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肾脏，肝脏……在开罗的社会底层，那些渴望前往欧洲的难民是地下器官买卖市场的主要受害人，当局对此无能为力。
在开罗市郊一个装饰简朴的公寓中，瓦伊波不情愿地讲述了他的故事。噩梦始于7年前，是时，来自苏丹的他在首都喀土穆担任投资部公务员。在他的办公室里，他日复一日地发现了很多腐败案件。成为污点证人之后，瓦伊波被关进了监狱，在那里，一位熟人为他提供了这样一笔交易：如果他同意带着3名苏丹妇女一起离开，他便可以得到伪造的身份证件，并乘飞机前往埃及。他只需假装那3名妇女是他的妻子。“我别无选择，”瓦伊波解释道。他接受了这一提议，几个星期后，他便抵达了开罗。自由，但是没有身份。初抵埃及时，因焦虑及恐惧的侵蚀，他时常感觉腹痛，并请求蛇头将他送往医院。“一次又一次的检查后，医生解释了一些我根本听不懂的事情，最终，他们选择给我实施手术。”几天后，他被扔到了一个破旧的公寓里，从此以后便过着近乎被放逐的生活。在开罗的贫民区，他的同胞告诉了他一个难以置信的事实：“除了我之外，附近所有人都知道在手术过程中发生了什么……他们拿走了我一个肾。”X光检查证实了这一消息。
26万难民和上百万移民者涌入埃及。
这个问题已经存在了很多年，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埃及是世界上受器官买卖影响最严重的国家之一，仅次于中国、菲律宾和印度。然而，《快报》的调查却强势地曝光了这一非法行径。埃及吸引了来自马格里布、中东、海湾及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交界处地区的移民，他们或是孤身一人，或是与家人一起，因逃避战争与苦难，或是因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来到这里。自巴尔干路线关闭后，埃及、利比亚和摩洛哥也成为那些想要流亡欧洲的人们所青睐的出发地。根据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公署统计，约有26万难民和数百万移民滞留在此。他们中的许多人来自苏丹、厄立特里亚或埃塞俄比亚，有些人，像是埃塞俄比亚人和厄立特里亚人，不说或者很少说阿拉伯语。在政府的驱逐下，他们难以得到警方的保护，成为了敲诈勒索、种族暴力、盗窃，甚至是强奸的受害者，他们中的许多人已经准备好穿越地中海，抵达欧洲的“黄金国”。为此，所有的方法都是恰当的，甚至是那些非常激进的想法。这也是为什么每年会有数以千计的人同意将自己的器官出售给那些不正当的中介医务所工作人员，那些机构为等待器官移植的患者寻找合适的捐赠者。
萨迈赫是一名37岁的苏丹人，他为逃离达尔富尔战争，于2015年6月抵达开罗。在一家苏丹同胞常去的咖啡厅里，一名陌生人上前与他攀谈。“这名男子声称他与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公署合作，” 萨迈赫回忆道，“他为我介绍了一份价值1万美元的卖肾生意……这真的是很大一笔钱，我陷入了犹豫。然后，我同意了这一交易。手术顺利进行，但手术后，我只收到了2000美元，并被允许待在一个公寓里度过一个月的恢复期。”在随后的几个星期，他坚持索要所承诺金额的剩余部分，但一个自称为律师的人成功地说服了他，他告诉萨迈赫，如果他继续要求，他将被判入狱……
其他的故事也是类似的，但却更加可怕。许多“卖方”声称他们被摘掉并盗走了一部分肾脏或肝脏组织。这是瓦伊波的噩梦，也是纳兹赫险些无法逃离的噩梦。这名32岁的厄立特里亚难民在2011年与他的妻子和4个孩子成功逃离了阿斯馬拉的独裁统治。起初，他们在苏丹的难民营避难，后来，他们依靠一名蛇头前往开罗，并将之看作前往地中海之路上的一步。精疲力竭之后，纳兹赫和他的家人放弃了他们的计划，并在开罗定居。然而，在他们抵达几个月之后，纳兹赫掉进了他过去的蛇头的陷阱，这个残暴的男人因为没能收到偷渡的款项而感到愤怒。“我被监禁在一个公寓里，在那里，我听到了一些陌生人在讨论摘取我的肾的最佳方式。”纳兹赫讲述道，“他们希望获得介绍卖肾的佣金，最终，我成功地逃脱了……”
共犯：公共医疗机构被牵扯入器官贩卖之中。
为摘取他们的心脏，一些难民甚至遭遇了谋杀。这些故事是无法证实的，尤其是在去年5月24日总统阿卜杜勒-法塔赫·塞西颁布了新的法律，强制大多数外国的非政府组织关闭他们在埃及的办公室之后。
《快报》对移民社区代表的采访显示，器官买卖的组织者主要在开罗工作。这正是器官需求量最大的地方，医院高效且慷慨，那些通常来自于海湾地区的富裕的病人们随时准备为一个健康的器官付出巨额的金钱。同时，这也是器官供给量最大的地方，移民和难民们通常需要等待数年的时间以获得他们避难或移民申请的结果，同时，社会底层贫穷的埃及人也是器官的一大来源。北西奈也一直是人口买卖的温床，但自2013年底以来，情况变得不那么严重了，因为该地区已经成为了圣战者和埃及军队的对峙之处。其他的一些地方有时候也被称为器官贩卖的高发地，尤其是在英国媒体的笔下。但它们大多数都与世隔绝，远离医院。例如移民通路上埃及西南部的三角洲（位于苏丹与利比亚山区沙漠地区，临近乍得），或是知名的沙漠公路的利比亚第一站，库夫拉绿洲。
中间人、诊所、外科医生：这一市场有利可图。据美国埃及联合的专业协会——Cofs（器官衰竭救治方案联盟，如今，他们的调查人员已经被赶出开罗）的调查显示，第一步，病人向参与器官买卖的医院或诊所支付7000欧元以寻觅一个新的肾脏。此后，在拿走一半金额后，医疗机构将剩余部分转给一个中介医务所以负责这件事，这个中介医务所会扣除约1000欧元的佣金，以根据专业的中间人网络，确定一个配型合适的器官供给人。剩下的2500欧元，则由中间人和不幸的“卖方”共同分享。通常，所获得的微薄金钱并不足以让后者过上良好的生活，此外，只有一个肾的人通常也难以承担那些对身体要求很高的工作。随着时间的推移，在这个40%的人口每日生活费不足2美元的国家，一个人体器官贩卖的市场逐渐发展成型。
原则上，根据埃及法律，器官买卖是被禁止的：只允许无偿捐赠。但只要器官买卖双方简单地宣称自己的行为是出于善意，便足以在卫生部负责器官移植的委员会建立所需相关文件。通常，当情况过于可疑时，医院或诊所会选择“遗忘”申报，“这是一个公开的秘密”。埃及肾脏移植的先驱，距首都120公里的曼苏拉大学的外科医生们，以无可指摘的职业道德而闻名，他们中的几名匿名表示：“国内大多数移植手术所用的器官都是非法销售的。”其中一位专家，穆罕默德·古奈姆曾经在埃及的电视节目上露面，以谴责这一问题的严重性。
苏丹人、埃塞俄比亚人和厄立特里亚人是难民的主体。
对他们而言，社会和宗教可以解释买卖器官这一现象。在大多数国家，器官是在经家属同意后，从脑死亡的病人身上取得的。然而在埃及，脑死亡并不被认为是真正的死亡，并且大多数家属拒绝医院从死者身上摘取器官。2007年，在一些埃及和国际组织的调查的促使下，相关人员遭到逮捕，违规医院遭到关闭。但Cofs的一名代表表示，这些机构仅仅在几个月之后便重新开放。2010年，议会通过了一项禁止人口买卖的法律，但根据我们的消息，许多医生反对器官买卖犯罪化。他们认为，如果买方和卖方达成一致，司法部门就不应该干涉。在《快报》就此事询问时，内政部和卫生部没有发表任何评论。
过去6个月里，警察展开了一系列大搜捕，根据埃及当局的说法，这些行动捣毁了器官买卖网络。被捕的医生声称自己是无辜的。与此同时，在开罗，通过中介医务所的斡旋寻找肾脏依然是常有的事，而无需担心来源不足。
[译自法国《快报》]
在开罗市郊一个装饰简朴的公寓中，瓦伊波不情愿地讲述了他的故事。噩梦始于7年前，是时，来自苏丹的他在首都喀土穆担任投资部公务员。在他的办公室里，他日复一日地发现了很多腐败案件。成为污点证人之后，瓦伊波被关进了监狱，在那里，一位熟人为他提供了这样一笔交易：如果他同意带着3名苏丹妇女一起离开，他便可以得到伪造的身份证件，并乘飞机前往埃及。他只需假装那3名妇女是他的妻子。“我别无选择，”瓦伊波解释道。他接受了这一提议，几个星期后，他便抵达了开罗。自由，但是没有身份。初抵埃及时，因焦虑及恐惧的侵蚀，他时常感觉腹痛，并请求蛇头将他送往医院。“一次又一次的检查后，医生解释了一些我根本听不懂的事情，最终，他们选择给我实施手术。”几天后，他被扔到了一个破旧的公寓里，从此以后便过着近乎被放逐的生活。在开罗的贫民区，他的同胞告诉了他一个难以置信的事实：“除了我之外，附近所有人都知道在手术过程中发生了什么……他们拿走了我一个肾。”X光检查证实了这一消息。
这个问题已经存在了很多年，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埃及是世界上受器官买卖影响最严重的国家之一，仅次于中国、菲律宾和印度。然而，《快报》的调查却强势地曝光了这一非法行径。埃及吸引了来自马格里布、中东、海湾及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交界处地区的移民，他们或是孤身一人，或是与家人一起，因逃避战争与苦难，或是因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来到这里。自巴尔干路线关闭后，埃及、利比亚和摩洛哥也成为那些想要流亡欧洲的人们所青睐的出发地。根据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公署统计，约有26万难民和数百万移民滞留在此。他们中的许多人来自苏丹、厄立特里亚或埃塞俄比亚，有些人，像是埃塞俄比亚人和厄立特里亚人，不说或者很少说阿拉伯语。在政府的驱逐下，他们难以得到警方的保护，成为了敲诈勒索、种族暴力、盗窃，甚至是强奸的受害者，他们中的许多人已经准备好穿越地中海，抵达欧洲的“黄金国”。为此，所有的方法都是恰当的，甚至是那些非常激进的想法。这也是为什么每年会有数以千计的人同意将自己的器官出售给那些不正当的中介医务所工作人员，那些机构为等待器官移植的患者寻找合适的捐赠者。
萨迈赫是一名37岁的苏丹人，他为逃离达尔富尔战争，于2015年6月抵达开罗。在一家苏丹同胞常去的咖啡厅里，一名陌生人上前与他攀谈。“这名男子声称他与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公署合作，” 萨迈赫回忆道，“他为我介绍了一份价值1万美元的卖肾生意……这真的是很大一笔钱，我陷入了犹豫。然后，我同意了这一交易。手术顺利进行，但手术后，我只收到了2000美元，并被允许待在一个公寓里度过一个月的恢复期。”在随后的几个星期，他坚持索要所承诺金额的剩余部分，但一个自称为律师的人成功地说服了他，他告诉萨迈赫，如果他继续要求，他将被判入狱……
其他的故事也是类似的，但却更加可怕。许多“卖方”声称他们被摘掉并盗走了一部分肾脏或肝脏组织。这是瓦伊波的噩梦，也是纳兹赫险些无法逃离的噩梦。这名32岁的厄立特里亚难民在2011年与他的妻子和4个孩子成功逃离了阿斯馬拉的独裁统治。起初，他们在苏丹的难民营避难，后来，他们依靠一名蛇头前往开罗，并将之看作前往地中海之路上的一步。精疲力竭之后，纳兹赫和他的家人放弃了他们的计划，并在开罗定居。然而，在他们抵达几个月之后，纳兹赫掉进了他过去的蛇头的陷阱，这个残暴的男人因为没能收到偷渡的款项而感到愤怒。“我被监禁在一个公寓里，在那里，我听到了一些陌生人在讨论摘取我的肾的最佳方式。”纳兹赫讲述道，“他们希望获得介绍卖肾的佣金，最终，我成功地逃脱了……”
为摘取他们的心脏，一些难民甚至遭遇了谋杀。这些故事是无法证实的，尤其是在去年5月24日总统阿卜杜勒-法塔赫·塞西颁布了新的法律，强制大多数外国的非政府组织关闭他们在埃及的办公室之后。
《快报》对移民社区代表的采访显示，器官买卖的组织者主要在开罗工作。这正是器官需求量最大的地方，医院高效且慷慨，那些通常来自于海湾地区的富裕的病人们随时准备为一个健康的器官付出巨额的金钱。同时，这也是器官供给量最大的地方，移民和难民们通常需要等待数年的时间以获得他们避难或移民申请的结果，同时，社会底层贫穷的埃及人也是器官的一大来源。北西奈也一直是人口买卖的温床，但自2013年底以来，情况变得不那么严重了，因为该地区已经成为了圣战者和埃及军队的对峙之处。其他的一些地方有时候也被称为器官贩卖的高发地，尤其是在英国媒体的笔下。但它们大多数都与世隔绝，远离医院。例如移民通路上埃及西南部的三角洲（位于苏丹与利比亚山区沙漠地区，临近乍得），或是知名的沙漠公路的利比亚第一站，库夫拉绿洲。
中间人、诊所、外科医生：这一市场有利可图。据美国埃及联合的专业协会——Cofs（器官衰竭救治方案联盟，如今，他们的调查人员已经被赶出开罗）的调查显示，第一步，病人向参与器官买卖的医院或诊所支付7000欧元以寻觅一个新的肾脏。此后，在拿走一半金额后，医疗机构将剩余部分转给一个中介医务所以负责这件事，这个中介医务所会扣除约1000欧元的佣金，以根据专业的中间人网络，确定一个配型合适的器官供给人。剩下的2500欧元，则由中间人和不幸的“卖方”共同分享。通常，所获得的微薄金钱并不足以让后者过上良好的生活，此外，只有一个肾的人通常也难以承担那些对身体要求很高的工作。随着时间的推移，在这个40%的人口每日生活费不足2美元的国家，一个人体器官贩卖的市场逐渐发展成型。
原则上，根据埃及法律，器官买卖是被禁止的：只允许无偿捐赠。但只要器官买卖双方简单地宣称自己的行为是出于善意，便足以在卫生部负责器官移植的委员会建立所需相关文件。通常，当情况过于可疑时，医院或诊所会选择“遗忘”申报，“这是一个公开的秘密”。埃及肾脏移植的先驱，距首都120公里的曼苏拉大学的外科医生们，以无可指摘的职业道德而闻名，他们中的几名匿名表示：“国内大多数移植手术所用的器官都是非法销售的。”其中一位专家，穆罕默德·古奈姆曾经在埃及的电视节目上露面，以谴责这一问题的严重性。
对他们而言，社会和宗教可以解释买卖器官这一现象。在大多数国家，器官是在经家属同意后，从脑死亡的病人身上取得的。然而在埃及，脑死亡并不被认为是真正的死亡，并且大多数家属拒绝医院从死者身上摘取器官。2007年，在一些埃及和国际组织的调查的促使下，相关人员遭到逮捕，违规医院遭到关闭。但Cofs的一名代表表示，这些机构仅仅在几个月之后便重新开放。2010年，议会通过了一项禁止人口买卖的法律，但根据我们的消息，许多医生反对器官买卖犯罪化。他们认为，如果买方和卖方达成一致，司法部门就不应该干涉。在《快报》就此事询问时，内政部和卫生部没有发表任何评论。
过去6个月里，警察展开了一系列大搜捕，根据埃及当局的说法，这些行动捣毁了器官买卖网络。被捕的医生声称自己是无辜的。与此同时，在开罗，通过中介医务所的斡旋寻找肾脏依然是常有的事，而无需担心来源不足。
[译自法国《快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