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3月26日中新网报道，知名作家叶开编纂的《这才是中国最好的语文书》上市，仅仅上架网店3天，首印2万册便销售一空。叶开表示，书的好坏要看市场选择，他非常希望一流的教材编撰者都来写教材，如果这能让语文教育变得更好，“哪怕自己惨败也会很高兴”。
　　语文教材好不好，选编思想和动机很重要。叶开的目的是“重建你的知识格局、重整你的文学趣味、重塑你的独立人格、重画你的未来图景。”“让孩子从文字中洞悉历史人文”。单是这种人本化、趣味化、大文化背景，再加上他的“有二十年顶级文学杂志的编辑经验；几乎和所有一流作家都有来往。对孩子的阅读喜好、教育心态都长期关注，并仔细研究国内现行教材。”
　　我们有理由相信，他选编的教材更容易让孩子得到心灵的震颤、生活的美妙、以及砰然在心的思想前行。
　　比如叶开将埃尔文·布鲁克斯·怀特、卡夫卡、巴金、莫言、王小波、胡适、梁实秋、齐邦媛、龙应台、王安忆、阿城、余华等名家名作纳入其中，在每篇文章的后面附上背景介绍，以及他个人的解读，教材中选编的台湾学者齐邦媛的《中国不亡，有我！》，描述的是颠沛流离的时代，他们那一代堪称民族脊梁的知识分子，强烈、自觉、宏大的爱国责任、大爱担当。《一个普通人》是新疆女作家李娟的作品，把最日常的生活场景，写得不动声色且妙趣横生。
　　这样的语文教材，完成了“识文断字”的教育功能，更能让孩子的心灵和文化、文字一起拔节，他选取的多是文化大家的经典文章，经典当然有超越一般作品的人文厚度、思想深度，以及穿越岁月的潜在力量，带给他们一生的精神感染和思想感悟，所以教材出版后，很受欢迎。对于真正的美的作品和教材，读者是能够看出来的，因为读者的眼光是“毒辣而有穿透力”的。
　　尤其不要忘了，叶开对当下的语文教材深有痛感，比如他曾多次向语文教材开炮，“在孩子最需要读到最好的作品时，请不要给他们制造垃圾”，让孩子读到随意篡改、粗制滥造的作品，“不仅没有营养，而且有毒”。对孩子要有深切的文化爱心，而不是为功名而选编教材。摒弃了功利思维，更容易编出好教材。至今仍受欢迎的《开明国语课本》，就是叶圣陶和他的一帮志同道合的文友“玩味”出来的。
　　再看看当下的语文教材，太虚假，太空洞了，叶开说，“小学语文教材里选编的文章，要么是从报纸杂志上摘录的励志文章，要么是空洞虚假的文字，再就是选了名家名篇不给人家署名，还篡改人家的文字。”还有，语文教材的编写队伍水平低，一般教研员就能编教材，还可以“分包”，编写者得到编写权，然后转包给另外一个人，这另一个人就拉着一些其他人东拼西凑编成了一个教材。
　　编辑思想无限投机，教材成了拼凑，不负责任，漏洞跌出，连人教版的教材都屡有错误。选编者自身文化视野不够开阔、人文意识总有欠缺，有太多的投机因素在其中。还有，教材编写不敢开门编写，很多文章还要考虑所谓的意识形态的需要、宣传需要，有太强的政治色彩。所谓的人文底线、情趣底线和思想底线都扔了，我们的语文教材惨不忍睹，很多孩子喜欢语文，不喜欢语文书，不喜欢语文课，也就不奇怪了。
　　当下，我们尤其需要像叶开这样的文化研究者、教材研究者，独立担当，及时发声，站在发展的高度、孩子的高度、人文的高度、心灵的高度、趣味的高度，为孩子编教材，为教育编教材。虽然这种举止眼下仍撼不动教材的垄断地位，单是这种“自下而上的教材变革的倒逼”，无论对于出版社，还是教育行政机构，都是一个积极的震动和警醒，所谓“草根推动”，正是如此。如果有更多“叶开们”携起手来，为语文教材大声呐喊，做出掷地有声的对抗叫板，语文教材的春天，也就不远了。
　　（编辑 凤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