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扎西才让的散文诗组章《西藏：虚掩之门》第一章从14世纪罗马方济会修士鄂多立克晚年在病榻上的口述场景开篇。作为一个修行人，鄂多立克首先注意到的肯定是东方中国的这个少数民族奇特的生死观。这是一个西方人在推开西藏这扇虚掩之门后产生的最初的震撼。在整部组诗中，这种震撼感不绝如缕，直到五百多年后的1904年4月，在英国荣赫鹏远征军医士长沃德尔笔下，仍然是“拉萨充满了世纪的诗歌，是永生大喇嘛的神秘之都，矗立在世界屋脊上，由一种无法揭开的神秘面纱遮盖”的惊叹。
这就为组诗奠定了一个叙事基调：西藏的神秘，与发现的惊奇。西藏本来就是“神秘之地”的代名词，扎西才让又借助一双双“他者之眼”，更使其具有了双重的异域感。总体来看，这组散文诗，以时间为经线，沿着西方探险家、旅行者、传教士、商人在西藏的足迹，再现他们对西藏留下的印象和观感，用雪泥鸿爪的方式，捕捉他们的心灵印记。仿佛推开了一扇尘封的时间之门，那个我们熟悉而又陌生的西藏，在历代西方探险家眼中却呈现出一组全然不同的历史风貌。
组诗的素材来自于不同时代的欧洲人留下的不同的文本，扎西才让的写作，是对于这些文本题材的再处理，是对于文本中的叙事经验的二次想象与再造。但他所处理的并不是原文本的全部内容，而是只摄取了其中的部分叙事元素，比如一句话、一个行动，或者一个场景。他从中提炼了诗的意味，构成了他的散文诗的叙事内容。因此，对于扎西才让来说，这是一次与遥远的西方叙事经验的跨时空相逢。而对于散文诗的文本自身而言，这是与其它文本的一次互文实验，是叙事的合奏，也是经验的交叠共生。
面对漫长的历史跨度，在时间的表现上，扎西才让选取的基本上都是“瞬间”素材。他剪取历史，通過一个个瞬间，来指涉一个历史性的时间长度。所以，每一首诗里每个精确的纪年数字作为一种至关重要的时间意象，格外值得注意。从1328年到1942年的这个时间序列，支撑起了这组散文诗的历史框架。不同时代的时间元素，赋予他笔下的事物以不同的光晕和色泽，赋予他的叙事以特有的语感和节奏。
如果说西藏是一扇“虚掩之门”的话，扎西才让打通了门里、门外的视角，在“内”与“外”之间自由切换着经验的触角。与其说他是从历史上的探险家的眼光在看一个时间长河之中的陌生的西藏，不如说是在借助这个由观察和想象叠加而成的“西藏”的反光，来反向观察历代的西方探险家的心态和形象。可以说，他就是“虚掩之门”后的那一双东方眼睛。借助这双眼睛，我们看到了从14世纪一直到20世纪初一路走来的欧洲人形象：他们中有筚路蓝缕的传教士，“终年打赤脚、穿褐衣的苦行修士”鄂多立克，“狭长的面庞上，有着坚韧不拔的意志”的安德拉德;有在西藏停留期间，充分感受到西藏的美好与诗意，“记述了一个‘慷慨、乐观而又充满感情的时代’”的殖民官员波格尔和他的同僚塞缪尔;也有感受到布达拉宫的神秘和庄严氛围，感受到亚洲不同族群的人“在山下祈祷，在城里欢笑……”场面的英国医生马吝;还有被一个藏族妇女当成异国“姐妹”的安妮·泰勒;还有在严酷的藏北无人区深陷旅途中的艰险与困顿的探险者……
在这些篇章中，我们感受到的是在长达四百多年的时间里，西方旅行家对于西藏的善意与好感，是他们作为地球旅行者的平等视角，是陌生的人类相遇时的友善和喜悦，是对于异域的惊奇与敬畏。对于带着和平与情谊而来的西方人来说，西藏这扇门，始终是不设防的、虚掩的，只要你有足够的善意、诚意、智慧和耐心，你就能轻轻推开它。
而随着时间镜头的拉近，在这些西方人中，也出现了征服者和入侵者的身影：荣赫鹏远征军来了，在医护官沃德尔的日记中，充满对拉萨的赞美和向往，也满怀殖民者征服的野心。《江孜保卫战》中写道，“1904年7月7日，一个被西藏的鲜血逐渐凝固的日子”，“入侵者在步枪队的掩护下进入圣地”，但面对这一历史事件，扎西才让的笔触并没有简单地停留在对殖民者的批判和历史的悲剧性的渲染上，而是通过沦陷后的江孜的巨大牺牲和奇异的平静，点出了西藏文化所具有的巨大的韧性：“当入侵者在步枪队的掩护下进入圣地，拉萨居民视他们为过客。当入侵者笨拙地走下山道，护栏后的高僧们，带着平静的表情目睹了日落。”这样的笔触中深藏着佛陀的大悲悯情怀和历史的超越性。
在看到这组诗时，我又一次下意识地翻开了书架上由友人翻译的一本译著：19世纪末的英军上尉汉密尔顿·鲍威尔所写的《旅藏日志》。在本书译者序中，友人谨慎地提示到：“其日记中所暴露出的诸种态度与看法，都足以给那些不能清醒识别他人侵略野心的人，敲响警钟。”当然，我并不熟悉扎西才让这组散文诗所涉及的大量关于欧洲人进藏探险、科考、传教活动的史料，但我想，其中肯定也少不了像鲍威尔书中那样对西藏带有偏见与无知，甚至陌生到滋生敌意的一些描写，历史的具体情形肯定要更为复杂和严酷得多。但是，作为一位具有宽广胸怀与历史眼光的藏族诗人，扎西才让在史料的取舍中，却有意识地避开了地缘政治、文化冲突乃至意识形态差异等更为复杂的领域，舍弃了那些由于历史的局限而对西藏存在认知谬误的部分，而撷取了其中富有真、善、美的叙事元素，从诗学入手，提炼成了新颖的诗意。在扎西才让看来，这些欧洲人的西藏之行，更重要的是一种心灵之旅，是一个审美的历程，是西方与东方在美学上的相遇。从人类精神的共同趋向出发，他显然更愿意把西藏的自然和人文资源看作是一个巨大的、开放的审美对象，一个人类的诗意想象共同体。从发展的眼光来看，这也是符合藏文化博大精深、开放包容的精神的。
这就为组诗奠定了一个叙事基调：西藏的神秘，与发现的惊奇。西藏本来就是“神秘之地”的代名词，扎西才让又借助一双双“他者之眼”，更使其具有了双重的异域感。总体来看，这组散文诗，以时间为经线，沿着西方探险家、旅行者、传教士、商人在西藏的足迹，再现他们对西藏留下的印象和观感，用雪泥鸿爪的方式，捕捉他们的心灵印记。仿佛推开了一扇尘封的时间之门，那个我们熟悉而又陌生的西藏，在历代西方探险家眼中却呈现出一组全然不同的历史风貌。
组诗的素材来自于不同时代的欧洲人留下的不同的文本，扎西才让的写作，是对于这些文本题材的再处理，是对于文本中的叙事经验的二次想象与再造。但他所处理的并不是原文本的全部内容，而是只摄取了其中的部分叙事元素，比如一句话、一个行动，或者一个场景。他从中提炼了诗的意味，构成了他的散文诗的叙事内容。因此，对于扎西才让来说，这是一次与遥远的西方叙事经验的跨时空相逢。而对于散文诗的文本自身而言，这是与其它文本的一次互文实验，是叙事的合奏，也是经验的交叠共生。
面对漫长的历史跨度，在时间的表现上，扎西才让选取的基本上都是“瞬间”素材。他剪取历史，通過一个个瞬间，来指涉一个历史性的时间长度。所以，每一首诗里每个精确的纪年数字作为一种至关重要的时间意象，格外值得注意。从1328年到1942年的这个时间序列，支撑起了这组散文诗的历史框架。不同时代的时间元素，赋予他笔下的事物以不同的光晕和色泽，赋予他的叙事以特有的语感和节奏。
如果说西藏是一扇“虚掩之门”的话，扎西才让打通了门里、门外的视角，在“内”与“外”之间自由切换着经验的触角。与其说他是从历史上的探险家的眼光在看一个时间长河之中的陌生的西藏，不如说是在借助这个由观察和想象叠加而成的“西藏”的反光，来反向观察历代的西方探险家的心态和形象。可以说，他就是“虚掩之门”后的那一双东方眼睛。借助这双眼睛，我们看到了从14世纪一直到20世纪初一路走来的欧洲人形象：他们中有筚路蓝缕的传教士，“终年打赤脚、穿褐衣的苦行修士”鄂多立克，“狭长的面庞上，有着坚韧不拔的意志”的安德拉德;有在西藏停留期间，充分感受到西藏的美好与诗意，“记述了一个‘慷慨、乐观而又充满感情的时代’”的殖民官员波格尔和他的同僚塞缪尔;也有感受到布达拉宫的神秘和庄严氛围，感受到亚洲不同族群的人“在山下祈祷，在城里欢笑……”场面的英国医生马吝;还有被一个藏族妇女当成异国“姐妹”的安妮·泰勒;还有在严酷的藏北无人区深陷旅途中的艰险与困顿的探险者……
在这些篇章中，我们感受到的是在长达四百多年的时间里，西方旅行家对于西藏的善意与好感，是他们作为地球旅行者的平等视角，是陌生的人类相遇时的友善和喜悦，是对于异域的惊奇与敬畏。对于带着和平与情谊而来的西方人来说，西藏这扇门，始终是不设防的、虚掩的，只要你有足够的善意、诚意、智慧和耐心，你就能轻轻推开它。
而随着时间镜头的拉近，在这些西方人中，也出现了征服者和入侵者的身影：荣赫鹏远征军来了，在医护官沃德尔的日记中，充满对拉萨的赞美和向往，也满怀殖民者征服的野心。《江孜保卫战》中写道，“1904年7月7日，一个被西藏的鲜血逐渐凝固的日子”，“入侵者在步枪队的掩护下进入圣地”，但面对这一历史事件，扎西才让的笔触并没有简单地停留在对殖民者的批判和历史的悲剧性的渲染上，而是通过沦陷后的江孜的巨大牺牲和奇异的平静，点出了西藏文化所具有的巨大的韧性：“当入侵者在步枪队的掩护下进入圣地，拉萨居民视他们为过客。当入侵者笨拙地走下山道，护栏后的高僧们，带着平静的表情目睹了日落。”这样的笔触中深藏着佛陀的大悲悯情怀和历史的超越性。
在看到这组诗时，我又一次下意识地翻开了书架上由友人翻译的一本译著：19世纪末的英军上尉汉密尔顿·鲍威尔所写的《旅藏日志》。在本书译者序中，友人谨慎地提示到：“其日记中所暴露出的诸种态度与看法，都足以给那些不能清醒识别他人侵略野心的人，敲响警钟。”当然，我并不熟悉扎西才让这组散文诗所涉及的大量关于欧洲人进藏探险、科考、传教活动的史料，但我想，其中肯定也少不了像鲍威尔书中那样对西藏带有偏见与无知，甚至陌生到滋生敌意的一些描写，历史的具体情形肯定要更为复杂和严酷得多。但是，作为一位具有宽广胸怀与历史眼光的藏族诗人，扎西才让在史料的取舍中，却有意识地避开了地缘政治、文化冲突乃至意识形态差异等更为复杂的领域，舍弃了那些由于历史的局限而对西藏存在认知谬误的部分，而撷取了其中富有真、善、美的叙事元素，从诗学入手，提炼成了新颖的诗意。在扎西才让看来，这些欧洲人的西藏之行，更重要的是一种心灵之旅，是一个审美的历程，是西方与东方在美学上的相遇。从人类精神的共同趋向出发，他显然更愿意把西藏的自然和人文资源看作是一个巨大的、开放的审美对象，一个人类的诗意想象共同体。从发展的眼光来看，这也是符合藏文化博大精深、开放包容的精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