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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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常语哲学派的代表人物奥斯汀提出的"言语行为论"颠覆了真值语义论和"身教重于言教"传统观念;哈贝马斯进一步将其修补为"交往行为论",把奥斯汀仅在纯语用层面上论述言语意义的思路提升到社会学层面;福柯和布迪厄基于此发现哈贝马斯之不足:前者继续在社会学层面论述"话语权力论",后者从政治经济学角度论述"符号资本",他们的研究进一步突出了"语言至上"的社会功能,大大提升了语言(言语、话语)在当今人文社会学科中的地位.正是他们的研究,使20世纪前60年的语言哲学在近半个世纪中得以延续,且不断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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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常语哲学派的代表人物奥斯汀提出的"言语行为论"颠覆了真值语义论和"身教重于言教"传统观念;哈贝马斯进一步将其修补为"交往行为论",把奥斯汀仅在纯语用层面上论述言语意义的思路提升到社会学层面;福柯和布迪厄基于此发现哈贝马斯之不足:前者继续在社会学层面论述"话语权力论",后者从政治经济学角度论述"符号资本",他们的研究进一步突出了"语言至上"的社会功能,大大提升了语言(言语、话语)在当今人文社会学科中的地位.正是他们的研究,使20世纪前60年的语言哲学在近半个世纪中得以延续,且不断被推向前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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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物质主义价值观的操作化,以及常用测量指标是否具备跨国、跨地区可比性,已成为近年来公众意见领域研究的热点问题.本文以全部7次世界价值观调查(1981—2020)为数据源,运用验证性因子分析及多元回归分析,从多个价值维度衡量了后物质主义主要指标的跨情境可比性及其相关变量.分析发现,后物质主义几个常用测量指标并不具备跨时空可比性.指标的跨情境差异既受到经济发展水平和社会财富分配水平的影响,也存在于不同文化背景之间,这对后物质主义理论的普适性和现存经验研究的方法取向提出了挑战.后物质主义价值应被视为第二次世界大
当前西方多数国家的社会矛盾较为突出,民粹主义政党凭借对这些问题的关注和回应而崛起,并对传统主流政党发起了挑战.传统主流政党对此做出的反应主要有两种,要么为避免因民粹主义政党所关注的问题在舆论中变得过热而使之受益,选择压制有关议题;要么为排挤民粹主义政党而开始关注外来人口增多等民粹主义政党的核心议题.采取前一种策略的主流政党,被选民认为回避关键问题而导致选票向民粹主义政党流失,采取后一种策略的主流政党则在事实上有一定程度的民粹化.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变化趋势在经济状况相对稳定、社会矛盾相对缓和的北欧地区也已出
基于不同的历史传统、文化基因与当代社会制度,中西方在国家治理若干基本逻辑方面呈现出鲜明对比.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资本逻辑、市场逻辑、选票逻辑和对抗逻辑主导着西方国家治理;社会主义制度下的中国则呈现出民本逻辑、国家逻辑、选贤逻辑和协商逻辑交织而成的治理取向.在各自国家治理传统与基本逻辑的交互作用下,西方国家治理的总体性逻辑表现为"二元对立结构中的制衡与分治",而中国国家治理的总体性逻辑可以概括为"一体多元结构中的协商与共治".当前,西方国家治理普遍遭遇系统性困境,这是其固有的国家治理逻辑在新环境中演进
后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墨菲认为当前世界已经走向了以新自由主义为主导的"后"政治时代,造成了民主失实与右翼民粹主义盛行的局势.在《写给左翼民粹主义》一书中,她规划了一套左翼民粹主义方案,旨在为左翼政党争夺政治话语权.墨菲的左翼民粹主义策略虽然看起来颇具诱惑性,却并不具备很大的可能性和现实性.一方面,民粹主义自身内含着某种"暴力性"的倾向,反而有可能引发更大的混乱,导致非民主的结果;另一方面,与右翼民粹主义相比,墨菲的左翼民粹主义策略仅仅围绕着政治话语权而运作,摒弃了马克思阶级斗争理论而代之以"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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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全球大气二氧化碳浓度与平均气温的不断上升,碳中和正在成为世界各国减排行动的重要组成与发展目标.本文系统总结了工业革命以来全球碳排放的主要规律与碳达峰国家的阶段发展特征,并在对比各国碳中和发展差异的基础上剖析了现阶段中国低碳发展的主要难题,阐明了开展碳中和发展力研究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提出了一套量化评估中国碳中和发展力的特色指标体系.相比之下,中国碳减排路径面临着诸多困难挑战,反映出经济持续增长需要、经济结构全面转型、竞争能力有待提升、协调机制亟待完善与持续减排动力不足五大主要问题.结合低碳发展难题构建具
在全球经济持续下行和生态环境日趋恶化的背景下,"一带一路"作为推进国际大循环的重要战略平台,不断与沿线国家分享中国改革开放的红利,并为沿线各国的可持续发展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为研究沿线国家如何在碳中和趋势下共建绿色丝路,本文基于非参数估计方法,对2000—2019年50个主要沿线国家的碳排放影子价格和减排潜力进行测算与分析.研究发现,在样本期内沿线国家的碳排放影子价格总体呈先升后降趋势,碳排放边际减排成本出现波动,但减排潜力呈下降趋势,表明多数国家的环境治理水平得到了持续提高.然而,近些年来碳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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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全球化石能源存储大国、生产大国和出口大国,俄罗斯在全球能源市场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未来俄罗斯作为世界能源大国和排放大国的角色地位不会发生改变.全球气候治理的制度设计以及俄罗斯的地理国情使得它拥有大量碳信用额度和强大的碳隔离能力,无论作为全球碳库还是碳源,俄罗斯都会对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集体行动产生重大影响.苏联解体以来,俄罗斯在气候变化问题上的国内外政策部署,具有显著的适应而非预防、聚焦本国而非放眼全球的"实用主义气候政策"特征.俄罗斯气候政策受多方因素影响,包括能源资源禀赋、经济发展利益、国际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