊聊天。我很害羞，他也一样。他有轻微的耳聋，说话声音非常低，有时你不得不靠他很近才能听清他在讲什么。
　　有一次，我们停下来捎上一个搭便车的人。当这个年轻人孤单单地站在路上时，他身上有某种东西很打动人。霍华德停下车，然后我们驶向罗宾森店，在那儿霍华德给他买了全套行头--西装，鞋子，还有衬衣。
　　霍华德结账时，那年轻人被眼前的一切惊呆了，他问我：“他是谁？”
　　“圣诞老人，”我轻笑着说。
　　我们时不时见几次--我接到约翰(一个助手)打来的电话，他会在八点到枫树道来接我，然后开车送我去霍华德那儿与他碰面，那车就停在某个地方的路边。而后我们下车去路边的小餐馆吃些烤薄饼。还有一些时候，我猛地发现自己到了霍华德家中，房子里的家摆得很随便，大多数家具上都盖着蒙灰的床单，某个地方的唱机正在播放《月光小夜曲》。直到今日，每当听到这首乐曲，我就情不自禁地要想到他。有些晚上，当他在洛克希德工作时我就在他的私人放映室里看电影，而后他进来，我们就在那里用晚餐，就像是在野餐一样。他总是吃同样的食物，不管是在那里还是在饭店--牛排，豌豆，烤土豆--所以，我也就吃这些。
　　霍华德很认真，与我以往认识的人都不同。自从和他在一起，突然间好莱坞的那种喧闹似乎不再重要了，还有那些电影明星，也都突然失去了他们的魅力。有天晚上，他放映了《地狱的天使》这部影片，这是他特别引以为豪的影片，因为这是他制片并执导的处女作。这部片子捧红了琴·哈罗，她是他的伟大发现之一。
　　有时候我们飞去卡塔琳娜。“往下看，”他会说，“看见灯光在漆黑的小岛上交织成的图案了吗？这能帮你识别你正在哪个城市的上空。”这就像在看一幅星星组成的图案，只不过是它们是在我们的下方。
　　到了卡塔琳娜，霍华德降下飞机，我们会沿着海滩漫步。有一次，一个带相机的女人认出了他，上前询问是否可以给我们照相。他压根不喜欢这个提议，迅速地把我推开了。
　　我从不觉得霍华德在行为处事上有何古怪奇特的地方。恰恰相反：我喜欢他这么率性随意以及由此带来的惊奇。突然间，和他相处我不再感到害羞了。他对每件事都很真心诚意。我意识到所有那些让他帮我成为电影明星的梦想已经消失不见了。我只是希望他会爱我。而他并没那么打算。或者说也许他那么打算了，我当时却没意识到，以后也就没有这种可能了。
　　后来，格特鲁德姑妈那儿传了话过来：她那令人敬畏的律师，讨厌的克洛克先生带来口信，要求我回纽约去。这次是命令，得到了我的法定监护人、遗产代理人詹姆斯·弗莱的支持，这可不能置之不理。我用万娜这个化名预订了机票，以免引起公众注意。当“万娜”小姐得到邀请去和机长以及乘务员见面时，真正让我吃了一惊，走进飞机驾驶舱，那份惊奇就仿佛走进了钟表的复杂机心一般。更让我意外的是，发现凯瑟琳·赫本也在同一架飞机上。我以前只在银幕上远远见过她：在影片《小妇人》中她扮演的那个角色，在雪地里嬉闹着，朝密友劳瑞大胆地扔雪球的模糊影像。可就在此时此刻，在这趟航班上，她和我呼吸着同样的空气。霍华德是否爱恋过她？我又怎么能同她那样的人竞争呢？我鼓足所有勇气离开妈妈，悄悄溜到赫本对面的空座上。我太彬彬有礼了，两眼只是盯着窗外看，并没有把她好好打量一番。最后，我只得打起退堂鼓，又回到了自己的座位上。
　　格特鲁德姑妈的司机弗莱蒂开着那辆熟悉的灰色劳斯莱斯到机场来接我们，而后送我们去老韦斯巴瑞。那儿已不再是家了。“家”，尽管它没有多大价值，眼下只是令人难以捉摸的妈妈和枫树道的房子，每次我回来时门房总会说，“欢迎回家。”还有莫甘波、罗曼诺夫、西罗这些地方。“家”是帕特和乔大叔，以及他们的拉米牌戏。“家”是霍华德那破破烂烂的房子还有飞向卡塔琳娜的飞机。
　　我很害怕再次见到格特鲁德姑妈，她的神态像往常一样，显得那么盛气凌人。当时她正专注于智力拼图，先冷冷地拥抱了我，然后弯下身把一块拼图放到位置上。“我有些建议，”她说道，“为什么你不嫁给杰夫并搬回来同我一起住？”
　　杰夫是在纽约时我迷过的一个年轻人。在我去好莱坞妈妈那儿之前若是听到这个，我没准会很开心。他是我爱上的第一个男孩，那年春天他从普林斯顿毕业后，我们头脑发昏，竟然想要结婚，可现在这听上去就像小孩子家说的话。
　　“婚礼你可以想怎么办就怎么办，”格特鲁德姑妈接着又说。
　　“我不再在乎他了，”我告诉她说，“我爱上了霍华德·休斯，他也爱我。”我脱口说出了心里话。在这之前，我已经把这个秘密告诉了我的老保姆，多多。她听后大吃一惊。她买过一枚银制纪念章，上面有圣母玛利亚的珐琅塑像，背面刻着“葛洛莉娅·旺德比尔特赠霍华德·休斯，1941年7月”这么一句话。她把纪念章交给我要我送给霍华德，可我没有那样做，因为我可不认为他有那么虔诚。
　　


　　第二天早上，我回到纽约妈妈那里，她在里吉斯大街。等待我的有霍华德送来的黄玫瑰以及那么多的电话留言。其中有封写在黄条纹纸上的信(至今我还保留着)，上面写着他很想我，晚饭总是一个人吃，“我把盘子里的豌豆弄得到处蹦达。”我打算几时回去？他这么问。什么时候回去我自己也不知道，也不知道还将会发生什么。
　　接着忽然有一天，帕特出人意外地来到纽约。他在里吉斯大街上的金·科勒酒吧纵声大笑，逗得整桌人乐不可支，当我进入他的视线时，却装作不认识我。我渴望他再次注视我，朝我微笑，喜欢我，爱我。这种情况并没有持续太久。
　　第二天晚上，我们在埃尔·摩洛哥跳了一整夜的舞，和我们在一起的是丽塔·海华丝和她的丈夫埃迪·贾德森，他们来城里做宣传。丽塔坐在那里，沉静而优雅，像个永不开口的芭比娃娃。就像我一样，只是我不觉得自己有多优雅。我正拼命让自己显得成熟，即便不是如此，至少让自己看起来像那么回事。
　　我感到困惑，不知所措，对每件事都不确定。但有一件事我已下了决心。我不能再回去和母亲同住，也不打算和格特鲁德姑妈住在一起。最好的办法是嫁人，越快越好。我确实嫁了人--不是嫁给霍华德，而是嫁给帕特，那条大坏狼。
　　
　　帕特
　　
　　在那时表现得成熟些、显得比我十七岁的实际年龄老成，似乎显得非常重要。这是不是因为我已经结了婚才变得如此呢？
　　和帕特在一起的日子，我们俩总是处在难分高下的较量中，我不知道什么情况会导致他陷入狂暴，几时他会无缘无故地发作，把怒气发泄到渴望取悦于他的温顺妻子身上，那位妻子正倚赖他的微笑而活。
　　我从没把这段经历告诉我的朋友。我觉得羞耻极了，耻于自己嫁了个行为如此不堪的男人。
　　有一次，我去堪萨斯州的瑞雷堡军事基地见他，他正在那里的军官训练营接受训练。在火车上，无意中我听到了坐在边上的一对父子的谈话。他们把话题扯到了我和帕特身上。他们没有认出我，也没有意识到我正在听他们谈话。
　　只听那年轻人说道：“她怎能嫁给那么一个小白脸？”这话吓了我一跳。
　　是呀，到底为什么？我被深深刺痛了，默默无言地坐着，听他们接着滔滔不绝地说了又说。
　　很快列车开到了目的地，排队下车时那对父子就在我身后。要不了一会儿，我就会消失在人群中，带着那份伤痛离开。我深深吸了一口气，转过身去，目不转睛地望着那对父子。“我就是葛洛莉娅·旺德比尔特。”说这话时我的心怦怦直跳。他们被我的话击中了，就好像一记重拳打在肚子上。我感受到小小的胜利带来的甜蜜。我得靠自己站起来。在我的内心深处，我一直知道自己能行。
　　
　　利奥普德·斯托科夫斯基
　　
　　我是在1944年遇到利奥普德·斯托科夫斯基的，当时我是个二十岁的性感美人。我迫不急待地要把他介绍给我美丽的妈妈，于是，我把他当作神秘嘉宾带到了妈妈为我举办的派对上。真的，我让妈妈大大吃了一惊。我俩进了门，那么激动不安，那么容光焕发，那么神采奕奕。我和他依偎着站在那儿，是的，我妈妈几乎跌倒在地上。这不光是因为他是著名的乐队指挥家，引起的争议比阿尔杜罗·托斯卡尼尼还要多，除了这一切，他还和葛丽泰·嘉宝有过一段风流韵事，后者正是我妈妈心仪已久的偶像--单单这一点，就让我妈妈吃惊不小。表面看起来，这件事和我们的年龄大有关系：我刚二十岁，而他六十来岁了。但所有的绝代佳人都在年龄上撒谎，再怎么说吧，神仙们都没有年龄和生日，话虽如此，我的生日马上快到了。
　　就在我与利奥普德那决定命运的相逢的前一个月，帕特得了败血症病倒了，原本要被送往国外，一种名叫盘尼西林的新药救了他的命，而且，他被批准退伍。这使他的情绪好极了，开始自由自在地玩牌，夜夜在埃尔·摩洛哥消磨时间。生活仿佛又回到好莱坞以前那些好日子，只不过这里是纽约，我们在我的表兄索尼·惠特尼的公寓里，牌桌边的参与者也不一样：现在是赌徒哈尔·西姆斯，花花公子丹·托平等人。赌局设在金绿色相间的藏书室里，在这儿能俯看东河，烟雾腾腾的聚赌就在这儿夜以继日地进行。你知道我的乐趣所在吗？就是当帕特拿了牌后急速催他离开--出去，出去，出去。外婆南妮·摩根带着多多偷袭而来，催促我废除婚约。我能轻意地做到这一点，因为我们是在罗马天主教堂结的婚，而他不曾告诉我他无法要孩子。我根本没动过生孩子这念头。离婚要花很长时间，而我想嫁给利奥普德，就在现在，今天，这一分钟。
　　我将要二十一岁了，可以继承那笔著名的遗产了。我是在格特鲁德姑妈那儿的偏远地区长大成人的，在那儿有一样，仅有的一样被禁止提及的东西，那就是“钱”。无论是格特鲁德姑妈，还是她那个令人讨厌的律师，抑或别的什么人，都不曾向我谈起怎样去安排我那笔即将得到的遗产。和姑妈住在一起时我总感觉自己是个冒名顶替者，那笔遗产也显得那么不真实，就好像是某样不真正属于我的东西。只有到后来钱才真实起来，那是因为那笔钱是我通过自己的天赋和努力挣来的。
　　二十一岁那天，我准时来到信托银行。一队银行高级职员陪着我，穿过长长的走廊，下到地下金库。在那儿打开一只盒子，里面装着将使我成为女继承人的股票和债券。我把它们从盒子里拿出来，只是一些纸--我又懂些什么呢？我所知道的就是突然间我有钱了，我迫不急待地想给每个人买礼物：送外婆一件水貂皮大衣，给多多也送一件，送钻石给朋友卡罗·玛库斯，等等。但是妈妈--送她什么呢？事实上，我想要她给我一点东西，只是我说不上来是什么东西。因为我已经成年，律师从我的信托基金中分配出去的津贴现在已被取消，妈妈将来要靠我来赡养。
　　我试图和斯托科夫斯基谈论这件事，但他每次都不出声，陷入沉思之中。日子一天天过去了，最终他得出了结论：“你母亲从没给过你爱，为什么你要回报她？是你的保姆多多在做你母亲从没做过的一切。让赛尔玛赡养她吧。”
　　我一点儿也不奇怪妈妈对此不能苟同。她心急火燎地把此事捅给了报社，突然间，小报上竞相刊登了出来。
　　整整十七年，我没再见过我母亲。等我最终见到她时，实在无法把她与过去那个穿着黄天鹅绒礼服的美妇人联系在一起。她变化太大了，在我的记忆里，她是那么难以捉摸，我一直对她又爱又怕。在经历了一段漫长而痛苦的过程后，我才又与她见面。事情缘起于我对心理医生说过的那句话：“我来了，可我永远不会跟你谈我母亲的事。”
　　几年以后，她的名字又冒了出来，那已经是五年后的事了。一位心理医生对我进行了一系列药物治疗之后，我才有勇气飞去洛杉矶，去敲拜德福特大道上那扇房门，在那儿她与赛尔玛姨妈住在一起。
　　出现在我面前的，是一个缺乏活力的女人，那么温顺，那么小心翼翼。她因癔症而瞎了眼睛，见此，我的心都碎了，但这一切都是真的。“赛尔玛告诉我你有白头发了，”她愁眉苦脸地说。当我离开时，忠实女佣温西送我到门口。“哦，葛洛莉娅小姐，”她对我说，“这真是一场误会。”哦，愿上帝保佑我。
　　今天，我真希望母亲就住在我边上。也许就在街角，这样我就可以时不时路过一下，进去喝杯茶，告诉她我的新恋情，或是谈一谈许久前发生过的那些事。它们曾如此重要，现在却不算什么了。我们可以对曾为之哭泣的事报以一笑，就像老朋友有机会重聚时那样，谈谈逝去的时光和人事。
　　在加利福尼亚州圣巴巴拉的一座山顶上，利奥普德建了一所房子，他称之为“修道院”。它是个乐园，得了这么个恰如其分的名字，是因为打从结婚起，我们就过着修士、修女般离群索居的生活。利奥普德大多数时间不在家，去欧洲指挥乐队，越来越多次的离别之后，我不再与他同行。
　　不久，我发觉自己被关在一个与世隔绝的地方，就好像被冻结在了冰块中一般。
　　还在我们刚结婚后的一个晚上，我们坐在壁炉的炉火前，他说要告诉我一个秘密，一个他生命中从不为人所知的大秘密。这一亲密举动令我激动不已，就仿佛雷鸣瞬间带来的震颤，他一下子闯进我的内心深处。这个秘密和政治及皇室有关--难道我从没怀疑过他为什么长了个哈布斯堡王室的鼻子？事实上，我从没有往那方面想过。哈布斯堡王室的鼻子是什么样的？我迫不急待地赶到书房，翻出照片，急忙研究起来--不放过任何与他说的有关的东西。我们第一次见面时，他给我看过一张他婴儿时的照片，照片上的小娃娃穿着钉满饰边和花边的衣服。但是，唉，这张照片是家庭相册被盗后保存下来的唯一的一张。我将它视为珍宝，放在银相框内，摆在我那没见过的父亲的相片旁边(后来我甚至怀疑照片上的婴儿是否就是利奥普德)。他的家来自克拉科夫(注：波兰城市。)，他的母亲在他出世后不久便去世了，他被一个深爱他的保姆抚养长大。那保姆对他来说就是母亲，就好像我的保姆多多与我的关系。但是现在，因为他长了这么一个鼻子，难道他父亲就不能是位王子？或者一位国王吗？我得重温一下我的奥地利历史知识。也许他是个私生子--你知道，就是所谓的爱情结晶？是否那就是事情的真相？哎呀呀！
　　他坐在那里，握住我的手告诉我这个秘密，惟有壁火发出的“噼啪”声打破了寂静，和我心中的“噼啪”声相比，炉火的声响根本算不了什么。谜底就要揭晓，我能感受到--未来的那一瞬间就仿佛一个将把我卷入爱之海的巨浪。我屏住呼吸，等啊，等啊，他只是抽出手，朝炉火望去，好像刚刚回过神来，而那个令他恍惚的人正是我。
　　“是的，是的，”他说，“有朝一日，你会是唯一知道这个秘密的人。”
　　我们曾在彼时彼地，在吃过许多不同的晚饭以后，在许多不同的炉火前度过了许多个这样的冬夜，有一天我终于意识到，他说的那个“有朝一日”永远也不会到来。我在他心中仅有一丁点的位置，他却占据了我整个的心。
　　“你是个骗子！”想到这一点，我不由浑身发抖。后来，当我直勾勾地盯着他，大声说出这句话时，我颤抖得更厉害。
　　我们离婚后又过了许多年，我终于知道了这个秘密，它压根和哈布斯堡王室无关。他出生在伦敦东区的一个家庭里，家里有两位兄弟，利奥普德和帕西法尔·斯托科夫斯基。兄弟中的利奥普德保住了他的名字，又编了一个好听的故事，使它不至于辱没一个伟大的指挥家。而帕西法尔却把名字改成了詹姆斯·斯托科斯，令它更配得上一位英国绅士。此时，利奥普德在他那漫长而特别的职业生涯中已经取得了如此大的成就，他不再需要了，也不再费心去维护他自己创造出的那个神话了。有一次去欧洲旅行，他把我们长大成人的儿子们介绍给他们的吉米叔叔(帕西法尔·斯托科夫斯基)和他妻子。吉米住在伦敦，销售劳斯莱斯汽车的生意做得很成功。除了他的伦敦东区口音，他和利奥普德惊人地酷似，利奥普德说话则带牛津腔。吉米的儿子取了和伯伯一样的名字，也叫利奥普德，已经死于战争。那位抚养利奥普德长大的保姆现在成了他母亲，住在博内茅斯一家老人院里。
　　等我戳穿了他的鬼话，这一切对我来说已经不再重要，我只觉得很难过。真相无关紧要，他之所以不告诉我，因为他对我没有足够的信任。
　　


　　比尔·帕雷
　　
　　我开始朝“修道院”外的世界迈出小小的步子，瞧啊，等在玻璃墙另一边的是个小个子“花衣吹笛手”。他名叫杜鲁门·卡波蒂，因他的第一部小说《另外的声音，另外的房间》而崭露头角。这本书以纯文学的技巧得到了每个人的青睐。
　　啊，“真实的心”，CBS公司有权势的总裁比尔·帕雷便是那样称呼他的--亲爱的“真实的心”--我看见你正坐在“帕维浓”饭店里喝着马提尼，瞧着我气喘吁吁地朝你走来。我迟到了，这么重要的一个约会，和“真实的心”的约会。他有一些奇妙想法，有一些很重要的事要和我谈。至少在电话上他那样对我说。
　　在舒适的软凳上刚一坐定，瞧他那样子，我就断定这已经是他的第二杯马提尼酒了。这将是一顿漫长的午饭，穿插着许多傻笑以及试图窥视我内心的念头。实际上，他对我的内心世界知之甚少。我们是亲密好友，但我其实不怎么信任他。
　　“比尔·帕雷，”他缓缓说出这个名字，似乎他的舌头正在吮吸每一个音节。比尔·帕雷是他的密友，娶了美丽、善良、忠实的芭贝。芭贝也是杜鲁门最亲近的朋友。然而，杜鲁门在这儿要对我说的是比尔·帕雷暗示他对我感兴趣，看看是否可以做些安排？
　　“噢，等等，亲爱的，先听我说，”杜鲁门说道，把他那只小手搁到我胳膊上。“芭贝知道他有别的女朋友，她一直处理得挺漂亮。可有时候事情会失去控制，变得复杂棘手。当然，这使她很不安。你知道她喜欢你，尊重你；如果他和你搞在一起，对你也是一种乐趣。为她减轻些烦恼吧。这么说吧--就算是帮了所有人的忙。”杜鲁门就是有一套，能使你以另一种眼光看待事物，当然是以他的观点去看。
　　如今芭贝·帕雷与我已不是好友。我非常敬慕她，却感到受了胁迫。她把自己对尽善尽美的理解作为样本来衡量一切，而且确实以她自己的方式达到了那种完美。她的房子、花园，还有派对--所有的一切都是如此。在她那儿，我觉得自己永远也不可能符合她的要求。
　　有次我们在“肯尼斯”美发沙龙不期而遇。她随即问我，“你有空吃午饭吗--随便哪儿来个三明治怎样？”如果那天我穿的是红色“阿道尔夫”名牌而不是毛衣、裙子的话，我会答应她的。“哦，真希望去，可我还有事儿呢。”我这样回答。现在看来这有多荒谬；如果当时我做了不同的回答，也许又可以发现一个朋友。
　　“亲爱的，该做出真正的承诺了，”杜鲁门边说边狡猾地四下张望。我有兴趣吗？好吧--也许。我对自己说，听听比尔对一个电视节目的评价将是一件趣事，我新近在这个电视节目上露了面。(哦，葛洛莉娅，你怎能这样！)所以，几天后，我和比尔·帕雷就单独待在了他CBD公司的私人放映室里，观看电视节目录像。那是我和阿特·卡内一起制作的节目，名字就叫《非常重要的人》。显而易见，比尔可不认为屏幕上的东西有多重要；我试图与他保持距离的那种一本正经的样子更吸引他。
　　杜鲁门当然期待着知道事情的全部。他得到了他想要的。一星期后，我们又一起吃了一顿午饭--他还有新闻！结果并不太多。他在帕雷家度了周末。芭贝显然对比尔相当恼火。而比尔，当他与杜鲁门私下在一起时，想要知道全部的东西--我怎么谈论他的，等等等等。杜鲁门再一次这样说道，“亲爱的--这次你非得表下态了！”
　　我再次与比尔单独见了面，地点在里吉斯大街他和芭贝的住所。那是一套街角处的公寓，比利·鲍德温用佩斯利螺旋图案、鲜艳的宝石色装饰整间公寓，到处摆着美不胜收的物品：中国瓷碗盛着干花，布里斯托尔蓝花瓶里装了甜豌豆，一个法贝热(注：俄国珠宝首饰工艺设计家，由他精心制作的复活节彩蛋是各国皇室的收藏珍品。)复活节彩蛋，随随便便地摆在桌上。那是一种纯粹的奢华，我这样想着，在炉火边一张椅子里坐下。比尔从厨房拿了半瓶香槟回来，伴随着“呯”的一声，软木塞跳出来。就像个满脑子计划的孩子，他开始和我谈起等他和芭贝从牙买加过完圣诞回来以后，我们将要去的地方，将要做的事情。我起身来到窗前，朝下望去，第五大道上人流熙来攘往，车水马龙。我想要离开这儿，回到下面的真实世界中去。不，这样做根本没用。我准备离开，本来该是平静、理智、文明的告别，突然变成了一场法国式闹剧。我发觉自己被人追赶着四下逃窜，围着沙发、椅子，进了卧室，再跑了出来。这真滑稽，不过在当时，情况却不是这样，我只想快快逃离此地。
　　第二天杜鲁门打来了电话。
　　“我想我没法表示赞成。”我这样对他说。
　　
　　马龙·白兰度
　　
　　看完影片《码头风云》，我疯狂地爱上了马龙·白兰度。谁又不是呢？他那么不善辞令，又那么机敏，那么女性化，又那么富有男子气概，所有这些都令我痴迷。我和女伴罗塞尔·赫德坐在黑黢黢的电影院里，眼睛死死盯着银幕，被他深深迷住了。是的，那个男人就是为我准备的，我这么想着，恨不得马上离开电影院去给西海岸的卡罗尔打电话。她认识他，甚至和他约会过，还坐着他的摩托车在纽约兜过风。
　　可当我打去电话时，她那头老是占线。最后我终于打通了。“亲爱的，这太不可思议了，我刚和他通过电话，”她说道。“我马上就飞过来。”我回答她。
　　随后，我就坐到一趟飞洛杉矶的航班上。
　　她到机场接我，当晚我们就要去他家吃晚饭！这么说说都使我即刻产生了满足感。我把自己最好的那件“诺瑞尔”礼服匆匆塞进了行李箱，那是一件红色纱丽样式的镶金丝边的礼服。去白兰度家赴宴这么穿实在太考究了，结果发现那是个厨房里的小聚会--马龙的姨妈，卡罗尔，马龙本人，还有我。卡罗尔摁门铃时我站在那儿，膝盖直哆嗦，表面上却是一副平静、淡漠、泰然自若的样子。
　　他就在那里--内容比我所能想象的一切还要丰富。当然啦，我眼中所见的他与真实的那个他根本没有一点儿关系。如果利奥普德是上帝，他就是宙斯。我头一晕，集中所有注意力以免摔倒在硬石头路上。
　　晚饭时我们谈了些什么？我一点儿都想不起来了。唯一记得的，是在吃甜点冰淇淋和小甜饼时他对我说的话，“你有日本人的皮肤。”是的，没错，日本人，我真想尖叫--日本人，这都是为了你。我却只是凑趣地笑了笑(我希望是)，然后转开了视线。几个钟头过去了，马龙的姨妈走了，卡罗尔走了，我还留在那儿。我们终于单独在一起了。听起来就像一部浪漫小说，不是吗？也许吧，因为一旦我们俩单独在一起--噢，我都不知道自己正写到哪儿了，然而无论如何……在他的卧室里，床头柜上的银相框里有一张10×12英寸大小的绚丽照片(他本人的)，那是为他的新片《黛丝丽》拍的宣传照。紧挨相框的那部电话机突然响了起来(女朋友打来的，毫无疑问)，而后又没了声音。夜色中只有灯光时隐时现，时隐时现，仿佛黑暗中闪烁的荧光。
　　第二天一早卡罗尔来接我。
　　等我坐进汽车，马龙把他的嘴唇贴在隔在我们中间的车窗上，我也这样回应他。窗玻璃没被压碎，惟一被压碎的却是我那颗怦怦跳动的心。整整一天，他没有打来电话。我在卡罗尔的房子里闲荡，等着电话铃响。我们默默无言地为当晚要举办的派对做准备。我应该给他打电话吗？还是请她给他打？不不不，绝对不要。还是等等吧。他会在派对上露面吗？是的，他会的。但是他没来。金·凯利却跳着舞进来了，唱着《雨中曲》，那是我的心在下雨，虽然它已振作了不少。我再次穿上那件不走运的红色纱丽样式的“诺瑞尔”礼服。金不停地叫我“波斯公主”，我们渐渐离开大家，去另一间屋子接起吻来。与此同时，卡罗尔和其他客人则在钢琴旁边胡闹。贝蒂·康登和阿道夫·格林也在那儿，等金和我又回到大家中间，贝蒂·巴考尔正在唱《小小忧郁女孩》，描绘的正是我此刻的心境。我疯了似的四处张望，他人不在。时间已晚，所有人都起身散去。第二天我也要走了，回纽约，心里空落落的。我还能听到他的消息吗？
　　消息来得比我想的还要快，就在机场我准备登机前。他从卡罗尔那里得知了我的航班，就在我将要登上飞机以前，他在机场电话亭打来了电话，“谢谢你给我的柔情，”他说道，“我也是，”我满不在乎地回答，心里却隐隐作痛。
　　回到纽约后，我没有见过他，也没有他的消息，我陷入了失望中。我不停播放耐特·金·科尔的那首《无法忘怀》。一成不变的旋律一遍遍响起，抚平安慰了我的心--看在上帝的份上，葛洛莉娅，关掉吧。可我无法停下来。我被卷入了一件虚无缥缈的事里，无法摆脱那种魔力。
　　虽然这次短暂的洛杉矶之行并不像我期待的那样，但还是给了我勇气。我再也不会毫无保留地付出自己，再也不会把自己的隐秘内心奉献给任何人(甚至是宙斯马龙)，就像我曾经献给利奥普德的那样--不，再也不会那样了。
　　我得鼓起勇气面对利奥普德，即便他对我说，“我永远不会让你走”；即便在某种程度上我还以为他就是上帝；即便是再回到那上了锁的鸟笼里，因为我相信除此以外，没有别的选择。我想应该以别的方式让他理解我。我拿出苏格兰威士忌，喝了好几大口，把安眠药片(可能是“速可眠”)吞进肚子里，然后回到书房，他正专心致志地坐在书桌边，我对他说如果不给我自由，我宁愿死。
　　他明白了眼前的一切，很震惊，赶忙找来了医生。当医生赶来要把我送去医院时，我并不感到惊慌，他也没有就此吓得还给我自由。第二天我唯一迎来的自由，就是头疼得直冒金星。
　　我头痛得厉害，脑子里乱作一团，就像热煎锅里的豆子--发生了什么事？在哪儿？和谁？怎样了？--直到接到一个电话，那种可以改变你生活的电话，纷乱的思绪才被打断。
　　电话铃声响了两下，我抓起听筒--是朱尔·斯蒂尼打来的，告诉我弗兰克·辛纳特拉在城里，想要见我。好的！好的！我飞快地从“煎锅”里跳出来，像是一只敏捷地跳到树上的松鼠。一个星期后，我带着孩子们出走了，离开了格雷西广场10号，住进了大使饭店。
　　
　　弗兰克·辛纳特拉
　　
　　弗兰克·辛纳特拉像个爆竹，蹦进了我的生活。他签约“科帕卡巴那”夜总会，来纽约工作一段时间。这家夜总会紧挨着福尔汀酒店，我外婆南妮·摩根就住在那里。我想象着我坐在“科帕卡巴那”听弗兰克唱那些令人心乱的歌：“现在两点三刻/除了你和我，此地没有别人。”此刻，外婆就睡在隔壁，噩梦不断。我一时心血来潮，真想马上跑到她那儿去……可是要是我敲她的门，她听得见吗？
　　影片《从这里到永远》令辛纳特拉东山再起，取得巨大成功，与此同时，他和妻子女演员艾娃·嘉德纳也分居了。他再次变得炙手可热起来，与那些迅速蹿红的明星一起冉冉上升，并带着我一起冉冉上升。随之而来的是小报上的花边新闻--不折不扣的谣言。可我根本也不在乎。即便我看了那些乱七八糟的大字标题，事情也不会有什么两样。打从孩子起我就上过报纸，我很少看那些关于我的新闻，这次我也不会打破惯例。
　　我逐渐了解了弗兰克·辛纳特拉，开始以一种和充斥四周的各种有关他形象的描述完全不同的方式来看待他。作曲家哈洛德·阿伦，出于对我的迷恋和保护，担心我会受到伤害，对弗兰克这样说，“赫姆，善待那些脆弱的”(他们总是互称对方“赫姆”)。事实上赫赫正是这样的--不仅友善，既温柔又甜蜜，对我显示了足够多的关注，罗曼蒂克的关注，以及对我将来的规划。一起去巴厘岛的计划，有关恋爱的美梦，甚至更好，一起合作拍电影的梦想，甚至最好的礼物--他的制片公司和我签三部片约，其中的有一部将是《十一罗汉》。我们共进晚餐的好几个夜晚，他谈论自己，吐露心中的矛盾，就像一个维持平衡的天平，一边是黑暗的黑手党，另一边是光明的克拉克·肯特，黑暗与光明，朝上抑或向下，一边要把他拉向黑暗，但最后总是克拉克获胜。
　　我们常和女演员琼·布隆迪还有体育版专栏作家杰米·坎农进行四人约会。弗兰克和杰米谈着自己，琼和我就在一旁含笑倾听。我们去参加音乐剧《帕加玛游戏》的首演时，受到“帕帕拉奇”的追逐，但我不在乎。我是自由的，又活过来了。弗兰克在“科帕卡巴那”的首演时的演唱令我激动地发抖。他唱着那首《伦敦城一个多雾的日子》，目不转睛地盯着我--那首歌是为我唱的。
　　他虽然喝酒，我却从没见过他酗酒或对任何人发脾气，一些好心的朋友经常警告我他会那么做。他还送给我礼物。一个镶钻的金手镯外加一句漂亮迷人的诗“来自奇迹和我”。事实就是如此--奇迹来得正是时候，难道不是他解救了我，给了我离开利奥普德的力量吗？没有他我自己办不到。
　　是的，辛纳特拉用打电话的方式来追求我，围着我的心房兜圈子，我没有让他进入我隐秘的内心，那个最最中心的地方。即使后来他要离开纽约，因为要去澳大利亚巡演而不再打来电话，我也没有觉得太难过。
　　
　　西德尼·卢梅特
　　
　　弗兰克不在的时候，理查德·埃弗顿为一个慈善义卖来给我拍照，他对我说：“我想让你见个人：西德尼·卢梅特，一个导演。他刚与党员妻子丽塔·甘姆分居。我想你们彼此一定有东西可以给予对方。”这激起了我的好奇心--一个导演--也许我们能一起工作（就像嘉宝和斯蒂尔？）。做这样的梦真有趣，不是吗？干吗不呢？
　　一星期之后，埃弗顿和妻子伊芙莲在家中为格蕾斯·凯利举办了一个舞会。我有好几件颜色各异的无袖短礼服，绸缎面料，纤长的腰身，菲兹杰拉德书里的那种款式，跟无带浅口便鞋搭配着穿很好看。那晚我选了件木莓白兰地酒色的衣服，弄松了头发，去参加舞会。他就在那儿等着我--西德尼·卢梅特，把我像个泰迪熊那样拥入怀中。和他翩翩起舞时，我能感到发自他灵魂深处的那股活力，犹如一丝丝温暖的蜜糖渗透到我身上。那就是爱情吗？当他告诉我他不得不去和一个经理人见面时，我心中感到一阵恐慌。我想他不会回来了。
　　“我拿红玫瑰和你打赌，你不会再回来了。”我对他说。我敢肯定经理人那儿一定有个迷人女孩在等着，而他将把我忘得一干二净。可他竟然回来了，还带回了一朵红玫瑰（跟我的礼服一样颜色），而后我俩一道离开舞会。自那刻起我们形影不离--那么如漆似胶，连朋友们都很难插进来。可这样最好，我们只想独处。
　　西德尼本不想再和一名女演员产生恋情，他也知道我正朝当女明星的方向努力。可等我准备飞去洛杉矶和辛纳特拉拍电影，他来机场跟我道别时，他意识到那些都算不上什么了，因为此时此刻，我已全心全意地爱上了他，毫无保留地献身于他。他清楚地看到了这一点。
　　这么多的爱令我筋疲力尽，我不知不觉的在飞机上睡着了。醒过来时，我发现飞机起飞时坐在我边上的那个陌生人已经被某个耍诡计的人掉了包。约翰·休斯顿导演向我做了自我介绍。整个旅途中他那么令人着迷，我却被他的舌头吸引住了。他舌头的那种粉红色就像“泡泡吸口”牌冰棍的颜色，我忍不住一直盯着它看。
　　回到纽约以后，我把这段奇遇形容给杜鲁门·卡波蒂听：“他的那条舌头，我从想过舌头可以一代表整张脸的五官，我忍不住不去看--粉红粉红的！”
　　“亲爱的，”杜鲁门说，“那是因为它经历了许许多多次操练！”粉红舌头的话题就至此而止吧。
　　弗兰克本该来机场接我，由于某种原因却没有来（是否对西德尼很恼火？）。话虽如此，他的车却停在那里，当我来到贝弗利山饭店我的那间带阳台的小屋时，发现里面都处是鲜花和香槟，还有他从棕榈泉捎来的口信。
　　按计划，我们本该在电影《约翰尼·康丘》中合作演出，但是读过剧本以后，我感到很沮丧，这不过是一部一无是处的西部片罢了。与《正午》完全不是同一类型，虽然有人曾使我相信它是的。弗兰克把这一切归罪于导演唐·麦克基尔，他说，“我会以自己的方式跟他交涉的。”（天啊。）
　　我马上给西德尼打电话，告诉他我在返家的路上。
　　西德尼是我见过的最最热情、最最仁慈、最最慷慨、最最不矫饰的人。我们结婚时，他父亲的一个朋友吃惊地说，“巴鲁克·卢梅特的儿子居然娶了个非犹太姑娘？”我虽然不是犹太女孩，但我们疯狂地爱着对方。利奥普德接受了现实，他终于搬到外面，我们离了婚。西德尼和我在格雷西街10号建成的小屋又焕发出生气。这儿举办的聚会盛极一时。每回朱尔·斯蒂尼一来就径直冲向钢琴，弹起多年来他谱的那些曲子。裘蒂·霍利黛，或丽莎·克尔克会在一旁伴唱。有时，玛丽莲·梦露试着唱那首《钻石是姑娘们的最好礼物》，边唱边努力想歌词。莲娜·霍恩和哈洛德·阿伦会弹唱《越过彩虹》，阿道夫·格林会唱他的音乐剧《彼得·潘》里的《霍克船长之歌》，有时他会和贝蒂·康登合唱《正是时候》，或者和裘蒂·霍利黛合唱《铃儿响了》中的插曲。杜鲁门·卡波蒂神出鬼没，四出寻找写作素材。
　　在我的一个生日派对上，斯蒂夫·桑德海姆第一次唱了他与朱尔·斯蒂尼合作的音乐剧《吉普赛人》中的插曲，由朱尔为他伴奏。这部音乐剧还没有进入正式排演。我们为杜鲁门又举办了一个派对，预祝他旅途平安。他出发去俄国完成《缪斯女神被听见了》，这是关于《波基与贝斯》的美国剧组乘火车从东柏林到列宁格勒全程的报导，在列宁格勒该剧要进行俄国首演，并注定会在世界范围内引起关注。
　　而后是为伊萨克·迪纳森举办的派对，她来纽约为作品《走出非洲》做演讲。陪同她来的是摄影师卡尔·范·维希腾，后者成了她的密友。我们在藏书室为她设置了宝座（恕我直言），在伸手可及的小桌上摆好绿色无籽葡萄、香槟、放在金碗中垫着冰块的牡蛎，供她随时享用。此外，她不吃别的东西。来宾们上前向她致敬的时候，她就像个脆弱的黑蜘蛛一般坐在那里。她非常仰慕西德尼，后者把她带到外面的露台上，从那里能欣赏远空的夜色和城市灯光倒映在河面上的美景。
　　为了和米尔顿·格林一起组建自己的制片公司，玛丽莲·梦露从好莱坞飞到纽约。她来参加我们的派对，穿着宽松的水手衫和休闲裤。除了眼睑上抹了点凡士林，她没有任何化妆，进来时并未让人认出来。有一晚，我们俩避开人群，挤坐在一起听她谈乔·迪马吉奥--她有多怕他，尽管她也不知道到底是为什么。可是我知道--我们俩人都没有父亲，因此我们相信什么事都可能发生，什么也不安全。
　　我们也去参加一些派对，还有戏剧首演之类的活动，但大多数时候是在工作。一旦机会降临，西德尼和我绝不放过，不论在一起还是分开，都是如此。我仍然拖着不生孩子--那是将来的事。但是这个“将来”对西德尼和我来说来得是太迟了。
　　我和西德尼离婚真是个罪孽，他不仅是个极好的丈夫，对我和斯托科夫斯的两个儿子来说，他也是极好的继父。我有时对他很不公平，甚至表现得很糟糕。
　　
　　怀亚特·库柏
　　
　　有朝一日，我会写一部有关家庭幸福的传记，可是在这个地方写，并不合适。我现在提及此事，是想让你们知道我对爱的孜孜探寻终于有了回报。在纽约的一个晚餐会上，我遇见了怀亚特·库柏，他的眼睛是我见过最蓝的眼睛，当我们双眼相遇时，我感到了彼此认同所带来的震撼，我们坠入了爱河。怀亚特是个作家，出生在密西西比的奎特曼，之后当我与他那充满爱的大家庭见面时，我看到了在一个人背后支撑的家庭该是什么样的，那种力量使我折服。此时我意识到，我想要他做我孩子的父亲。是的，我俩想要的是同一样东西--开始我们自己的家庭生活。他是个多了不起的父亲。他是我见过的最诚实的人，他的价值观教会了我父母对子女充满爱的养育方式是什么样的，尽管我自己从没享受过。
　　怀亚特在《家庭：一个回忆和一个庆典》一书的题词中这样写道：“献给我的两个家庭，一个家庭造就了我，另一个家庭是我造就的。”我经常重读他的回忆录，虽然死神将他从我们身边带走了，但我俩以及两个儿子卡特和安德森共同拥有的生活记忆将永驻我，滋养并支撑我度过余生。
　　
　　罗尔德·达尔
　　
　　一生中我曾和几个已婚男人有过瓜葛。如果你也受到这种暧昧情感的诱惑，请汲取我的教训吧，别这么干！
　　“那么说起来，宝贝达尔在追求你，”我那位精力充沛的《时尚》杂志的编辑朋友这样说。听她这样描述一个六英尺四英寸的壮汉，我觉得很好笑，我正急急赶往中央公园的动物园和他会面。“罗尔德·达尔在英国皇家空军服役时人们就那样称呼他，”我愉快地挥手告别时，她还再继续说。
　　这个美好的日子，我们约好在海豹嬉戏的地方见面，我担心哪怕我只迟到一秒钟，他也不会等下去，因为当他提出这个约会地点时，我没有明确表示支持，也许他会以为我不打算来了。我急匆匆地跑下第六十六街通向中央公园的台阶，拐了个弯，发现他就站在远处，背对我斜靠在栏杆上，望着海豹忽上忽下在水里滑行，随后再爬到岩石上。
　　我停下来--他没有看见我。我可以转过身去，重新走上台阶，不再见他。最好马上就停止，快点儿，我这么决定了，刚要这么做，他转过身来发现了我，我没有跑开而是奔进了他的怀里--奔进了一个大麻烦中。
　　罗尔德·达尔最近刚和女演员帕特丽莎·尼尔结了婚，她正在芝加哥演出《孩子们的时间》这部戏剧。要知道我不曾和已婚男人发生过关系，我该怎样面对他呢？好吧，没什么，我们可以只做朋友，不是吗？
　　我们是可以只做朋友，我们是有点像那么回事，结局却并非如此。一开始我在派对上见到他，他就挑中了我。他高傲，固执，对所有人都带着优越感，所以他觉得他对我的这种态度准是大大的恩赐，我很快发现了这个。他的这种态度正是许多英国人对美国人都有的。我想许多英国人都不是真的喜欢我们。他们令人着迷，却是以那么一种令人爱恨交加的方式。是的，他一心只想自己，因最近在短篇小说上取得的成功而显得更老练，那些小说曾刊登在《纽约客》上，现在编辑成书，书名就叫《某些像你一样的人》，城里每个人都在谈论这本书。
　　我注意到，像他那样的人只会对我这样的人感兴趣。他第二天打电话给我问何时能再见面时，我愈加意识到这一点。我们曾在派对上热烈地讨论绘画，他有兴趣看看我的作品，所以他会来我的画室喝下午茶，吃点脆圆饼，和我谈论更多有关艺术的话题。
　　第二天，他参加一个图书巡展没有打来电话，但是来了一封信。一见到信封上我认识的笔迹，我的心就怦怦直跳，我知道信是他写的，虽然我们还没有接过吻。信中他写道，走要休斯顿的大街上，他想像着我就在他身旁，我们停下来在树下接吻。他的这种表白方式让我很受用--本来他就是个作家--但我又开始为再见到他时会有何种感觉而害怕。之后是更多的来信，后来他回到了纽约，我就走在了去中央公园和海豹以及大麻烦碰头的路上。
　　他对每件事都有明确的观点，虽然大多数我都不赞同，但还是假装赞同地频频点头。如我所说的，他不喜欢美国人，但明确表示他对别人的这种屈尊俯就的态度并不把我包括在内。为什么这听上去有点像别有用心的阿谀奉承呢？他想上床，我也想，但我们没有。我不让自己冲动，就像受到禁令压抑的年轻人。因为我怕一旦我们上了床，我会真的迷失了我自己，有许许多多东西令我害怕......。
　　他把用他那只神圣之手写出的作品手稿展示给我看，这令我很意外。“你挑一个你喜欢的故事吧，”他建议道。
　　我选的那个故事还没有出版--那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也许他认为我该像其他那些有上进心的美国人一样，选《某些像你一样的人》，因为它最有名，又被选作了书名。他带我去马其饭店庆祝，一边喝着葡萄酒，一边递给我几页纸。它们用一根细线拴在一起，细线上悬着一只漂亮的灰狗，那是一把给怀表上发条的古董钥匙。哦，爱人的礼物带来一阵激动的颤抖，无论那是什么，礼物是大是小，都具有纪念物所特有那种神奇魔力。（真奇怪，后来我不经意地在抽屉里找到它，竟然发现它对我一点儿意义也没有了。）它似乎带着某种标志和征兆，在有节奏地晃动，那意味着什么呢？随着那种节奏，我默念着是--不是--是--不是。他送给我的雏菊--你相信吗？--我拿来占卜，撕下每一片花瓣：他爱我，他不爱我。（注：西方少女常用雏菊占卜爱情，一边扯下花瓣，一边默念“他爱我，他不爱我；他爱我，他不爱我......”。最后一瓣念到哪句，就代表占卜的结果。）
　　就在他妻子要从芝加哥返回纽约之前，他请我去他们住的公寓，地点在西区，正对着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我动心了，又很犹豫--不，不要打开那扇门。但我还是那样做了，我发现自己（我知道会是这样）成了他们夫妻亲密生活的闯入者：桌上摆着他们的结婚照，衣夹上挂着与我身材同样尺寸的礼服，另一张桌上放着写有她名字的邮件，一个银相框里装的是一张满面笑容的妇女的相片......是她母亲？还是他母亲？有一次他和我谈起他过的“老母亲”。看到那张特大号的床和缀满花饰的被褥，那种感觉很怪异。更使我惊异、害怕的是，他试着把我拉到那张床上去，尽管他知道我不会答应他。
　　“来，我有样东西给你看。”他坐到书桌后，从抽屉里拿出一只黑色皮质的珠宝盒，用他贯有的缓慢语调向我述说里面藏着什么东西，它多么精致，多么珍贵，他是如何在詹姆斯·罗宾森商店发现它，并清楚地知道它正是他要找的东西，等等，我坐在一旁听着，就像一块在阳光中融化的白脱，因为我知道那是给我的。“把它打开。”他递给我盒子，里面天鹅绒衬布上躺着一枚维多利亚时代的、小而饱满的珐琅彩三色堇胸针，中间镶着一粒钻石，闪烁着紫黄色光芒。我把它放在掌心上，激动得喘不过气来，“哦，罗尔德，我，我......”
　　“你认为帕特会喜欢它吗？”
　　我赶快笑笑，点点头，哦是啊，当然啦，然后我们出去来到街上，一起走了几分钟。他看上去好像呼吸有点困难--是呀，要想从一只干了的柠檬里挤出汁来是很难的：“你是我......知道......的......最好的......人......但是......”
　　“她会喜欢它的，”我再次说道，很快转过身，朝前走去，把他一个人留在人行道上，我快步穿过公园朝家走去。
　　许多年之后，当帕特·尼尔和罗尔德·达尔正在闹离婚期间，我请她到我南安普顿的家过周末。星期六晚餐时，她就别着那枚三色堇胸针。我没向她提及我以前见过它。很显然当她演出结束返回纽约后，罗尔德和她谈到过我：我是怎样在她离开期间追求他的，但他拒绝了--你算抓到了要点。我是追过他，可我任它过去了，任一切悄然逝去。正如我的爱尔兰保姆多多曾经说过的那样，“有时候，最好的办法就是把它留在耶稣丢下它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