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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治·索罗斯本名杰尔吉·施瓦茨，匈牙利出生的美籍犹太裔商人，著名的货币投机家、股票投资者、慈善家和政治行动主义分子，历任索罗斯基金管理公司和开放社会研究所主席，曾任外交事务委员会委员。
在格鲁吉亚的玫瑰革命中，索罗斯曾扮演重要角色；在美国，他曾经募集大量资金，试图阻止乔治·布什连任。
2011年7月27日，索罗斯宣布，结束长达40年的对冲基金经理职业生涯。
哲学起家
当时伦敦还没有从二战的创伤中复原，工党政府以新的福利国家重塑英国，马歇尔计划的援助加快了欧洲的重建。
1949年，乔治·索罗斯前往英国，就读于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索罗斯最受启发的是奥地利哲学家卡尔·波普尔，他认为人类无法知道真理，能做的最多就是通过不断地实验和错误来摸索、接近真理，这一观点对索罗斯有明显的吸引力，因为这暗示着所有的政治教条观点都是有缺陷的。
波普尔的杰作《开放社会及其敌人》让索罗斯确立了自己的毕生梦想，即献身于哲学。同时，哲学思想也给索罗斯指引了一条看待金融问题的独特思维方式，他将自己创立的慈善机构命名为开放社会研究所。
从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毕业后，索罗斯于1956年前往纽约，目的只不过是在华尔街挣够作为一名哲学家所必需的费用，但他很快发现自己非常擅长投资。到1967年，他已经成为著名华尔街经纪公司阿诺德-布莱施洛德的研究组组长，这是一家专攻欧洲股市的公司。
在认识了对冲基金鼻祖阿尔弗雷德·温斯洛·琼斯公司的部门管理人员后，索罗斯于1969年推出自己400万美元的多空选股基金，即双鹰基金，挂靠在布莱施洛德公司名下。
当时，索罗斯已经融合了波普尔的思想及自己的金融知识，形成了所谓的“反馈”理论。正如波普尔所指出的，上市公司的详细情况太复杂，非人力所能及，因此投资者更依赖于接近现实的猜测和捷径。
但是，索罗斯意识到，这些捷径也能改变现实，因为看涨的猜测将推动股价上升，从而使公司以低成本筹集资金、提高绩效。
由于这种循环，确定性更加不可能，因为人们无法明确地感知现实，但最重要的是，现实本身也受不明确看法的影响，而这些看法本身还在不断变化。索罗斯得出了与有效市场理论截然不同的结论。
对于波普尔的信徒来说，有效市场理论忽略了人类认知的最基本局限。
索罗斯的哲学思想影响了其投资方式，例如在1970年的投资笔记中，索罗斯曾以明显的反馈术语来解释房地产投资信托基金的运作：“证券分析的传统方法是设法预测未来的收入，但就投资信托基金来说，未来的收入取决于投资者对他们本身的预期。如果投资者看好，他们将支付溢价给成功的信托基金股份，并注入低成本的资金。低成本资金会增加收入，这反过来又加大了成功的可能，从而说服其他投资者支付更高的溢价投资这个信托基金。”
索罗斯坚持认为，成功投资的诀窍就是不注重收入的预期，也不注重改变投资者预期的心理，而是注重两者之间的相互作用，预测其中一个会带动另一个，直到信托基金被彻底高估，崩溃将不可避免。事实证明，房地产投资信托基金遵循了索罗斯预期的从繁荣到萧条衰败的过程，他的基金在房地产投资信托基金繁荣时赚了大钱，而另一只则在其崩溃时赚了钱。
顿悟
1973年，索罗斯成立自己的公司，并有了自己的分析师吉姆·罗杰斯，他继续寻找可能逆转的不稳定均衡。例如，他看到放松金融管制正在改变银行业的游戏规则，并从银行股上赚了一大笔；他发现1973年的中东战争改变了国防业，预测五角大楼将很快说服国会追加投资，于是他大量投资国防类股票。
当索罗斯意识到游戏规则改变时，他会大胆买入。在认为军事开支将上升后，他成为国防承包商洛克希德公司最大的外部股东。而且，他愿意在确定其观点正确之前就孤注一掷，因为他相信完美的认知是不可能的，所以没有必要追究细节，例如他曾经因为看到英国政府援助劳斯莱斯的计划，就大胆买入英国政府债券。索罗斯的座右铭是：“先投资，后调查。”
索罗斯的对冲基金1978年更名为量子基金，截至1981年初已积累了38100万美元的资产，几乎是其初始资本的100倍，他本人也积累了价值1亿美元的个人财富。
但是，索罗斯并不快乐。一个投资者如果要成功，就需要关注市场，这种关注可能很强烈。如果索罗斯认为市场随时可能对自己不利，他会顺应自己的生理信号，卖出所持有的股票。投资活动消耗了索罗斯所有的时间和精力，他认为自己是一个为了胜利而牺牲了一切个人生活的拳击手，他把自己比作一个体内寄生着无情膨胀基金的病人。
在接连成功之时，索罗斯开始重新思考生活的重心。1980年，他解聘了脾气暴躁的吉姆·罗杰斯，他认为吉姆并没有帮自己分担工作，这让索罗斯感到失望，他开始寻找可以委以重任的新合作伙伴。由于分心经营，他的投资业绩剧烈下滑。
1980年量子基金的回报率超过100%，次年却亏损23%，这是其首次亏损。由此索罗斯遭遇挤兑潮，他管理的资本由4亿美元减为2亿美元。1981年9月，索罗斯把剩下的资金委托给其他投资者，他退出投资市场开始休假。
当索罗斯于1984年回归时，他找到了一种平衡。在此之前，他一直偏执，如果他不再偏执，业绩就将受到影响。但在他遭遇中年危机的那段时间里，心理学家帮他摆脱了一些心魔。他承认他的成功，并允许自己放松，他知道这样做可能是杀鸡取卵，更知道不这样做即使成功了也毫无意义。他放弃了以前那种凭借本能来运作基金的方式，他将这种改变比作一次痛苦的手术。索罗斯回忆说：“从某种意义上说，那些纠缠我的心魔一经自我剖析就烟消云散了。”
从1985年8月起，索罗斯一直坚持做投资笔记，希望这种做法可以提高判断力，由此而产生的“实时实验”密集、重复，而且充满了对始终未实现情况的深刻反思，这也是一个对工作中的投机者的真实写照。 做空美元
索罗斯将对美元的赌注称之为“生命中的巨大成功”。
索罗斯已不再推崇华尔街流行的选股方法，对反馈循环的专注使其广泛地思考各种机会。索罗斯不再冀望于了解几只股票的全部情况，只希望预测到一些小的变动，对很多事情都知道些皮毛，这样就可以在大变动发生时抓住机会。
20世纪80年代，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的浮动汇率为索罗斯提供了机会。当时的观点是，美元的价值是基于交易者的看法，而索罗斯相信这些看法是有缺陷的；此外，由于这些看法可能随时逆转，美元价值将急剧变动。
这并非货币市场的传统观点。20世纪七八十年代，大部分经济学家都认为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一样会趋于有效率的均衡。如果美元被高估，美国的出口将受到影响，而进口将会增加，对美元的需求减少会降低美元的价值，减小贸易赤字，直到系统达到平衡。而且，在传统的观念里，投机者不能破坏这一进程，如果他们准确预期了汇率的未来走向，只是在加速到达均衡点；如果他们判断错误，到达均衡点的过程会减缓，但是这种减缓不会持续，因为投机者会亏钱。
索罗斯认识到，均衡理论无法解释实际中的货币变动。例如，1982-1985年间，美国贸易赤字持续增长，这意味着对美元的需求疲软，但此期间美元却在升值，其原因是投机性资本流入推动了美元上升，而这些投机资本的流动往往是自我强化：当热钱流入美国，美元升值，而美元的升值又吸引了更多的投机者，使汇率更加远离均衡点。
如果投机者是决定汇率水平的真正力量，那就意味着货币永远会表现出先繁荣后萧条的过程。在这一过程的第一阶段，投机者会形成一种普遍的偏见，而且这种偏见会自我强化，推动汇率一步步远离贸易均衡所需的水平。
汇率偏离得越远，就有越多的投机者觉得自己没错，而贸易就会更加不平衡。最终，巨大的贸易不平衡压力将压倒投机者的偏见，情况将发生逆转，投机者会来个180度的大转弯，然后相反方向的新趋势会显现。
1985年夏天，索罗斯的问题是如何判断美元反转的时间。8月16日，他怀疑这个时刻马上就要到了。里根总统在第二任期开始时重组了管理队伍，而新团队似乎决心令美元贬值以减少美国的贸易赤字。从相关度来说，根据基本面可以得出同样的结论，利率下降使持有美元的投机者无利可图。如果政治措施和低利率共同作用，哪怕使一部分投机者放弃美元，货币升值的趋势也可能突然逆转。在第二个阶段，所有想要持有美元的投机者都已经持有了，市场几乎已经没有了买家，所以只需要几个卖家，就可以使市场逆转。
索罗斯为这个逆转是否即将到来大费周章。如果美国经济增长加速，利率上升，美元反转的可能性会减小。另一方面，如果银行开始收缩信贷，抵押品价值下降及减少信贷的信息反馈回来，银行领域出现的问题就会减缓经济增长并推动利率大幅下降。反馈理论让索罗斯认为自我强化的金融混乱风险特别严重，所以他倾向于赌美元贬值；另外，某些技术指标也指向这个结论。在综合考虑了经济学的准科学、反馈的准哲学以及图表的准心理学论断后，索罗斯决定做空美元。
尽管心有疑虑，索罗斯还是果断建仓。截至8月16日，量子基金有价值7.2亿美元的相对贬值货币，包括日元、德国马克和英镑，共耗费了7300万美元的保证金，该持仓量超过基金的所有股权资本，风险惊人，此时索罗斯已经基本上抛弃了对冲基金真正功能为套期保值的观点。
三周后的9月9日，美元因为一系列乐观经济指标而升值，量子基金损失2000万美元。索罗斯继续将重点放在薄弱的银行系统，技术分析暗示美元汇率的拐点即将到来：德国马克似乎遵循着某种模式，暗示它即将大幅升值。然后，索罗斯进行了更进一步的分析，认为即使经济形势好于预期，利率也可能会维持在低水平，因为美联储肩负着银行监管的责任，不愿意提高利率，摇摆不定的放款人最不想看到的就是资本成本的提高。此外，里根政府决心严格控制财政赤字，缓解通货膨胀压力。权衡利弊之后，索罗斯决定坚守，不过如果市场更加不利，他将放弃一半。
索罗斯的投资决策往往是险中取胜。事实是，市场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是有效的，所以大多数信息已经反映在价格中，投机的艺术就是看到其他人忽略的一个点，然后利用那点小小的优势大量交易。索罗斯往往寻找证据，形成论点，然后却摇摆不定，午餐时客人随口说的一句话可能对他有决定性的影响，他可能猛的从座位上站起来，让交易员改变投资方向。索罗斯坚持做空美元的决定就是生死攸关的情况之一。如果刚开始亏损后稍一犹豫，他的人生就将改写。
索罗斯没有犹豫。1985年9月22日，美国财长詹姆斯·贝克和法国、西德、日本以及英国的财长共同承诺协调干预货币市场，促使美元下跌。“广场协议”的消息使索罗斯一夜之间获取了3000万美元的利润。第二天，日元对美元上涨超过7%，是历史上的单日最大涨幅。
索罗斯的成功有幸运的成分。他预想到里根政府希望美元下跌，但他不知道当局如何操作，也不能预知广场上的会议。然而，在“广场会议”之后发生的事情却和运气一点关系都没有，只是让索罗斯成为一个传奇。索罗斯没有将他在做空美元上的利润兑现然后吃老本，而是更多地买入。美元的反转终于到来，他所深谙的反馈循环都暗示美元最初的下降仅仅是一个开始。
“广场会议”是在纽约时间的星期日结束，亚洲已经是星期一上午。索罗斯立即指示经纪人买入更多日元，他认为世界上几个发达国家的政府都透露了美元贬值的意向，“广场协议”已经发出了信号，那他为什么不能大量买入日元？接下来的几天，索罗斯继续买进。
到了9月27日，索罗斯共持有价值2.09亿美元的日元和德国马克，另外还有1.07亿美元的美元空头，其风险在于“广场协议”中没有关于如何采取行动的任何细节，而且其效力还要取决于各国政府是否遵守承诺采取具体措施。不过，索罗斯在华盛顿、东京和欧洲的政治关系网比其他任何纽约的基金经理都大，而他的网内人士劝他相信“广场协议”是真的。到12月初，他又买入了价值5亿美元的日元和德国马克，同时增加了近3亿美元的美元空头。
1985年12月，索罗斯完成了实战的第一阶段，该阶段是从美元即将贬值的假设开始，到最终这个理论确认的时期。他不停地猜测银行体系会崩溃，结果证明这只是个障眼法而已。他承认：“我的预测的突出特点是，我一直在期待着没有实现的事态进展。”
但是，与所取得的决定性成功相比，这个预测错误不值一提。索罗斯知道，美元走高的第一决定因素是人们对美元的走势捉摸不定，这种突然逆转一触即发。因为他清楚美元系统的不稳定，所以他比其他人更快地明白“广场协议”的意义。“广场协议”就是触发剂，不管新政策的具体内容是什么都无所谓。新政策的突然推动引发了一个新的趋势，这个趋势现在可以依靠自身发展而延续下去。
根据“广场协议”进行的交易所带来投资回报是惊人的。从8月开始后的4个月里，索罗斯的基金价值增长了35%，产生了2.3亿美元的利润。
在格鲁吉亚的玫瑰革命中，索罗斯曾扮演重要角色；在美国，他曾经募集大量资金，试图阻止乔治·布什连任。
2011年7月27日，索罗斯宣布，结束长达40年的对冲基金经理职业生涯。
哲学起家
当时伦敦还没有从二战的创伤中复原，工党政府以新的福利国家重塑英国，马歇尔计划的援助加快了欧洲的重建。
1949年，乔治·索罗斯前往英国，就读于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索罗斯最受启发的是奥地利哲学家卡尔·波普尔，他认为人类无法知道真理，能做的最多就是通过不断地实验和错误来摸索、接近真理，这一观点对索罗斯有明显的吸引力，因为这暗示着所有的政治教条观点都是有缺陷的。
波普尔的杰作《开放社会及其敌人》让索罗斯确立了自己的毕生梦想，即献身于哲学。同时，哲学思想也给索罗斯指引了一条看待金融问题的独特思维方式，他将自己创立的慈善机构命名为开放社会研究所。
从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毕业后，索罗斯于1956年前往纽约，目的只不过是在华尔街挣够作为一名哲学家所必需的费用，但他很快发现自己非常擅长投资。到1967年，他已经成为著名华尔街经纪公司阿诺德-布莱施洛德的研究组组长，这是一家专攻欧洲股市的公司。
在认识了对冲基金鼻祖阿尔弗雷德·温斯洛·琼斯公司的部门管理人员后，索罗斯于1969年推出自己400万美元的多空选股基金，即双鹰基金，挂靠在布莱施洛德公司名下。
当时，索罗斯已经融合了波普尔的思想及自己的金融知识，形成了所谓的“反馈”理论。正如波普尔所指出的，上市公司的详细情况太复杂，非人力所能及，因此投资者更依赖于接近现实的猜测和捷径。
但是，索罗斯意识到，这些捷径也能改变现实，因为看涨的猜测将推动股价上升，从而使公司以低成本筹集资金、提高绩效。
由于这种循环，确定性更加不可能，因为人们无法明确地感知现实，但最重要的是，现实本身也受不明确看法的影响，而这些看法本身还在不断变化。索罗斯得出了与有效市场理论截然不同的结论。
对于波普尔的信徒来说，有效市场理论忽略了人类认知的最基本局限。
索罗斯的哲学思想影响了其投资方式，例如在1970年的投资笔记中，索罗斯曾以明显的反馈术语来解释房地产投资信托基金的运作：“证券分析的传统方法是设法预测未来的收入，但就投资信托基金来说，未来的收入取决于投资者对他们本身的预期。如果投资者看好，他们将支付溢价给成功的信托基金股份，并注入低成本的资金。低成本资金会增加收入，这反过来又加大了成功的可能，从而说服其他投资者支付更高的溢价投资这个信托基金。”
索罗斯坚持认为，成功投资的诀窍就是不注重收入的预期，也不注重改变投资者预期的心理，而是注重两者之间的相互作用，预测其中一个会带动另一个，直到信托基金被彻底高估，崩溃将不可避免。事实证明，房地产投资信托基金遵循了索罗斯预期的从繁荣到萧条衰败的过程，他的基金在房地产投资信托基金繁荣时赚了大钱，而另一只则在其崩溃时赚了钱。
顿悟
1973年，索罗斯成立自己的公司，并有了自己的分析师吉姆·罗杰斯，他继续寻找可能逆转的不稳定均衡。例如，他看到放松金融管制正在改变银行业的游戏规则，并从银行股上赚了一大笔；他发现1973年的中东战争改变了国防业，预测五角大楼将很快说服国会追加投资，于是他大量投资国防类股票。
当索罗斯意识到游戏规则改变时，他会大胆买入。在认为军事开支将上升后，他成为国防承包商洛克希德公司最大的外部股东。而且，他愿意在确定其观点正确之前就孤注一掷，因为他相信完美的认知是不可能的，所以没有必要追究细节，例如他曾经因为看到英国政府援助劳斯莱斯的计划，就大胆买入英国政府债券。索罗斯的座右铭是：“先投资，后调查。”
索罗斯的对冲基金1978年更名为量子基金，截至1981年初已积累了38100万美元的资产，几乎是其初始资本的100倍，他本人也积累了价值1亿美元的个人财富。
但是，索罗斯并不快乐。一个投资者如果要成功，就需要关注市场，这种关注可能很强烈。如果索罗斯认为市场随时可能对自己不利，他会顺应自己的生理信号，卖出所持有的股票。投资活动消耗了索罗斯所有的时间和精力，他认为自己是一个为了胜利而牺牲了一切个人生活的拳击手，他把自己比作一个体内寄生着无情膨胀基金的病人。
在接连成功之时，索罗斯开始重新思考生活的重心。1980年，他解聘了脾气暴躁的吉姆·罗杰斯，他认为吉姆并没有帮自己分担工作，这让索罗斯感到失望，他开始寻找可以委以重任的新合作伙伴。由于分心经营，他的投资业绩剧烈下滑。
1980年量子基金的回报率超过100%，次年却亏损23%，这是其首次亏损。由此索罗斯遭遇挤兑潮，他管理的资本由4亿美元减为2亿美元。1981年9月，索罗斯把剩下的资金委托给其他投资者，他退出投资市场开始休假。
当索罗斯于1984年回归时，他找到了一种平衡。在此之前，他一直偏执，如果他不再偏执，业绩就将受到影响。但在他遭遇中年危机的那段时间里，心理学家帮他摆脱了一些心魔。他承认他的成功，并允许自己放松，他知道这样做可能是杀鸡取卵，更知道不这样做即使成功了也毫无意义。他放弃了以前那种凭借本能来运作基金的方式，他将这种改变比作一次痛苦的手术。索罗斯回忆说：“从某种意义上说，那些纠缠我的心魔一经自我剖析就烟消云散了。”
从1985年8月起，索罗斯一直坚持做投资笔记，希望这种做法可以提高判断力，由此而产生的“实时实验”密集、重复，而且充满了对始终未实现情况的深刻反思，这也是一个对工作中的投机者的真实写照。 做空美元
索罗斯将对美元的赌注称之为“生命中的巨大成功”。
索罗斯已不再推崇华尔街流行的选股方法，对反馈循环的专注使其广泛地思考各种机会。索罗斯不再冀望于了解几只股票的全部情况，只希望预测到一些小的变动，对很多事情都知道些皮毛，这样就可以在大变动发生时抓住机会。
20世纪80年代，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的浮动汇率为索罗斯提供了机会。当时的观点是，美元的价值是基于交易者的看法，而索罗斯相信这些看法是有缺陷的；此外，由于这些看法可能随时逆转，美元价值将急剧变动。
这并非货币市场的传统观点。20世纪七八十年代，大部分经济学家都认为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一样会趋于有效率的均衡。如果美元被高估，美国的出口将受到影响，而进口将会增加，对美元的需求减少会降低美元的价值，减小贸易赤字，直到系统达到平衡。而且，在传统的观念里，投机者不能破坏这一进程，如果他们准确预期了汇率的未来走向，只是在加速到达均衡点；如果他们判断错误，到达均衡点的过程会减缓，但是这种减缓不会持续，因为投机者会亏钱。
索罗斯认识到，均衡理论无法解释实际中的货币变动。例如，1982-1985年间，美国贸易赤字持续增长，这意味着对美元的需求疲软，但此期间美元却在升值，其原因是投机性资本流入推动了美元上升，而这些投机资本的流动往往是自我强化：当热钱流入美国，美元升值，而美元的升值又吸引了更多的投机者，使汇率更加远离均衡点。
如果投机者是决定汇率水平的真正力量，那就意味着货币永远会表现出先繁荣后萧条的过程。在这一过程的第一阶段，投机者会形成一种普遍的偏见，而且这种偏见会自我强化，推动汇率一步步远离贸易均衡所需的水平。
汇率偏离得越远，就有越多的投机者觉得自己没错，而贸易就会更加不平衡。最终，巨大的贸易不平衡压力将压倒投机者的偏见，情况将发生逆转，投机者会来个180度的大转弯，然后相反方向的新趋势会显现。
1985年夏天，索罗斯的问题是如何判断美元反转的时间。8月16日，他怀疑这个时刻马上就要到了。里根总统在第二任期开始时重组了管理队伍，而新团队似乎决心令美元贬值以减少美国的贸易赤字。从相关度来说，根据基本面可以得出同样的结论，利率下降使持有美元的投机者无利可图。如果政治措施和低利率共同作用，哪怕使一部分投机者放弃美元，货币升值的趋势也可能突然逆转。在第二个阶段，所有想要持有美元的投机者都已经持有了，市场几乎已经没有了买家，所以只需要几个卖家，就可以使市场逆转。
索罗斯为这个逆转是否即将到来大费周章。如果美国经济增长加速，利率上升，美元反转的可能性会减小。另一方面，如果银行开始收缩信贷，抵押品价值下降及减少信贷的信息反馈回来，银行领域出现的问题就会减缓经济增长并推动利率大幅下降。反馈理论让索罗斯认为自我强化的金融混乱风险特别严重，所以他倾向于赌美元贬值；另外，某些技术指标也指向这个结论。在综合考虑了经济学的准科学、反馈的准哲学以及图表的准心理学论断后，索罗斯决定做空美元。
尽管心有疑虑，索罗斯还是果断建仓。截至8月16日，量子基金有价值7.2亿美元的相对贬值货币，包括日元、德国马克和英镑，共耗费了7300万美元的保证金，该持仓量超过基金的所有股权资本，风险惊人，此时索罗斯已经基本上抛弃了对冲基金真正功能为套期保值的观点。
三周后的9月9日，美元因为一系列乐观经济指标而升值，量子基金损失2000万美元。索罗斯继续将重点放在薄弱的银行系统，技术分析暗示美元汇率的拐点即将到来：德国马克似乎遵循着某种模式，暗示它即将大幅升值。然后，索罗斯进行了更进一步的分析，认为即使经济形势好于预期，利率也可能会维持在低水平，因为美联储肩负着银行监管的责任，不愿意提高利率，摇摆不定的放款人最不想看到的就是资本成本的提高。此外，里根政府决心严格控制财政赤字，缓解通货膨胀压力。权衡利弊之后，索罗斯决定坚守，不过如果市场更加不利，他将放弃一半。
索罗斯的投资决策往往是险中取胜。事实是，市场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是有效的，所以大多数信息已经反映在价格中，投机的艺术就是看到其他人忽略的一个点，然后利用那点小小的优势大量交易。索罗斯往往寻找证据，形成论点，然后却摇摆不定，午餐时客人随口说的一句话可能对他有决定性的影响，他可能猛的从座位上站起来，让交易员改变投资方向。索罗斯坚持做空美元的决定就是生死攸关的情况之一。如果刚开始亏损后稍一犹豫，他的人生就将改写。
索罗斯没有犹豫。1985年9月22日，美国财长詹姆斯·贝克和法国、西德、日本以及英国的财长共同承诺协调干预货币市场，促使美元下跌。“广场协议”的消息使索罗斯一夜之间获取了3000万美元的利润。第二天，日元对美元上涨超过7%，是历史上的单日最大涨幅。
索罗斯的成功有幸运的成分。他预想到里根政府希望美元下跌，但他不知道当局如何操作，也不能预知广场上的会议。然而，在“广场会议”之后发生的事情却和运气一点关系都没有，只是让索罗斯成为一个传奇。索罗斯没有将他在做空美元上的利润兑现然后吃老本，而是更多地买入。美元的反转终于到来，他所深谙的反馈循环都暗示美元最初的下降仅仅是一个开始。
“广场会议”是在纽约时间的星期日结束，亚洲已经是星期一上午。索罗斯立即指示经纪人买入更多日元，他认为世界上几个发达国家的政府都透露了美元贬值的意向，“广场协议”已经发出了信号，那他为什么不能大量买入日元？接下来的几天，索罗斯继续买进。
到了9月27日，索罗斯共持有价值2.09亿美元的日元和德国马克，另外还有1.07亿美元的美元空头，其风险在于“广场协议”中没有关于如何采取行动的任何细节，而且其效力还要取决于各国政府是否遵守承诺采取具体措施。不过，索罗斯在华盛顿、东京和欧洲的政治关系网比其他任何纽约的基金经理都大，而他的网内人士劝他相信“广场协议”是真的。到12月初，他又买入了价值5亿美元的日元和德国马克，同时增加了近3亿美元的美元空头。
1985年12月，索罗斯完成了实战的第一阶段，该阶段是从美元即将贬值的假设开始，到最终这个理论确认的时期。他不停地猜测银行体系会崩溃，结果证明这只是个障眼法而已。他承认：“我的预测的突出特点是，我一直在期待着没有实现的事态进展。”
但是，与所取得的决定性成功相比，这个预测错误不值一提。索罗斯知道，美元走高的第一决定因素是人们对美元的走势捉摸不定，这种突然逆转一触即发。因为他清楚美元系统的不稳定，所以他比其他人更快地明白“广场协议”的意义。“广场协议”就是触发剂，不管新政策的具体内容是什么都无所谓。新政策的突然推动引发了一个新的趋势，这个趋势现在可以依靠自身发展而延续下去。
根据“广场协议”进行的交易所带来投资回报是惊人的。从8月开始后的4个月里，索罗斯的基金价值增长了35%，产生了2.3亿美元的利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