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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20年前，我对兰波是排斥的，我觉得他的叛逆过于草率、任性，带有青春期的冲动，以至于他的诗仅仅是灵光一现。不久前的一天晚上，睡前随意翻看《兰波作品全集》（王以培译）时，打开的那页诗是《晚祷》，“我坐着，像一位天使落在理发师手中”，突然被这一句击中。我发现自己过去对兰波有失恭敬。“理发师”作为世俗生活（或宗教生活）的象征太准确了，这种世俗生活（或宗教生活）并不以大恶毁灭诗人的才华，而是在看似顺理成章的日常习性中摧残诗人的个性。而“晚祷”就是一个手持剪刀，对所有突出或蔓延的思想予以剪除的“理发师”。兰波对此没有表现出愤怒和反抗，而是用一种蔑视的姿态表达了他对“神圣与梦想”的不屑。
就像旧鸽棚里热腾腾的鸽粪，
缤纷的梦想将我轻轻灼伤：
随后我那忧郁的心，像一块斑驳的废木，
滴着落花的阴影与年轻的金黄。
仔细吞下我的梦想，
一气狂饮三四十杯，我又回转身来，
静思默想，散尽心头尖刻的欲望：
就像主宰小到海索草大到雪松的万物之主，
我温柔地撒尿，朝着棕色的天空，
又高又远，并得到硕大的向日葵的赞同。
我被一个又一个奇妙词语所打动，比如“我那忧郁的心，像一块斑驳的废木”“我温柔地撒尿，朝着棕色的天空”等，都表现出了兰波对语言独特而精准的使用。而这些诗句新奇却不刻板突兀，与兰波内在的反叛气质相吻合。同时，兰波在这首诗里很好地节制了情绪，正如他所言，是在“静思默想，散尽心头尖刻的欲望”后的心声。在这首诗里，兰波展现了他语言的率性和机智，并纳入了戏谑的成分。毫无疑问，《晚祷》这首诗让我重新看到兰波的可爱与不凡。
我决定好好读一读兰波。怀着恭敬、好奇和细心，我要更近地走进兰波的写作。这是我细读了史蒂文斯、爱伦·坡后，给自己制定的又一个计划。我看到很多对兰波的评论，包括法国诗人和批评家的评论，这些评论让我疑窦丛生。兰波的写作生涯很短暂，他流星一闪的生命令他的诗歌和人生都留下了传奇而神秘的色彩。
细读兰波前，我把自己关心的问题都罗列出来，这些问题包括：
A.兰波的写作和波德莱尔究竟有怎样的关系？兰波的独创性以及自身的特色何在？
B.兰波的“通灵者”写作本质是什么？幻觉写作和“通灵”是什么关系？
C.“我是一个他人”，兰波说出这句话意味着什么？这和后来哲学、心理学上的他者有什么不同？
D.勒内·夏尔评价兰波说：“兰波并不感到也不想做艺术家……他是在沉默中，在不自觉中成为艺术家的。”事实果然如此吗？
E.兰波是一位绝对的天才诗人，可为什么在他创作巅峰期突然和诗歌告别，并声称：艺术是愚蠢的？
……
几个月来，我并不急于下笔，而是做了大量阅读笔记，仔细玩味他的每一封书信和每一句诗的含义。甚至，我以自己青春期的经历和经验来关照兰波的感受，以“通灵”的方式和一个“通灵者”交谈。我有了诸多的新发现。我为自己能够触摸到兰波的心跳而兴奋。这种兴奋大大超出批评的意义，而是两个诗人间的共鸣。
1.兰波早期的写作
兰波的写作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与魏尔伦相识之前，即1871年8月之前。我把这段时间定义为兰波的早期写作；第二阶段是与魏尔伦通信一直到两人因枪击事件分手，时间是1871年9月至1873年7月，这段时间可视为兰波的中期写作；第三阶段是1873年8月至兰波去世。时间是1873年8月至1891年11月10日，是为兰波的晚期写作。
为什么把与魏尔伦的交往过程作为兰波写作阶段划分的标志？因为魏尔伦改变了兰波的生活方式。而兰波从迷心于“通灵者”写作，到迷醉于流浪汉式的同性恋生活，再到疲惫厌恶这种放浪并决定和诗歌告别，都与魏尔伦有直接关系。借着魏尔伦这个参照物，我们便很清晰地看到兰波在不同阶段的写作特点和代表作品，看到兰波在艺术上的独创和变化过程。
在与魏尔伦接触之前，兰波已是一位思考和写作十分成熟的诗人。虽然他只有17岁，但他的才华足以令世人仰慕。这时的兰波并不像某些人想象的那样，是一个“坏孩子”或者靠吸食大麻来激发幻觉的写作者，实际上，兰波拥有十分清晰的写作理念和理想。同时，他尝试不同题材的作品，每一首都有自己的创新，作品洋溢着一个青年人的朝气和自由幻想。兰波最令人敬佩的品质就是不重复自己。我们看到这段时间他的佳作众多，比如《孤儿的新年礼物》，较好地把叙事和抒情做了融合，将孩子们的凄苦之美写得令人心伤。其中有一句令我印象深刻，蘭波写道：“——母亲的梦，是一床温热的羊绒。”单就这个比喻，就比那些浪漫主义童话诗歌要高级。
《太阳与肉身》作于1870年5月。此时正处于普法战争期间，现实生活让兰波不再相信上帝的力量。他很小的时候曾写出“杀死上帝”的狂言，此时的兰波对要不要依靠上帝这个问题的思考更为深刻。这是一首对人性力量的赞美诗。兰波看到，当众神陨落，人就是上帝。他在诗中写道：“人就是上帝！爱情则是伟大的信仰！”兰波要比尼采更早地提出“上帝之死”（尼采在1883年、1884年写作《查拉图什特拉如是说》中集中阐述过这一问题）。在这首诗中，表现了兰波对人性、爱情和理想的崇尚：
在伟大的时日，他已倦于打碎偶像
摆脱了诸神，他重新复活。
因为他属于天空，他将探索苍穹！
理想，不可战胜的永恒的思想，
一切存活的神灵，都将在其肉身中，
在额头下面燃烧，上升，上升！
——《兰波诗全集》葛雷 梁栋 译
如果说《太阳与肉身》是一部有深度哲思作品的话，那么《奥菲利娅》就是一首高洁的爱情赞美诗。
黑暗沉寂的波浪上安睡着群星， 洁白的奥菲利娅像一朵盛大的百合随风飘动，
枕着长长的纱巾，缓缓地飘着……
远处的森林里传来猎人的号声。
这是一幅怎样神奇的图景，它融合了天地最柔美的气息，安详、静默，以一种近乎天使降临的无声之爱令人激动神往。人们过分传颂他后来和魏尔伦之间的那份畸恋，却忽视了在认识魏尔伦之前，兰波内心对爱情的崇高向往。当然，兰波也在这首诗里写出了他内在的矛盾：
因为那疯狂的大海发出嘶哑的喘息，
撕裂了你那过于柔弱的孩童之心，
因为四月的一天清晨，一位英俊苍白的骑士，
一个可怜的疯子，默坐在你的膝下！
苍天！爱情！自由！这是怎样的幻梦啊
……
你伟大的幻梦窒息了你的言语，
——而可怕的无限又使你的蓝眼睛惊慌失措！
——《奥菲利娅》王以培 译
除此外，兰波也写了具有深刻批判意识的《吊死鬼舞会》《惩罚达尔杜夫》等作品，也有为工人阶级革命写的《铁匠》（1871）。《铁匠》是一首革命之诗。在巴黎公社巷战期间，兰波曾把自己的写作看成是“工人的工作”，《铁匠》就是他工作的产品，一首和穷苦人“通灵”的作品：
噢！人民已不再是娼妓。我们齐心协力，
向前三步，就将巴士底狱踩得粉碎。
……
噢！锤炼那光辉的世界，再没有痛苦！
也有自传性的《传奇故事》和《七岁的诗人》。在《传奇故事》中，兰波直言“十七岁的年龄，什么都不在乎。”这一句足以作为他行为放浪的依据。而《七岁诗人》写出了兰波童年在母亲严苛管教下过着恐惧、撒谎生活的记忆，也道出了他反抗家庭，叛逆出走的过程和原因。《深谷沉睡者》是一首对普法战争牺牲将士的缅怀之作，体现了兰波的正义感和英雄情结。《教堂里的穷人》以讽刺的手法，写出了在上帝的怀抱里，一群穷困病苦、饥寒交迫人群的现状，揭示了教会的伪善。
这一阶段，兰波的经典之作当属《元音》《与诗人谈花》《醉舟》。
其中《元音》通过赋予字母（声音）以色彩，形成一种全新的语言体系。这种被赋予全新色彩的语言不同于以往的语言，在词根的基础上建立逻辑的衍生语句，这些语言是通灵者的语言，它不靠赋义构筑自己的语言结构，而是靠通感呈现不可说之物。这是兰波的雄心，他要创造一种全新的语言。兰波在1871年5月15日给好友保罗·德莫尼的信中说：“所以，诗人是窃火者。他背负着全人类，甚至包括动物；他必须让人感觉到、触摸到、听到他的创造；如果那时他从彼岸带回来的，有形式，就赋予形式……还要找到一种语言。”兰波意识到语言在诗歌表现上的重要地位。如果说象征主义在波德莱尔那里还局限于审美对象和审美观念改变的话，那么，在兰波这里已经上升到语言方式的改变。《元音》便是这一改变的经典之作。
《与诗人谈花》是一首堪称绝妙的佳作。兰波通过谈花呈现人不同的面孔。他或赞美、或讽刺、或嘲弄、或质问、或训导，仿佛行花令，每一次说出的花都超出我们对花的认知。出其不意的语言看似胡言乱语，实则出自诗人独有的语言天赋。这首诗让所有写花的诗都相形见绌，不仅在法语诗歌中，在世界诗歌中都堪称一绝。语言在兰波的笔下犹如旋转的万花筒，将一个又一个奇迹展现在我们面前。这是一座名副其实的语言圣殿，抑或充满神奇世界的迷宫。他让我们见识了语言的创造力和潜藏其中的无限秘密。诗人之间若要比一比谁的才华更高，不妨参照兰波写一首《与诗人谈花》。仅凭这首诗，兰波就能当之无愧地成为世界诗坛的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之人。
《醉舟》是兰波的代表作，是他的精神和艺术独白。从艺术价值上看，《醉舟》不如《与诗人谈花》成就高。《醉舟》还有诗人自己的影子，而《与诗人谈花》则凭空切入，随机道来，仿佛天成。不过，《醉舟》是了解兰波精神取向和写作志向的經典作品。这首诗中，兰波以独立自由者身份出现，声称“纤夫已不再控制我的航向”。“纤夫”象征着曾经控制过兰波的人。对他控制最多的无非是两个人，一个是母亲，一个是上帝，当然，也包括文学传统和经典。兰波说不再受“纤夫”的控制，意味着他已经找到生命的方向和动力。这种动力就是在进入现实世界的海洋中，他要以“人”的力量主宰自己。虽表面看兰波自比醉舟，随波逐流，实际上，兰波时刻保持着清醒，并且拥有自己的目标和判断。驶入黑暗的、漂着浮尸的海上，兰波的目的是“领受那壮丽的混沌”并“进入大海守夜”，准备“接受风暴的洗礼”。这潜藏着兰波在死亡和陈腐的世界获得新生的愿望和勇气。
至此，我浸入了诗的海面，
静静吮吸着群星的乳汁，
吞噬着绿色地平线；惨败而疯狂的浪尖，
偶尔会漂来一具沉思的浮尸
——《醉舟》王以培 译
兰波少年气盛，在写《醉舟》时，他的诗歌才华还没有得到普遍认同。兰波渴望建立自己的诗歌地位，渴望进入巴黎文学圈子，但此时他还是一个外省诗人。他展现自身强大的方式是靠幻想实现的。此时的兰波还生活在家乡，17岁的他还没有真正接受生活的考验。他的自由意志也只是理想化的。兰波把自己独自置于海上，展现的并不是他挑战自然的意愿和勇气，而是挑战法国诗歌传统的雄心和魄力。此前，兰波读了大量的书（很多人认为兰波是个读书不多的诗人，实际上，兰波的阅读非常广泛），包括古希腊哲学、古希腊以来不同时期重要的文学经典、东方神秘思想作品、当代艺术家们的作品等。他的书主要来自两方面，一方面是夏尔维尔市立图书馆，一方面是他高中的修辞老师乔治·伊藏巴尔。兰波读书非常快，领悟力超强。从这两个地方，兰波不仅了解到了法国文学发展历史，也了解到浪漫主义以来的各种流派和思潮。特别是他从乔治·伊藏巴尔那里读到了波德莱尔、魏尔伦等先锋诗人的作品。他称波德莱尔是“真正的上帝！”称魏尔伦是一位“真正的诗人！”兰波不单纯是一个依靠天才写作的诗人，1871年之前，他就为自己施展更大的诗歌抱负做足了阅读储备和理论准备。表现为兰波对法国文学史拥有自己独特而深邃的审美判断，并基于这样的判断，提出了全新的诗歌创作主张，即“通灵者”写作。兰波明确提出：“我要努力使我成为通灵者。”（勒内·夏尔说兰波是在不自觉中成为艺术家的，这与兰波的写作成长事实完全不符。） 兰波在1871年5月15日《给保罗·德莫尼的信》中悉数列举了历代文学的特点和不足，并展示了自己鲜明的艺术主张。他说：“古代诗歌发展到希腊已告完成，即和谐生活的时代。——从希腊发展到浪漫主义运动，——中世纪，内有文人之作，也有蹩脚诗家的作品。从恩尼乌斯到泰罗尔图斯，到卡其米尔·德拉维捏，他们的诗作无非是押韵的散文，一种文字游戏，是许多世代以来蠢材萎靡不振的表现。其中拉辛是完美的，强有力的，伟大的。——据说有人曾对他的诗韵提出建议，对他诗句中句逗停顿处理作过修改。这位神圣的蠢货直至今日仍然不知其事，就像最早的《起源》作者一样。拉辛之后，这种文字游戏已无人过问。这种文字游戏整整延续了两千年。”（《地狱一季·给保罗·德莫尼的信》，花城出版社，王道乾译）
兰波对法国两千年的文学史用一场“文字游戏”概括了，并把拉辛看作是“伟大的蠢材”，反映了兰波对法国传统文学的蔑视和厌弃，展现了他欲开创一个新文学时代的勇气和决心。在文学艺术中，勇气并不是由态度决定的，勇气体现为一种眼界、鉴赏力、想象力和创造力。如果盲目地否定前人，那不是勇气，而是无知。兰波自认为看透了法国文学的陈腐，于是，他宣告“古代诗歌到希腊就已经完成。”兰波把这一阶段的诗歌特点定义为“和谐的时代”。“和谐”这个词在这里难免带有一种讥讽的语气，言外之意，兰波崇尚的是一种与时代不和谐的艺术。所以，兰波把那些写出“和谐作品”的作家或诗人称为“萎靡不振的人”。
兰波不仅看到法国古代文学的局限，也看到浪漫主义的局限。他在给好友保罗·德莫尼的信中说：“对于浪漫主义，一直没有做出应有的评价。谁来评价？批评家吗？浪漫派已经证明歌往往算不上作品。这就是说，那仅仅是歌者唱出自己理解的思想而已。”（引注同上）兰波虽口气狂妄，却也道出了浪漫主义的要害：诗人是自我情感的演员。今天的中国当代诗人中，害浪漫主义自恋病的不在少数。兰波早在一百多年前对浪漫主义的决绝态度，值得我们学习和反思。
但也不是所有浪漫主义的诗人都不入兰波的法眼。他认为：“最早出现的浪漫派是不自觉的通灵者：他们的教养系出偶然……拉马丁有时也可算作通灵者，但他被旧的形式扼杀了……雨果，极为顽强，他最近几部作品并没有什么新意：《悲惨世界》是一首真正的诗。”（引注同上）
兰波运用“通灵者”这一审美标准，过滤掉文学史上的泥沙之后，逐渐显现出了“黄金”。他在给保罗·德莫尼的信中谈到：“第二代浪漫派是通灵者：泰奥菲尔·戈蒂耶，勒贡特·德·利尔，泰奥多尔·德·邦维尔。但明察那不可见、谛听那不可闻，与复现那已死去的事物精神完全不同，据此波德莱尔是第一位通灵者，诗人之王，一位真正的上帝。”（引注同上）欲了解兰波的艺术创作脉络，如果不了解他对前辈诗人们的态度，就无法准确把握其审美取向。兰波此时气贯天地，才通古今，大有舍我其谁的诗歌领主气魄。尽管他认为波德莱尔是“诗人之王”，也指出了他的不足。“不过，他（波德莱尔）曾经生活在过于艺术化的环境中，所以他采取的形式为世人所赞扬。但那种形式也不免偏狭平庸。表现不可知需要创造力，这种创造力要求有新的形式。”（引注同上）
《醉舟》创作于兰波致保罗·德莫尼信之后。可以肯定《醉舟》代表着兰波关于通灵写作的全部理念。兰波把这种理念概括为：“这种语言，综合了芳香、音响、色彩，概括一切，可以把思想与思想连接起来，又引出思想。这种语言将使心灵与心灵呼应相同。诗人对不可知显现于普遍心灵适时地给予定量：诗人一定可以提供更多的东西——超越于他的思想模式，超过他走向进步的评价性记录！不正常状态转而成为正常状态，人人都可适应并纳于其中，它必是文明进步的乘数！”（《致保罗·德莫尼的信》，王道乾译）
兰波阐述了他理想的诗歌语言功能，“综合”这个词未必是兰波的本意，我以为这个词应为“贯通”。“综合”是混同的杂糅，感官彼此存在遮蔽或侵吞，造成感觉失真。而“贯通”则代表了各种感官的互通共用，其觉知系统因贯通而显示出全新功能。因此，通感不是感官的错位或混乱，而是官能的互通。由通感实现通灵才是兰波要达到的语言目的。通灵是兰波要实现自己创作一种全新诗歌的路径。这一路径通过实现语言功能的提升而抵达。
在兰波心里，实现通灵还不够，语言还必须具备触动激活一切的能力，还必须实现心灵的互通，由对物的觉知上升到精神上的觉知，从而使诗歌成为“灵性存在”。这种“灵性”不是宗教意义上的灵性，而是“不可知”。兰波对此补充说：“诗人一定可以提供更多的东西——超越于他的思想模式，超越他走向进步的评价性记录。”兰波表明诗歌创新的根源在于诗人对世界的感知能力，感知力强弱的标志就是通灵。诗源于诗人通灵中抵达的语言再生。这样，兰波就清晰地廓清了自己和法国古代诗歌，以及浪漫主义的界限，甚至和波德莱尔的界限。
这种写作最初可能会让人们觉得不舒服。但这种不正常状态随着作品被传播，慢慢会变成正常状态，以至于成为经典。这种接受包括对美感知方式的接受（通灵），语言的接受以及美学观念的接受。兰波认为这是诗人通过改造语言实现改造世界的路径。一旦实现了这一步，他（诗人）必是文明进步的乘数（推动者）。为此，兰波断言：“诗在将来不再规范行为，诗将领先走在前面。”
《醉舟》正是在这样清晰的创作理念下完成的。“醉舟”意味着对一切传统规则和行为规范的颠覆，对一切艺术理念和经典作品的蔑视，对一切价值和评价体系的捣毁。他沿着完全独立自由的航线，感知那充满恐惧死亡和星辉霞光的人生海洋。这期间融合了他对诗歌创作的梦想；对离开家乡，进入巴黎中心的渴望；对巴黎公社起义失败的沮丧、对陈腐生活的厌恶，以及对社会担负义务的责任感等。兰波正是带着这部作品作为见面礼去面见魏尔伦的，并迅速引起巴黎艺术界的轰动。
2.兰波的青春期写作特点
谈到兰波，我们绕不开青春期写作这个问题。兰波的早慧以及展现出的独特才华让我们重新审视“青春期写作”的意义和重要性。在认识魏尔伦之前，兰波怀着强烈的文学梦想，渴望到法国的文化中心巴黎展示自己的才华。为此，他多次离家出走前往巴黎。他经历了普法战争和巴黎巷战。这两个事件对他当时的写作产生过一定影响。如果说兰波对法国文学的洞察力展示出其天才一面的话，那么，多次离家出走则带有鲜明的青春期叛逆特征。青春期是上天赐予一个青少年成王的机会。它遵从的是丛林法则，它蕴含的是再造世界的勇气和可能。人之一生，在选择上最充满热情与豪氣，最不惧权威和规则，最义无反顾的生命阶段就在青春期阶段。天才的诗人其创作高峰一定出现在青春期阶段。 青春期的兰波毫无疑问具备以上所谈的各种特点。热情、执着、我行我素、蔑视一切传统和规则、充满奇想、自信甚至狂妄。在认识魏尔伦之前，兰波的创作理念清晰而成熟。他在写作态度、语言方式、行为方式、韵律等方面都有认真的思考的和准备。这些准备使兰波明显有别于那些仅靠“愤怒”或“冲动”的肤浅的青春期写作者。反过来也可以说，兰波是青春期写作最成功的诗人之一。
从兰波1871年5月在巴黎写给他的中学老师的信中可以看出兰波艺术思想初期形成的脉络，受他的修辞老师影响，他接受了“人对社会是负有义务的”这一观念。基于这一思想，兰波对参与巴黎巷战充满战斗激情。1871年2月25日，兰波再次出走前往巴黎，曾参加巴黎公社起义军，甚至还起草一份《共产主义政体计划》。这时兰波身上的叛逆精神还是英雄气质的，带有改造推动社会进步的积极意义。其动机和行为是符合传统价值观高尚定义的。（在法国，很长时间内人们习惯把兰波看成是一个坏孩子，一个迷恋幻想、亵渎神明的人，从道德和宗教上排斥他，把他最后的孤独和病痛看作是上帝对他的惩罚。其实，他们忽略了兰波身上拥有的进步意识和批判思想。至少在认识魏尔伦之前，兰波是一个有社会责任感的人。）尽管他声称自己是一个“犬儒主义者”，走的是和老师“坦途正道”截然不同之路，但他认同自己应该对社会负有义务。他在信中说：“我对社会负有义务，这是公正的。”（《地狱一季·致乔治·伊藏巴尔的书信》，花城出版社，王道乾译）
在创作上，兰波相对于乔治·伊藏巴尔主张“主观的诗”，自己明确选择了写“客观的诗”。在区分主观诗和客观诗上，兰波提出了自己的理论，即：“我是一个他人！”在兰波看来，主观诗把表达自己内心情感和感受作为创作的原动力，这种论调是陈词滥调。兰波的客观诗要运用自己的感知能力写身外的人和物。对此，兰波说：“我将是一个辛勤的工人：当疯狂的愤怒将我推向巴黎的战斗，也正是这样的思想在吸引我，——可是，我提笔给您写信之时，有多少工人在巴黎战死！现在，工作，不行，不干了，我罢工了。”（引注同上）兰波把写作视为“工人”的“工作”，这是他最初对“客观诗”的构想。但客观作为对写作“真实与真诚”的尊奉，如何把一种写作理念、写作态度转变成作品还有很大的距离。兰波是真诚的，他知道不能仅仅用笔写出“战死的工人”，那还不算客观，他必须和他们一起战斗，同生共死才算是真正的“客观诗”。所以，兰波停笔罢工，投身到起义军的行列。随着起义失败，兰波也很快离开巴黎。兰波发现自己“我是一个他人”的理念必须通过一种有效的方式来实现。这个有效的方式就是“通灵”。兰波曾在1870年，普法战争期间，在他家乡的市立图书馆里阅读了大量基督教以及东方神秘主义作品。通灵这一概念无论在基督教，还是佛教、婆罗门教中都有體现。基督教有三位一体之说，佛教有一切唯心造、十法界不离一念心之说，婆罗门教有六神通之说。尽管兰波提出的通灵最后明确为不是一个宗教意义上的概念，但是，在兰波那里，这个词的固有语境是他实现“我是一个他人”的基础。
兰波强调：“我是一个他人！”这句话并非兰波独创，而是受启于波德莱尔。波德莱尔曾在《人工天堂》中讲到人在普通的生命自身消失，并融合于其中；在某种沉醉状态下，“关照外在对象使我忘却自身的存在。”（转引自《地狱一季》p62王道乾译）。兰波通过忘我的关照外在对象让自己的写作有别于浪漫主义的主观诗，也有别于一切传统的“文字游戏”。兰波用“铜发觉自身是铜号”来暗示自身潜藏的创造力和天赋。如他所说：“我参与我的思想的诞生展现：我看到它，我听到它，我举起琴弓触动琴弦，和音交响于不同深度上形成的震颤，或一跃而展现于外。”（《地狱一季·致保罗·德莫尼的信》，花城出版社，王道乾译）兰波在这里阐述了自己创作的美学效果以及在感受美方面与传统的不同。这种艺术审美在波德莱尔那里叫“感应说”，在兰波这里叫“通灵者”。兰波相信凭借“通灵者”，他可以摆脱古希腊以来，从哲学到宗教，诗歌对传统的依附。兰波真正的意图是不靠神和超自然的力量，而仅仅靠生命的本能觉知力来呈现这个世界不可说的部分。
兰波在给保罗·德莫尼的信中谈到：“我说：必须成为通灵者，必须使自己成为通灵者。”什么才是通灵者写作？兰波接着在信中谈到：“诗人通过长期、广泛和经过推理思考过程，打乱所有的感觉意识，使自己成为通灵者。包括一切形式的爱、痛苦、疯狂；他亲自去寻找自身，他在他自身排尽一切毒素，以求保留精髓。在不要言喻的痛苦折磨下，他要保持全部信念，全部超越于人的力量，他要成为一切人中伟大的病人，伟大的罪人，伟大的被诅咒的人，——无比崇高的博学的科学家！——因为他要深入到不可知！他培育心灵，使之丰富满足，比任何人都丰富满足！他进入不可知的境界，这时，他在迷狂状态下，失去对他所见景象的理解力，真正所见，真正看到他的幻象！就让他在这闻所未闻、无可言状的事物中翻腾跳踉以致死去：另一类可怕的工人将要到来；他们将从这个人沉陷消亡的地平线上开始起步！”（给保罗·德莫尼的信——《地狱一季》，王道乾译）
这一段信是了解并解开兰波通灵者诗歌艺术思想的秘钥，也是兰波美学思想的精髓。首先，我们看到兰波与现实主义、浪漫主义以现实和自然为创作题材，以模仿和抒情为表现手段，以表达理性和爱为主题的创作完全不同。他不依靠经验和理性判断，他认为这样的创作都是过去“老混蛋”们常用的方法。他也不依靠哲学、宗教为背景，在固有的文化体系中“寄生或苟活”，而是要打破这些条条框框，让自己成为“伟大的病人、伟大的罪人、伟大的被诅咒的人”。兰波信赖的通灵是超出了一切常人和常规而拥有的全新觉知能力，它既是本能的，又是超验的。它真实源于本能，它独特源于超验。兰波认为新诗的生命就是要触及到全新的生命领域，探寻生命的秘密和不可知的世界。这个秘密的、不可知的世界包括未触及的一切爱的形式和伦理（同性恋），痛苦（吸毒和醉酒）以及疯狂的生活（流浪）等等。兰波对过去建立的一切关于人与社会的正确理念均持怀疑和诋毁态度，他对人性的探秘其实是靠捣毁道德、伦理、经验和宗教教义来实现的，把一种常人认为是病态的、罪恶的和被诅咒的人当作人的典范来追求，并将其上升到审美对象和美学标准。这一理念沿用了波德莱尔《恶之花》的理念，但相比波德莱尔，兰波的最终目的不是“对抗”社会，而是“自我纯化”。如他所说：“他在他自身排尽一切毒素，以求保留精髓。”这里的纯化与其说是人性的，不如说是艺术的。兰波不仅要排除一切“陈腐的毒素”，还要依据通灵构建一种全新的新客观诗歌。在认知方面，兰波把打乱感觉意识获得的觉知力视为最真实的感受，即接近于存在本真的客体，它（通灵）甚至是“唯物的”。从创作的路径和审美路径来看，兰波把波德莱尔单一的“感应”说，发展至感官互通觉知事物真相的高度来看待，并且这一觉知到的世界是不可以推理验证的，因为它呈现的不是可知世界，而是不可知世界。
兰波此刻的思路非常清晰。他要重新建立一种诗歌秩序，这种诗歌秩序最高的目标就是为这个世界发现并培育“伟大的病人、伟大的罪人、伟大的被诅咒的人。”兰波甚至看到了自己孤独行走抵达的“遥远地平线”，这一地平线召唤后来者们努力前往。
兰波在梳理清楚理论支撑后，对自己下一步写作和行为方式的展开也做了周密清晰的规划。他说：“现在，我要尽最大可能使自己狂放不忌。为什么？我要做一个诗人，并且努力使我成为通灵者：您根本不会理解，我几乎无法对您说明白。此事涉及如何打乱一切感觉意识，以达到不可知。这样的痛苦是骇人听闻。但我必须做一个强者，必须是天生的诗人。我认为我是诗人。这决不是我的错。说我在思考，那是假的。应该说：人们在思考我。”（《致乔治·伊藏巴尔的信》）
兰波为什么选择“最大可能使自己狂放不忌”？这是因为，在兰波看来，因为诗人通灵，他了知每个心灵，乃至每一事物的秘密，不管这些人内心藏着撒旦，还是上帝。只有狂放不忌，才能超出常规和习惯，获得全新的发现。这是兰波整个诗歌创作的核心主导思想，即通过行为的狂放不忌获得超验体验，写出不为人知的诗歌。在这里，“狂放不忌”成为前写作，是写作的一部分，是语言的生发基础。这也是兰波后来认识魏尔伦后，行为不循常理的内在动因。
20年前，我对兰波是排斥的，我觉得他的叛逆过于草率、任性，带有青春期的冲动，以至于他的诗仅仅是灵光一现。不久前的一天晚上，睡前随意翻看《兰波作品全集》（王以培译）时，打开的那页诗是《晚祷》，“我坐着，像一位天使落在理发师手中”，突然被这一句击中。我发现自己过去对兰波有失恭敬。“理发师”作为世俗生活（或宗教生活）的象征太准确了，这种世俗生活（或宗教生活）并不以大恶毁灭诗人的才华，而是在看似顺理成章的日常习性中摧残诗人的个性。而“晚祷”就是一个手持剪刀，对所有突出或蔓延的思想予以剪除的“理发师”。兰波对此没有表现出愤怒和反抗，而是用一种蔑视的姿态表达了他对“神圣与梦想”的不屑。
就像旧鸽棚里热腾腾的鸽粪，
缤纷的梦想将我轻轻灼伤：
随后我那忧郁的心，像一块斑驳的废木，
滴着落花的阴影与年轻的金黄。
仔细吞下我的梦想，
一气狂饮三四十杯，我又回转身来，
静思默想，散尽心头尖刻的欲望：
就像主宰小到海索草大到雪松的万物之主，
我温柔地撒尿，朝着棕色的天空，
又高又远，并得到硕大的向日葵的赞同。
我被一个又一个奇妙词语所打动，比如“我那忧郁的心，像一块斑驳的废木”“我温柔地撒尿，朝着棕色的天空”等，都表现出了兰波对语言独特而精准的使用。而这些诗句新奇却不刻板突兀，与兰波内在的反叛气质相吻合。同时，兰波在这首诗里很好地节制了情绪，正如他所言，是在“静思默想，散尽心头尖刻的欲望”后的心声。在这首诗里，兰波展现了他语言的率性和机智，并纳入了戏谑的成分。毫无疑问，《晚祷》这首诗让我重新看到兰波的可爱与不凡。
我决定好好读一读兰波。怀着恭敬、好奇和细心，我要更近地走进兰波的写作。这是我细读了史蒂文斯、爱伦·坡后，给自己制定的又一个计划。我看到很多对兰波的评论，包括法国诗人和批评家的评论，这些评论让我疑窦丛生。兰波的写作生涯很短暂，他流星一闪的生命令他的诗歌和人生都留下了传奇而神秘的色彩。
细读兰波前，我把自己关心的问题都罗列出来，这些问题包括：
A.兰波的写作和波德莱尔究竟有怎样的关系？兰波的独创性以及自身的特色何在？
B.兰波的“通灵者”写作本质是什么？幻觉写作和“通灵”是什么关系？
C.“我是一个他人”，兰波说出这句话意味着什么？这和后来哲学、心理学上的他者有什么不同？
D.勒内·夏尔评价兰波说：“兰波并不感到也不想做艺术家……他是在沉默中，在不自觉中成为艺术家的。”事实果然如此吗？
E.兰波是一位绝对的天才诗人，可为什么在他创作巅峰期突然和诗歌告别，并声称：艺术是愚蠢的？
……
几个月来，我并不急于下笔，而是做了大量阅读笔记，仔细玩味他的每一封书信和每一句诗的含义。甚至，我以自己青春期的经历和经验来关照兰波的感受，以“通灵”的方式和一个“通灵者”交谈。我有了诸多的新发现。我为自己能够触摸到兰波的心跳而兴奋。这种兴奋大大超出批评的意义，而是两个诗人间的共鸣。
1.兰波早期的写作
兰波的写作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与魏尔伦相识之前，即1871年8月之前。我把这段时间定义为兰波的早期写作；第二阶段是与魏尔伦通信一直到两人因枪击事件分手，时间是1871年9月至1873年7月，这段时间可视为兰波的中期写作；第三阶段是1873年8月至兰波去世。时间是1873年8月至1891年11月10日，是为兰波的晚期写作。
为什么把与魏尔伦的交往过程作为兰波写作阶段划分的标志？因为魏尔伦改变了兰波的生活方式。而兰波从迷心于“通灵者”写作，到迷醉于流浪汉式的同性恋生活，再到疲惫厌恶这种放浪并决定和诗歌告别，都与魏尔伦有直接关系。借着魏尔伦这个参照物，我们便很清晰地看到兰波在不同阶段的写作特点和代表作品，看到兰波在艺术上的独创和变化过程。
在与魏尔伦接触之前，兰波已是一位思考和写作十分成熟的诗人。虽然他只有17岁，但他的才华足以令世人仰慕。这时的兰波并不像某些人想象的那样，是一个“坏孩子”或者靠吸食大麻来激发幻觉的写作者，实际上，兰波拥有十分清晰的写作理念和理想。同时，他尝试不同题材的作品，每一首都有自己的创新，作品洋溢着一个青年人的朝气和自由幻想。兰波最令人敬佩的品质就是不重复自己。我们看到这段时间他的佳作众多，比如《孤儿的新年礼物》，较好地把叙事和抒情做了融合，将孩子们的凄苦之美写得令人心伤。其中有一句令我印象深刻，蘭波写道：“——母亲的梦，是一床温热的羊绒。”单就这个比喻，就比那些浪漫主义童话诗歌要高级。
《太阳与肉身》作于1870年5月。此时正处于普法战争期间，现实生活让兰波不再相信上帝的力量。他很小的时候曾写出“杀死上帝”的狂言，此时的兰波对要不要依靠上帝这个问题的思考更为深刻。这是一首对人性力量的赞美诗。兰波看到，当众神陨落，人就是上帝。他在诗中写道：“人就是上帝！爱情则是伟大的信仰！”兰波要比尼采更早地提出“上帝之死”（尼采在1883年、1884年写作《查拉图什特拉如是说》中集中阐述过这一问题）。在这首诗中，表现了兰波对人性、爱情和理想的崇尚：
在伟大的时日，他已倦于打碎偶像
摆脱了诸神，他重新复活。
因为他属于天空，他将探索苍穹！
理想，不可战胜的永恒的思想，
一切存活的神灵，都将在其肉身中，
在额头下面燃烧，上升，上升！
——《兰波诗全集》葛雷 梁栋 译
如果说《太阳与肉身》是一部有深度哲思作品的话，那么《奥菲利娅》就是一首高洁的爱情赞美诗。
黑暗沉寂的波浪上安睡着群星， 洁白的奥菲利娅像一朵盛大的百合随风飘动，
枕着长长的纱巾，缓缓地飘着……
远处的森林里传来猎人的号声。
这是一幅怎样神奇的图景，它融合了天地最柔美的气息，安详、静默，以一种近乎天使降临的无声之爱令人激动神往。人们过分传颂他后来和魏尔伦之间的那份畸恋，却忽视了在认识魏尔伦之前，兰波内心对爱情的崇高向往。当然，兰波也在这首诗里写出了他内在的矛盾：
因为那疯狂的大海发出嘶哑的喘息，
撕裂了你那过于柔弱的孩童之心，
因为四月的一天清晨，一位英俊苍白的骑士，
一个可怜的疯子，默坐在你的膝下！
苍天！爱情！自由！这是怎样的幻梦啊
……
你伟大的幻梦窒息了你的言语，
——而可怕的无限又使你的蓝眼睛惊慌失措！
——《奥菲利娅》王以培 译
除此外，兰波也写了具有深刻批判意识的《吊死鬼舞会》《惩罚达尔杜夫》等作品，也有为工人阶级革命写的《铁匠》（1871）。《铁匠》是一首革命之诗。在巴黎公社巷战期间，兰波曾把自己的写作看成是“工人的工作”，《铁匠》就是他工作的产品，一首和穷苦人“通灵”的作品：
噢！人民已不再是娼妓。我们齐心协力，
向前三步，就将巴士底狱踩得粉碎。
……
噢！锤炼那光辉的世界，再没有痛苦！
也有自传性的《传奇故事》和《七岁的诗人》。在《传奇故事》中，兰波直言“十七岁的年龄，什么都不在乎。”这一句足以作为他行为放浪的依据。而《七岁诗人》写出了兰波童年在母亲严苛管教下过着恐惧、撒谎生活的记忆，也道出了他反抗家庭，叛逆出走的过程和原因。《深谷沉睡者》是一首对普法战争牺牲将士的缅怀之作，体现了兰波的正义感和英雄情结。《教堂里的穷人》以讽刺的手法，写出了在上帝的怀抱里，一群穷困病苦、饥寒交迫人群的现状，揭示了教会的伪善。
这一阶段，兰波的经典之作当属《元音》《与诗人谈花》《醉舟》。
其中《元音》通过赋予字母（声音）以色彩，形成一种全新的语言体系。这种被赋予全新色彩的语言不同于以往的语言，在词根的基础上建立逻辑的衍生语句，这些语言是通灵者的语言，它不靠赋义构筑自己的语言结构，而是靠通感呈现不可说之物。这是兰波的雄心，他要创造一种全新的语言。兰波在1871年5月15日给好友保罗·德莫尼的信中说：“所以，诗人是窃火者。他背负着全人类，甚至包括动物；他必须让人感觉到、触摸到、听到他的创造；如果那时他从彼岸带回来的，有形式，就赋予形式……还要找到一种语言。”兰波意识到语言在诗歌表现上的重要地位。如果说象征主义在波德莱尔那里还局限于审美对象和审美观念改变的话，那么，在兰波这里已经上升到语言方式的改变。《元音》便是这一改变的经典之作。
《与诗人谈花》是一首堪称绝妙的佳作。兰波通过谈花呈现人不同的面孔。他或赞美、或讽刺、或嘲弄、或质问、或训导，仿佛行花令，每一次说出的花都超出我们对花的认知。出其不意的语言看似胡言乱语，实则出自诗人独有的语言天赋。这首诗让所有写花的诗都相形见绌，不仅在法语诗歌中，在世界诗歌中都堪称一绝。语言在兰波的笔下犹如旋转的万花筒，将一个又一个奇迹展现在我们面前。这是一座名副其实的语言圣殿，抑或充满神奇世界的迷宫。他让我们见识了语言的创造力和潜藏其中的无限秘密。诗人之间若要比一比谁的才华更高，不妨参照兰波写一首《与诗人谈花》。仅凭这首诗，兰波就能当之无愧地成为世界诗坛的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之人。
《醉舟》是兰波的代表作，是他的精神和艺术独白。从艺术价值上看，《醉舟》不如《与诗人谈花》成就高。《醉舟》还有诗人自己的影子，而《与诗人谈花》则凭空切入，随机道来，仿佛天成。不过，《醉舟》是了解兰波精神取向和写作志向的經典作品。这首诗中，兰波以独立自由者身份出现，声称“纤夫已不再控制我的航向”。“纤夫”象征着曾经控制过兰波的人。对他控制最多的无非是两个人，一个是母亲，一个是上帝，当然，也包括文学传统和经典。兰波说不再受“纤夫”的控制，意味着他已经找到生命的方向和动力。这种动力就是在进入现实世界的海洋中，他要以“人”的力量主宰自己。虽表面看兰波自比醉舟，随波逐流，实际上，兰波时刻保持着清醒，并且拥有自己的目标和判断。驶入黑暗的、漂着浮尸的海上，兰波的目的是“领受那壮丽的混沌”并“进入大海守夜”，准备“接受风暴的洗礼”。这潜藏着兰波在死亡和陈腐的世界获得新生的愿望和勇气。
至此，我浸入了诗的海面，
静静吮吸着群星的乳汁，
吞噬着绿色地平线；惨败而疯狂的浪尖，
偶尔会漂来一具沉思的浮尸
——《醉舟》王以培 译
兰波少年气盛，在写《醉舟》时，他的诗歌才华还没有得到普遍认同。兰波渴望建立自己的诗歌地位，渴望进入巴黎文学圈子，但此时他还是一个外省诗人。他展现自身强大的方式是靠幻想实现的。此时的兰波还生活在家乡，17岁的他还没有真正接受生活的考验。他的自由意志也只是理想化的。兰波把自己独自置于海上，展现的并不是他挑战自然的意愿和勇气，而是挑战法国诗歌传统的雄心和魄力。此前，兰波读了大量的书（很多人认为兰波是个读书不多的诗人，实际上，兰波的阅读非常广泛），包括古希腊哲学、古希腊以来不同时期重要的文学经典、东方神秘思想作品、当代艺术家们的作品等。他的书主要来自两方面，一方面是夏尔维尔市立图书馆，一方面是他高中的修辞老师乔治·伊藏巴尔。兰波读书非常快，领悟力超强。从这两个地方，兰波不仅了解到了法国文学发展历史，也了解到浪漫主义以来的各种流派和思潮。特别是他从乔治·伊藏巴尔那里读到了波德莱尔、魏尔伦等先锋诗人的作品。他称波德莱尔是“真正的上帝！”称魏尔伦是一位“真正的诗人！”兰波不单纯是一个依靠天才写作的诗人，1871年之前，他就为自己施展更大的诗歌抱负做足了阅读储备和理论准备。表现为兰波对法国文学史拥有自己独特而深邃的审美判断，并基于这样的判断，提出了全新的诗歌创作主张，即“通灵者”写作。兰波明确提出：“我要努力使我成为通灵者。”（勒内·夏尔说兰波是在不自觉中成为艺术家的，这与兰波的写作成长事实完全不符。） 兰波在1871年5月15日《给保罗·德莫尼的信》中悉数列举了历代文学的特点和不足，并展示了自己鲜明的艺术主张。他说：“古代诗歌发展到希腊已告完成，即和谐生活的时代。——从希腊发展到浪漫主义运动，——中世纪，内有文人之作，也有蹩脚诗家的作品。从恩尼乌斯到泰罗尔图斯，到卡其米尔·德拉维捏，他们的诗作无非是押韵的散文，一种文字游戏，是许多世代以来蠢材萎靡不振的表现。其中拉辛是完美的，强有力的，伟大的。——据说有人曾对他的诗韵提出建议，对他诗句中句逗停顿处理作过修改。这位神圣的蠢货直至今日仍然不知其事，就像最早的《起源》作者一样。拉辛之后，这种文字游戏已无人过问。这种文字游戏整整延续了两千年。”（《地狱一季·给保罗·德莫尼的信》，花城出版社，王道乾译）
兰波对法国两千年的文学史用一场“文字游戏”概括了，并把拉辛看作是“伟大的蠢材”，反映了兰波对法国传统文学的蔑视和厌弃，展现了他欲开创一个新文学时代的勇气和决心。在文学艺术中，勇气并不是由态度决定的，勇气体现为一种眼界、鉴赏力、想象力和创造力。如果盲目地否定前人，那不是勇气，而是无知。兰波自认为看透了法国文学的陈腐，于是，他宣告“古代诗歌到希腊就已经完成。”兰波把这一阶段的诗歌特点定义为“和谐的时代”。“和谐”这个词在这里难免带有一种讥讽的语气，言外之意，兰波崇尚的是一种与时代不和谐的艺术。所以，兰波把那些写出“和谐作品”的作家或诗人称为“萎靡不振的人”。
兰波不仅看到法国古代文学的局限，也看到浪漫主义的局限。他在给好友保罗·德莫尼的信中说：“对于浪漫主义，一直没有做出应有的评价。谁来评价？批评家吗？浪漫派已经证明歌往往算不上作品。这就是说，那仅仅是歌者唱出自己理解的思想而已。”（引注同上）兰波虽口气狂妄，却也道出了浪漫主义的要害：诗人是自我情感的演员。今天的中国当代诗人中，害浪漫主义自恋病的不在少数。兰波早在一百多年前对浪漫主义的决绝态度，值得我们学习和反思。
但也不是所有浪漫主义的诗人都不入兰波的法眼。他认为：“最早出现的浪漫派是不自觉的通灵者：他们的教养系出偶然……拉马丁有时也可算作通灵者，但他被旧的形式扼杀了……雨果，极为顽强，他最近几部作品并没有什么新意：《悲惨世界》是一首真正的诗。”（引注同上）
兰波运用“通灵者”这一审美标准，过滤掉文学史上的泥沙之后，逐渐显现出了“黄金”。他在给保罗·德莫尼的信中谈到：“第二代浪漫派是通灵者：泰奥菲尔·戈蒂耶，勒贡特·德·利尔，泰奥多尔·德·邦维尔。但明察那不可见、谛听那不可闻，与复现那已死去的事物精神完全不同，据此波德莱尔是第一位通灵者，诗人之王，一位真正的上帝。”（引注同上）欲了解兰波的艺术创作脉络，如果不了解他对前辈诗人们的态度，就无法准确把握其审美取向。兰波此时气贯天地，才通古今，大有舍我其谁的诗歌领主气魄。尽管他认为波德莱尔是“诗人之王”，也指出了他的不足。“不过，他（波德莱尔）曾经生活在过于艺术化的环境中，所以他采取的形式为世人所赞扬。但那种形式也不免偏狭平庸。表现不可知需要创造力，这种创造力要求有新的形式。”（引注同上）
《醉舟》创作于兰波致保罗·德莫尼信之后。可以肯定《醉舟》代表着兰波关于通灵写作的全部理念。兰波把这种理念概括为：“这种语言，综合了芳香、音响、色彩，概括一切，可以把思想与思想连接起来，又引出思想。这种语言将使心灵与心灵呼应相同。诗人对不可知显现于普遍心灵适时地给予定量：诗人一定可以提供更多的东西——超越于他的思想模式，超过他走向进步的评价性记录！不正常状态转而成为正常状态，人人都可适应并纳于其中，它必是文明进步的乘数！”（《致保罗·德莫尼的信》，王道乾译）
兰波阐述了他理想的诗歌语言功能，“综合”这个词未必是兰波的本意，我以为这个词应为“贯通”。“综合”是混同的杂糅，感官彼此存在遮蔽或侵吞，造成感觉失真。而“贯通”则代表了各种感官的互通共用，其觉知系统因贯通而显示出全新功能。因此，通感不是感官的错位或混乱，而是官能的互通。由通感实现通灵才是兰波要达到的语言目的。通灵是兰波要实现自己创作一种全新诗歌的路径。这一路径通过实现语言功能的提升而抵达。
在兰波心里，实现通灵还不够，语言还必须具备触动激活一切的能力，还必须实现心灵的互通，由对物的觉知上升到精神上的觉知，从而使诗歌成为“灵性存在”。这种“灵性”不是宗教意义上的灵性，而是“不可知”。兰波对此补充说：“诗人一定可以提供更多的东西——超越于他的思想模式，超越他走向进步的评价性记录。”兰波表明诗歌创新的根源在于诗人对世界的感知能力，感知力强弱的标志就是通灵。诗源于诗人通灵中抵达的语言再生。这样，兰波就清晰地廓清了自己和法国古代诗歌，以及浪漫主义的界限，甚至和波德莱尔的界限。
这种写作最初可能会让人们觉得不舒服。但这种不正常状态随着作品被传播，慢慢会变成正常状态，以至于成为经典。这种接受包括对美感知方式的接受（通灵），语言的接受以及美学观念的接受。兰波认为这是诗人通过改造语言实现改造世界的路径。一旦实现了这一步，他（诗人）必是文明进步的乘数（推动者）。为此，兰波断言：“诗在将来不再规范行为，诗将领先走在前面。”
《醉舟》正是在这样清晰的创作理念下完成的。“醉舟”意味着对一切传统规则和行为规范的颠覆，对一切艺术理念和经典作品的蔑视，对一切价值和评价体系的捣毁。他沿着完全独立自由的航线，感知那充满恐惧死亡和星辉霞光的人生海洋。这期间融合了他对诗歌创作的梦想；对离开家乡，进入巴黎中心的渴望；对巴黎公社起义失败的沮丧、对陈腐生活的厌恶，以及对社会担负义务的责任感等。兰波正是带着这部作品作为见面礼去面见魏尔伦的，并迅速引起巴黎艺术界的轰动。
2.兰波的青春期写作特点
谈到兰波，我们绕不开青春期写作这个问题。兰波的早慧以及展现出的独特才华让我们重新审视“青春期写作”的意义和重要性。在认识魏尔伦之前，兰波怀着强烈的文学梦想，渴望到法国的文化中心巴黎展示自己的才华。为此，他多次离家出走前往巴黎。他经历了普法战争和巴黎巷战。这两个事件对他当时的写作产生过一定影响。如果说兰波对法国文学的洞察力展示出其天才一面的话，那么，多次离家出走则带有鲜明的青春期叛逆特征。青春期是上天赐予一个青少年成王的机会。它遵从的是丛林法则，它蕴含的是再造世界的勇气和可能。人之一生，在选择上最充满热情与豪氣，最不惧权威和规则，最义无反顾的生命阶段就在青春期阶段。天才的诗人其创作高峰一定出现在青春期阶段。 青春期的兰波毫无疑问具备以上所谈的各种特点。热情、执着、我行我素、蔑视一切传统和规则、充满奇想、自信甚至狂妄。在认识魏尔伦之前，兰波的创作理念清晰而成熟。他在写作态度、语言方式、行为方式、韵律等方面都有认真的思考的和准备。这些准备使兰波明显有别于那些仅靠“愤怒”或“冲动”的肤浅的青春期写作者。反过来也可以说，兰波是青春期写作最成功的诗人之一。
从兰波1871年5月在巴黎写给他的中学老师的信中可以看出兰波艺术思想初期形成的脉络，受他的修辞老师影响，他接受了“人对社会是负有义务的”这一观念。基于这一思想，兰波对参与巴黎巷战充满战斗激情。1871年2月25日，兰波再次出走前往巴黎，曾参加巴黎公社起义军，甚至还起草一份《共产主义政体计划》。这时兰波身上的叛逆精神还是英雄气质的，带有改造推动社会进步的积极意义。其动机和行为是符合传统价值观高尚定义的。（在法国，很长时间内人们习惯把兰波看成是一个坏孩子，一个迷恋幻想、亵渎神明的人，从道德和宗教上排斥他，把他最后的孤独和病痛看作是上帝对他的惩罚。其实，他们忽略了兰波身上拥有的进步意识和批判思想。至少在认识魏尔伦之前，兰波是一个有社会责任感的人。）尽管他声称自己是一个“犬儒主义者”，走的是和老师“坦途正道”截然不同之路，但他认同自己应该对社会负有义务。他在信中说：“我对社会负有义务，这是公正的。”（《地狱一季·致乔治·伊藏巴尔的书信》，花城出版社，王道乾译）
在创作上，兰波相对于乔治·伊藏巴尔主张“主观的诗”，自己明确选择了写“客观的诗”。在区分主观诗和客观诗上，兰波提出了自己的理论，即：“我是一个他人！”在兰波看来，主观诗把表达自己内心情感和感受作为创作的原动力，这种论调是陈词滥调。兰波的客观诗要运用自己的感知能力写身外的人和物。对此，兰波说：“我将是一个辛勤的工人：当疯狂的愤怒将我推向巴黎的战斗，也正是这样的思想在吸引我，——可是，我提笔给您写信之时，有多少工人在巴黎战死！现在，工作，不行，不干了，我罢工了。”（引注同上）兰波把写作视为“工人”的“工作”，这是他最初对“客观诗”的构想。但客观作为对写作“真实与真诚”的尊奉，如何把一种写作理念、写作态度转变成作品还有很大的距离。兰波是真诚的，他知道不能仅仅用笔写出“战死的工人”，那还不算客观，他必须和他们一起战斗，同生共死才算是真正的“客观诗”。所以，兰波停笔罢工，投身到起义军的行列。随着起义失败，兰波也很快离开巴黎。兰波发现自己“我是一个他人”的理念必须通过一种有效的方式来实现。这个有效的方式就是“通灵”。兰波曾在1870年，普法战争期间，在他家乡的市立图书馆里阅读了大量基督教以及东方神秘主义作品。通灵这一概念无论在基督教，还是佛教、婆罗门教中都有體现。基督教有三位一体之说，佛教有一切唯心造、十法界不离一念心之说，婆罗门教有六神通之说。尽管兰波提出的通灵最后明确为不是一个宗教意义上的概念，但是，在兰波那里，这个词的固有语境是他实现“我是一个他人”的基础。
兰波强调：“我是一个他人！”这句话并非兰波独创，而是受启于波德莱尔。波德莱尔曾在《人工天堂》中讲到人在普通的生命自身消失，并融合于其中；在某种沉醉状态下，“关照外在对象使我忘却自身的存在。”（转引自《地狱一季》p62王道乾译）。兰波通过忘我的关照外在对象让自己的写作有别于浪漫主义的主观诗，也有别于一切传统的“文字游戏”。兰波用“铜发觉自身是铜号”来暗示自身潜藏的创造力和天赋。如他所说：“我参与我的思想的诞生展现：我看到它，我听到它，我举起琴弓触动琴弦，和音交响于不同深度上形成的震颤，或一跃而展现于外。”（《地狱一季·致保罗·德莫尼的信》，花城出版社，王道乾译）兰波在这里阐述了自己创作的美学效果以及在感受美方面与传统的不同。这种艺术审美在波德莱尔那里叫“感应说”，在兰波这里叫“通灵者”。兰波相信凭借“通灵者”，他可以摆脱古希腊以来，从哲学到宗教，诗歌对传统的依附。兰波真正的意图是不靠神和超自然的力量，而仅仅靠生命的本能觉知力来呈现这个世界不可说的部分。
兰波在给保罗·德莫尼的信中谈到：“我说：必须成为通灵者，必须使自己成为通灵者。”什么才是通灵者写作？兰波接着在信中谈到：“诗人通过长期、广泛和经过推理思考过程，打乱所有的感觉意识，使自己成为通灵者。包括一切形式的爱、痛苦、疯狂；他亲自去寻找自身，他在他自身排尽一切毒素，以求保留精髓。在不要言喻的痛苦折磨下，他要保持全部信念，全部超越于人的力量，他要成为一切人中伟大的病人，伟大的罪人，伟大的被诅咒的人，——无比崇高的博学的科学家！——因为他要深入到不可知！他培育心灵，使之丰富满足，比任何人都丰富满足！他进入不可知的境界，这时，他在迷狂状态下，失去对他所见景象的理解力，真正所见，真正看到他的幻象！就让他在这闻所未闻、无可言状的事物中翻腾跳踉以致死去：另一类可怕的工人将要到来；他们将从这个人沉陷消亡的地平线上开始起步！”（给保罗·德莫尼的信——《地狱一季》，王道乾译）
这一段信是了解并解开兰波通灵者诗歌艺术思想的秘钥，也是兰波美学思想的精髓。首先，我们看到兰波与现实主义、浪漫主义以现实和自然为创作题材，以模仿和抒情为表现手段，以表达理性和爱为主题的创作完全不同。他不依靠经验和理性判断，他认为这样的创作都是过去“老混蛋”们常用的方法。他也不依靠哲学、宗教为背景，在固有的文化体系中“寄生或苟活”，而是要打破这些条条框框，让自己成为“伟大的病人、伟大的罪人、伟大的被诅咒的人”。兰波信赖的通灵是超出了一切常人和常规而拥有的全新觉知能力，它既是本能的，又是超验的。它真实源于本能，它独特源于超验。兰波认为新诗的生命就是要触及到全新的生命领域，探寻生命的秘密和不可知的世界。这个秘密的、不可知的世界包括未触及的一切爱的形式和伦理（同性恋），痛苦（吸毒和醉酒）以及疯狂的生活（流浪）等等。兰波对过去建立的一切关于人与社会的正确理念均持怀疑和诋毁态度，他对人性的探秘其实是靠捣毁道德、伦理、经验和宗教教义来实现的，把一种常人认为是病态的、罪恶的和被诅咒的人当作人的典范来追求，并将其上升到审美对象和美学标准。这一理念沿用了波德莱尔《恶之花》的理念，但相比波德莱尔，兰波的最终目的不是“对抗”社会，而是“自我纯化”。如他所说：“他在他自身排尽一切毒素，以求保留精髓。”这里的纯化与其说是人性的，不如说是艺术的。兰波不仅要排除一切“陈腐的毒素”，还要依据通灵构建一种全新的新客观诗歌。在认知方面，兰波把打乱感觉意识获得的觉知力视为最真实的感受，即接近于存在本真的客体，它（通灵）甚至是“唯物的”。从创作的路径和审美路径来看，兰波把波德莱尔单一的“感应”说，发展至感官互通觉知事物真相的高度来看待，并且这一觉知到的世界是不可以推理验证的，因为它呈现的不是可知世界，而是不可知世界。
兰波此刻的思路非常清晰。他要重新建立一种诗歌秩序，这种诗歌秩序最高的目标就是为这个世界发现并培育“伟大的病人、伟大的罪人、伟大的被诅咒的人。”兰波甚至看到了自己孤独行走抵达的“遥远地平线”，这一地平线召唤后来者们努力前往。
兰波在梳理清楚理论支撑后，对自己下一步写作和行为方式的展开也做了周密清晰的规划。他说：“现在，我要尽最大可能使自己狂放不忌。为什么？我要做一个诗人，并且努力使我成为通灵者：您根本不会理解，我几乎无法对您说明白。此事涉及如何打乱一切感觉意识，以达到不可知。这样的痛苦是骇人听闻。但我必须做一个强者，必须是天生的诗人。我认为我是诗人。这决不是我的错。说我在思考，那是假的。应该说：人们在思考我。”（《致乔治·伊藏巴尔的信》）
兰波为什么选择“最大可能使自己狂放不忌”？这是因为，在兰波看来，因为诗人通灵，他了知每个心灵，乃至每一事物的秘密，不管这些人内心藏着撒旦，还是上帝。只有狂放不忌，才能超出常规和习惯，获得全新的发现。这是兰波整个诗歌创作的核心主导思想，即通过行为的狂放不忌获得超验体验，写出不为人知的诗歌。在这里，“狂放不忌”成为前写作，是写作的一部分，是语言的生发基础。这也是兰波后来认识魏尔伦后，行为不循常理的内在动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