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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新时期”知青小说作者立足于已经脱离知青生活的“现在”，描述曾经的事件，天然的带上了“回忆”的叙事模式，小说本身的虚构性与回忆带来的真实性之间如何协调、已知结局的回忆带来叙事声音与叙事视角的分离、作为一个影响一代人的事件，“知青运动”的回忆怎样在小说中被构造与阐释，值得我们做深入的探討。
关键词：“新时期”；知青小说；回忆叙事；叙事声音
关于“新时期”范围的界定目前仍有不同的意见，本文将起点设定为1976年，随着政治上“文革”的结束，知青上山下乡运动有所松动，虽然1980年开始才真正在政策上允许知青返城，但当时已有少数知青通过各种形式离开插队农场或生产兵团，而以回忆知青生活为主题的小说已悄然出现，既与“文革”时公开出版的知青小说呈现出不同的叙事基调，也有与“地下”知青小说不同的叙事声音。“新时期”的终点到目前仍有争论，但对本文要论述的问题并无直接影响，所以本文取最大的范围，即到目前为止。
对知青小说的界定通常有题材论、作者论、题材作者双重决定论三种。因本文所讨论的主题是知青小说中的回忆叙事，所以将“知青小说”限制在曾做过知青的作者写的以知青生活为主要描写对象的小说，即题材作者双重决定。
“新时期”的知青小说创作中，知青上山下乡运动已经结束，有过知青经历的作者以此作为题材写作，小说叙事不可避免的具有回忆性质。小说创作中带有作者个人生活的真实回忆本不足为奇，但知青上山下乡运动作为一个曾经的国家政策，由于它的强制性和影响力，使它不仅为一个作家的私人记忆，而且已经被描述成影响“一代人”命运的事件，“知青小说”名称本身就将这一事件放在了小说的主体位置。本文将从叙述真实与虚构、叙述视角、回忆叙事的形态三方面探讨知青小说中的回忆叙事。
知青小说中的回忆叙事分两种类型，一种是直接以当时的知青生活为描写对象，另一种是以返城后、现在的生活为描写对象，而将知青生活作为主人公的一段经历，一个潜在事件。本文主要的论述材料是前一种，即已脱离知青身份的作者直接描写知青生活的小说，因为这类小说中的回忆叙事更为突出，而从后一种小说中挑取一些典型文本作为补充案例加以描述。
一
“新时期”知青小说的回忆叙事中，与小说这一体裁固有的虚构性相反，一直在努力追求“真实性”。如阿城称“知青生活于我，只是一个十年的过程，其特点便是真实。……我之为文，其实仅在于真实的人生。”知青小说的创作带有极强的目的性，一方面是为了确认自己的过去，另一方面也是要让读者对知青生活获得更深入的了解，这都决定了知青小说中通过非常细致入微的人物行为、心理描写来增加读者对叙述的信服度，虽然虚构与真实的成分本身难以区分，但从中能看出小说作者企图让自己的小说通过真实性来打动读者。梁晓声称：“我认为，现在没有一位知青作者有资格声称他或她所写的反映知青生活的小说，是真正描绘出了历时十一年的。关联着几千万知青命运的作品。”①在这里，我们必须区分“纪实性”和“真实性”，“纪实性”是指原原本本的记录事件的发生过程，以客观的态度排除艺术化的手段，而“真实性”更为强调的是突破事件的表面过程，认清其本质和意义。如果仅仅为了追求“纪实性”，那么“知青小说”显然不如“知青回忆录”更有价值，但“知青小说”这一作者主观创作的产物通过小说叙事技巧，使这段回忆不是停留在事实描述的层面，而能落实到具体的人物上，揭示这一事件的本质。
在回忆叙事中强调“真实性”。一方面是通过艺术的手法突出本质，另一方面是要与当时的“虚”做抗争。表面上，知青上山下乡是包裹在热情与理想下的行动，但实际上，当十几岁的少年被抛掷到荒野中时，面对的不仅是自然对肉体的侵害，还有现实人事对精神的驯化。小说中充满了浓厚的“讲真话”的氛围，回忆叙事已不仅仅是一种叙事策略，同时被赋予了重新述说历史的责任。
二
在“新时期”的知青小说中，由于采取的回忆叙事，叙事视角和叙事声音发生了分离。叙事视角是身处当年那个在农场、在生产团劳作的“我”或某人，但记述这件事情的已是脱离知青生活，活在当下的自己。因为叙事声音来自一个已经经历过的“全知者”，小说中的每一个事件都被附着上了意义。知青小说中常常将知青经历当做磨砺自己的过程，述说在这段经历中自己怎样一步步成长起来，这是叙事声音侵入到叙事视角。在当时，一个正在经历事件的人，不可能有这样的意识，能够明白这样一件事在自己的生命中究竟意味着什么，过去的事情究竟有何意义是由现在赋予的。小说作者用正在做知青的叙事视角叙述自己的成长，对其中的轨迹有清晰的把握，所有的事件都能被明确地定位在坐标点上，把成长问题简单化。叙事视角也只是个摆设，极少有小说能把少年当时的迷茫感展现出来，所有的事情即刻便产生了意义。
知青小说中的主人公似乎都是一个“独醒者”，虽然和别人一样劳作受苦，却清楚明白每一件事情的本质与意义。因此，知青小说中充满大量的控诉与忏悔，却没有能够真实记录当时知青真实心境的文字。知青上山下乡的路途中有的是不平与反抗，那是因为身处现在的作者已经清楚明白这是一个错误的政策，但当时十几岁的孩子在到一个新的环境中，怀抱投身世界的热情脱离家庭时，也许想到的并不是国家、政策，而是非常非常微渺与私人的情绪，但是在知青小说中，我们看不到这些个人化的东西，看到的都是“不平”、“忏悔”这样看似深刻却非常笼统的情绪。其实，抛开国家政策的对错不谈，知青的真正意义就在于十几岁的少年为着一些看似不现实的理想，真正行动起来到荒野中，这看起来的“天真无知”中含有最真挚宝贵的情感。但是这些情感在知青小说的回忆叙事中，全部变成了作者极力否认的东西，他们不愿承认那时真挚的心境，反而要摆出一副自己早已明白，而不得不去献身的“智者”形象。作者似乎不明白，他们要反复确认的珍贵的青春，它的美好恰恰在于新手的跌跌撞撞，一个有经验的老手再走一遍将索然无味。
由此，在知青小说中常常出现矛盾，一方面作者回忆的都是知青时期令人难以忍受的丑恶与痛苦，另一方面又要不断确认这是“我的”或“我们的”最珍贵的回忆，然而这全都可以用一个理由来概括：因为那是“我们的青春”，知青小说中始终没有正视“知青”这一段经历本身，只是用通过回忆表达对“青春的怀念”这样一个更大的主题，巧妙了躲开了“知青”这一特殊的经历。 三
在知青小说的叙事中，回忆通常是一个片断式的形态，即虽然“知青生活”是属于作者人生中的一部分，但它始终无法融入到统一的时间轴中，而作为被剥离出来的一部分，作者站在一个已经抽身离开的彼岸，这就造成小说中的回忆叙事充满了戏剧性与荒诞感。
在回忆叙事中，“时间”不再是拥有内容的每一秒每一刻，而是成为一个概念，成为一个支撑主人公活下去的外力。叙事视角虽然是不知未来的正在经历者，但叙事声音来自一个已知结局的现在，“总会过去的”这样的声音是现在的作者强加给当时人物的希望，作者无法还原回忆叙事中那个无法掌控自己未来的少年的声音，致使过去失去了意义，无法独立，过去生活的唯一目的是挣扎到现在。
知青小说企图通过另一条路径强调自身的独特，就是在回忆中增加戏剧性，例如出现了杨梅树（韩少功《远方的树》 ）、树王（阿城《树王》）、各种传说这些富有传奇色彩的符号、经历来营造小说的情节高潮，通常的结局都是这些最珍贵东西的毁灭。因为作者无意于將他们与“而后”的生活接轨，所以回忆叙事的是一刻的辉煌与壮烈，留下的只是阴影或是余烬。但是知青生活毕竟不是一场戏，要想让这段血淋淋的发生在每一个生命中的事件获得更深的思考，不能仅仅凭借戏剧性的陶醉，而应该是去除所有人为的渲染，挖掘当它不再作为一个片断式的形态，而是以看似无声地融入人生命以后，到底发挥了怎样的作用。
由于小说中的回忆来自于已知结局的叙述，有时作者本人叙述视角的出场会给平常的事情增加荒诞感与无奈感。例如甘铁生的《聚会》结尾，在叙述女知青丘霞掉进水库死亡时，说“这正是一九七六年九月的最末一天。离那四个历史罪人的垮台，仅剩屈指可数的几天了。”这样就不仅写出事件本身的悲剧感，在更大的时间场域内让我们感受到命运的捉弄。
四
除了直接回忆知青生活的小说以外，还有很多小说立足于现在的生活，即“知青后”的生活，在这些小说中，知青生活常常作为主人公的身份标签、与现在生活的对比出现。
当它作为主人公的身份标签出现时，大多是由于主人公难以融入现在的生活，产生回忆的要求不是因为那个时代需要肯定，而是现在境遇太差，需要找到精神依托，所以去追忆去重述。于是代替五四时期的“零余者”形象，在知青小说中出现了大量的“剩余者”形象。与“零余者”同为社会边缘人物，共同点都在对自己处境的控诉上，但又有极大的差别。“零余者”更注重自己私人情感的挖掘，正是因为珍视自己看似无用的情感，才要控诉这个冷酷的现实，这其中有非常强烈的个人意识。但是“剩余者”自己一直是服从社会与现实的顺应者，但并没有获得因果式的回报，他们不像“零余者”有一个潜在的“对抗”意识，而只有被“抛弃”的不平。于是，在他们的回忆叙事中，一方面是控诉与悔恨，另一方面却又在强调在世界和宇宙面前，这样的遭际不算什么。为了把自己从“受害者”这样一个弱势地位中拯救出来，攀附上“世界”“宇宙”的概念，无可强调无可在意。这样，对于个人来讲，“知青”身份究竟意味着什么无法得到深入挖掘，是作者将自己埋没在了“人群”里。
当知青生活作为与现实生活的对比出现时，它常常变成了一个“理想国”。作者始终无法深入到“生活”本身，无法正视现在生活的人，同样也无法正视以往的生活，在回忆叙事中，“知青生活”被涂上了各种色彩，例如陶正、田增翔《星》中“那里的夜空才是真正美妙的。我是说，陕北。”“还是将你留在心里吧，愿我们的心永不迷蒙。” 张曼菱《有一个美丽的地方》中“如今，那吸取了我们的青春的土地，是不是变得更美丽了？” 甚至在孔捷生的《南方的岸》中，知青最终回到了曾经的海南，继续劳作。这时，作者急欲在知青生活前加上“我的”或“我们的”这样的限定语，通过占有获得自我存在的意义，人为制造一个自己的“根”。
“新时期”知青小说的回忆叙事带有极强的重述历史的意图，但重述中由于“全知者”的叙述声音过于急迫地掩盖了有限的叙事视角，回忆叙事所追求的真实性没能够通过具体的个人化的行为、情感、心理展现出来，而被意义、控诉、懊悔或者是盲目的乐观冲淡，这造成了“新时期”知青小说主题较为趋同，看似细致的内容却无法带来长久感动的原因之一。
注释：
①贺少俊，杨瑞平《知青小说选》，四川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第349页
参考文献：
[1]定宜庄.中国知青史： 初澜，1953-1968 年[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
[2]刘小萌.中国知青史： 大潮 （1966-1980 年）[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
[3]潘鸣啸，欧阳因. 失落的一代：中国的上山下乡运动 （1968—1980）[J].2009.
关键词：“新时期”；知青小说；回忆叙事；叙事声音
关于“新时期”范围的界定目前仍有不同的意见，本文将起点设定为1976年，随着政治上“文革”的结束，知青上山下乡运动有所松动，虽然1980年开始才真正在政策上允许知青返城，但当时已有少数知青通过各种形式离开插队农场或生产兵团，而以回忆知青生活为主题的小说已悄然出现，既与“文革”时公开出版的知青小说呈现出不同的叙事基调，也有与“地下”知青小说不同的叙事声音。“新时期”的终点到目前仍有争论，但对本文要论述的问题并无直接影响，所以本文取最大的范围，即到目前为止。
对知青小说的界定通常有题材论、作者论、题材作者双重决定论三种。因本文所讨论的主题是知青小说中的回忆叙事，所以将“知青小说”限制在曾做过知青的作者写的以知青生活为主要描写对象的小说，即题材作者双重决定。
“新时期”的知青小说创作中，知青上山下乡运动已经结束，有过知青经历的作者以此作为题材写作，小说叙事不可避免的具有回忆性质。小说创作中带有作者个人生活的真实回忆本不足为奇，但知青上山下乡运动作为一个曾经的国家政策，由于它的强制性和影响力，使它不仅为一个作家的私人记忆，而且已经被描述成影响“一代人”命运的事件，“知青小说”名称本身就将这一事件放在了小说的主体位置。本文将从叙述真实与虚构、叙述视角、回忆叙事的形态三方面探讨知青小说中的回忆叙事。
知青小说中的回忆叙事分两种类型，一种是直接以当时的知青生活为描写对象，另一种是以返城后、现在的生活为描写对象，而将知青生活作为主人公的一段经历，一个潜在事件。本文主要的论述材料是前一种，即已脱离知青身份的作者直接描写知青生活的小说，因为这类小说中的回忆叙事更为突出，而从后一种小说中挑取一些典型文本作为补充案例加以描述。
一
“新时期”知青小说的回忆叙事中，与小说这一体裁固有的虚构性相反，一直在努力追求“真实性”。如阿城称“知青生活于我，只是一个十年的过程，其特点便是真实。……我之为文，其实仅在于真实的人生。”知青小说的创作带有极强的目的性，一方面是为了确认自己的过去，另一方面也是要让读者对知青生活获得更深入的了解，这都决定了知青小说中通过非常细致入微的人物行为、心理描写来增加读者对叙述的信服度，虽然虚构与真实的成分本身难以区分，但从中能看出小说作者企图让自己的小说通过真实性来打动读者。梁晓声称：“我认为，现在没有一位知青作者有资格声称他或她所写的反映知青生活的小说，是真正描绘出了历时十一年的。关联着几千万知青命运的作品。”①在这里，我们必须区分“纪实性”和“真实性”，“纪实性”是指原原本本的记录事件的发生过程，以客观的态度排除艺术化的手段，而“真实性”更为强调的是突破事件的表面过程，认清其本质和意义。如果仅仅为了追求“纪实性”，那么“知青小说”显然不如“知青回忆录”更有价值，但“知青小说”这一作者主观创作的产物通过小说叙事技巧，使这段回忆不是停留在事实描述的层面，而能落实到具体的人物上，揭示这一事件的本质。
在回忆叙事中强调“真实性”。一方面是通过艺术的手法突出本质，另一方面是要与当时的“虚”做抗争。表面上，知青上山下乡是包裹在热情与理想下的行动，但实际上，当十几岁的少年被抛掷到荒野中时，面对的不仅是自然对肉体的侵害，还有现实人事对精神的驯化。小说中充满了浓厚的“讲真话”的氛围，回忆叙事已不仅仅是一种叙事策略，同时被赋予了重新述说历史的责任。
二
在“新时期”的知青小说中，由于采取的回忆叙事，叙事视角和叙事声音发生了分离。叙事视角是身处当年那个在农场、在生产团劳作的“我”或某人，但记述这件事情的已是脱离知青生活，活在当下的自己。因为叙事声音来自一个已经经历过的“全知者”，小说中的每一个事件都被附着上了意义。知青小说中常常将知青经历当做磨砺自己的过程，述说在这段经历中自己怎样一步步成长起来，这是叙事声音侵入到叙事视角。在当时，一个正在经历事件的人，不可能有这样的意识，能够明白这样一件事在自己的生命中究竟意味着什么，过去的事情究竟有何意义是由现在赋予的。小说作者用正在做知青的叙事视角叙述自己的成长，对其中的轨迹有清晰的把握，所有的事件都能被明确地定位在坐标点上，把成长问题简单化。叙事视角也只是个摆设，极少有小说能把少年当时的迷茫感展现出来，所有的事情即刻便产生了意义。
知青小说中的主人公似乎都是一个“独醒者”，虽然和别人一样劳作受苦，却清楚明白每一件事情的本质与意义。因此，知青小说中充满大量的控诉与忏悔，却没有能够真实记录当时知青真实心境的文字。知青上山下乡的路途中有的是不平与反抗，那是因为身处现在的作者已经清楚明白这是一个错误的政策，但当时十几岁的孩子在到一个新的环境中，怀抱投身世界的热情脱离家庭时，也许想到的并不是国家、政策，而是非常非常微渺与私人的情绪，但是在知青小说中，我们看不到这些个人化的东西，看到的都是“不平”、“忏悔”这样看似深刻却非常笼统的情绪。其实，抛开国家政策的对错不谈，知青的真正意义就在于十几岁的少年为着一些看似不现实的理想，真正行动起来到荒野中，这看起来的“天真无知”中含有最真挚宝贵的情感。但是这些情感在知青小说的回忆叙事中，全部变成了作者极力否认的东西，他们不愿承认那时真挚的心境，反而要摆出一副自己早已明白，而不得不去献身的“智者”形象。作者似乎不明白，他们要反复确认的珍贵的青春，它的美好恰恰在于新手的跌跌撞撞，一个有经验的老手再走一遍将索然无味。
由此，在知青小说中常常出现矛盾，一方面作者回忆的都是知青时期令人难以忍受的丑恶与痛苦，另一方面又要不断确认这是“我的”或“我们的”最珍贵的回忆，然而这全都可以用一个理由来概括：因为那是“我们的青春”，知青小说中始终没有正视“知青”这一段经历本身，只是用通过回忆表达对“青春的怀念”这样一个更大的主题，巧妙了躲开了“知青”这一特殊的经历。 三
在知青小说的叙事中，回忆通常是一个片断式的形态，即虽然“知青生活”是属于作者人生中的一部分，但它始终无法融入到统一的时间轴中，而作为被剥离出来的一部分，作者站在一个已经抽身离开的彼岸，这就造成小说中的回忆叙事充满了戏剧性与荒诞感。
在回忆叙事中，“时间”不再是拥有内容的每一秒每一刻，而是成为一个概念，成为一个支撑主人公活下去的外力。叙事视角虽然是不知未来的正在经历者，但叙事声音来自一个已知结局的现在，“总会过去的”这样的声音是现在的作者强加给当时人物的希望，作者无法还原回忆叙事中那个无法掌控自己未来的少年的声音，致使过去失去了意义，无法独立，过去生活的唯一目的是挣扎到现在。
知青小说企图通过另一条路径强调自身的独特，就是在回忆中增加戏剧性，例如出现了杨梅树（韩少功《远方的树》 ）、树王（阿城《树王》）、各种传说这些富有传奇色彩的符号、经历来营造小说的情节高潮，通常的结局都是这些最珍贵东西的毁灭。因为作者无意于將他们与“而后”的生活接轨，所以回忆叙事的是一刻的辉煌与壮烈，留下的只是阴影或是余烬。但是知青生活毕竟不是一场戏，要想让这段血淋淋的发生在每一个生命中的事件获得更深的思考，不能仅仅凭借戏剧性的陶醉，而应该是去除所有人为的渲染，挖掘当它不再作为一个片断式的形态，而是以看似无声地融入人生命以后，到底发挥了怎样的作用。
由于小说中的回忆来自于已知结局的叙述，有时作者本人叙述视角的出场会给平常的事情增加荒诞感与无奈感。例如甘铁生的《聚会》结尾，在叙述女知青丘霞掉进水库死亡时，说“这正是一九七六年九月的最末一天。离那四个历史罪人的垮台，仅剩屈指可数的几天了。”这样就不仅写出事件本身的悲剧感，在更大的时间场域内让我们感受到命运的捉弄。
四
除了直接回忆知青生活的小说以外，还有很多小说立足于现在的生活，即“知青后”的生活，在这些小说中，知青生活常常作为主人公的身份标签、与现在生活的对比出现。
当它作为主人公的身份标签出现时，大多是由于主人公难以融入现在的生活，产生回忆的要求不是因为那个时代需要肯定，而是现在境遇太差，需要找到精神依托，所以去追忆去重述。于是代替五四时期的“零余者”形象，在知青小说中出现了大量的“剩余者”形象。与“零余者”同为社会边缘人物，共同点都在对自己处境的控诉上，但又有极大的差别。“零余者”更注重自己私人情感的挖掘，正是因为珍视自己看似无用的情感，才要控诉这个冷酷的现实，这其中有非常强烈的个人意识。但是“剩余者”自己一直是服从社会与现实的顺应者，但并没有获得因果式的回报，他们不像“零余者”有一个潜在的“对抗”意识，而只有被“抛弃”的不平。于是，在他们的回忆叙事中，一方面是控诉与悔恨，另一方面却又在强调在世界和宇宙面前，这样的遭际不算什么。为了把自己从“受害者”这样一个弱势地位中拯救出来，攀附上“世界”“宇宙”的概念，无可强调无可在意。这样，对于个人来讲，“知青”身份究竟意味着什么无法得到深入挖掘，是作者将自己埋没在了“人群”里。
当知青生活作为与现实生活的对比出现时，它常常变成了一个“理想国”。作者始终无法深入到“生活”本身，无法正视现在生活的人，同样也无法正视以往的生活，在回忆叙事中，“知青生活”被涂上了各种色彩，例如陶正、田增翔《星》中“那里的夜空才是真正美妙的。我是说，陕北。”“还是将你留在心里吧，愿我们的心永不迷蒙。” 张曼菱《有一个美丽的地方》中“如今，那吸取了我们的青春的土地，是不是变得更美丽了？” 甚至在孔捷生的《南方的岸》中，知青最终回到了曾经的海南，继续劳作。这时，作者急欲在知青生活前加上“我的”或“我们的”这样的限定语，通过占有获得自我存在的意义，人为制造一个自己的“根”。
“新时期”知青小说的回忆叙事带有极强的重述历史的意图，但重述中由于“全知者”的叙述声音过于急迫地掩盖了有限的叙事视角，回忆叙事所追求的真实性没能够通过具体的个人化的行为、情感、心理展现出来，而被意义、控诉、懊悔或者是盲目的乐观冲淡，这造成了“新时期”知青小说主题较为趋同，看似细致的内容却无法带来长久感动的原因之一。
注释：
①贺少俊，杨瑞平《知青小说选》，四川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第349页
参考文献：
[1]定宜庄.中国知青史： 初澜，1953-1968 年[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
[2]刘小萌.中国知青史： 大潮 （1966-1980 年）[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
[3]潘鸣啸，欧阳因. 失落的一代：中国的上山下乡运动 （1968—1980）[J].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