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般香港人眼中,印度人要不就是像夏利里拉家族,家里单是洗手间也有70个,富甲一方;要不就是当银行护卫、建筑工人或搬运工,三餐不继。
　　同是黑眼睛黑皮肤,同是流着印度人的血,油尖旺区区议员加利则是第三种在香港的印度人,他以香港为家,出任公职12年,与其他区议员同样投入,同样努力。
　　
　　一屋两用随时候命
　　
　　加利,来自印度,他是负责尖东事务的油尖旺区区议员。他所在的议员办事处,竟是一间钟表公司的写字楼,里面有着各式各样的表带和耀眼的广告灯箱。
　　“我把公司和办事处合二为一,是方便街坊可以一星期有五天半时间找到我!”加利解释。由于没有向政府申请津贴,所以“二合一”的办事处,没有抵触任何法律。
　　
　　拦途求助即时跟进
　　
　　加利到大街小巷巡区,不时有人上前跟他握手打招呼,像老朋友一样。有乡里见到他,更拉着他不放,询问有关护照的问题,加利也立即用手提电话向有关的政府部门查询。
　　市民的求助个案,大部分是查询维修水电,投诉空调滴水等鸡毛蒜皮的事,但加利觉得“只要是他们不能忍受的问题,我都会尽力而为”。
　　
　　以身殉道只等闲
　　
　　尖沙咀夜店林立,黑社会势力尤为猖獗。有个住客被黑社会恐吓迫迁,将他的水表、电表弄坏,令他多交很多水电费。加利提议他跟发展商和解,但他坚持要五五分账,结果他与母亲一家被杀死。
　　遇上涉及黑社会的纠纷,加利会交给警方处理。他称不怕遭人报复:“他们可以怎样?杀我?人始终会死,为社区服务而死,总比被车撞死或病死有意义。我对现在很满足,没什么再要追求,就算神要我离开这个世界,我都没有遗憾,最少一生是快乐的。”
　　
　　政途豁达12年
　　
　　“100个求助市民中,我可能只能帮一半,但另一半即使帮不上忙,他们向我倾诉,就会舒服点,不再那么担心。”豁达是加利的座右铭,与他朝夕相对的秘书孙小姐说,12年来从未见过他发脾气。
　　因香港经商环境优良,加利来了不久,已经决定扎根香港。他踏上政途,也基于对香港的归属感。“1985年区议员选举截止报名前两日,我从报纸知道可以参选,觉得既然住在这里,就应该为这里做些事,于是就参加了。”
　　他与家人逐家逐户敲门拉票,但由于大部分印巴裔支持者都没有登记做选民,以至第一次参选便落败。3年后他卷土重来,终于成功当选油尖旺区区议员,到现在已做了12个年头。
　　


　　援助不分国界
　　
　　身为印度人,能够融入香港社会,获得香港人支持,加利非常开心。“我来了那么多年,从没被人歧视过,香港人做事务实,不会因为我是印度人而不投票给我,我帮人也不会因为他们是印度人而特别卖力。其实,肤色、国籍不同又有什么相干?大家一样是地球的公民。”
　　有着大同思想的加利,如何如鱼得水,找到香港这个能够容纳不同文化的地方?
　　加利在大学修读经济,毕业后在杀虫剂公司工作。1969年,26岁的他只身从印度孟买来香港发展。“有个在香港的同乡说,香港是个自由港,做生意很方便,我信他,所以就来了。”
　　
　　经营有道无惧考验
　　
　　最初来香港,加利选择在重庆大厦落脚,一来房租便宜,二来大厦内多同乡,方便照应。那时重庆大厦落成只有6年,还很新,里面有多间旅馆。与当年很多香港人一样,加利租住一间很小的房间,只有一张床、一个衣柜、一张桌和一张椅,厨房和厕所就与其他房客共用。
　　经朋友介绍,加利在短短半个月内便找到第一份工作,在贸易公司当文员。1年后,他便自立门户,开了自己的贸易公司。除了1973年股灾曾经亏损过外,他的生意一直稳步发展。即使遇上金融风暴,盈利减少,仍有能力加薪给员工。
　　1997年前夕,正值移民高峰期,但加利对香港却充满信心。不但没有加入移民的行列,还在1996年末购下现居的漆咸道房屋,第一次尝到做业主的滋味。
　　“我是Hong kong Man(香港人),住在香港30多年,亲人和朋友都在香港,印度已没有东西值得我留恋。”
　　
　　包办婚姻亦有乐趣
　　
　　回想当初漂洋过海,父母不仅没有反对,还极力支持他做生意,完全尊重他的决定。但说到婚姻大事,加利仍像多数印度人一样,听从父母之命。
　　“结婚对象是父母挑选的,而且讲求门当户对。结婚前,我与太太只见过两次面,谈过10多分钟,都觉得OK,就结为夫妇。这种传统也不错,因为婚前不了解,婚后会更尊重对方,而且一日比一日知道对方多一点,才有情趣。”加利自言与妻子结婚23年仍相敬如宾,两子一女亦已长大成人,感到很幸福。
　　加利的日常生活离不开尖沙咀,办公室和家只相距一条街,步行也不用5分钟。如果没有应酬,每日的中午和晚上,他会回家吃饭,争取时间与家人相聚。晚饭后,跟妻女在露台喝喝茶,聊聊天,便是一天中最轻松的时刻。
　　 (张梦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