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张元印象
在2013年的中国，一个单独的个人，拿着手机、DV就可以拍上自己制作的电影，没有审查。只要你有技巧、能力，便可以获得海量网民的点击观看。
这在1993年，那个自行购买胶片，组织友人在后海取景拍片的张元，绝对想不到。
等来这一天，足足20年。20年，每个艺术工作者的创作黄金期。
或许他的名字里有一个元字，总与开启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中国第一部独立电影，第一部摇滚乐电影，第一部同性恋影片，等等。
不要太多的钱，拿起摄像机，他就变成另一个人。
寻找“种气”
张元的家，位于北京三里屯的一处绿树繁茂的普通六层宅院，推开铁门，按电梯到达，一层是他的工作室，一层是他的家。他工作室的门虚掩着，闲杂人等可以随意进出。
工作室空敞得有几分艺术展厅的格调，偌大的空间少许的物件摆设，木制的书架柜子摆在墙边，显得有些冷清。
5月初的北京，天气还不算炎热，张元一双古色的皮拖鞋，一身短袖黑衣，出现在会客厅的门口，花白卷曲的怒发合着他近一米九的身高，几近顶着门框。
眼前的这位中国第六代导演代表人物身材浑圆，话语中带着一丝来自咽喉的囫囵，谈话稍久便需呷几口咖啡醒神，高兴时手会搭在肚皮上，面含微笑，而每一次站立又显现着几近沉重的肉身。
这是2013年的夏天，50岁的张元。
采访张元，不如说是与他聊天。根据时间、采访者、谈天兴致、话语机锋的不同语境，发挥他独有的言语姿态。并一次次表达着他的世界观、价值观：微电影其实就是短片；电影没那么神圣，艺术家是为资产阶级服务的；韩国解除审查，电影发展惊人；社会没有边缘人；艺术与商业只是一种分类。
于是采访更像是电影知识的传授。他百无聊奈地说，与人聊天采访，谈不深。
而眼前的这位中国导演，首部个人作品便游历世界，至今影片获奖无数、多次担任海外电影节评委，美国哈佛、香港政府、英法阿根廷等国家为他举办个人电影展。见识丰略。
张元的作品中，为人熟知的是1992年他与崔健、窦唯和何勇等人拍摄的《北京杂种》。这部中国首部摇滚电影，反映北京城市青年锐气逼人，既真实又极端的画面。
二十年后，那一代人年华老去，新一代年轻人在做什么？在这个巨大的城市机器中，那些80年代出生的人他们如何生活？张元又找来200多名在北京漂泊，无固定工作、无稳定生活来源的年轻人，让他们坐在摄影机前，讲述在北京艰难的谋生过程，表述他们的生活，畅想他们的未来。
于是有了新片《有种》。曾经10年被禁的阴霾，并没有产生根本性的颠覆作用。他依然说了句当下经济高度膨胀的社会不会买账的一句话：希望通过年轻人身上的变化，感受社会的变迁。
《有种》前后剪了一年多，张元认为他找到了起初想找的东西。至于是什么东西，他说，是一群青年不畏生活的“种气”。20年前张元曾在《北京杂种》中捕捉到了这种气氛。
“今天的年轻人更加丰富，这种丰富性使得他们的情感选择和生存状态的选择都是非常勇敢”。
在张元看来，80后是一批非常值得尊重的人。
也有媒体评价，《有种》已经明显减少了锐气。他说，“新片更注重故事性。”不仅如此，他还将赴欧洲拍摄一部微电影。
与人们通常理解的导演生活不同，张元如今的生活很简单，白天看书睡觉剪片，晚上赴朋友的约会。只有在夜晚的北京，身形硕大的张元才能释放掉自己的岁月，像个孩子一样投进一个又一个的聚众酒水当中，如同好友高群书所说，喝酒谈艺术那是扯淡。
1989年：
《妈妈》
法国南特三大洲电影节“评审委员会大奖”
1992年：
《北京杂种》
新加坡国际电影节“评委会大奖”
瑞士洛迦诺电影节“评审委员会奖”
1994年：
被美国《时代周刊》推选为“21世纪世界百名青年领袖”之一
1996年：
《东宫西宫》
阿根廷国际电影节最佳导演奖
《儿子》
鹿特丹电影节最佳影片“金虎大奖”、“最佳评论奖
1998年：
《过年回家》
第46届威尼斯电影节“最佳导演奖”
2000年：
担任瑞士洛迦诺国际电影节、莫斯科国际电影节评委
2001年：
担任阿根廷电影节评委
2006年：
《看上去很美》
柏林国际电影节“杰出电影艺术创新奖”
北京大学生电影节“最佳导演奖”
担任中国台北电影节评委
2010年：
第47届中国台湾金马奖评委
2000年后，张元陆续推出《我爱你》、《绿茶》、《看上去很美》、《达达》等优秀作品
另《广场》、《金星小姐》、《疯狂英语》、《钉子户》等具有强烈纪实风格的纪录片获得多项国际纪录片电影节奖项。
2013年，张元将推出新片《有种》
你有证件吗？
谈起张元，耳熟能详。提到张元的作品，人们通常表示看得极少。仅有的观众，也是从盗版碟中有些许获取。就像提起贾樟柯、娄烨、王小帅一样，除了是第六代，张元也是地下电影、独立电影的代名词。
张元说，北影78届毕业生比他们早5年，“张艺谋陈凯歌，包括李少红这一批，他们进电影厂，也必须从副导演做起。他们都是在工厂混了很长时间的。毕业分配能进电影厂非常难。”
同时电影厂题材选择必须由官方选定，创作上又不够自由。“那个时候我们要是不自己拍，那怎么行。” “王家卫用旅行箱把拷贝带了出去”
时光回拔24年。在北京西单横二条的一间民房，即张元当时的家里，张元的毕业作品《妈妈》，在此取景拍摄。
一个身材清瘦，拥有一脸不羁气质的男生，卷起的T恤半袖露着臂膀，显得格外阳刚盛气。这个25、6岁的北影大学生名叫张元。
为了拍摄一个被丈夫抛弃、独自抚养弱智儿子的年轻母亲的故事，张元找来他的同学做摄影师与美术，妈妈由编剧秦燕来演，再找来十二、三岁的黄海波演剧中弱智儿子。最后找一家小企业和朋友帮忙凑的不到二万块钱，懵懂地开了机。
影片《妈妈》，是当时北京电影学院的第一部毕业学生作品。张元回忆，这部作品拍的时间很短，非常轻松。一群二十几岁精力无限的青年，没有丝毫辛苦地拍了出来。
而在此以前，张元就读大学三年级时，已经帮助法国、瑞士、德国等电视台拍摄纪录片，见识了最国际、先行的开阔视野。
影片杀青后，很快凭借话题敏感和锐利、直接的风格，在当时两岸电影人中手手相传。香港导演舒琪先生看了电影，向海外电影节推荐。最后王家卫途经北京看了影片，将拷贝塞进旅行箱带了出去。
因为由个体自行筹资拍摄，脱离官方体系，《妈妈》被称为中国第一部独立电影。再后来，《妈妈》参加了南特、柏林、爱丁堡等电影节，获得多项评委会大奖。影片的几大本拷贝，被带到世界各地放映。
“最后全放烂了”。张元说，这是他环球旅行最远的一部片子。
但《妈妈》却是一个没有通过审查，没有“厂标”的电影。在国外获奖后，电影局非常愤怒。很快，被称为中国电影第六代的开山之作的《妈妈》，被官方所禁。
在中国电影还是由电影厂统购统销的计划经济时代，只有16个电影制片厂有生产故事片的许可证，电影厂也常通过售卖许可证维持生存。这个许可证便是“厂标”。任何没有厂标的单位、公司或个人，如果要拍摄故事电影，必须事先申请。每个电影厂的“厂标”数额则由电影局控制。
独立影人能不通过体制，自己想拍电影就拍了起来，这也是后来众多第六代导演如娄烨王小帅等人，参加海外电影节，屡屡遭禁的原因。
十几万元的“厂标”和能否先拉到钱把电影拍出来，对于八九十年代的毕业生，创作来得更加富有动力。如果作品带到国外参赛，能够卖掉版权拿到一笔钱，更是一份荣耀。
于是当时不少人抱着先到国外参赛，获得荣誉电影局就会支持的心态，以期卖版权拿一笔钱再买厂标。
张元说，过了20 年来看，我发现当时不那么走不行。今天任何公司、个人都可以拍电影了。回过头来看，还是有人要走第一步。
在青年要实现满腔报复、热爱国家的年代，一个未经世事只想上街拍片的青年，受到的只是来自于继续拿起机子开拍的荷尔蒙刺激。影片被禁，不代表以后不可以拍片子。
后来，张元还是通过朋友关系为《妈妈》买得厂标。
禁片导演
1992年，张元用《妈妈》在法国南特电影节获得的10万美元奖金，拍了《北京杂种》。又是一部未和广电总局报备的电影，因在各大电影节“招摇过市”，电影局随即下达关于张元送片参加国际电影节的通报。通报称：“各电影制片单位和洗印单位一律不得以任何方式支持或协助张元拍摄未经批准的影片。”
提到往事，张元在烟雾缭绕中追忆，“我们国家的电影模式，还是延用老苏联的方式，斯大林时期受希特勒思想影响，认为电影是革命，是暴力。”
《北京杂种》是张元1992年的作品，由崔健主演，展现了那个时代的矛盾，无论是摇滚乐手、怀孕女青年还是穷画家，他们都在挣扎地活着。张元称，邓小平南巡讲话以后，很多艺术家出来搞艺术，当时就是那种气氛，像厕所里冒出来的味道表现出来，很兴奋。
这也是为什么当时电影总局不允许电影厂内部以及个人私自带作品到国外参展的原因，那时的观念普遍认为反映国家贫困、社会现实的影片极其影响国际形象。
几乎毫无悬念，《北京杂种》在国际上获奖之后再次被禁，初露锋芒的张元甚至有了“禁片导演”的名号。
张元说，“我们这一代不应该是垮掉的一代，而应该在寻找中站立起来，真正完善自己。人最困难的东西是面对真实。多少年来，样板式、典型化的东西把人们引到了极端，人们不敢面对人生，面对现实，面对真实，这是中国艺术的悲剧。’”
作为一个刚毕业的大学青年，对影片的艺术追求与价值热情满溢，除了影片内容之外的一切因素，也应该和作品一样充满乐观与期翼：只要拍片实力受到承认，国家自然会欣然接纳，终有一天可以进入到正常的电影制作轨道。
入轨！
第一次被电影局下条文明确禁止后，张元还是一个阳光、富有积极热情的青年。当《北京杂种》被禁之后，张元考虑得最多的问题，是通过什么方法能有机会去拍电影。
要拍一个公开发表的小说。张元说，在当时，改编作家的著名小说是每个导演都乐此不疲的事，将名著拍成电影，更是个人能力的证明与对事业追求的一条捷径。
当时作家刘震云的小说《一地鸡毛》刚刚发表不久，小说以写实的手法反映了那个年代青年的理想与现实冲撞的普遍境遇。小说一问世，改编权就被包括张艺谋在内的数位导演青睐。最终《一地鸡毛》几易其手，落到张元手中。
两次被禁，张元实知自己是一介小人物，和国家电影局作对没有好处。他期望通过《一地鸡毛》电视剧的拍摄，获得社会影响与电影局领导的宽容。这是一部符合国家正规手续，有单位投资，有著名演员参与演出，有扎实的剧本、有著名作家共同组结的影片。
如果这部电视剧热播，他张元名正言顺拍片还有什么问题？
张元同时受到身边朋友的质问，是否不再坚持独立电影制作？
他不。坚不坚持拍独立电影不重要，能够获得电影局的认可，然后获得合法，在安全的体制内继续拍电影的机会才是他最需要的。 于是《一地鸡毛》在以张元为主心骨的一组摄制组下紧密开机。
不料，开机拍到第七天，给该剧洗印的工厂接到电影局专门的电话通知，不能洗印和《一地鸡毛》有关的素材，并拿出了电影局下达的有关命令，一再重申，不允许任何影视部门、器材单位，协助张元的拍摄活动。
最终，《一地鸡毛》由当时拍《北京人在纽约》而大热的冯小刚与编剧王朔接手。
讽刺的是，几经磨难的《一地鸡毛》最终还是没能在国家的中央电视台播出。上面命令，在中央电视台与北京电视台，不许播放。理由是作品情绪不健康。
刘震云曾开玩笑说，王朔遇到什么麻烦了？又没有文化部门下一纸通知，让所有商店不卖给王朔笔和纸。
拥抱体制没能实现，反罪加一等，这个正值30岁的血气导演感到强烈的来自无形力量的拔弄与怆然。
知情人回忆，被迫下马的张元和编剧刘震云一起去导演顾长卫家里做客，被门管人员问及“你有证件吗？”。
这个没有单位、没有证件、没有稳定收入，作品在国际上获得众多奖项的导演，在一切依凭体制才能获得准入的铁门外，感受到了深深的无奈。
1.张元拍摄《北京杂种》，与崔健等人在街头取景
2.1997年《北京杂种》获得阿根廷国际电影节最佳导演等多个奖项
3.《我爱你》片场，张元手舞足蹈逗乐子
张元和他的朋友们
和张元聊天，会感到从他骨子里透着的一股硬气，他是属于80-90年代的人。
80年代，中国改革开放，长久的禁锢突然一下被解开枷锁，人们感到前所未有的自由与解放，五花八门的新事物与经济发展，突然一下绽放在中国社会的每一个角落。
继大师安东尼奥尼来到中国，纪录片《中国》见证一个时代的变迁之后，欧洲的纪录片工作者纷纷来到东方，还是大三学生的张元，曾和大师们一样并肩，走在北京的广场和小巷中。
见证过80年代的爆发，亲历过思想的自由，社会的真实与奔涌，在张元和他的同时代的朋友们身体上溅洒着最深的烙印。
张元的朋友
90年代的王朔，是写出了《编辑部的故事》，《北京人在纽约》等一系列口口相传的剧作家。因为接拍《一地鸡毛》，张元与冯小刚等一拨搞电视剧的导演相识。
因为影片开拍途中同样被禁，有着相同的源于话语不自由的体知。1993年的一个夜晚，冯小刚和王朔敲开张元的家门，两位在当时获得无数声名的影视创作者，流露了深深的叹息。
在张元忍痛放弃拍摄《一地鸡毛》后，由冯小刚与王朔合作完成。出人意料的是，该剧并没有如最初张元所愿热映播出，也没有像王朔冯小刚以往大热的电视剧一样，在中央电视台与北京台播出。
而同样的创作环境，让不同骨性的男人走上了不同的人生轨道。因为摄制影片遇到审查困难，王朔拿着影片《爸爸》参加了国外电影节，随后又被电影总局大规模批判，接着他的小说也受到批判。
最终，王朔远走美国，而冯小刚依然拍起了相对保险电视剧。而张元依然故我，拍着他几近钻入社会肌理的现实题材电影，讲述同性恋话题的影片《东宫西宫》。
张元话间点着烟，感慨到，“小波一晃都走十多年了”。
在他偌大的工作室里，听者陷入恍忽，一时难以与他口中的这位友人，与响彻中国文坛的伟大作家划上等号。
“拍《东宫西宫》时，一个加拿大女学者介绍我见一下王小波夫妇。第一次在紫竹院公园旁的四川餐厅，他们俩人不太修边幅，王小波拖着双拖鞋，推着自行车，头发乱七八糟的，李银河提着个塑料袋。当时聊天聊得很好，王小波比较纳于言表，还是李银河给我的建议，说，你还不如让王小波给你一起写呢。”
那时张元没看过王小波的小说，不料马上《东宫西宫》的第一稿出来，张元还没怎么提建议，又出了第二稿。
“为这剧本他写了八稿，电影都开拍了，他说，‘元儿，我给你写个小说，帮助你理解’”。
张元在他北京的寓所，把腿跷到椅背上，很认真地像纠正着什么，“他的小说，那种语言的魅力，幽默感和趣味感，写性却一点不脏。”
“真的是上帝对我太好了，让这么伟大的一个人跟我一起写剧本。”
因为写剧本，几人常常聚在一起。
王小波是孝子，亲人都在国外，只他留下来照顾年高的母亲，据他一位朋友书中回忆，王小波的天性不愿被人支配，连写作用的计算机程序都是自己编的。也常常感叹社会荒唐事太多，要写点纪实性的东西。
而后，影片《东宫西宫》并没有比张元之前的影片那样命运来得顺遂，该片在海外获得多国邀请与盛名的同时，于97年4月的一天，在张元从美国回中国的海关，其护照被没收。
而就在张元被困在广州的几天时间里，编剧王小波，突发心脏病在北京的家中死去。
趟出一条生路
人人身上都是一个时代。
张元经历了80年代最汹涌的社会思潮，作为电影工作者，没有进入国家单位，和所有第六代导演一样，游走在体制的边缘，白手起家。
而为了影片的传播，这类影片参加了海外电影节的放映和比赛活动。这一行为反过来又加重了他们背负的罪名。时至如今，被人们熟知的中国独立电影导演都或多或少，或者如今依然有被禁的经历。
第五代导演也是在半就半尝试中，尝到市场的甜头，而在制作形式上，张元表示，“电影传统其实在第五代身上，有一些割裂，到了张艺谋和陈凯歌，后来《黄土地》，《红高梁》，像他们早期的作品，只是从电影形式上的表现。这种东西我觉得某种程度上不是按照电影史的脉络来出现的，而是在视觉形象上完成的突破。在某种程度上，还是形式感的角度更多一些。”
而生于60-70年代的第六代们，从90年代开始创作，在大学接受法国、意大利、欧美等国电影思潮的多元化教育，他们没有受到文革时期政治动荡的冲击，但中国改革开放给社会带来的巨大变革牵动着他们敏感的神经，他们更加关照社会现实、生存矛盾，关注小人物，都市边缘人群，而这一切都意味着，他们敢于触碰体制，而从不肯轻易妥协。 2000年后，在中国电影逐步走向市场化时，第五代导演善于在电影语言的自由转换中，大大受益，逐渐成为商业市场的话语权者。
而第六代的艰难，已从早期的国家电影审查加码到国家单一只注重市场的封闭渠道里。
张元谈起电影局放开市场有些激动，“到了2000年后，整个电影局，做出一个决定，电影制作公司，民营企业可以申请单片指标。这意味着中国电影不再只有电影制片厂才能拍摄电影。”
“这是我们帮他们淌出的路子啊。告诉他们自己找钱找人找机器就可以拍电影了。”张元说。长久地计划生产，使得电影制片厂难以为继，而且用老旧的制作方式已经不能完成一个电影的运作。
如今国内壮大如华谊、保利博纳等影视公司，起家皆因这一次市场的开放。
但这并不代表第六代导演的日子更加好过。
在提到张元是否常流露出对于环境的不满时，张元多年的老朋友，艺术家刘小东说，“烦闷肯定是有的。但是现在的确是他们最难的时候。”
“早期他的很多电影，朋友之间帮忙就拍了。现在整个电影市场更商业，资金需求大，谁投呢？渠道没有出口，没有艺术院线，根本没人投。早期当然也没有艺术院线，但是那时参加电影节卖版权，基本成本就回来了。可是现在拍电影各种成本提高了，你只靠卖版权还不够成本回收。那么两重压力就会叠加，一个是审查严格，另一个是商业氛围”。
4.影片《绿茶》，张元邀请杜可风出任摄影，赵薇饰演女主角
5.《看上去很美》的演员“方枪枪”是照着王朔的模样找的
6.第一次拍小孩子的戏，张元抓狂中耐着心给“方枪枪”示范说戏
被“解放”的张元
人人身上都有进步。
在“地下电影”状态里工作了10年，张元对自己的“对抗”感到不耐烦，因为这是一种非自愿的“对抗”，本身并不是他情愿选择的。最后，他以一种结束“战争”的姿态与当时的电影局领导谈判，终于得到了一张解禁令。
1998年2月，张元解禁。
解禁后的张元，气势搀澜。1999年，其《过年回家》在威尼斯电影节获得最佳导演奖。
2000年后的中国电影市场，张元似乎能找到呼吸的土壤，大干一场。2002年，他邀来徐静蕾、佟大为做主演，邀请王朔担纲电影《我爱你》的编剧。该片在当时的票房愈一千万。算得上相当好的成绩。
2003年，再接再厉。邀请“巨星”姜文和赵薇出演男女一号，杜可风做摄影，而该片上映后因为遭遇非典，虽然口碑上乘，票房却并不理想。
2006年，同样改编王朔小说《看上去很美》，以一千六百万投资准备再拼一回，结果又和同档期的美国大片《纳尼亚传奇》同场竞技，最后票房未能取得预期。
在新世纪的几年，张元“回归体制内”拍电影成为媒体热门性的话题。
而他的朋友高群书这样评价他，“每个人的经历、性格各有不同，有些东西是改变不了的。”
的确，从解禁后张元的作品，即便其影片带有一些商业元素，但内核依然有着真实、关照现实的影子。
无论是《我爱你》中的夫妻爱情，最终都不是以起承转合的浓烈爱情模式结尾，而是真实地刻画了一对小年青各自都存在的小缺点。
从某种角度来看，此片文艺范儿依然很重。后来的《绿茶》也秉承这一风格。到《看上去很美》，又是一个探讨个人与集体，孤独与自由问题的儿童题材影片。
而当每一次问张元，如果自己的电影能够卖到10来亿，难道不是很好的事情吗？他只平淡地说，“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理想，做好电影的人有好电影的理想。有的人实现了好票房他还想再拍一部好电影。”
他谈话没有太多对于电影这个职业美化的情感。
“导演有时也是一个新职业。在人类历史上才一百多年。那么你说导演他是和什么样的过去传统职业相比呢？他可能介于戏子？艺术家？杂耍艺人？也许和面包师也没区别，有的开连锁，有的自己开个小面包房。每个人实现自己的方向不一样。”
2013年5月20号的午后，张元从他上层的家下到工作室，睡眼惺忪，是一双没带任何愁绪，没有铅华负累的脸，问他生活中除了电影，还有什么？他就像一个老匠人，老老实实地道尽心中所想：电影现在是我生活的一部分，可以说也是我生活最重要的一部分。当然做这么多年电影，我也不会做别的。
被上帝亲吻的人
与禁片导演给人的犀利不同，张元是一个很温和的人。
“从没见过他着急，但他是极其有主见的”。一位熟悉他的朋友评价。
他建议青年电影人不要反感和投资商交流，要不厌其烦更多地联络沟通。老朋友刘小东说，他跟任何人打交道，都能马上进入对方的状况，几乎一分钟能做到。这是他的魅力。
“他是个天才电影人，有跳跃性的思维，天分极好。属于被上帝一不小心亲吻的人。”和张元同时代成长的这位著名艺术家评价张元毫无保留。
“票房很好会给你们记者钱吗？”，张元希望媒体能多关注影片的艺术价值。担任新片《有种》编剧的孔二狗很了解他的这位老师：他非常不烦你给谈谈商业吧，他讨厌只谈商业。他是希望除了票房还能谈点电影细节、艺术、追求，电影的本质。
采访期间，张元会问同行的摄像人员是哪里人，他聊自己祖籍南京，小时候还在东海呆过。与青年人聊天，没有距离。
“平常时是个爱聊天，看起来还有点散漫的人，游游逛逛，喝酒聊聊天，但很会生活。”孔二狗说。
刘小东形容他极其逗乐，“张元儿，工作起来也专注，逮住机会就能睡觉。不过专注起来也不烦人，很滑稽幽默的样子。”
而谈到他的电影，朋友们都很严肃。
“张元是个有正确审美、有非常准确判断的温良的艺术家”。孔二狗一直不忘强调准确这个词。“他是中国价值观最准确的人，没有之一。”
的确，张元曾经在90年代所做的选题，如今依然是社会热议，甚至存有争议性的话题。
在刘小东的眼中，独立探索的意识，长期的坚守，撑起了张元。
“现在的工业力量，商业力量非常强大，在花哨的商业环境里，坚持独立电影的人就变得非常艰难”。而张元的作品从来看不出对钱的算计，性情所致，从容地做感兴趣的题材。作品没有进攻性、取代欲。
与朋友多为他抱不平不同，与他本人谈被禁，他倒没有太多颓丧的情绪，“实际上是不是独立导演、地下导演，或者被禁导演、第六代，都只是贯在自己名头上的一个名字，不是特别重要”。
“我这一生只是在不停追求电影语言方式的表达，叙事方式的拓展。不是因为只有这个出路，而是觉得表达的空间还可以再开拓”。
谈到理想抑扬顿错，谈到审查，面对记者他又有着个性的秉直与不迁就。“不要拿伊朗的一次别离来质问中国电影的审查制度”。他怒目睁圆，毫无掩饰地表示反对。
私底下，他是一个需要朋友的人。各行各业都有，画家、雕塑家、作家、音乐朋友居多。老友高群书调侃，聚会聊天侃大山喝酒，他喜欢和搞艺术的人在一起，虽然和电影八杆子打不着，但是他喜欢这种状态。
此景让人想起20年前，那个颓丧的午夜，大家都在谈论着换下导演张元。在场有一个声音说，张元绝对是一个大师。
张元说，我去过几十个电影节，当过七八个电影节评委，见了太多大师，十几二十几天和大师待在一起。“做大师是一件挺痛苦的事”。
如今，人们常能在东城各色的酒吧餐厅见到他那酒精作用下一张醉意迷离的脸，夜色中他酒意正浓。也许他更乐意借助这双醉眼，去看透那灯红酒绿中的人们。
张元怀念大学生活。他说他喜欢中国30年代的电影，喜欢法国意大利电影，最喜欢法斯宾德。
说到法斯宾德，张元的眼神一下亮了，他说：“法斯宾德死的时候是赤身裸体地死在浴缸里的。”
7.2013年，张元新片《有种》的电影海报
在2013年的中国，一个单独的个人，拿着手机、DV就可以拍上自己制作的电影，没有审查。只要你有技巧、能力，便可以获得海量网民的点击观看。
这在1993年，那个自行购买胶片，组织友人在后海取景拍片的张元，绝对想不到。
等来这一天，足足20年。20年，每个艺术工作者的创作黄金期。
或许他的名字里有一个元字，总与开启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中国第一部独立电影，第一部摇滚乐电影，第一部同性恋影片，等等。
不要太多的钱，拿起摄像机，他就变成另一个人。
寻找“种气”
张元的家，位于北京三里屯的一处绿树繁茂的普通六层宅院，推开铁门，按电梯到达，一层是他的工作室，一层是他的家。他工作室的门虚掩着，闲杂人等可以随意进出。
工作室空敞得有几分艺术展厅的格调，偌大的空间少许的物件摆设，木制的书架柜子摆在墙边，显得有些冷清。
5月初的北京，天气还不算炎热，张元一双古色的皮拖鞋，一身短袖黑衣，出现在会客厅的门口，花白卷曲的怒发合着他近一米九的身高，几近顶着门框。
眼前的这位中国第六代导演代表人物身材浑圆，话语中带着一丝来自咽喉的囫囵，谈话稍久便需呷几口咖啡醒神，高兴时手会搭在肚皮上，面含微笑，而每一次站立又显现着几近沉重的肉身。
这是2013年的夏天，50岁的张元。
采访张元，不如说是与他聊天。根据时间、采访者、谈天兴致、话语机锋的不同语境，发挥他独有的言语姿态。并一次次表达着他的世界观、价值观：微电影其实就是短片；电影没那么神圣，艺术家是为资产阶级服务的；韩国解除审查，电影发展惊人；社会没有边缘人；艺术与商业只是一种分类。
于是采访更像是电影知识的传授。他百无聊奈地说，与人聊天采访，谈不深。
而眼前的这位中国导演，首部个人作品便游历世界，至今影片获奖无数、多次担任海外电影节评委，美国哈佛、香港政府、英法阿根廷等国家为他举办个人电影展。见识丰略。
张元的作品中，为人熟知的是1992年他与崔健、窦唯和何勇等人拍摄的《北京杂种》。这部中国首部摇滚电影，反映北京城市青年锐气逼人，既真实又极端的画面。
二十年后，那一代人年华老去，新一代年轻人在做什么？在这个巨大的城市机器中，那些80年代出生的人他们如何生活？张元又找来200多名在北京漂泊，无固定工作、无稳定生活来源的年轻人，让他们坐在摄影机前，讲述在北京艰难的谋生过程，表述他们的生活，畅想他们的未来。
于是有了新片《有种》。曾经10年被禁的阴霾，并没有产生根本性的颠覆作用。他依然说了句当下经济高度膨胀的社会不会买账的一句话：希望通过年轻人身上的变化，感受社会的变迁。
《有种》前后剪了一年多，张元认为他找到了起初想找的东西。至于是什么东西，他说，是一群青年不畏生活的“种气”。20年前张元曾在《北京杂种》中捕捉到了这种气氛。
“今天的年轻人更加丰富，这种丰富性使得他们的情感选择和生存状态的选择都是非常勇敢”。
在张元看来，80后是一批非常值得尊重的人。
也有媒体评价，《有种》已经明显减少了锐气。他说，“新片更注重故事性。”不仅如此，他还将赴欧洲拍摄一部微电影。
与人们通常理解的导演生活不同，张元如今的生活很简单，白天看书睡觉剪片，晚上赴朋友的约会。只有在夜晚的北京，身形硕大的张元才能释放掉自己的岁月，像个孩子一样投进一个又一个的聚众酒水当中，如同好友高群书所说，喝酒谈艺术那是扯淡。
1989年：
《妈妈》
法国南特三大洲电影节“评审委员会大奖”
1992年：
《北京杂种》
新加坡国际电影节“评委会大奖”
瑞士洛迦诺电影节“评审委员会奖”
1994年：
被美国《时代周刊》推选为“21世纪世界百名青年领袖”之一
1996年：
《东宫西宫》
阿根廷国际电影节最佳导演奖
《儿子》
鹿特丹电影节最佳影片“金虎大奖”、“最佳评论奖
1998年：
《过年回家》
第46届威尼斯电影节“最佳导演奖”
2000年：
担任瑞士洛迦诺国际电影节、莫斯科国际电影节评委
2001年：
担任阿根廷电影节评委
2006年：
《看上去很美》
柏林国际电影节“杰出电影艺术创新奖”
北京大学生电影节“最佳导演奖”
担任中国台北电影节评委
2010年：
第47届中国台湾金马奖评委
2000年后，张元陆续推出《我爱你》、《绿茶》、《看上去很美》、《达达》等优秀作品
另《广场》、《金星小姐》、《疯狂英语》、《钉子户》等具有强烈纪实风格的纪录片获得多项国际纪录片电影节奖项。
2013年，张元将推出新片《有种》
你有证件吗？
谈起张元，耳熟能详。提到张元的作品，人们通常表示看得极少。仅有的观众，也是从盗版碟中有些许获取。就像提起贾樟柯、娄烨、王小帅一样，除了是第六代，张元也是地下电影、独立电影的代名词。
张元说，北影78届毕业生比他们早5年，“张艺谋陈凯歌，包括李少红这一批，他们进电影厂，也必须从副导演做起。他们都是在工厂混了很长时间的。毕业分配能进电影厂非常难。”
同时电影厂题材选择必须由官方选定，创作上又不够自由。“那个时候我们要是不自己拍，那怎么行。” “王家卫用旅行箱把拷贝带了出去”
时光回拔24年。在北京西单横二条的一间民房，即张元当时的家里，张元的毕业作品《妈妈》，在此取景拍摄。
一个身材清瘦，拥有一脸不羁气质的男生，卷起的T恤半袖露着臂膀，显得格外阳刚盛气。这个25、6岁的北影大学生名叫张元。
为了拍摄一个被丈夫抛弃、独自抚养弱智儿子的年轻母亲的故事，张元找来他的同学做摄影师与美术，妈妈由编剧秦燕来演，再找来十二、三岁的黄海波演剧中弱智儿子。最后找一家小企业和朋友帮忙凑的不到二万块钱，懵懂地开了机。
影片《妈妈》，是当时北京电影学院的第一部毕业学生作品。张元回忆，这部作品拍的时间很短，非常轻松。一群二十几岁精力无限的青年，没有丝毫辛苦地拍了出来。
而在此以前，张元就读大学三年级时，已经帮助法国、瑞士、德国等电视台拍摄纪录片，见识了最国际、先行的开阔视野。
影片杀青后，很快凭借话题敏感和锐利、直接的风格，在当时两岸电影人中手手相传。香港导演舒琪先生看了电影，向海外电影节推荐。最后王家卫途经北京看了影片，将拷贝塞进旅行箱带了出去。
因为由个体自行筹资拍摄，脱离官方体系，《妈妈》被称为中国第一部独立电影。再后来，《妈妈》参加了南特、柏林、爱丁堡等电影节，获得多项评委会大奖。影片的几大本拷贝，被带到世界各地放映。
“最后全放烂了”。张元说，这是他环球旅行最远的一部片子。
但《妈妈》却是一个没有通过审查，没有“厂标”的电影。在国外获奖后，电影局非常愤怒。很快，被称为中国电影第六代的开山之作的《妈妈》，被官方所禁。
在中国电影还是由电影厂统购统销的计划经济时代，只有16个电影制片厂有生产故事片的许可证，电影厂也常通过售卖许可证维持生存。这个许可证便是“厂标”。任何没有厂标的单位、公司或个人，如果要拍摄故事电影，必须事先申请。每个电影厂的“厂标”数额则由电影局控制。
独立影人能不通过体制，自己想拍电影就拍了起来，这也是后来众多第六代导演如娄烨王小帅等人，参加海外电影节，屡屡遭禁的原因。
十几万元的“厂标”和能否先拉到钱把电影拍出来，对于八九十年代的毕业生，创作来得更加富有动力。如果作品带到国外参赛，能够卖掉版权拿到一笔钱，更是一份荣耀。
于是当时不少人抱着先到国外参赛，获得荣誉电影局就会支持的心态，以期卖版权拿一笔钱再买厂标。
张元说，过了20 年来看，我发现当时不那么走不行。今天任何公司、个人都可以拍电影了。回过头来看，还是有人要走第一步。
在青年要实现满腔报复、热爱国家的年代，一个未经世事只想上街拍片的青年，受到的只是来自于继续拿起机子开拍的荷尔蒙刺激。影片被禁，不代表以后不可以拍片子。
后来，张元还是通过朋友关系为《妈妈》买得厂标。
禁片导演
1992年，张元用《妈妈》在法国南特电影节获得的10万美元奖金，拍了《北京杂种》。又是一部未和广电总局报备的电影，因在各大电影节“招摇过市”，电影局随即下达关于张元送片参加国际电影节的通报。通报称：“各电影制片单位和洗印单位一律不得以任何方式支持或协助张元拍摄未经批准的影片。”
提到往事，张元在烟雾缭绕中追忆，“我们国家的电影模式，还是延用老苏联的方式，斯大林时期受希特勒思想影响，认为电影是革命，是暴力。”
《北京杂种》是张元1992年的作品，由崔健主演，展现了那个时代的矛盾，无论是摇滚乐手、怀孕女青年还是穷画家，他们都在挣扎地活着。张元称，邓小平南巡讲话以后，很多艺术家出来搞艺术，当时就是那种气氛，像厕所里冒出来的味道表现出来，很兴奋。
这也是为什么当时电影总局不允许电影厂内部以及个人私自带作品到国外参展的原因，那时的观念普遍认为反映国家贫困、社会现实的影片极其影响国际形象。
几乎毫无悬念，《北京杂种》在国际上获奖之后再次被禁，初露锋芒的张元甚至有了“禁片导演”的名号。
张元说，“我们这一代不应该是垮掉的一代，而应该在寻找中站立起来，真正完善自己。人最困难的东西是面对真实。多少年来，样板式、典型化的东西把人们引到了极端，人们不敢面对人生，面对现实，面对真实，这是中国艺术的悲剧。’”
作为一个刚毕业的大学青年，对影片的艺术追求与价值热情满溢，除了影片内容之外的一切因素，也应该和作品一样充满乐观与期翼：只要拍片实力受到承认，国家自然会欣然接纳，终有一天可以进入到正常的电影制作轨道。
入轨！
第一次被电影局下条文明确禁止后，张元还是一个阳光、富有积极热情的青年。当《北京杂种》被禁之后，张元考虑得最多的问题，是通过什么方法能有机会去拍电影。
要拍一个公开发表的小说。张元说，在当时，改编作家的著名小说是每个导演都乐此不疲的事，将名著拍成电影，更是个人能力的证明与对事业追求的一条捷径。
当时作家刘震云的小说《一地鸡毛》刚刚发表不久，小说以写实的手法反映了那个年代青年的理想与现实冲撞的普遍境遇。小说一问世，改编权就被包括张艺谋在内的数位导演青睐。最终《一地鸡毛》几易其手，落到张元手中。
两次被禁，张元实知自己是一介小人物，和国家电影局作对没有好处。他期望通过《一地鸡毛》电视剧的拍摄，获得社会影响与电影局领导的宽容。这是一部符合国家正规手续，有单位投资，有著名演员参与演出，有扎实的剧本、有著名作家共同组结的影片。
如果这部电视剧热播，他张元名正言顺拍片还有什么问题？
张元同时受到身边朋友的质问，是否不再坚持独立电影制作？
他不。坚不坚持拍独立电影不重要，能够获得电影局的认可，然后获得合法，在安全的体制内继续拍电影的机会才是他最需要的。 于是《一地鸡毛》在以张元为主心骨的一组摄制组下紧密开机。
不料，开机拍到第七天，给该剧洗印的工厂接到电影局专门的电话通知，不能洗印和《一地鸡毛》有关的素材，并拿出了电影局下达的有关命令，一再重申，不允许任何影视部门、器材单位，协助张元的拍摄活动。
最终，《一地鸡毛》由当时拍《北京人在纽约》而大热的冯小刚与编剧王朔接手。
讽刺的是，几经磨难的《一地鸡毛》最终还是没能在国家的中央电视台播出。上面命令，在中央电视台与北京电视台，不许播放。理由是作品情绪不健康。
刘震云曾开玩笑说，王朔遇到什么麻烦了？又没有文化部门下一纸通知，让所有商店不卖给王朔笔和纸。
拥抱体制没能实现，反罪加一等，这个正值30岁的血气导演感到强烈的来自无形力量的拔弄与怆然。
知情人回忆，被迫下马的张元和编剧刘震云一起去导演顾长卫家里做客，被门管人员问及“你有证件吗？”。
这个没有单位、没有证件、没有稳定收入，作品在国际上获得众多奖项的导演，在一切依凭体制才能获得准入的铁门外，感受到了深深的无奈。
1.张元拍摄《北京杂种》，与崔健等人在街头取景
2.1997年《北京杂种》获得阿根廷国际电影节最佳导演等多个奖项
3.《我爱你》片场，张元手舞足蹈逗乐子
张元和他的朋友们
和张元聊天，会感到从他骨子里透着的一股硬气，他是属于80-90年代的人。
80年代，中国改革开放，长久的禁锢突然一下被解开枷锁，人们感到前所未有的自由与解放，五花八门的新事物与经济发展，突然一下绽放在中国社会的每一个角落。
继大师安东尼奥尼来到中国，纪录片《中国》见证一个时代的变迁之后，欧洲的纪录片工作者纷纷来到东方，还是大三学生的张元，曾和大师们一样并肩，走在北京的广场和小巷中。
见证过80年代的爆发，亲历过思想的自由，社会的真实与奔涌，在张元和他的同时代的朋友们身体上溅洒着最深的烙印。
张元的朋友
90年代的王朔，是写出了《编辑部的故事》，《北京人在纽约》等一系列口口相传的剧作家。因为接拍《一地鸡毛》，张元与冯小刚等一拨搞电视剧的导演相识。
因为影片开拍途中同样被禁，有着相同的源于话语不自由的体知。1993年的一个夜晚，冯小刚和王朔敲开张元的家门，两位在当时获得无数声名的影视创作者，流露了深深的叹息。
在张元忍痛放弃拍摄《一地鸡毛》后，由冯小刚与王朔合作完成。出人意料的是，该剧并没有如最初张元所愿热映播出，也没有像王朔冯小刚以往大热的电视剧一样，在中央电视台与北京台播出。
而同样的创作环境，让不同骨性的男人走上了不同的人生轨道。因为摄制影片遇到审查困难，王朔拿着影片《爸爸》参加了国外电影节，随后又被电影总局大规模批判，接着他的小说也受到批判。
最终，王朔远走美国，而冯小刚依然拍起了相对保险电视剧。而张元依然故我，拍着他几近钻入社会肌理的现实题材电影，讲述同性恋话题的影片《东宫西宫》。
张元话间点着烟，感慨到，“小波一晃都走十多年了”。
在他偌大的工作室里，听者陷入恍忽，一时难以与他口中的这位友人，与响彻中国文坛的伟大作家划上等号。
“拍《东宫西宫》时，一个加拿大女学者介绍我见一下王小波夫妇。第一次在紫竹院公园旁的四川餐厅，他们俩人不太修边幅，王小波拖着双拖鞋，推着自行车，头发乱七八糟的，李银河提着个塑料袋。当时聊天聊得很好，王小波比较纳于言表，还是李银河给我的建议，说，你还不如让王小波给你一起写呢。”
那时张元没看过王小波的小说，不料马上《东宫西宫》的第一稿出来，张元还没怎么提建议，又出了第二稿。
“为这剧本他写了八稿，电影都开拍了，他说，‘元儿，我给你写个小说，帮助你理解’”。
张元在他北京的寓所，把腿跷到椅背上，很认真地像纠正着什么，“他的小说，那种语言的魅力，幽默感和趣味感，写性却一点不脏。”
“真的是上帝对我太好了，让这么伟大的一个人跟我一起写剧本。”
因为写剧本，几人常常聚在一起。
王小波是孝子，亲人都在国外，只他留下来照顾年高的母亲，据他一位朋友书中回忆，王小波的天性不愿被人支配，连写作用的计算机程序都是自己编的。也常常感叹社会荒唐事太多，要写点纪实性的东西。
而后，影片《东宫西宫》并没有比张元之前的影片那样命运来得顺遂，该片在海外获得多国邀请与盛名的同时，于97年4月的一天，在张元从美国回中国的海关，其护照被没收。
而就在张元被困在广州的几天时间里，编剧王小波，突发心脏病在北京的家中死去。
趟出一条生路
人人身上都是一个时代。
张元经历了80年代最汹涌的社会思潮，作为电影工作者，没有进入国家单位，和所有第六代导演一样，游走在体制的边缘，白手起家。
而为了影片的传播，这类影片参加了海外电影节的放映和比赛活动。这一行为反过来又加重了他们背负的罪名。时至如今，被人们熟知的中国独立电影导演都或多或少，或者如今依然有被禁的经历。
第五代导演也是在半就半尝试中，尝到市场的甜头，而在制作形式上，张元表示，“电影传统其实在第五代身上，有一些割裂，到了张艺谋和陈凯歌，后来《黄土地》，《红高梁》，像他们早期的作品，只是从电影形式上的表现。这种东西我觉得某种程度上不是按照电影史的脉络来出现的，而是在视觉形象上完成的突破。在某种程度上，还是形式感的角度更多一些。”
而生于60-70年代的第六代们，从90年代开始创作，在大学接受法国、意大利、欧美等国电影思潮的多元化教育，他们没有受到文革时期政治动荡的冲击，但中国改革开放给社会带来的巨大变革牵动着他们敏感的神经，他们更加关照社会现实、生存矛盾，关注小人物，都市边缘人群，而这一切都意味着，他们敢于触碰体制，而从不肯轻易妥协。 2000年后，在中国电影逐步走向市场化时，第五代导演善于在电影语言的自由转换中，大大受益，逐渐成为商业市场的话语权者。
而第六代的艰难，已从早期的国家电影审查加码到国家单一只注重市场的封闭渠道里。
张元谈起电影局放开市场有些激动，“到了2000年后，整个电影局，做出一个决定，电影制作公司，民营企业可以申请单片指标。这意味着中国电影不再只有电影制片厂才能拍摄电影。”
“这是我们帮他们淌出的路子啊。告诉他们自己找钱找人找机器就可以拍电影了。”张元说。长久地计划生产，使得电影制片厂难以为继，而且用老旧的制作方式已经不能完成一个电影的运作。
如今国内壮大如华谊、保利博纳等影视公司，起家皆因这一次市场的开放。
但这并不代表第六代导演的日子更加好过。
在提到张元是否常流露出对于环境的不满时，张元多年的老朋友，艺术家刘小东说，“烦闷肯定是有的。但是现在的确是他们最难的时候。”
“早期他的很多电影，朋友之间帮忙就拍了。现在整个电影市场更商业，资金需求大，谁投呢？渠道没有出口，没有艺术院线，根本没人投。早期当然也没有艺术院线，但是那时参加电影节卖版权，基本成本就回来了。可是现在拍电影各种成本提高了，你只靠卖版权还不够成本回收。那么两重压力就会叠加，一个是审查严格，另一个是商业氛围”。
4.影片《绿茶》，张元邀请杜可风出任摄影，赵薇饰演女主角
5.《看上去很美》的演员“方枪枪”是照着王朔的模样找的
6.第一次拍小孩子的戏，张元抓狂中耐着心给“方枪枪”示范说戏
被“解放”的张元
人人身上都有进步。
在“地下电影”状态里工作了10年，张元对自己的“对抗”感到不耐烦，因为这是一种非自愿的“对抗”，本身并不是他情愿选择的。最后，他以一种结束“战争”的姿态与当时的电影局领导谈判，终于得到了一张解禁令。
1998年2月，张元解禁。
解禁后的张元，气势搀澜。1999年，其《过年回家》在威尼斯电影节获得最佳导演奖。
2000年后的中国电影市场，张元似乎能找到呼吸的土壤，大干一场。2002年，他邀来徐静蕾、佟大为做主演，邀请王朔担纲电影《我爱你》的编剧。该片在当时的票房愈一千万。算得上相当好的成绩。
2003年，再接再厉。邀请“巨星”姜文和赵薇出演男女一号，杜可风做摄影，而该片上映后因为遭遇非典，虽然口碑上乘，票房却并不理想。
2006年，同样改编王朔小说《看上去很美》，以一千六百万投资准备再拼一回，结果又和同档期的美国大片《纳尼亚传奇》同场竞技，最后票房未能取得预期。
在新世纪的几年，张元“回归体制内”拍电影成为媒体热门性的话题。
而他的朋友高群书这样评价他，“每个人的经历、性格各有不同，有些东西是改变不了的。”
的确，从解禁后张元的作品，即便其影片带有一些商业元素，但内核依然有着真实、关照现实的影子。
无论是《我爱你》中的夫妻爱情，最终都不是以起承转合的浓烈爱情模式结尾，而是真实地刻画了一对小年青各自都存在的小缺点。
从某种角度来看，此片文艺范儿依然很重。后来的《绿茶》也秉承这一风格。到《看上去很美》，又是一个探讨个人与集体，孤独与自由问题的儿童题材影片。
而当每一次问张元，如果自己的电影能够卖到10来亿，难道不是很好的事情吗？他只平淡地说，“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理想，做好电影的人有好电影的理想。有的人实现了好票房他还想再拍一部好电影。”
他谈话没有太多对于电影这个职业美化的情感。
“导演有时也是一个新职业。在人类历史上才一百多年。那么你说导演他是和什么样的过去传统职业相比呢？他可能介于戏子？艺术家？杂耍艺人？也许和面包师也没区别，有的开连锁，有的自己开个小面包房。每个人实现自己的方向不一样。”
2013年5月20号的午后，张元从他上层的家下到工作室，睡眼惺忪，是一双没带任何愁绪，没有铅华负累的脸，问他生活中除了电影，还有什么？他就像一个老匠人，老老实实地道尽心中所想：电影现在是我生活的一部分，可以说也是我生活最重要的一部分。当然做这么多年电影，我也不会做别的。
被上帝亲吻的人
与禁片导演给人的犀利不同，张元是一个很温和的人。
“从没见过他着急，但他是极其有主见的”。一位熟悉他的朋友评价。
他建议青年电影人不要反感和投资商交流，要不厌其烦更多地联络沟通。老朋友刘小东说，他跟任何人打交道，都能马上进入对方的状况，几乎一分钟能做到。这是他的魅力。
“他是个天才电影人，有跳跃性的思维，天分极好。属于被上帝一不小心亲吻的人。”和张元同时代成长的这位著名艺术家评价张元毫无保留。
“票房很好会给你们记者钱吗？”，张元希望媒体能多关注影片的艺术价值。担任新片《有种》编剧的孔二狗很了解他的这位老师：他非常不烦你给谈谈商业吧，他讨厌只谈商业。他是希望除了票房还能谈点电影细节、艺术、追求，电影的本质。
采访期间，张元会问同行的摄像人员是哪里人，他聊自己祖籍南京，小时候还在东海呆过。与青年人聊天，没有距离。
“平常时是个爱聊天，看起来还有点散漫的人，游游逛逛，喝酒聊聊天，但很会生活。”孔二狗说。
刘小东形容他极其逗乐，“张元儿，工作起来也专注，逮住机会就能睡觉。不过专注起来也不烦人，很滑稽幽默的样子。”
而谈到他的电影，朋友们都很严肃。
“张元是个有正确审美、有非常准确判断的温良的艺术家”。孔二狗一直不忘强调准确这个词。“他是中国价值观最准确的人，没有之一。”
的确，张元曾经在90年代所做的选题，如今依然是社会热议，甚至存有争议性的话题。
在刘小东的眼中，独立探索的意识，长期的坚守，撑起了张元。
“现在的工业力量，商业力量非常强大，在花哨的商业环境里，坚持独立电影的人就变得非常艰难”。而张元的作品从来看不出对钱的算计，性情所致，从容地做感兴趣的题材。作品没有进攻性、取代欲。
与朋友多为他抱不平不同，与他本人谈被禁，他倒没有太多颓丧的情绪，“实际上是不是独立导演、地下导演，或者被禁导演、第六代，都只是贯在自己名头上的一个名字，不是特别重要”。
“我这一生只是在不停追求电影语言方式的表达，叙事方式的拓展。不是因为只有这个出路，而是觉得表达的空间还可以再开拓”。
谈到理想抑扬顿错，谈到审查，面对记者他又有着个性的秉直与不迁就。“不要拿伊朗的一次别离来质问中国电影的审查制度”。他怒目睁圆，毫无掩饰地表示反对。
私底下，他是一个需要朋友的人。各行各业都有，画家、雕塑家、作家、音乐朋友居多。老友高群书调侃，聚会聊天侃大山喝酒，他喜欢和搞艺术的人在一起，虽然和电影八杆子打不着，但是他喜欢这种状态。
此景让人想起20年前，那个颓丧的午夜，大家都在谈论着换下导演张元。在场有一个声音说，张元绝对是一个大师。
张元说，我去过几十个电影节，当过七八个电影节评委，见了太多大师，十几二十几天和大师待在一起。“做大师是一件挺痛苦的事”。
如今，人们常能在东城各色的酒吧餐厅见到他那酒精作用下一张醉意迷离的脸，夜色中他酒意正浓。也许他更乐意借助这双醉眼，去看透那灯红酒绿中的人们。
张元怀念大学生活。他说他喜欢中国30年代的电影，喜欢法国意大利电影，最喜欢法斯宾德。
说到法斯宾德，张元的眼神一下亮了，他说：“法斯宾德死的时候是赤身裸体地死在浴缸里的。”
7.2013年，张元新片《有种》的电影海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