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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20世纪以来，香港、澳门地区的中国古代文论研究，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一是南来学者主导期，饶宗颐、唐君毅和徐复观等人以其雄厚的学术积淀，提出中国艺术精神命题，并引领魏晋六朝文论研究潮流；二是本地学者主流期，陈耀南、陈国球和黄维樑等人在延续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充分挖掘、开拓明清文论，形成了具有本土标记的研究主流；三是多方学者推进期，张健、张宏生和吴宏一等内地、台湾学者，以及香港、澳门学者共同深入探讨明清文论，巩固了由本地学者所铸就的学术根基。上述发展轨迹既呈现了港澳中国古代文论研究的本土化进程，也折射出港澳学界对中国古典学术的总体兴趣之所在。
关键词：中国艺术精神 魏晋六朝文论 明清文论 南来学者 本地学者
在香港、澳门中国文学理论与评论史上，最具有学术积淀、思想厚度与文化意味的成果，当属对中国古代文学理论所展开的阐释和研究。这是因为钱穆、唐君毅、饶宗颐、徐复观、陈耀南、陈国球、黄维樑和邓国光等著名学者，以其雄厚的学术根基，垂范以文，授学于人，推动了一批高质量研究成果的出现和一支高素质的研究队伍的形成，实现了对中国古代文论的有效把握和深刻阐发。本文将从中国文学批评教育的角度切入，全面梳理20世纪以来香港、澳门地区的中国古代文论研究发展进程，以窥探其学术特色和历史贡献。
一、南来学者主导期
回顾香港、澳门的中国古代文论研究史，我们可以发现，其总体演进脉络始终离不开高等学校中文教育的不断发展。1949年以前，港澳两地设有中文学院的高校，仅有香港大学一家。这一时期，在许地山的带领下，港大中文学院虽开设有文学批评的相关课程，但其研究规模不大。[1] 1949年以后，罗香林、饶宗颐和刘百闵等学者南来香港，担任香港大学中文系教师，制定系统的中国文学课程纲目，并专设“文学批评”一科。[2] 其后，钱穆、唐君毅等人创办新亚书院，讲授《庄子》《文心雕龙》等中国文学著作。[3] 至1963年，新亚书院与崇基学院、联合书院合并为香港中文大学，更加集中、有力地展开中国古代文论研究。[4] 1990年起，邓国光、施议对等人任教于澳门大学中文系，则开启了澳门地区研究中国古代文论的历史进程。可见，香港、澳门之中国古代文论研究，乃是伴随着港澳两地高等学校中文教育的发展，而不断开拓与深化。
以此观之，我们可将香港、澳门中国古代文论研究史划分为以下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为1949年至1969年。此时期港澳中国古代文论研究集中于香港地区，其研究主体以南来学者为主导。所谓南来学者，是指出于各种原因由内地南下香港的学者。他们具有深厚的学术功底，一开始就产生了具有开拓性和引领性的学术成果，并推动了香港学子对相关理论问题的深入探讨。这一时期的香港中国古代文论研究，往往通观性论著较少，中观和微观研究较多。在通观性论著中，较有分量的首先是程兆熊的《中国文话》《中国诗学》和《中国文论》（1963），[5] 三本均是作者在香港大学时的课堂讲义，勾勒出中国文学理论的基本面貌。此外，刘百闵《中国文学上所谓“气”的问题》（1963）和黄兆杰《中国文学批评中的“情”》（1969），分别对中国古代文论中“气”和“情”的范畴进行历史梳理，亦具有一定的学术代表性。而对于这个时期的中观和微观研究论著，我们可将之概括为：“一个命题”“一个主流”和“三个重点”。
首先，“一个命题”指以儒道思想为契入处的中国艺术精神命题。首提此一命题的学者是唐君毅。1944年，唐君毅发表《中国文化中之艺术精神》，从主体层面出发，进入艺术精神层面阐述中国文化，指出其“融摄内心外界、精神与物质、超形界与形界之对待”，并点出“儒道二家正同是最含艺术性的哲学学说”。[6] 但他并没有进行深入探讨。直至移居香港以后，他才对此展开进一步阐释。1951年，唐君毅之《中国艺术精神》认为：“中国文学艺术之精神，其异于西洋文学艺术之精神者，即在中国文学艺术之可供人之游。”[7] 对此，他从建筑、书画、音乐和雕刻四个方面展开论述，其立论之基正在于儒家之“游”。如他以孔子之“游于艺”，来说明中国艺术精神之主客相泯以见气韵和风神；又如以《礼记·学记》之“藏焉、修焉、息焉、游焉”，来点明中国文学艺术包孕着可供寻觅探索的美学世界。这说明，唐君毅之中国艺术精神旨在理清主体意识显现后的主客弥纶，其思想依归尤其重视礼乐文化。及至1964年，在讲演录《中国文学与哲学》一文中，唐君毅为中国艺术精神增加了道家维度的解释。他在重申中国哲学之主客同真、天人合一特质时，指出中国文学内容主要受儒、道两家影响：“大约受儒家影响者之中国文学，多善于表现‘生’之情，而以性情胜、气象胜，受道家影响之中国文学，多善于表现‘化’之意，而以神韵胜、胸襟胜。”[8] 此处以“生”理解中国文学之儒家面向，与其《中国艺术精神下之自然观》多有契合之处。而以“化”对接中国文学之道家面向，則细化和丰富了此前论述中一笔带过的道家思想。这具体表现为“超尘俗以自化于自然”“化自然物之质实以归于虚灵”“取美化之自然物与人物以入文学”和“将人间惊天动地之历史化入寂天寞地”四类。[9] 可见此时，以儒道思想契入中国艺术精神，在唐君毅的论述中已初现端倪。
对此一命题进一步深化，尤其是从庄子哲学入手发现主体存在的学者，则是徐复观。早在1964年间，徐复观论著《中国艺术精神》的主体部分《由音乐探索孔子的艺术精神》《中国艺术精神主体之呈现》《释气韵生动》三章，便已在其创办于香港的《民主评论》上分期发表，[10] 与唐君毅的学术理念可谓同声相应，又有所超越。这是因为徐复观跳出了唐君毅的直感式概述，对中国艺术精神进行了学理阐释和具体论证。徐复观旗帜鲜明地指出：“中国文化中的艺术精神，穷究到底，只有由孔子和庄子所显出的两个典型。”[11]这即是说，孔子标榜仁乐合一，其目的在于实现道德与艺术的终极统一，夹杂着功利成分；庄子之艺术精神则不然。“庄子之所谓道，落实于人生之上，乃是崇高的艺术精神；而他由心斋的工夫所把握到的心，实察乃是艺术精神的主体。”[12] 这种以道化人生，以心斋求虚、静、明的姿态，凸显出艺术主体的存在和意义，并折射出其艺术化的人生追求和纯粹化的艺术精神。可见，与孔子相比，庄子之美学思想更具有文艺适用性和历史穿透力。对此，徐复观进一步考察了庄子思想在魏晋玄学的延展，并梳理出一条魏晋以降受庄、玄思想影响而形成的中国画美学线索。这就将庄子的艺术精神弥撒于整个中国美学系统之中，折射出其对中国美学精神的巨大贡献，彰显出中国艺术的美学本位和纯粹追求。在此意义上说，徐复观之于中国艺术精神命题的意义，不仅在于他对之进行了理论阐释和实践证明，更在于他建构起一个以庄子为核心的中国美学系统，展现出中国艺术的至高境界。 受唐、徐二人影响，新亚书院学子郑捷顺继续对中国艺术精神展开申说。其完成于1966年的硕士论文《庄子哲学中的艺术思想的研究》，虽在概念使用和基本框架上与前人多有对应，但亦有补充、丰富和提升之处。如在艺术精神理解上，郑捷顺认为庄子艺术精神的特质在于其超越性。通过对主体自我的发现，确立起一个异于“形躯我”的“情意我”，以成就“离形、去智、不追求价值实现的纯粹观赏心灵”。[13] 又如在艺术主体上，他拈出“至人”“神人”“真人”和“圣人”四种，认为其为最能逍遥游之人，乃是庄子理想中的纯粹艺术化人物；再如在庄子美的分析上，他于徐复观提出的“孤立化的知觉”之外，结合唐君毅的“间隔观”，从“形象的直觉”“心理的距离”和“无我浑然”三方面进行了详细论述。总之，经由上述三人的不断阐发，中国艺术精神作为一个学术命题，得以正式确立。这也表明，此时期的先秦文论研究取得了较为突出的学术成就。
其次，“一个主流”指以《文心雕龙》为核心的魏晋六朝文论研究主流。魏晋六朝文论是此时期香港中国古代文论研究的一大主流，又以《文心雕龙》研究为其中流砥柱。1954年，饶宗颐发表《〈文心雕龙〉与佛教》，首次提出刘勰之所以为伟大文学理论家，“并不是单靠着他的文学修养，而受过佛教思想的浸润启发，倒是一个顶重要的内在因素”。[14] 对此，他从刘勰的知识背景，以及《文心雕龙》的思想、体例、用词等方面，进行了具体阐发。1962年，饶宗颐主编《〈文心雕龙〉专号》，不仅以《刘勰文艺思想与佛教之关系》《〈文心雕龙〉探原》《刘勰以前及其同时之文论佚书考》申说刘勰与佛教及儒道思想、《文心雕龙》与其前后文论著作之间的紧密关联，而且推出《〈文心雕龙〉集释》《唐写本〈文心雕龙〉景本说明》等文章，显现出《文心雕龙》研究对其笺注进行释读的角度。这在同时期南来学者的研究中亦有所体现。如黄孟驹侧重探讨刘勰与王充之间的思想关联，程兆熊、蒙传铭则注重对《文心雕龙》及其注疏进行解读。[15]可见，思想探源与理论解读，乃为此时期《文心雕龙》研究的两大进路。
这两大进路在香港本地学子的论述中得到了延伸。在思想探源上，石垒之《〈文心雕龙〉的本体论》（1967）延续饶宗颐的思路，从“道”“自然”“神理”三个层面，对刘勰文艺思想与佛教文化之关系展开了文本对读。黄继持之《〈文心雕龙〉与儒家思想》（1962）则认为刘勰是以儒家文化为思想基础，并“折中调和儒家与魏晋以来的文论”。[16] 这就体现出《文心雕龙》思想根源的复杂性和多元性。对此，罗萤、王煜、邓仕樑等人转从文本关系入手，考察了《文心雕龙》与《周易》《诗品》《文赋》等论著之间的内在传承与变异。[17] 在理论解读上，人们多选取某些篇章、术语、范畴展开解读。如李直方针对《明诗》篇之“慷慨以任气”“庄老告退而山水方滋”说和《辨骚》篇之“哀志”说展开阐释，谢正光针对《颂赞》中“讹体”的意义进行解释。与此不同，古兆申之《刘勰的文学观》（1969）则试图对刘勰的文学思想进行整体把握。该文首先梳理了刘勰的文质论、夸饰论、文笔辨、才性学、声律论和通变说，同时指出了这些文学思想与其前代、当代论述之间的关联，进而指出刘勰之“原于‘道’而以‘情志’为中心的文学观”，[18]具有深远的历史影响和前瞻的理论视野。这就显示出《文心雕龙》文本内涵的丰富性和世界性。
在《文心雕龙》之外，魏晋六朝的其他文论著作也得到了学者们的广泛研讨。如在通论研究方面，邓仕樑《两晋诗论》（1968）专列“两晋文学理论略说”一章，概述了陆机、陆云、左思、皇甫谧、挚虞、李充和葛洪的文论观点。在《文赋》研究方面，饶宗颐指出陆机《文赋》是以琴道之应、和、悲、雅和艳来说明文学创作规律；[19] 林炳昌则对《文赋》的创作年代、英译本、文学理论内涵进行了考察、评论和分析。[20]在《诗品》研究方面，黄兆显考释了“左思其源出于公干”的内涵，陈炳良提炼了钟嵘论诗的关键之处，何士泽和郑建南则以传统笺疏形式对《诗品》进行了详细注释。[21] 在文选研究方面，钱穆《读〈文选〉》（1958）指出纯文学觉醒于建安时代，并以此对《昭明文选》中的作品进行解读；黄兆杰探讨萧统及其《昭明文选》中所体现的道德主义，以此说明中国诗学与道德观念之间的紧密关联；[22] 尤光敏则考察了徐陵《玉台新咏》的编撰目的、体例，并对诗话序跋对书中诗人的论述展开了品评。[23] 这些研究论著，与前述学者对《文心雕龙》的研究，共同汇聚成一股研究主流，显现出此时香港学界对魏晋六朝文学批评的一种集体注视。
最后，“三個重点”指以文章理论、诗歌理论和词学理论为代表的唐以来文论研究重点。与先秦、魏晋六朝文论的集中性探寻相比，此期人们对唐宋元明清文论的研究显得较为薄弱，呈现出散点研究的特质，如理学文论方面，仅有黄继持之《朱子文学思想述评》（1967）、《“文与道”“情与性”——理学家之文艺思想试论》（1968）；戏曲研究方面，只有梅应运《李笠翁戏剧论概述》（1964）、萧宓《李笠翁谈戏曲唱词》（1964）二文；小说研究方面，则仅有陈庆浩的硕士论文《脂本评语的情况和分析》（1968），均未能产生集约效应。
不过，在分散的研究格局中，我们仍可发现由南来学者所引领而形成的三个研究重点。一是文章理论研究。20世纪50年代初，罗香林辑录方苞《古文约选例言》、刘大櫆《论文偶记》、姚鼐《古文辞类纂序》等古文理论合编为《古文辞义法》，作为香港大学中文系文学理论读本。这为此后香港学界对古代文章学的研究提供了材料基础。1958年，钱穆在《新亚学报》上发表《杂论唐代古文运动》一文，将唐代古文运动追溯至其时的古诗运动，并以纯文学理念观照和论述了韩愈和柳宗元的古文理论。这开启了香港学界对唐以降古文的理论研讨，并推动了当地对此一问题的关注。如伍锦仁《隋唐之文学复古运动》（1958）、苏曾懿《古文及唐宋古文八大家之研究》（1959）、金中枢《宋代古文运动之发展研究》（1960）、杨家教《顾亭林先生文论探源》（1968）等文皆与之相关，至于何世权《清代桐城文派之文学理论》（1958）、周启庚《桐城派文论》（1959）和陈经豪《谈谈曾国藩的文学主张》（1963）等桐城派文论论文，则可视为对唐宋古文运动的清代追踪。 二是诗歌理论研究。1956年，吴天任发表《元遗山论诗的特识》，首次对元好问论诗的形式和内容进行了评价，这是香港地区第一篇研究元好问诗论的论文。其后，王韶生《元遗山论诗三十首笺释》（1966）、陈湛铨《元遗山论诗绝句讲疏》（1967）则以传统注疏的方式，对元好问的三十首论诗绝句展开了细致的解读。这形成了对元好问诗论的集中探讨，为此后香港学界对之的持续关注奠定了学术基础。在元好问诗论之外，尚有一些对唐以降诗论的散点研究，包括叶绮莲《杜诗学》（1965）、梁君仪《中晚唐诗论管窥》（1967）的唐代诗论研究，潘重规《朱子诗序旧说叙录》（1967）、龙祯祥《朱子之诗经学》（1967）的南宋诗论探讨，刘若愚《清代诗说论要》（1957）和黄华表《桐城诗派》（1958）、《桐城诗派道咸诗派》（1959）的清代诗论研寻。
三是词学理论研究。这主要集中于清代词学方面。1955年，饶宗颐在《人生》第7、8期发表《〈人间词话〉平议》，首次对王国维词学展开评价，认为《人间词话》之“意境说”“境界说”在前人处已有端倪，并非王国维之创见。这既显示出其不囿成说的批判精神，也奠定了香港对《人间词话》的批评态度，推动了人们对王国维词学的研究兴趣。如王韶生、荻枫、禚梦庵、陈胜长等人均发表相关评论，《民主评论》还专门发表了徐复观和丁雨关于“隔”与“不隔”的讨论文章。[24] 在王国维词学之外，朱祖谋词学亦是一个相对热闹的话题，王韶生著有《彊村论词》（1958）、《朱彊村〈望江南〉词笺释》（1965），饶宗颐则撰有《朱彊村论清词〈望江南〉笺》（1961-1964）。此外，江润勋和邝士元则分别以综论和专论的形式对词学评论史和常州词派进行研究，[25] 显示出此时香港本地学者对词学理论的深入探讨。
总之，第一阶段的香港中国古代文论研究，总体上是以南来学者为主导，香港本地学子往往是在前者的带动和启发之下，对相关论题展开研讨。在这一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罗香林、唐君毅、徐复观、饶宗颐、钱穆、王韶生和陈湛铨等人在香港的中国艺术精神命题、《文心雕龙》、六朝文论、文章理论、诗歌理论和词学理论研究发挥了引领性作用，使得香港中国古代文论研究初具格局，呈现出兼具深度与广度的学术面貌。
二、本地学者主流期
第二階段为1970年至1999年。此时期港澳中国古代文论研究主要集中于香港地区，澳门地区则处于起步阶段，其研究主体为在南来学者所营建的教育环境中成长起来的香港学者。他们凭借香港得天独厚的地理、语言和文化优势，以更开阔的学术视野和理论眼光，对前辈学者所奠基而成的中国古代文论研究进行了深化、丰富和开拓。如在通论方面，黄维樑之《中国历代诗话词话和印象式批评》（1976），抓住诗话词话这一中国文学批评的代表形式，指出其为重直觉感悟、笼统概括的印象式批评，它与“十九世纪西方印象主义画法，颇为近似”，又与佩特、王尔德所谓“有分析，重理性”的印象式批评大异其趣。[26] 这就在程兆熊对中国文学批评的泛论基础上，突出了中国文学批评的特质，及其与西方文学理论的差异。黄兆杰之《中国早期文学批评》（1983）选取《毛诗序》《离骚经序》《典论·论文》《文赋并序》《诗品序》《文心雕龙·神思》等13篇具有代表性的文论论著进行英译，开启了香港学者译介中国古代文论的旅程。此外，邓国光之《文原》（1997），远探《周礼》之文体发源，中览刘勰、孔颖达和韩愈之诗学思想，近研祝尧、翁方纲之文体理论，可谓“一部文体发展史的雏型”，[27]展现了澳门中国古代文论研究的文体学路径。在专论方面，陈耀南、邓仕樑、陈国球等学者，以其自身的努力，带动香港学界承传、发展了前期的诸多论题，并形成了新的学术主流。具体而言，此一时期的中国古代文论研究可从以下四个方面展开考察：
第一，先秦两汉文论研究有所开拓。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香港学界对先秦两汉文论的关注主要集中于先秦时期的儒道美学思想研究上，较少从文学批评层面进行考察，而两汉文论几乎未有专文探讨。进入20世纪70年代以后，此一情况有所改变。一方面，出现了3篇有关诗经学的硕士学位论文。其中，陆婉仪细致梳理了《毛传》《郑笺》注解《诗经》的异同情况，认为《郑笺》宗于《毛传》者少，异于《毛传》者多，说明《郑笺》表面上以《毛传》为宗，实则既对《毛传》有所批判，又对齐鲁韩三家诗有所吸收，显现出其以经序为准的文学批评策略和目的。[28] 这从训诂学的角度突出了《郑笺》与《毛传》之异。其后，叶勇则以《周南》《召南》为例，则指出《郑笺》宗毛诗者多，承三家诗者甚少。这与前述研究形成鲜明对比，因叶氏以《郑笺》“注诗宗毛为主”为立论之基，陆氏则以郑玄博通四家诗为研究路径。[29] 可见，理论预设不同，其研究结论往往相异其趣。与前二者不同，胡应湖从诗之起源切入，通过论述周公作诗和孔子编诗的不同教化面向，指出其所奠定的诗教传统，对中国人之道德修养和中国文学之文体技法均产生了深远影响。[30] 这就将诗教传统追溯至西周时期，并申明了此一传统的历史意义。
另一方面，产生了有关辞赋学的专论文章。如许子滨之《屈原行义王逸说考辨》（1994）于两汉评屈诸家中独标王逸，指出其“以忠信仁义、同姓无相去之义推崇屈子之行义”，[31] 不仅发时人及前人之所未发，而且尤能显明屈原之志。作者对“同姓无相去之义”进行知识考古，认为王逸此说实合于礼仪规约和时代背景。这种历史还原研究法，既显现出王逸对屈原的同情之理解，亦彰显出作者求索史实的严谨态度。又如郑良树之《司马迁的赋学》（1994）通过对司马迁辑录屈原、贾谊、司马相如赋作，及其自身的辞赋创作，指出其赋学观包含“言志”与“讽谏”两个层面。这种从作品编选角度发现了文学观念的做法，乃是香港中国古代文论研究的一大路径，具有独特的方法性。
第二，《文心雕龙》及魏晋六朝文论依然是研究重镇。这一时期，南来学者对《文心雕龙》仍有所探讨，如王韶生撰有《〈文心雕龙〉对于中国文论的影响》（1970），蒙传铭著有《从〈序志〉篇看〈文心雕龙〉的体例》（1970）、《刘勰〈知音〉篇“六观”新探》（1975）等。其中，饶宗颐、潘重规更是分别出版了《〈文心雕龙〉集解》 《唐写〈文心雕龙〉残本合校》（1970）两书，显示出他们对《文心雕龙》的深厚的学术积淀和深入的学术探索。 不过，此期之《文心雕龙》研究，涌现出的更多是香港学者的身影。如此前已崭露头角的石垒，在此时出版《〈文心雕龙·原道〉与佛义疏证》（1971）和《〈文心雕龙〉与佛儒二教义理集》（1977），继续对其前理念展开论证和丰富。其后，陈耀南出版《〈文心雕龙〉论集》（1989），别开研究史和比较阐发之生面。如其《〈文心雕龙·原道〉众说平议》《〈文心·风骨〉群说辨疑》分别评骘了当代学界对《原道》《风骨》两篇的诸种理解，可谓简明的现代《原道》《风骨》研究史；其《〈文镜〉与〈文心〉——刘勰与空海文学理论值若干比较》《〈史通〉与〈文心〉之文论比较》则将《文心雕龙》与空海《文镜秘府论》和刘知几《史通》进行比较，试图以文本的跨时代比较沟通六朝文论与唐代文论。与陈耀南不同，黄维樑的《文心雕龙》研究则致力于中西比较和古今对接，如《精雕龙与精工瓮——刘勰和“新批评家”对结构的看法》（1989）论述了刘勰与新批评家对文本结构的高度重视，指出好作品“是一只精工瓮，是一条精雕龙”；[32]《〈文心雕龙〉与西方文学理论》（1991）则通过《文心雕龙》与《诗学》《文学理论》的比较，指出刘勰文论视野之广阔、架构之宏伟。这凸显出《文心雕龙》的世界意义。又如《现代实际批评的雏形——〈文心雕龙·辨骚〉今读》（1989）和《〈文心雕龙〉“六观”说和文学作品的评析——兼谈龙学未来的两个方向》（1996），通过对《辨骚》《知音》篇的解读，指出刘勰文论为具有现代价值的文学批评资源，尤其是“六观”说，“在实际衡量作品上，照顾周到，其理论极具实用价值”[33]。黄维樑还将之运用于白先勇、余光中等人作品的批评之中，这就焕发出了《文心雕龙》的现实意义，彰显出其绵长的理论生命力。此外，黄兆杰与卢仲衡、林光泰二人合作，于1999年推出英文版《文心雕龙》，这是继施友忠之后的第二个英译全本，对《文心雕龙》的海外传播起到重要的促进作用。可见，这时期的《文心雕龙》研究，除了延续以往的思想探源、理论解读之外，还在文本跨时代、跨文化比较和文本翻译等方面取得了进展，显示出香港学界对《文心雕龙》研究的不断深入。[34]
除此之外，人们对魏晋六朝的其他文论仍保持着研究热情。这一方面体现在有关《典论·论文》 《文赋》《诗品》《玉台新咏》《文选》的研究文章不断涌现，如黄兆杰《〈文选序〉与萧统的文学观念》（1985）认为《文选序》最重要的思想，并非“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二句，“而是文章乃完整之单篇一个观念”。[35] 此外，钟肇熙则探究南北朝诗经学，不断完善香港地区的中国历代诗经学研究链条。[36] 另一方面則体现在出现了一批新的专论文章，如范畴专论方面，包括梁后养《六朝文论中“新”之观念》 （1971）、叶明媚《嵇康声无哀乐论研究》（1977）、袁燕萍《从气、势观念看六朝文论的开展》（1987）、关秀琼《从人的自觉看魏晋文论与儒、道思想之关系》（1988）、胡詠超《晋诗轻绮辨》（1994）、赖卓彬《言尽意论与言不尽意论》（1996）、廖志强《南朝文笔说》（1999）等。其中，邓仕樑《释“放荡”——兼论六朝文风》（1983）指出“六朝文学的精神在于‘放荡’”，[37] 其内涵包括“放逸”“放旷”“傲诞”“纵逸”和“通侻”，可谓于凸显人的崛起之中，切中了六朝文风之命脉。专人专论方面，包括苏森明《曹植诗及其文学批评》（1981）、刘庆华《沈约研究》（1981）、余汝丰《任昉〈文章缘起〉研究》（1982）和邓仕樑《萧子显的文论》（1987）等。其中，邓国光的博士论文《挚虞及其文论研究》（1990）为第一部深入探讨挚虞文论的学术专著。该文考察了挚虞在经学、礼学、史学和文学等方面的突出成就，指出其文论源出于其经学背景，具有“崇文章之用，以息两汉夷薄文翰之风”“宏情志，归本正源，匡救文弊”和“树大体，轨范属辞”等特质。[38] 这一研究不仅确立了挚虞在魏晋六朝文论中的突出地位，而且点明了中国古代文体学的起点和成就。可见，此一时期香港学者在承继南来学者的研究之外，另立研究范式，别开研究领域，推动了魏晋六朝文论研究的纵深发展。
第三，隋唐和宋元文论研究有所拓展。此期的隋唐文论研究，主要包括诗论和文章学两个重点。在诗论上，既有宏观探讨，如郑佩芳《唐代诗人评唐诗之研究》（1971）、李秉刚《中唐诗派研究》（1988）和刘卫林之《中唐诗境说研究》（1999）；亦有微观专论，如王晋江《文镜秘府论探源》（1978）、李贵生《〈毛诗正义〉文艺思想研究》（1995）。其中，以《二十四诗品》研究最具话题性。如陈国球和陈炳良均以西方文论进行观照，指出其既涉及创作论，亦包含读者接受论；[[39] 陈胜长则从著作权入手，坚持司空图为《二十四诗品》的作者，显现出香港学者对陈尚君、汪涌豪等内地学者的辨伪工作的一种回应。[40] 在文章学上，则有黄振锋《初唐经学家及史学家之文论》（1977）和邓国光《韩愈文统探微》（1992）。黄文认为初唐经学家孔颖达、陆德明之文论思想强调经世致用，而史学家如魏徵、颜师古、刘知几之文论观念则于此之外，排斥艳丽之文，展现出了经学、史学视野下文学观念的不同面向。邓著则指出韩愈以孟子之愍恻当世为人生动力，以文章写作明道和为戏，实现了教与乐的统一。这就揭示出韩愈古文不为人熟知的游戏性和艺术性，丰富了韩愈的文论面貌。
在宋元文论研究方面，程兆熊和陈国球对北宋诗论进行了可贵的探索。他们通过考察邵雍《击壤集》，指出其诗乃性情之诗，其诗论乃近情之诗论，打破了理学家“排斥情感”的刻板形象。[41] 不过，研究重点主要落于南宋诗学和元好问诗论。南宋诗学方面，邓仕樑《〈沧浪诗话〉试论》（1971）指出严羽“以禅喻诗”仅是一种表述手段，并非表明其推崇王、孟之风。其后，李锐清《〈沧浪诗话〉的诗歌理论研究》（1992）一书指出严羽“以禅喻诗”重在标榜气象、兴趣和空音镜像，以还诗歌本来之艺术面目。这就将严羽视为革新北宋以前诗风的关键人物，赋予其极高的学术地位。对此，萧淳铧亦指出魏庆之受《沧浪诗话》等论著影响颇深，其创作论多宗严羽，而作家论则独成“言、意、格”合一的评价体系。[42] 胡国贤探究了《诗集传》中所体现朱熹的诗学思想，张志诚在此基础上，将其文论思想纳入研究范围，李家树则指出朱熹并非攻诗序之最力者。[43] 沿此路径，李家树出版《传统以外的诗经学》（1994），选取《诗总闻》《诗经世本古义》《诗经原始》三书，阐释了宋迄清的诗经学发展异向。此外，陈德锦《南宋诗学创作论研究》（1985）以创作论契入，试图对南宋诗学进行整体性把握。黄治平《韩愈诗评价与宋以后诗学关系研究》（1995）以韩愈为中心，历述其诗在宋、明、清三代的评价情况，勾勒出韩愈诗之评论史。元好问诗论方面，在前人笺注的基础上，邓昭祺和罗慧萍对之继续展开探讨。如邓文认为其对阮籍、张华、谢灵运、李白、柳宗元乃至晋代诗风，均有其异于传统理解的独到之见；[44] 罗文则指出其诗歌创作论和批评论均具有儒家重文的底色，反映了元代北方诗坛的文化背景和诗学观念。[45]这就从理论总结、批判的角度，深化和丰富了元好问诗论研究，展现出元代文论的面貌和价值。 第四，明清文论替代魏晋六朝文论，成为此时期的研究主流。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香港学界对明代文论几无问津。然而，进入20世纪70年代以后，这一情况得到了极大的改善，这是因为香港学者对明代诗学的主要方面进行了深入的探讨。1971年，林章新之《袁中郎及其文学》，对袁宏道文论的背景、渊源和内容进行了考察。翌年，黄兆杰则在《淡江评论》发表《〈四溟诗话〉新论》，对谢榛诗论展开了研究。这标志着香港学界开始对明代复古与反复古诗学展开探讨。
在复古诗学研究上，颜婉云《王世贞〈艺苑卮言〉诗论析论》（1975）考察了七子派王世贞的诗论，认为以拆分之眼光理解，则其诗论未能创新；以整体之视角观照，则其诗论却具有熔铸众说以显周密通圆的特质。这体现出作者对王世贞成就的动态和辩证把握。其《明前后七子诗论析评》（1981）则将研究范围扩大至整个七子派，全面梳理了他们的诗论思想在观念、成就和风格上的差异。这揭示出七子派内部的丰富面向。不过，颜婉云的研究仅停留于具体观念的梳理和比较，尚未予复古诗学以明确的历史定位。这为陈国球所补充。其《胡应麟诗论研究》（1982）指出胡应麟以诗史观、诗体论以及悟、法与兴象风神之关系论，建立起一套完整的复古理论。这就于七子派外，彰显了胡应麟在明代复古诗学中的突出地位。沿此思路，《唐诗的传承——明代复古诗论研究》（1988）通过对复古派批判宋诗、承纳唐七律五古的考察，指出七子派之外，高棅、杨慎、胡应麟、胡震亨和许学夷诸人，对学古识古、个人与传统、文学史观之探讨皆有重要贡献，复古实为明代一大文学主潮。这就扩充了复古诗学的内涵，并肯定了其在中国文论史上的地位。其后，有关复古诗学的研究论文不断出现，如李美凤《许学夷〈诗源辨体〉“靖节诗自为一源”说探微》（1995）、杜宗兰《谢榛的生平及其诗学理论》（1999）和司徒国健《〈皇明诗选〉与陈子龙“经世”诗说研究》（1999）等。此外，吴学忠《胡应麟论小说述评》（1995）则是香港较为薄弱的小说理论研究中的一篇探索之作。
在反复古诗学上，黄继持《泰州学派对文学思想之影响》（1973）揭示了泰州学派对李贽“童心说”、汤显祖“主情说”和袁宏道“性灵说”的重大影响，显示出对明代反复古诗学的一种知识考古姿态。其后，许芷亮《袁宏道和他的文学理论》（1976）专辟两章，对袁宏道以“性灵”为核心的反复古文论思想及其历史渊源进行考察，凸显了袁宏道之于公安派的意义。彭健威《明代竟陵派研究》（1983）则从文学观念、创作理论和学习理论等方面考察竟陵派的文论思想，呈现了明代反复古诗学的另一面向。总体而言，此时期港澳明代文论研究以复古诗学研究为重心，反复古诗学研究相对薄弱。
最后，清代文论研究亦有不少新的研究成果。一是文论家专论，包括对钱谦益、冯班、陆时雍、叶燮、查慎行、赵执信、沈德潜、袁枚、翁方纲、李调元、洪亮吉、方东树、况周颐、章太炎、刘师培和梁启超等人的研究。[46] 其中，尤以王夫之和王渔洋研究最为集中。如在王夫之研究上，杨松年《王夫之诗论系统探索》（1970）通过对王夫之诗论“情”“气”“势”等概念的剖析，指出其建构了以情感为核心的诗论系统，可与刘勰、严羽和叶燮等诗论家相媲美。此后，黄兆杰不仅在《王夫之文学理论中的情与景》（1978）中借助“情”“景”关系论展现王夫之的诗学特色，还英譯《薑斋诗话》（1987），以推动学界对王夫之诗学的深入研究。其后，林伟业《王夫之诗学研究》（1994）指出王夫之以对情意的重新阐释，建构起了一种儒家美学和阅读诗学。这就揭示了王夫之主“情”诗学的丰富内涵。在王渔洋研究上，包括李锐清《王渔洋神韵说之探讨》（1974）、陈凯文《王渔洋的神韵说及其诗的成就》（1982）等。其中，以陈炜良完成于1970年的博士论文最为全面深入。《王士祯于清代文学之地位及其诗论之探讨》论及王渔洋融粹汉唐以来诸家文论思想乃成神韵说，指出“情实”为其诗歌之至境，以唐为鹄的、兼融性情与学问则为其抵境之良方。此外，作者还对神韵说之优劣、背景、价值以及影响进行了评述。这就完整地展现出王渔洋诗学的内涵，点明了其在清代诗学中具有突出地位。二是流派专论。如郑滋斌《虞山学派中之义山诗学研究》（1989）指出虞山学派以一派之力推举李商隐，使其人其诗得以彰明，然衡说诗艺、好用比兴，则使虞山诗学流于琐碎和附会。吴淑钿《近代宋诗派诗论研究》（1994）拈取清末推举宋诗的诗派，如道咸诗派、同光派为研究对象，指出其注重创作主体的道德实践，强调学问、理气和性情的滋养，以成就“以人为本”的诗论核心。李贵生《清代扬州学派文学思想研究》（1999）则以汪中、凌廷堪、江藩、焦循和阮元五人为扬州学派主力，梳理其依于经学的文论思想，发现了乾嘉考证学派之文论意义。
当然，人们对已有论题仍有所关注。如邝健行《桐城派前期作家对时文的观点与态度》（1991）针对方苞、刘大櫆和姚鼐等人所涉及的“以时文为古文”“以古文为时文”进行了辩证思考；林世鸣《桐城派古文理论研究》（1992）则从本源、文体、创作和风格四个方面展开探讨，试图对桐城派文论进行整体性把握。又如蒋英豪《论王国维文学》（1973）除了讨论王国维词学以外，还将其小说评论和戏曲批评纳入研究视野，全面呈现了王国维的文学批评情况。黄维樑《王国维〈人间词话〉新论》（1977）、徐复观《王国维〈人间词话〉境界说试评》（1977）延续饶宗颐的观点，指摘其见解不新、论证不严。对此，陈永明《王国维〈人间词话〉新诂》（1980）则认为其论说有一贯的系统：“用外来观念解释、批评传统文学，言之条理井然，卓然成理，是《人间词话》最突出的成就。”[47] 这展现出香港学界对王国维词学态度的转变。再如文世昌《李渔戏剧理论的研究》（1972）、程张迎《论金圣叹评点〈水浒传〉的小说理论》（1983）和梁家荣《论李渔的小说“结构”观》（1992），则记录了香港学者对中国古代小说、戏剧理论的微弱研寻。
可见，第二阶段的中国古代文论研究，香港学者以其自身的学术探索和坚持，带动澳门中国古代文论研究，于承继前人研究论题之外，重点研讨近世诗学，推动了明清诗学研究这一研究主流的形成。它与20世纪五六十年代南来学者所主导的魏晋六朝文论研究主流，成了20世纪香港、澳门中国古代文论研究的两大高峰，展现出其本土学术的茁壮成长。 三、多方学者推进期
第三阶段为21世纪以来。此时期港澳中国古代文论研究仍主要集中于香港地区，澳门地区有所突破。由于香港、澳门先后回归，这时两地的中国古代文论研究群体发生了剧烈的变化。这在一方面表现为多数原先以古代文论为主攻方向的香港学者，如陈炳良、陈国球等人，或将研究重心转移到香港本土文学研究，其古代文论研究成果有所减少；或转为以指导博硕士论文为主。另一方面，随着海峡两岸暨香港、澳门地区学术交流的日益密切，大陆和台湾学者，如杨义、张健、张宏生和吴宏一等人，有赴香港、澳门讲授和研讨古代文论的情况；香港、澳门年轻学者，如魏城璧、马云骎等人，则有在内地高校接受文学教育以后，返回当地进行古代文论研究的情形。可见，近年来的香港、澳门中国古代文论研究，乃是多方学者共同推进的结果。
新世纪以来，明清文论研究依然是香港、澳门中国古代文论研究的主流。这一方面体现在诗论研究不断深化。一是唐诗选本与复古诗论关系研究。杜治国《确立诗歌的正典：李攀龙诗论、选本及创作研究》（2004）以李攀龙为研究个案，以正典化为理论视角，首先阐述了李攀龙复古理论的丰富内涵，进而指出这在其《古今诗删》《唐诗选》乃至古诗、律诗和绝句创作中得到了贯彻和落实。杨彦妮《明代中后期唐诗选本研究》（2010）从合集、类书和蒙学书三个方面，对《十二家唐诗》《古诗纪》《唐诗类苑》《千家诗》和《唐诗七言绝句》等唐诗选本，展开了细致考察，认为这些选本融汇复古诗论新说和传统诗学常识，影响了当时人们对唐诗传统的理解和接受。二是复古诗论的知识考古。陈颖聪《高棅的诗学理论及其影响与流变》（2011）则以严羽之盛唐意识为契入点，指出高棅《唐诗品汇》乃是明代盛唐意识的传播标志，影响了有明一代的诗学理论，铸就了以唐诗为核心的诗歌批评史。孔健《士与国家：明代弘治、正德年间文学复古运动研究》（2013）则从文人士子与国家政治的互动关系入手，还原了前七子派文学复古运动的文学、思想和政治语境，说明了明代复古文学思潮发生之必然。这些研究论著，不仅说明了明代复古诗学的丰富内涵、理论意义和历史价值，而且生发出了中国文学经典化、文学编选与文学观念之关系等研究方向。而在反复古诗学研究上，澳门大学马云骎《李东阳诗学研究》（2005）认为李东阳虽在明代诗歌复兴上有积极之功，但其诗论在与前七子派的论争中被严重削弱。在此意义上看，以李东阳为主的“茶陵学派”之说，乃是钱谦益的精心缔构。这就在于李东阳诗学以具体的历史定位之余，还原了明代中期复古与反复古诗学的竞争状况。容运珊《江盈科及其诗学研究》（2011）指出江盈科乃为公安派之主力，他以“元神活泼说”“性情说”突破了袁宏道“性灵说”之藩篱，并以客观包容的态度面对复古与革新两大文学思潮，展现出公正的学术眼光。上述论著扩充了明代反复古诗学理论研究的深度和广度。
在清代诗学研究上，主要包括清代对其前代文论之批评和清代当代诗学批评两方面。在清代对其前代文论之批评方面，杜宗兰、张锦少和庄文龙分别对胡承珙《毛诗后笺》、王先谦《诗三家义集疏》和马其昶《毛诗学》展开研讨，呈现了清代诗经学的旺盛局面；[48] 何继文、陈芷珊、方秀莹和闻晓虹则分别对翁方纲的宋诗学、钱谦益的杜诗学、七子诗学以及沈德潜的李杜诗学进行研讨，展现出港澳地区对跨时代文论阐释的重视。[49] 在清代当代诗学批评方面，除了新增吴乔、屈大均、陶澍、曾国藩、王闿运和黄节等人的专论研究以外，[50] 还出现了对清诗话进行整体研讨的著作。如吴宏一主编出版《清代詩话知见录》（2002）和《清代诗话考述》（2006）两书，对清一代的大量诗话作品进行辑录和介绍，这为香港地区的清代诗学研究提供了宝贵的资料参照；程中山《清代广东诗话研究》（2007）则勾稽清代广东诗话近百种，并对以黄培芳、张维屏、梁九图、何曰愈、梁启超和黄节为代表的广东诗论家群体的诗学主张，进行了分析和评价，凸显出广东在清代诗学中的重要地位。此外，对此前已涉及的诗论家的探究愈加深入全面。如董就雄《叶燮与岭南三家诗论比较研究》（2008）指出叶燮诗论具有融汇新旧的特色，其中屈大均、陈恭尹和梁佩兰对之影响颇深。对此，作者从本体观、发展观、创作观和鉴赏观四方面展开论证，点明了岭南三大家与叶燮之间的师承关系，理清了叶燮诗论的重要思想渊源。又如叶倬玮《翁方纲诗论研究》（2009）摆脱以往单纯的考据学视角，指出“肌理说”乃是翁方纲在面对“渔洋神韵”和“李何格调”之后所提出的一种诗论主张，折射出其兼容汉宋之学的学术思想。这就廓清了翁方纲肌理说的生成路径，实现了对其诗学思想的全面把握。
另一方面则表现在词、辞赋、文章、小说和戏曲等文体理论研究有所突破。词学方面，这时期除了徐玮、李庆雄分别对之前已触及的况周颐和王国维词学有所探讨之外，还出现了不少新的词论家专论，如谢章铤、王鹏运和谭莹等。[51] 其中，以林浩光《周济的词论研究》（2003）和李蕴娜《吴衡照〈莲子居词话〉研究》（2006）较具代表性。这是因为它们以个案带动常州词派乃至清代词论史研究，具有以小见大的学术特色。其外，何晓敏和金春媛在澳门大学施议对的指导下开展词原研究，如前者之《词原考论》（2013）从词体的产生渠道入手，考察其句式和歌法的演变历程，认为词体当来源于词调。这从本体论的角度论证了词体的产生；后者之《唐宋大曲论考》（2014）则从文体演变入手，指出集诗乐舞于一体的大曲乃是唐宋已降歌词的一个重要源头。这就从发展论的角度说明了词体的诞生。此外，吴志廉《晚清词学与经学关系研究》（2016）和林怡劭《明清之际“词史”研究与“新词史”专题》（2017），对词学史以及词学与经学之关系进行宏观把握，丰富了词学研究的理论面貌。
辞、赋、文方面，陈炜舜专注于明代楚辞学研究，其《明代楚辞学研究》（2003）从思想更迭的角度，阐述了明代楚辞阐释由道学、古学、心学乃至东林学的阐释和演变轨迹；《屈骚纂绪》（2008）则对张之象、陈深、叶向高和归有光等人的楚辞学进行个案研究，以补充丰富其楚辞学史述。詹杭伦重点关注清代赋学，其《清代赋论研究》（2000）对清代赋论著作进行历史梳理和分类考察，重点探究了“以赋论赋”和律赋批评的理论问题，提升了香港地区赋学研究的理论高度。江志豪（2004）、王益钧（2006）分别对清代牛运震和孙德谦的文章学理论进行了分析和评论；黎必信《清初明文批评研究》（2012）和谢嘉茵《欧阳修散文风格研究：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钞”本色义案说》（2014）则延续港澳一贯的跨时代文论批评研究思路，对清初的明代文章学和明代茅坤的唐代文章学研究进行审视，改变了长期以来以桐城派文论为主的明清文章学研究局面。 小说和戏剧方面，谭元、欧阳洁美探讨了金圣叹的评点学，傅琳娜、许景昭、黎必信和姚春琳则分别梳理了有关《聊斋志异》《水浒传》《三国演义》和《红楼梦》的评点文本，基础涵盖了明清时期的重要小说评点家，展现出对小说评点理论的集中思考。[52] 魏成璧《冯梦龙戏曲改编理论研究》（2010）和翁汉强《晚明文人戏曲观念研究——以张岱〈梦忆〉为中心》（2012）分别以冯梦龙和张岱为例，对明代戏曲理论进行了可贵的探索；李碧和古灵娟则在张宏生的指导下，分别撰写了《清代观剧诗研究》《情欲之外：〈牡丹亭〉在清代思想文化中的诠释研究》（2016），研讨清代观剧诗和《牡丹亭》阐释史。上述研究成果表明，新世纪以来香港地区的明清文论研究，既有对学术传统的不懈坚守，亦有对薄弱环节的努力改善，展现出勃勃生机。
宋元文论是继明清文论之后，较为热闹的一个研究领域。这重点体现在张健的宋代诗学研究上面。其《沧浪诗话校笺》（2012）以元刊本《沧浪吟卷》为底本，从“解题”“校勘”“笺注”和“总说”四个方面对《沧浪诗话》进行了详细解读，較郭绍虞《沧浪诗话校释》更为全面丰富。其《知识与抒情：宋代诗学研究》（2015）指出知识与抒情的关系乃是宋代诗学的核心问题，因为在面对唐代抒情传统之时，北宋诗学高扬知识传统，南宋诗学则在批判知识传统之中回溯盛唐，重建了抒情传统。这就概括了宋代诗学的发展脉络，实现了对其的整体把握。此外，澳门大学陈国明《〈沧浪诗话〉“五法”义研究》（2009）对严羽的“诗法”五说，包括“体制”“格力”“气象”“兴趣”和“音节”，进行了深入的剖析和评价。其外，钱泽红重点探讨了中国古代重要文论范畴“味”在宋代诗歌理论中的发展面貌；[53] 冯志弘梳理了北宋古文运动的发生背景、演进过程和历史意义，对香港地区之古文运动理论研究所有补充和完善；[54] 吴锦龙则探讨了元人对西昆体、欧阳修、梅尧臣、苏轼、黄庭坚、江西诗派、四灵诗派和江湖诗派诗歌的评论，[55] 改变了以往以元好问诗论为尊的元代文论研究格局。
与以往相比，新世纪以来香港、澳门的唐以前文论研究，显得相对薄弱。这不仅体现在研究成果数量有所减少，而且表现在研究议题多有重复、研究范围不断缩小。如以往蔚为大观的魏晋六朝文论研究，如今仅有少量论著展开探讨，未能如20世纪以前那样形成一种集约化、广泛化的研究态势。[56] 虽然如此，这时期的《文心雕龙》研究还是取得了一定的进展。如邓国光《〈文心雕龙〉义理研究：以孔子、屈原为枢纽轴心的要义》（2012）和欧阳艳华《征圣立言：〈文心雕龙〉体道思想研究》（2015），探讨了《文心雕龙》与孔子、屈原乃至儒家思想之间的关系，展现出港澳学界对刘勰所原之道的不懈探寻。不过，最具代表性的应属黄维樑出版于2016年的首部《文心雕龙》专著——《〈文心雕龙〉体系与应用》。该书汇集了黄维樑在2000年以后发表的大部分单篇论文，划分为“体系建构”“现代意义”“实际批评”和“余论”四个部分，以前三部分最能凸显其“让雕龙成为飞龙”的学术理念。[57] 该书首先提出应以《文心》为基础，以西方为参照，建构起“情采通变”文论体系，即包含“情采”“情采、风格、文体”“剖情析采”“通变”和“文之为德也大矣”五个层面。此处各层面间看似多有重复，实则体系相当明朗。这是因为它们分别对应作品的本体、外延、批评、流变和功用，确立起文本这一理论内核，赋予中国文论以语言性和文学性特质。在此基础上，黄维樑对《文心雕龙》展开了现代阐释和运用。这一方面体现在通过对《时序》《论说》《谐隐》等篇的新诠，指出《文心雕龙》在文学史梳理、学术论文写作以及雅俗之辨等方面的现代价值；另一方面则体现在以《镕裁》《知音》等篇中的批评理论，对屈原《离骚》、范仲淹《渔家傲》、韩剧《大长今》和莎剧《铸情》等，进行了有效的文本解读和批评。在此意义上说，黄维樑的《文心雕龙》研究，具有鲜明的中西比较眼光和古今对接视野，不仅激发了中国文论的涵括力和生命力，而且彰显了中国文化的当代价值和世界意义。
从总体上看，新世纪以来香港、澳门的中国古代文论研究，虽在研究主体上呈现出多元化的特质，但因其中大多数学者以近古文论为重点，无疑壮大了明清文论这一研究主流，并促进了宋元诗学的进一步发展，从而形成了“轻唐以前文论，而重宋以后文论”的发展面貌。这就与第一阶段南来学者的研究形成对照和补充，完善了香港、澳门中国古代文论的研究谱系。
结 语
从上述梳理，我们可以发现，20世纪以来香港、澳门地区的中国古代文论研究取得了较为突出的成就。这主要是由于饶宗颐、钱穆、唐君毅、徐复观、陈耀南、陈国球、黄维樑和邓国光等学者，以其独特的学术眼光，不断开拓中国古代文论研究，不仅生发出中国艺术精神这一具有深远影响的理论命题，而且形成了魏晋六朝文论和明清文论两大研究主流，折射出港澳地区中国古代文论研究兴趣的重大转移。此一发展轨迹的背后，既呈现了港澳中国古代文论研究的本土化进程，也折射出了港澳学界对中国古典学术的总体兴趣之所在。
其中，香港和澳门地区的中国古代文论研究存在着较大的差距。在香港地区，其中国古代文论研究自20世纪50年代便已开始，并迅速产生了具有影响力、号召力的学术命题和学术成果。这得益于香港特殊的文化位置和丰富的教育资源，吸引了一批批文人学者到此开展学术活动，并培养、形成了一支高素质的中国文学研究队伍。但在澳门地区，其成规模的中国文学研究总体上发轫于20世纪80年代以后，较香港地区晚了整整30年。在这一过程中，澳门地区的中国古代文论学术研究力量，主要依靠“进口”。20世纪80年代中期始，饶宗颐、罗慷烈和邓国光等香港学者，赴澳门创办中文教育，方才带动了此地的中国古代文论研究。可见，澳门之中国古代文论研究，肇生于香港中国古代文论研究发展进程之中。
20世纪以来香港、澳门地区的中国古代文论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首先，唐君毅、徐复观等人提出“中国艺术精神”命题，促发海峡两岸暨香港、澳门地区的学者对此一命题的热烈讨论，展现出南来学者具有引领学术风尚的能力。其次，香港、澳门中国古代文论研究经历了从无到有，由单一到多元的发展历程，这构成了港澳地区开展中国古典学术研究的主体内容之一。最后，香港、澳门中国古代文论研究充实了当代中国古代文论研究，其独立的发展进程和丰硕的研究成果，可与内地中国古代文论研究形成互补、互鉴和互通之势，为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阐发提供参考。 （作者单位：暨南大学）
注释：
[1] 罗香林曰：“许先生则分课程为三组，一为文学，二为历史，三为哲学。前人研习文学，只重视诗文，今则更及于词曲、小说、戏剧、与文学批评等。”又云：“惜是时方值对日抗战，戎马生郊，香港未几，陷入日军手中。海水群飞，公私涂炭，而香港研究中国文学之风气，亦以阻焉。”（罗香林：《香港与中西文化之交流》，香港：中国学社，1961年，第211—212页）
[2] 罗香林：《香港大学中文系之发展》，罗香林：《香港与中西文化之交流》，香港：中国学社，1961年，第232—238页。
[3] 参见《新亚书院概况》，课程纲要，香港：新亚书院，1955—1977年。
[4] 如联合书院亦开设有以《文心雕龙》为研究对象的文学批评课程。（香港中文大学联合书院图书馆：《联合书院概览 1966—1967年度》，第146页）
[5] 此三册讲义后结集为《中國文话文论与诗学》（台北：台湾书局，1979年）。
[6] 唐君毅：《唐君毅全集》，第16卷，北京：九州出版社，2016年，第40—41页。
[7] 唐君毅：《唐君毅全集》，第9卷，北京：九州出版社，2016年，第203页。
[8] 唐君毅：《唐君毅全集》，第13卷，北京：九州出版社，2016年，第247页。
[9] 唐君毅：《唐君毅全集》，第13卷，北京：九州出版社，2016年，第248—249页。
[10] 徐复观：《孔子“为人生而艺术”的艺术精神初稿》分两篇发表于第1、2期，《庄子艺术精神主体之呈现》分三篇发表于第11、12、13期，《释气韵生动》分三篇发表于第17、18、19期。（参见谢莺兴：《徐复观先生学行年表（四）》，《东海大学图书馆馆刊》，2017年第14期）
[11] 徐复观：《中国艺术精神》，自序，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4页。
[12] 徐复观：《中国艺术精神》，自序，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2页。
[13] 郑捷顺：《庄子哲学中的艺术思想的研究》，香港中文大学硕士论文，1966年，第224页。
[14] 饶宗颐：《饶宗颐二十世纪学术文集》，第11卷，台北：新文丰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3年，第1070页。
[15] 黄孟驹：《王充〈论衡〉与刘勰〈文心雕龙〉》，《联合书院学报》，1967年总第6期；程兆熊：《文心雕龙讲义——刘勰文学批评之疏说与申论》，香港：鹅湖出版社，1963年；蒙传铭：《刘毓崧书〈文心雕龙后〉疏证》，《新亚书院学术年刊》，1969年总第11期。
[16] 黄继持：《〈文心雕龙〉与儒家思想》，饶宗颐：《〈文心雕龙〉研究专号》，香港：香港大学中文学会，1962年。
[17] 罗萤：《〈文心雕龙〉与〈诗品〉述评》，《文坛》1954年，第12期；王煜：《〈文心〉沿袭〈文赋〉的思想》，《东方》1961年，第9期；邓仕樑：《〈易〉与〈文心雕龙〉》，《崇基学报》1969年，第1期。
[18] 古兆申：《刘勰的文学观》，香港中文大学硕士论文，1969年，第211页。
[19] 饶宗颐：《陆机〈文赋〉理论与音乐关系》，《中国文学报》（日本），1961年，总第14卷。
[20] 林炳昌：《〈文赋〉研究》，香港中文大学硕士论文，1968年。
[21] 黄兆显：《〈诗品〉“左思其源出于公干”考释》，《香港大学中文学会会刊》，1966—1967年；陈炳良：《钟嵘〈诗品〉论诗指要》，《大陆杂志》，1969年，第3期；何士泽：《诗品论疏》，香港中文大学硕士论文，1969年；郑建南：《〈诗品序〉校释》，《新亚书院中国文学系年刊》，1969年，总第7期。
[22] 黄兆杰：《道德视域下的〈昭明文选〉》，香港大学硕士论文，1965年。
[23] 尤光敏：《徐陵及其〈玉台新咏〉》，香港大学硕士论文，1964年。
[24] 王韶生：《王国维文学批评著述疏论》，《崇基学报》，1968年，第1期；王韶生：《论王静安之文学》，《崇基校刊》，1968年12月；荻枫：《王国维与〈人间词话〉》，《文坛》，1964年，第5期；禚梦庵：《〈人间词话〉札记》，《人生》，1965年，第8期；陈胜长：《读〈人间词话〉及〈词学通论〉作词法》，《新亚生活》，1967年，第14期；徐复观：《诗词的创造过程及其表现效果——有关诗词的隔与不隔及其他》，《民主评论》，1959年，第12期；丁雨：《论诗词中的隔与不隔》，《民主评论》，1959年，第12期。
[25] 江润勋：《词学评论史》，香港大学硕士论文，1963年，后出版为《词学评论史稿》（香港：龙门书店，1966年）；邝士元：《常州派家法考》，《人生》，1968年，第3期。
[26] 黄维樑：《中国诗学纵横论》，台北：洪范书店，1977年，第1页。[27] 2013年，邓国光出版《文章体统：中国文体学的正变与流别》一书，是对其多年来文体学研究的总结之作，较《文原》更为理论化和系统化。引文参见邓国光：《文原——中国古代文学与文论研究》，自序，澳门：澳门大学出版中心，1997年。
[28] 陆婉仪：《诗经传笺异同考》，香港中文大学硕士论文，1970年。
[29] 叶勇：《二南郑笺采三家诗说研究》，香港中文大学硕士论文，1995年。
[30] 胡应湖：《周孔诗教及其对后世之影响》，香港中文大学硕士论文，1971年。
[31] 许子滨：《屈原行义王逸说考辨》，香港中文大学硕士论文，1994年。
[32] 黄维樑：《中国古典文论新探》，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52页。 [33] 黄维樑：《中国古典文论新探》，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27页。
[34] 这在同时期的香港高校博硕士论文中亦有所体现。此时期有关《文心雕龙》研究的博硕士论文共计9篇，除韩尧森《刘勰修辞论研究》（1976）、朱国能《〈文心雕龙〉创作论研究》（1982）、关丽眉《〈文心雕龙〉与美学》（1987）、李永鸿《〈文心雕龙〉“文体”理论研究》（1988）、招祥麒《刘勰〈文心雕龙〉诗论之研究》（1995）、周一龙《〈文心雕龙〉新窥——其修辞与逻辑运用》（1996）注重理论解读以外，尚有梁明珠《刘勰与柯立律治的“有机美学”》（1986）明确进行中西跨文化比较，梁建辉《王充刘勰文论比较研究》（1989）和林浩光《刘勰〈文心雕龙〉与司空图〈诗品〉风格学的比较研究》（1996）则侧重中国文论内的跨时代比较。
[35] 邝健行、吴淑钿：《中国古典文学研究论文选粹》，文学评论篇，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3年，第238页。
[36] 钟肇熙：《南北朝诗经学研究》，香港大学硕士论文，1971年。
[37] 陈国球：《香港地区中国文学批评研究》，台北：学生书局，1991年，第114页。
[38] 邓国光：《挚虞及其文论研究》，香港大学博士论文，1990年，第19页。该著同年出版为《挚虞研究》（香港：学衡出版社）。
[39] 陈国球：《〈二十四诗品〉导言》，司空图：《二十四诗品》，台北：金枫出版社，1987年；陈炳良：《“雄浑”试解——兼论〈二十四诗品〉的主旨》，《岭南学院中文系系刊》，1997年，第4期。
[40] 陈胜长：《〈二十四诗品〉发隐兼论其作者问题》，《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1996年，第1卷。
[41] 程兆熊：《论邵康节的〈首尾吟〉及其诗学》，《新亚书院学术年刊》，1970年，总第12卷；陈国球：《锻炼物情时得意，新诗还有百来篇——邵雍〈击壤集〉诗学思想探析》，《岭南学院中文系系刊》，1998年，第5期。
[42] 萧淳铧：《〈诗人玉屑〉诗论研究》，香港中文大学博士论文，1999年。
[43] 胡国贤：《朱熹〈诗集传〉诗论初析》，香港大学硕士论文，1972年；张志诚：《朱熹的文学论》，珠海书院硕士论文，1976年，后出版为《朱熹的文学观》（香港：圣类斯中学，1979年）；李家树：《〈国风·诗序〉与〈诗集传〉之比较研究》，香港大学硕士论文，1976年，后出版为《国风毛序朱传异同考析》（香港：学津出版社，1979年）。
[44] 邓昭祺：《元好问论诗绝句研究》，香港大学博士论文，1984年。[45] 罗慧萍：《元好问诗论研究》，香港中文大学硕士论文，1988年。[46] 车洁玲：《钱谦益诗论》，香港大学硕士论文，1973年；郭天健：《冯班诗论研究》，香港中文大学硕士论文，1990年；严宇乐：《重建诗歌传统：陆时雍诗论探析》，香港中文大学硕士论文，1997年；潘汉光：《叶燮诗论钩沉》，香港大学硕士论文，1987年；陈联波：《查慎行的诗学研究》，新亚研究所硕士论文，1981年；林长泰：《赵执信诗论诠释》，香港大学硕士论文，1994年；谭卓培：《沈德潜〈宋金三家诗选〉硏究》，香港中文大学硕士论文，1996年；陈岸峰：《沈德潜诗学理论与明代复古诗说之关系探析》，香港科技大学硕士论文，1999年，后出版为《沈德潜诗学研究》（济南：齐鲁书社，2011年）；彭国强：《袁枚的诗论》，香港大学硕士论文，1978年；李锐清：《翁方纲“肌理说”的理论》，《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1988年，第1卷；詹杭伦：《李调元和他的〈雨村赋话〉》，《新亚学术集刊》，1994年，总第12期；吴妙慧：《洪亮吉〈北江诗话〉研究》，香港科技大学硕士论文，1996年；谢锡伟：《方东树诗论研究》，香港浸会大学硕士论文，1994年；莫巨智：《蕙风词话硏究》，香港中文大学硕士论文，1993年；汤友诚：《章太炎的文学思想》，香港中文大学硕士论文，1977年；陈燕：《刘师培及其文学理论》，香港大学硕士论文，1986年，后出版为《刘师培及其文学理论》（台北：华正书局，1989年）；陈芷珊：《传统与新变：〈饮冰室诗话〉研究》，香港中文大学硕士论文，1996年。
[47] 邝健行、吴淑钿：《中国古典文学研究论文选粹》，文学评论篇，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3年，第233页。
[48] 杜宗兰：《胡承珙〈毛诗后笺〉中的经典与诗学研究》，香港大学博士论文，2007年；张锦少：《王先谦〈诗三家义集疏〉研究》，香港中文大学博士论文，2007年；庄文龙：《马其昶〈毛诗学〉析论》，香港岭南大学硕士论文，2017年。
[49] 何继文：《翁方纲的宋诗学》，香港中文大学博士论文，2002年；陈芷珊：《〈钱笺杜诗〉研究》，香港大学博士论文，2005年；方秀莹：《沈德潜论李杜诗》，香港中文大学硕士论文，2008年；闻晓虹：《钱谦益“列朝诗集”选评明代前后七子研究》，澳门大学，2016年。
[50] 周瑞冰：《吴乔及其诗论研究》，香港中文大学硕士论文，2008年；董就雄：《屈大均诗学研究》，香港浸会大学硕士论文，2004年，后出版为同名专著（北京：学苑出版社，2009年）；梁树风：《陶澍〈靖节先生集〉研究》，香港中文大学硕士论文，2009年；吴巧云：《曾国藩诗学观探论》，香港中文大学硕士论文，2007年；孙莹莹：《“以诗为教”：黄节（1873—1935）诗歌及诗学研究》，香港大学博士论文，2013年。
[51] 曾智聪：《谢章铤词学研究》，香港中文大学硕士论文，2005年；胡丽华：《王鹏运词及其词论研究》，香港中文大学硕士论文，2006年；刘喜仪：《谭瑩〈论词绝句〉论唐宋词研究》，香港中文大学硕士论文，2008年。
[52] 谭元：《金圣叹评点学硏究》，香港浸会大学硕士论文，2000年；欧阳洁美：《金圣叹〈西厢记〉评点研究》，香港中文大学硕士论文，2000年；傅琳娜：《〈聊斋志异〉诸评研究》，香港中文大学硕士论文，2003年；许景昭：《〈水浒传〉文本评改研究》，香港科技大学硕士论文，2005年；黎必信：《论毛纶、毛宗岗对〈三国志演义〉的修订与评点》，香港中文大学硕士论文，2006年；姚春琳：《情爱观念：〈红楼梦〉文本及其脂砚斋评本研究》，香港大学硕士论文，2016年。
[53] 钱泽红：《宋代诗论中以“味”论诗研究》，香港中文大学博士论文，2004年。
[54] 冯志弘：《北宋古文运动的形成》，香港浸会大学博士论文，2006年，后出版为同名专著（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
[55] 吴锦龙：《元代宋诗批评研究》，香港大学博士论文，2008年。
[56] 与香港相比，近年来澳门地区对魏晋六朝及以前文论的研究热情较高，邓国光、邓骏捷等人指导硕士研究生完成相关论文逾10篇。
[57] 黄维樑：《〈文心雕龙〉：体系与应用》，香港：文思出版社，2016年，第21页。
关键词：中国艺术精神 魏晋六朝文论 明清文论 南来学者 本地学者
在香港、澳门中国文学理论与评论史上，最具有学术积淀、思想厚度与文化意味的成果，当属对中国古代文学理论所展开的阐释和研究。这是因为钱穆、唐君毅、饶宗颐、徐复观、陈耀南、陈国球、黄维樑和邓国光等著名学者，以其雄厚的学术根基，垂范以文，授学于人，推动了一批高质量研究成果的出现和一支高素质的研究队伍的形成，实现了对中国古代文论的有效把握和深刻阐发。本文将从中国文学批评教育的角度切入，全面梳理20世纪以来香港、澳门地区的中国古代文论研究发展进程，以窥探其学术特色和历史贡献。
一、南来学者主导期
回顾香港、澳门的中国古代文论研究史，我们可以发现，其总体演进脉络始终离不开高等学校中文教育的不断发展。1949年以前，港澳两地设有中文学院的高校，仅有香港大学一家。这一时期，在许地山的带领下，港大中文学院虽开设有文学批评的相关课程，但其研究规模不大。[1] 1949年以后，罗香林、饶宗颐和刘百闵等学者南来香港，担任香港大学中文系教师，制定系统的中国文学课程纲目，并专设“文学批评”一科。[2] 其后，钱穆、唐君毅等人创办新亚书院，讲授《庄子》《文心雕龙》等中国文学著作。[3] 至1963年，新亚书院与崇基学院、联合书院合并为香港中文大学，更加集中、有力地展开中国古代文论研究。[4] 1990年起，邓国光、施议对等人任教于澳门大学中文系，则开启了澳门地区研究中国古代文论的历史进程。可见，香港、澳门之中国古代文论研究，乃是伴随着港澳两地高等学校中文教育的发展，而不断开拓与深化。
以此观之，我们可将香港、澳门中国古代文论研究史划分为以下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为1949年至1969年。此时期港澳中国古代文论研究集中于香港地区，其研究主体以南来学者为主导。所谓南来学者，是指出于各种原因由内地南下香港的学者。他们具有深厚的学术功底，一开始就产生了具有开拓性和引领性的学术成果，并推动了香港学子对相关理论问题的深入探讨。这一时期的香港中国古代文论研究，往往通观性论著较少，中观和微观研究较多。在通观性论著中，较有分量的首先是程兆熊的《中国文话》《中国诗学》和《中国文论》（1963），[5] 三本均是作者在香港大学时的课堂讲义，勾勒出中国文学理论的基本面貌。此外，刘百闵《中国文学上所谓“气”的问题》（1963）和黄兆杰《中国文学批评中的“情”》（1969），分别对中国古代文论中“气”和“情”的范畴进行历史梳理，亦具有一定的学术代表性。而对于这个时期的中观和微观研究论著，我们可将之概括为：“一个命题”“一个主流”和“三个重点”。
首先，“一个命题”指以儒道思想为契入处的中国艺术精神命题。首提此一命题的学者是唐君毅。1944年，唐君毅发表《中国文化中之艺术精神》，从主体层面出发，进入艺术精神层面阐述中国文化，指出其“融摄内心外界、精神与物质、超形界与形界之对待”，并点出“儒道二家正同是最含艺术性的哲学学说”。[6] 但他并没有进行深入探讨。直至移居香港以后，他才对此展开进一步阐释。1951年，唐君毅之《中国艺术精神》认为：“中国文学艺术之精神，其异于西洋文学艺术之精神者，即在中国文学艺术之可供人之游。”[7] 对此，他从建筑、书画、音乐和雕刻四个方面展开论述，其立论之基正在于儒家之“游”。如他以孔子之“游于艺”，来说明中国艺术精神之主客相泯以见气韵和风神；又如以《礼记·学记》之“藏焉、修焉、息焉、游焉”，来点明中国文学艺术包孕着可供寻觅探索的美学世界。这说明，唐君毅之中国艺术精神旨在理清主体意识显现后的主客弥纶，其思想依归尤其重视礼乐文化。及至1964年，在讲演录《中国文学与哲学》一文中，唐君毅为中国艺术精神增加了道家维度的解释。他在重申中国哲学之主客同真、天人合一特质时，指出中国文学内容主要受儒、道两家影响：“大约受儒家影响者之中国文学，多善于表现‘生’之情，而以性情胜、气象胜，受道家影响之中国文学，多善于表现‘化’之意，而以神韵胜、胸襟胜。”[8] 此处以“生”理解中国文学之儒家面向，与其《中国艺术精神下之自然观》多有契合之处。而以“化”对接中国文学之道家面向，則细化和丰富了此前论述中一笔带过的道家思想。这具体表现为“超尘俗以自化于自然”“化自然物之质实以归于虚灵”“取美化之自然物与人物以入文学”和“将人间惊天动地之历史化入寂天寞地”四类。[9] 可见此时，以儒道思想契入中国艺术精神，在唐君毅的论述中已初现端倪。
对此一命题进一步深化，尤其是从庄子哲学入手发现主体存在的学者，则是徐复观。早在1964年间，徐复观论著《中国艺术精神》的主体部分《由音乐探索孔子的艺术精神》《中国艺术精神主体之呈现》《释气韵生动》三章，便已在其创办于香港的《民主评论》上分期发表，[10] 与唐君毅的学术理念可谓同声相应，又有所超越。这是因为徐复观跳出了唐君毅的直感式概述，对中国艺术精神进行了学理阐释和具体论证。徐复观旗帜鲜明地指出：“中国文化中的艺术精神，穷究到底，只有由孔子和庄子所显出的两个典型。”[11]这即是说，孔子标榜仁乐合一，其目的在于实现道德与艺术的终极统一，夹杂着功利成分；庄子之艺术精神则不然。“庄子之所谓道，落实于人生之上，乃是崇高的艺术精神；而他由心斋的工夫所把握到的心，实察乃是艺术精神的主体。”[12] 这种以道化人生，以心斋求虚、静、明的姿态，凸显出艺术主体的存在和意义，并折射出其艺术化的人生追求和纯粹化的艺术精神。可见，与孔子相比，庄子之美学思想更具有文艺适用性和历史穿透力。对此，徐复观进一步考察了庄子思想在魏晋玄学的延展，并梳理出一条魏晋以降受庄、玄思想影响而形成的中国画美学线索。这就将庄子的艺术精神弥撒于整个中国美学系统之中，折射出其对中国美学精神的巨大贡献，彰显出中国艺术的美学本位和纯粹追求。在此意义上说，徐复观之于中国艺术精神命题的意义，不仅在于他对之进行了理论阐释和实践证明，更在于他建构起一个以庄子为核心的中国美学系统，展现出中国艺术的至高境界。 受唐、徐二人影响，新亚书院学子郑捷顺继续对中国艺术精神展开申说。其完成于1966年的硕士论文《庄子哲学中的艺术思想的研究》，虽在概念使用和基本框架上与前人多有对应，但亦有补充、丰富和提升之处。如在艺术精神理解上，郑捷顺认为庄子艺术精神的特质在于其超越性。通过对主体自我的发现，确立起一个异于“形躯我”的“情意我”，以成就“离形、去智、不追求价值实现的纯粹观赏心灵”。[13] 又如在艺术主体上，他拈出“至人”“神人”“真人”和“圣人”四种，认为其为最能逍遥游之人，乃是庄子理想中的纯粹艺术化人物；再如在庄子美的分析上，他于徐复观提出的“孤立化的知觉”之外，结合唐君毅的“间隔观”，从“形象的直觉”“心理的距离”和“无我浑然”三方面进行了详细论述。总之，经由上述三人的不断阐发，中国艺术精神作为一个学术命题，得以正式确立。这也表明，此时期的先秦文论研究取得了较为突出的学术成就。
其次，“一个主流”指以《文心雕龙》为核心的魏晋六朝文论研究主流。魏晋六朝文论是此时期香港中国古代文论研究的一大主流，又以《文心雕龙》研究为其中流砥柱。1954年，饶宗颐发表《〈文心雕龙〉与佛教》，首次提出刘勰之所以为伟大文学理论家，“并不是单靠着他的文学修养，而受过佛教思想的浸润启发，倒是一个顶重要的内在因素”。[14] 对此，他从刘勰的知识背景，以及《文心雕龙》的思想、体例、用词等方面，进行了具体阐发。1962年，饶宗颐主编《〈文心雕龙〉专号》，不仅以《刘勰文艺思想与佛教之关系》《〈文心雕龙〉探原》《刘勰以前及其同时之文论佚书考》申说刘勰与佛教及儒道思想、《文心雕龙》与其前后文论著作之间的紧密关联，而且推出《〈文心雕龙〉集释》《唐写本〈文心雕龙〉景本说明》等文章，显现出《文心雕龙》研究对其笺注进行释读的角度。这在同时期南来学者的研究中亦有所体现。如黄孟驹侧重探讨刘勰与王充之间的思想关联，程兆熊、蒙传铭则注重对《文心雕龙》及其注疏进行解读。[15]可见，思想探源与理论解读，乃为此时期《文心雕龙》研究的两大进路。
这两大进路在香港本地学子的论述中得到了延伸。在思想探源上，石垒之《〈文心雕龙〉的本体论》（1967）延续饶宗颐的思路，从“道”“自然”“神理”三个层面，对刘勰文艺思想与佛教文化之关系展开了文本对读。黄继持之《〈文心雕龙〉与儒家思想》（1962）则认为刘勰是以儒家文化为思想基础，并“折中调和儒家与魏晋以来的文论”。[16] 这就体现出《文心雕龙》思想根源的复杂性和多元性。对此，罗萤、王煜、邓仕樑等人转从文本关系入手，考察了《文心雕龙》与《周易》《诗品》《文赋》等论著之间的内在传承与变异。[17] 在理论解读上，人们多选取某些篇章、术语、范畴展开解读。如李直方针对《明诗》篇之“慷慨以任气”“庄老告退而山水方滋”说和《辨骚》篇之“哀志”说展开阐释，谢正光针对《颂赞》中“讹体”的意义进行解释。与此不同，古兆申之《刘勰的文学观》（1969）则试图对刘勰的文学思想进行整体把握。该文首先梳理了刘勰的文质论、夸饰论、文笔辨、才性学、声律论和通变说，同时指出了这些文学思想与其前代、当代论述之间的关联，进而指出刘勰之“原于‘道’而以‘情志’为中心的文学观”，[18]具有深远的历史影响和前瞻的理论视野。这就显示出《文心雕龙》文本内涵的丰富性和世界性。
在《文心雕龙》之外，魏晋六朝的其他文论著作也得到了学者们的广泛研讨。如在通论研究方面，邓仕樑《两晋诗论》（1968）专列“两晋文学理论略说”一章，概述了陆机、陆云、左思、皇甫谧、挚虞、李充和葛洪的文论观点。在《文赋》研究方面，饶宗颐指出陆机《文赋》是以琴道之应、和、悲、雅和艳来说明文学创作规律；[19] 林炳昌则对《文赋》的创作年代、英译本、文学理论内涵进行了考察、评论和分析。[20]在《诗品》研究方面，黄兆显考释了“左思其源出于公干”的内涵，陈炳良提炼了钟嵘论诗的关键之处，何士泽和郑建南则以传统笺疏形式对《诗品》进行了详细注释。[21] 在文选研究方面，钱穆《读〈文选〉》（1958）指出纯文学觉醒于建安时代，并以此对《昭明文选》中的作品进行解读；黄兆杰探讨萧统及其《昭明文选》中所体现的道德主义，以此说明中国诗学与道德观念之间的紧密关联；[22] 尤光敏则考察了徐陵《玉台新咏》的编撰目的、体例，并对诗话序跋对书中诗人的论述展开了品评。[23] 这些研究论著，与前述学者对《文心雕龙》的研究，共同汇聚成一股研究主流，显现出此时香港学界对魏晋六朝文学批评的一种集体注视。
最后，“三個重点”指以文章理论、诗歌理论和词学理论为代表的唐以来文论研究重点。与先秦、魏晋六朝文论的集中性探寻相比，此期人们对唐宋元明清文论的研究显得较为薄弱，呈现出散点研究的特质，如理学文论方面，仅有黄继持之《朱子文学思想述评》（1967）、《“文与道”“情与性”——理学家之文艺思想试论》（1968）；戏曲研究方面，只有梅应运《李笠翁戏剧论概述》（1964）、萧宓《李笠翁谈戏曲唱词》（1964）二文；小说研究方面，则仅有陈庆浩的硕士论文《脂本评语的情况和分析》（1968），均未能产生集约效应。
不过，在分散的研究格局中，我们仍可发现由南来学者所引领而形成的三个研究重点。一是文章理论研究。20世纪50年代初，罗香林辑录方苞《古文约选例言》、刘大櫆《论文偶记》、姚鼐《古文辞类纂序》等古文理论合编为《古文辞义法》，作为香港大学中文系文学理论读本。这为此后香港学界对古代文章学的研究提供了材料基础。1958年，钱穆在《新亚学报》上发表《杂论唐代古文运动》一文，将唐代古文运动追溯至其时的古诗运动，并以纯文学理念观照和论述了韩愈和柳宗元的古文理论。这开启了香港学界对唐以降古文的理论研讨，并推动了当地对此一问题的关注。如伍锦仁《隋唐之文学复古运动》（1958）、苏曾懿《古文及唐宋古文八大家之研究》（1959）、金中枢《宋代古文运动之发展研究》（1960）、杨家教《顾亭林先生文论探源》（1968）等文皆与之相关，至于何世权《清代桐城文派之文学理论》（1958）、周启庚《桐城派文论》（1959）和陈经豪《谈谈曾国藩的文学主张》（1963）等桐城派文论论文，则可视为对唐宋古文运动的清代追踪。 二是诗歌理论研究。1956年，吴天任发表《元遗山论诗的特识》，首次对元好问论诗的形式和内容进行了评价，这是香港地区第一篇研究元好问诗论的论文。其后，王韶生《元遗山论诗三十首笺释》（1966）、陈湛铨《元遗山论诗绝句讲疏》（1967）则以传统注疏的方式，对元好问的三十首论诗绝句展开了细致的解读。这形成了对元好问诗论的集中探讨，为此后香港学界对之的持续关注奠定了学术基础。在元好问诗论之外，尚有一些对唐以降诗论的散点研究，包括叶绮莲《杜诗学》（1965）、梁君仪《中晚唐诗论管窥》（1967）的唐代诗论研究，潘重规《朱子诗序旧说叙录》（1967）、龙祯祥《朱子之诗经学》（1967）的南宋诗论探讨，刘若愚《清代诗说论要》（1957）和黄华表《桐城诗派》（1958）、《桐城诗派道咸诗派》（1959）的清代诗论研寻。
三是词学理论研究。这主要集中于清代词学方面。1955年，饶宗颐在《人生》第7、8期发表《〈人间词话〉平议》，首次对王国维词学展开评价，认为《人间词话》之“意境说”“境界说”在前人处已有端倪，并非王国维之创见。这既显示出其不囿成说的批判精神，也奠定了香港对《人间词话》的批评态度，推动了人们对王国维词学的研究兴趣。如王韶生、荻枫、禚梦庵、陈胜长等人均发表相关评论，《民主评论》还专门发表了徐复观和丁雨关于“隔”与“不隔”的讨论文章。[24] 在王国维词学之外，朱祖谋词学亦是一个相对热闹的话题，王韶生著有《彊村论词》（1958）、《朱彊村〈望江南〉词笺释》（1965），饶宗颐则撰有《朱彊村论清词〈望江南〉笺》（1961-1964）。此外，江润勋和邝士元则分别以综论和专论的形式对词学评论史和常州词派进行研究，[25] 显示出此时香港本地学者对词学理论的深入探讨。
总之，第一阶段的香港中国古代文论研究，总体上是以南来学者为主导，香港本地学子往往是在前者的带动和启发之下，对相关论题展开研讨。在这一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罗香林、唐君毅、徐复观、饶宗颐、钱穆、王韶生和陈湛铨等人在香港的中国艺术精神命题、《文心雕龙》、六朝文论、文章理论、诗歌理论和词学理论研究发挥了引领性作用，使得香港中国古代文论研究初具格局，呈现出兼具深度与广度的学术面貌。
二、本地学者主流期
第二階段为1970年至1999年。此时期港澳中国古代文论研究主要集中于香港地区，澳门地区则处于起步阶段，其研究主体为在南来学者所营建的教育环境中成长起来的香港学者。他们凭借香港得天独厚的地理、语言和文化优势，以更开阔的学术视野和理论眼光，对前辈学者所奠基而成的中国古代文论研究进行了深化、丰富和开拓。如在通论方面，黄维樑之《中国历代诗话词话和印象式批评》（1976），抓住诗话词话这一中国文学批评的代表形式，指出其为重直觉感悟、笼统概括的印象式批评，它与“十九世纪西方印象主义画法，颇为近似”，又与佩特、王尔德所谓“有分析，重理性”的印象式批评大异其趣。[26] 这就在程兆熊对中国文学批评的泛论基础上，突出了中国文学批评的特质，及其与西方文学理论的差异。黄兆杰之《中国早期文学批评》（1983）选取《毛诗序》《离骚经序》《典论·论文》《文赋并序》《诗品序》《文心雕龙·神思》等13篇具有代表性的文论论著进行英译，开启了香港学者译介中国古代文论的旅程。此外，邓国光之《文原》（1997），远探《周礼》之文体发源，中览刘勰、孔颖达和韩愈之诗学思想，近研祝尧、翁方纲之文体理论，可谓“一部文体发展史的雏型”，[27]展现了澳门中国古代文论研究的文体学路径。在专论方面，陈耀南、邓仕樑、陈国球等学者，以其自身的努力，带动香港学界承传、发展了前期的诸多论题，并形成了新的学术主流。具体而言，此一时期的中国古代文论研究可从以下四个方面展开考察：
第一，先秦两汉文论研究有所开拓。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香港学界对先秦两汉文论的关注主要集中于先秦时期的儒道美学思想研究上，较少从文学批评层面进行考察，而两汉文论几乎未有专文探讨。进入20世纪70年代以后，此一情况有所改变。一方面，出现了3篇有关诗经学的硕士学位论文。其中，陆婉仪细致梳理了《毛传》《郑笺》注解《诗经》的异同情况，认为《郑笺》宗于《毛传》者少，异于《毛传》者多，说明《郑笺》表面上以《毛传》为宗，实则既对《毛传》有所批判，又对齐鲁韩三家诗有所吸收，显现出其以经序为准的文学批评策略和目的。[28] 这从训诂学的角度突出了《郑笺》与《毛传》之异。其后，叶勇则以《周南》《召南》为例，则指出《郑笺》宗毛诗者多，承三家诗者甚少。这与前述研究形成鲜明对比，因叶氏以《郑笺》“注诗宗毛为主”为立论之基，陆氏则以郑玄博通四家诗为研究路径。[29] 可见，理论预设不同，其研究结论往往相异其趣。与前二者不同，胡应湖从诗之起源切入，通过论述周公作诗和孔子编诗的不同教化面向，指出其所奠定的诗教传统，对中国人之道德修养和中国文学之文体技法均产生了深远影响。[30] 这就将诗教传统追溯至西周时期，并申明了此一传统的历史意义。
另一方面，产生了有关辞赋学的专论文章。如许子滨之《屈原行义王逸说考辨》（1994）于两汉评屈诸家中独标王逸，指出其“以忠信仁义、同姓无相去之义推崇屈子之行义”，[31] 不仅发时人及前人之所未发，而且尤能显明屈原之志。作者对“同姓无相去之义”进行知识考古，认为王逸此说实合于礼仪规约和时代背景。这种历史还原研究法，既显现出王逸对屈原的同情之理解，亦彰显出作者求索史实的严谨态度。又如郑良树之《司马迁的赋学》（1994）通过对司马迁辑录屈原、贾谊、司马相如赋作，及其自身的辞赋创作，指出其赋学观包含“言志”与“讽谏”两个层面。这种从作品编选角度发现了文学观念的做法，乃是香港中国古代文论研究的一大路径，具有独特的方法性。
第二，《文心雕龙》及魏晋六朝文论依然是研究重镇。这一时期，南来学者对《文心雕龙》仍有所探讨，如王韶生撰有《〈文心雕龙〉对于中国文论的影响》（1970），蒙传铭著有《从〈序志〉篇看〈文心雕龙〉的体例》（1970）、《刘勰〈知音〉篇“六观”新探》（1975）等。其中，饶宗颐、潘重规更是分别出版了《〈文心雕龙〉集解》 《唐写〈文心雕龙〉残本合校》（1970）两书，显示出他们对《文心雕龙》的深厚的学术积淀和深入的学术探索。 不过，此期之《文心雕龙》研究，涌现出的更多是香港学者的身影。如此前已崭露头角的石垒，在此时出版《〈文心雕龙·原道〉与佛义疏证》（1971）和《〈文心雕龙〉与佛儒二教义理集》（1977），继续对其前理念展开论证和丰富。其后，陈耀南出版《〈文心雕龙〉论集》（1989），别开研究史和比较阐发之生面。如其《〈文心雕龙·原道〉众说平议》《〈文心·风骨〉群说辨疑》分别评骘了当代学界对《原道》《风骨》两篇的诸种理解，可谓简明的现代《原道》《风骨》研究史；其《〈文镜〉与〈文心〉——刘勰与空海文学理论值若干比较》《〈史通〉与〈文心〉之文论比较》则将《文心雕龙》与空海《文镜秘府论》和刘知几《史通》进行比较，试图以文本的跨时代比较沟通六朝文论与唐代文论。与陈耀南不同，黄维樑的《文心雕龙》研究则致力于中西比较和古今对接，如《精雕龙与精工瓮——刘勰和“新批评家”对结构的看法》（1989）论述了刘勰与新批评家对文本结构的高度重视，指出好作品“是一只精工瓮，是一条精雕龙”；[32]《〈文心雕龙〉与西方文学理论》（1991）则通过《文心雕龙》与《诗学》《文学理论》的比较，指出刘勰文论视野之广阔、架构之宏伟。这凸显出《文心雕龙》的世界意义。又如《现代实际批评的雏形——〈文心雕龙·辨骚〉今读》（1989）和《〈文心雕龙〉“六观”说和文学作品的评析——兼谈龙学未来的两个方向》（1996），通过对《辨骚》《知音》篇的解读，指出刘勰文论为具有现代价值的文学批评资源，尤其是“六观”说，“在实际衡量作品上，照顾周到，其理论极具实用价值”[33]。黄维樑还将之运用于白先勇、余光中等人作品的批评之中，这就焕发出了《文心雕龙》的现实意义，彰显出其绵长的理论生命力。此外，黄兆杰与卢仲衡、林光泰二人合作，于1999年推出英文版《文心雕龙》，这是继施友忠之后的第二个英译全本，对《文心雕龙》的海外传播起到重要的促进作用。可见，这时期的《文心雕龙》研究，除了延续以往的思想探源、理论解读之外，还在文本跨时代、跨文化比较和文本翻译等方面取得了进展，显示出香港学界对《文心雕龙》研究的不断深入。[34]
除此之外，人们对魏晋六朝的其他文论仍保持着研究热情。这一方面体现在有关《典论·论文》 《文赋》《诗品》《玉台新咏》《文选》的研究文章不断涌现，如黄兆杰《〈文选序〉与萧统的文学观念》（1985）认为《文选序》最重要的思想，并非“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二句，“而是文章乃完整之单篇一个观念”。[35] 此外，钟肇熙则探究南北朝诗经学，不断完善香港地区的中国历代诗经学研究链条。[36] 另一方面則体现在出现了一批新的专论文章，如范畴专论方面，包括梁后养《六朝文论中“新”之观念》 （1971）、叶明媚《嵇康声无哀乐论研究》（1977）、袁燕萍《从气、势观念看六朝文论的开展》（1987）、关秀琼《从人的自觉看魏晋文论与儒、道思想之关系》（1988）、胡詠超《晋诗轻绮辨》（1994）、赖卓彬《言尽意论与言不尽意论》（1996）、廖志强《南朝文笔说》（1999）等。其中，邓仕樑《释“放荡”——兼论六朝文风》（1983）指出“六朝文学的精神在于‘放荡’”，[37] 其内涵包括“放逸”“放旷”“傲诞”“纵逸”和“通侻”，可谓于凸显人的崛起之中，切中了六朝文风之命脉。专人专论方面，包括苏森明《曹植诗及其文学批评》（1981）、刘庆华《沈约研究》（1981）、余汝丰《任昉〈文章缘起〉研究》（1982）和邓仕樑《萧子显的文论》（1987）等。其中，邓国光的博士论文《挚虞及其文论研究》（1990）为第一部深入探讨挚虞文论的学术专著。该文考察了挚虞在经学、礼学、史学和文学等方面的突出成就，指出其文论源出于其经学背景，具有“崇文章之用，以息两汉夷薄文翰之风”“宏情志，归本正源，匡救文弊”和“树大体，轨范属辞”等特质。[38] 这一研究不仅确立了挚虞在魏晋六朝文论中的突出地位，而且点明了中国古代文体学的起点和成就。可见，此一时期香港学者在承继南来学者的研究之外，另立研究范式，别开研究领域，推动了魏晋六朝文论研究的纵深发展。
第三，隋唐和宋元文论研究有所拓展。此期的隋唐文论研究，主要包括诗论和文章学两个重点。在诗论上，既有宏观探讨，如郑佩芳《唐代诗人评唐诗之研究》（1971）、李秉刚《中唐诗派研究》（1988）和刘卫林之《中唐诗境说研究》（1999）；亦有微观专论，如王晋江《文镜秘府论探源》（1978）、李贵生《〈毛诗正义〉文艺思想研究》（1995）。其中，以《二十四诗品》研究最具话题性。如陈国球和陈炳良均以西方文论进行观照，指出其既涉及创作论，亦包含读者接受论；[[39] 陈胜长则从著作权入手，坚持司空图为《二十四诗品》的作者，显现出香港学者对陈尚君、汪涌豪等内地学者的辨伪工作的一种回应。[40] 在文章学上，则有黄振锋《初唐经学家及史学家之文论》（1977）和邓国光《韩愈文统探微》（1992）。黄文认为初唐经学家孔颖达、陆德明之文论思想强调经世致用，而史学家如魏徵、颜师古、刘知几之文论观念则于此之外，排斥艳丽之文，展现出了经学、史学视野下文学观念的不同面向。邓著则指出韩愈以孟子之愍恻当世为人生动力，以文章写作明道和为戏，实现了教与乐的统一。这就揭示出韩愈古文不为人熟知的游戏性和艺术性，丰富了韩愈的文论面貌。
在宋元文论研究方面，程兆熊和陈国球对北宋诗论进行了可贵的探索。他们通过考察邵雍《击壤集》，指出其诗乃性情之诗，其诗论乃近情之诗论，打破了理学家“排斥情感”的刻板形象。[41] 不过，研究重点主要落于南宋诗学和元好问诗论。南宋诗学方面，邓仕樑《〈沧浪诗话〉试论》（1971）指出严羽“以禅喻诗”仅是一种表述手段，并非表明其推崇王、孟之风。其后，李锐清《〈沧浪诗话〉的诗歌理论研究》（1992）一书指出严羽“以禅喻诗”重在标榜气象、兴趣和空音镜像，以还诗歌本来之艺术面目。这就将严羽视为革新北宋以前诗风的关键人物，赋予其极高的学术地位。对此，萧淳铧亦指出魏庆之受《沧浪诗话》等论著影响颇深，其创作论多宗严羽，而作家论则独成“言、意、格”合一的评价体系。[42] 胡国贤探究了《诗集传》中所体现朱熹的诗学思想，张志诚在此基础上，将其文论思想纳入研究范围，李家树则指出朱熹并非攻诗序之最力者。[43] 沿此路径，李家树出版《传统以外的诗经学》（1994），选取《诗总闻》《诗经世本古义》《诗经原始》三书，阐释了宋迄清的诗经学发展异向。此外，陈德锦《南宋诗学创作论研究》（1985）以创作论契入，试图对南宋诗学进行整体性把握。黄治平《韩愈诗评价与宋以后诗学关系研究》（1995）以韩愈为中心，历述其诗在宋、明、清三代的评价情况，勾勒出韩愈诗之评论史。元好问诗论方面，在前人笺注的基础上，邓昭祺和罗慧萍对之继续展开探讨。如邓文认为其对阮籍、张华、谢灵运、李白、柳宗元乃至晋代诗风，均有其异于传统理解的独到之见；[44] 罗文则指出其诗歌创作论和批评论均具有儒家重文的底色，反映了元代北方诗坛的文化背景和诗学观念。[45]这就从理论总结、批判的角度，深化和丰富了元好问诗论研究，展现出元代文论的面貌和价值。 第四，明清文论替代魏晋六朝文论，成为此时期的研究主流。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香港学界对明代文论几无问津。然而，进入20世纪70年代以后，这一情况得到了极大的改善，这是因为香港学者对明代诗学的主要方面进行了深入的探讨。1971年，林章新之《袁中郎及其文学》，对袁宏道文论的背景、渊源和内容进行了考察。翌年，黄兆杰则在《淡江评论》发表《〈四溟诗话〉新论》，对谢榛诗论展开了研究。这标志着香港学界开始对明代复古与反复古诗学展开探讨。
在复古诗学研究上，颜婉云《王世贞〈艺苑卮言〉诗论析论》（1975）考察了七子派王世贞的诗论，认为以拆分之眼光理解，则其诗论未能创新；以整体之视角观照，则其诗论却具有熔铸众说以显周密通圆的特质。这体现出作者对王世贞成就的动态和辩证把握。其《明前后七子诗论析评》（1981）则将研究范围扩大至整个七子派，全面梳理了他们的诗论思想在观念、成就和风格上的差异。这揭示出七子派内部的丰富面向。不过，颜婉云的研究仅停留于具体观念的梳理和比较，尚未予复古诗学以明确的历史定位。这为陈国球所补充。其《胡应麟诗论研究》（1982）指出胡应麟以诗史观、诗体论以及悟、法与兴象风神之关系论，建立起一套完整的复古理论。这就于七子派外，彰显了胡应麟在明代复古诗学中的突出地位。沿此思路，《唐诗的传承——明代复古诗论研究》（1988）通过对复古派批判宋诗、承纳唐七律五古的考察，指出七子派之外，高棅、杨慎、胡应麟、胡震亨和许学夷诸人，对学古识古、个人与传统、文学史观之探讨皆有重要贡献，复古实为明代一大文学主潮。这就扩充了复古诗学的内涵，并肯定了其在中国文论史上的地位。其后，有关复古诗学的研究论文不断出现，如李美凤《许学夷〈诗源辨体〉“靖节诗自为一源”说探微》（1995）、杜宗兰《谢榛的生平及其诗学理论》（1999）和司徒国健《〈皇明诗选〉与陈子龙“经世”诗说研究》（1999）等。此外，吴学忠《胡应麟论小说述评》（1995）则是香港较为薄弱的小说理论研究中的一篇探索之作。
在反复古诗学上，黄继持《泰州学派对文学思想之影响》（1973）揭示了泰州学派对李贽“童心说”、汤显祖“主情说”和袁宏道“性灵说”的重大影响，显示出对明代反复古诗学的一种知识考古姿态。其后，许芷亮《袁宏道和他的文学理论》（1976）专辟两章，对袁宏道以“性灵”为核心的反复古文论思想及其历史渊源进行考察，凸显了袁宏道之于公安派的意义。彭健威《明代竟陵派研究》（1983）则从文学观念、创作理论和学习理论等方面考察竟陵派的文论思想，呈现了明代反复古诗学的另一面向。总体而言，此时期港澳明代文论研究以复古诗学研究为重心，反复古诗学研究相对薄弱。
最后，清代文论研究亦有不少新的研究成果。一是文论家专论，包括对钱谦益、冯班、陆时雍、叶燮、查慎行、赵执信、沈德潜、袁枚、翁方纲、李调元、洪亮吉、方东树、况周颐、章太炎、刘师培和梁启超等人的研究。[46] 其中，尤以王夫之和王渔洋研究最为集中。如在王夫之研究上，杨松年《王夫之诗论系统探索》（1970）通过对王夫之诗论“情”“气”“势”等概念的剖析，指出其建构了以情感为核心的诗论系统，可与刘勰、严羽和叶燮等诗论家相媲美。此后，黄兆杰不仅在《王夫之文学理论中的情与景》（1978）中借助“情”“景”关系论展现王夫之的诗学特色，还英譯《薑斋诗话》（1987），以推动学界对王夫之诗学的深入研究。其后，林伟业《王夫之诗学研究》（1994）指出王夫之以对情意的重新阐释，建构起了一种儒家美学和阅读诗学。这就揭示了王夫之主“情”诗学的丰富内涵。在王渔洋研究上，包括李锐清《王渔洋神韵说之探讨》（1974）、陈凯文《王渔洋的神韵说及其诗的成就》（1982）等。其中，以陈炜良完成于1970年的博士论文最为全面深入。《王士祯于清代文学之地位及其诗论之探讨》论及王渔洋融粹汉唐以来诸家文论思想乃成神韵说，指出“情实”为其诗歌之至境，以唐为鹄的、兼融性情与学问则为其抵境之良方。此外，作者还对神韵说之优劣、背景、价值以及影响进行了评述。这就完整地展现出王渔洋诗学的内涵，点明了其在清代诗学中具有突出地位。二是流派专论。如郑滋斌《虞山学派中之义山诗学研究》（1989）指出虞山学派以一派之力推举李商隐，使其人其诗得以彰明，然衡说诗艺、好用比兴，则使虞山诗学流于琐碎和附会。吴淑钿《近代宋诗派诗论研究》（1994）拈取清末推举宋诗的诗派，如道咸诗派、同光派为研究对象，指出其注重创作主体的道德实践，强调学问、理气和性情的滋养，以成就“以人为本”的诗论核心。李贵生《清代扬州学派文学思想研究》（1999）则以汪中、凌廷堪、江藩、焦循和阮元五人为扬州学派主力，梳理其依于经学的文论思想，发现了乾嘉考证学派之文论意义。
当然，人们对已有论题仍有所关注。如邝健行《桐城派前期作家对时文的观点与态度》（1991）针对方苞、刘大櫆和姚鼐等人所涉及的“以时文为古文”“以古文为时文”进行了辩证思考；林世鸣《桐城派古文理论研究》（1992）则从本源、文体、创作和风格四个方面展开探讨，试图对桐城派文论进行整体性把握。又如蒋英豪《论王国维文学》（1973）除了讨论王国维词学以外，还将其小说评论和戏曲批评纳入研究视野，全面呈现了王国维的文学批评情况。黄维樑《王国维〈人间词话〉新论》（1977）、徐复观《王国维〈人间词话〉境界说试评》（1977）延续饶宗颐的观点，指摘其见解不新、论证不严。对此，陈永明《王国维〈人间词话〉新诂》（1980）则认为其论说有一贯的系统：“用外来观念解释、批评传统文学，言之条理井然，卓然成理，是《人间词话》最突出的成就。”[47] 这展现出香港学界对王国维词学态度的转变。再如文世昌《李渔戏剧理论的研究》（1972）、程张迎《论金圣叹评点〈水浒传〉的小说理论》（1983）和梁家荣《论李渔的小说“结构”观》（1992），则记录了香港学者对中国古代小说、戏剧理论的微弱研寻。
可见，第二阶段的中国古代文论研究，香港学者以其自身的学术探索和坚持，带动澳门中国古代文论研究，于承继前人研究论题之外，重点研讨近世诗学，推动了明清诗学研究这一研究主流的形成。它与20世纪五六十年代南来学者所主导的魏晋六朝文论研究主流，成了20世纪香港、澳门中国古代文论研究的两大高峰，展现出其本土学术的茁壮成长。 三、多方学者推进期
第三阶段为21世纪以来。此时期港澳中国古代文论研究仍主要集中于香港地区，澳门地区有所突破。由于香港、澳门先后回归，这时两地的中国古代文论研究群体发生了剧烈的变化。这在一方面表现为多数原先以古代文论为主攻方向的香港学者，如陈炳良、陈国球等人，或将研究重心转移到香港本土文学研究，其古代文论研究成果有所减少；或转为以指导博硕士论文为主。另一方面，随着海峡两岸暨香港、澳门地区学术交流的日益密切，大陆和台湾学者，如杨义、张健、张宏生和吴宏一等人，有赴香港、澳门讲授和研讨古代文论的情况；香港、澳门年轻学者，如魏城璧、马云骎等人，则有在内地高校接受文学教育以后，返回当地进行古代文论研究的情形。可见，近年来的香港、澳门中国古代文论研究，乃是多方学者共同推进的结果。
新世纪以来，明清文论研究依然是香港、澳门中国古代文论研究的主流。这一方面体现在诗论研究不断深化。一是唐诗选本与复古诗论关系研究。杜治国《确立诗歌的正典：李攀龙诗论、选本及创作研究》（2004）以李攀龙为研究个案，以正典化为理论视角，首先阐述了李攀龙复古理论的丰富内涵，进而指出这在其《古今诗删》《唐诗选》乃至古诗、律诗和绝句创作中得到了贯彻和落实。杨彦妮《明代中后期唐诗选本研究》（2010）从合集、类书和蒙学书三个方面，对《十二家唐诗》《古诗纪》《唐诗类苑》《千家诗》和《唐诗七言绝句》等唐诗选本，展开了细致考察，认为这些选本融汇复古诗论新说和传统诗学常识，影响了当时人们对唐诗传统的理解和接受。二是复古诗论的知识考古。陈颖聪《高棅的诗学理论及其影响与流变》（2011）则以严羽之盛唐意识为契入点，指出高棅《唐诗品汇》乃是明代盛唐意识的传播标志，影响了有明一代的诗学理论，铸就了以唐诗为核心的诗歌批评史。孔健《士与国家：明代弘治、正德年间文学复古运动研究》（2013）则从文人士子与国家政治的互动关系入手，还原了前七子派文学复古运动的文学、思想和政治语境，说明了明代复古文学思潮发生之必然。这些研究论著，不仅说明了明代复古诗学的丰富内涵、理论意义和历史价值，而且生发出了中国文学经典化、文学编选与文学观念之关系等研究方向。而在反复古诗学研究上，澳门大学马云骎《李东阳诗学研究》（2005）认为李东阳虽在明代诗歌复兴上有积极之功，但其诗论在与前七子派的论争中被严重削弱。在此意义上看，以李东阳为主的“茶陵学派”之说，乃是钱谦益的精心缔构。这就在于李东阳诗学以具体的历史定位之余，还原了明代中期复古与反复古诗学的竞争状况。容运珊《江盈科及其诗学研究》（2011）指出江盈科乃为公安派之主力，他以“元神活泼说”“性情说”突破了袁宏道“性灵说”之藩篱，并以客观包容的态度面对复古与革新两大文学思潮，展现出公正的学术眼光。上述论著扩充了明代反复古诗学理论研究的深度和广度。
在清代诗学研究上，主要包括清代对其前代文论之批评和清代当代诗学批评两方面。在清代对其前代文论之批评方面，杜宗兰、张锦少和庄文龙分别对胡承珙《毛诗后笺》、王先谦《诗三家义集疏》和马其昶《毛诗学》展开研讨，呈现了清代诗经学的旺盛局面；[48] 何继文、陈芷珊、方秀莹和闻晓虹则分别对翁方纲的宋诗学、钱谦益的杜诗学、七子诗学以及沈德潜的李杜诗学进行研讨，展现出港澳地区对跨时代文论阐释的重视。[49] 在清代当代诗学批评方面，除了新增吴乔、屈大均、陶澍、曾国藩、王闿运和黄节等人的专论研究以外，[50] 还出现了对清诗话进行整体研讨的著作。如吴宏一主编出版《清代詩话知见录》（2002）和《清代诗话考述》（2006）两书，对清一代的大量诗话作品进行辑录和介绍，这为香港地区的清代诗学研究提供了宝贵的资料参照；程中山《清代广东诗话研究》（2007）则勾稽清代广东诗话近百种，并对以黄培芳、张维屏、梁九图、何曰愈、梁启超和黄节为代表的广东诗论家群体的诗学主张，进行了分析和评价，凸显出广东在清代诗学中的重要地位。此外，对此前已涉及的诗论家的探究愈加深入全面。如董就雄《叶燮与岭南三家诗论比较研究》（2008）指出叶燮诗论具有融汇新旧的特色，其中屈大均、陈恭尹和梁佩兰对之影响颇深。对此，作者从本体观、发展观、创作观和鉴赏观四方面展开论证，点明了岭南三大家与叶燮之间的师承关系，理清了叶燮诗论的重要思想渊源。又如叶倬玮《翁方纲诗论研究》（2009）摆脱以往单纯的考据学视角，指出“肌理说”乃是翁方纲在面对“渔洋神韵”和“李何格调”之后所提出的一种诗论主张，折射出其兼容汉宋之学的学术思想。这就廓清了翁方纲肌理说的生成路径，实现了对其诗学思想的全面把握。
另一方面则表现在词、辞赋、文章、小说和戏曲等文体理论研究有所突破。词学方面，这时期除了徐玮、李庆雄分别对之前已触及的况周颐和王国维词学有所探讨之外，还出现了不少新的词论家专论，如谢章铤、王鹏运和谭莹等。[51] 其中，以林浩光《周济的词论研究》（2003）和李蕴娜《吴衡照〈莲子居词话〉研究》（2006）较具代表性。这是因为它们以个案带动常州词派乃至清代词论史研究，具有以小见大的学术特色。其外，何晓敏和金春媛在澳门大学施议对的指导下开展词原研究，如前者之《词原考论》（2013）从词体的产生渠道入手，考察其句式和歌法的演变历程，认为词体当来源于词调。这从本体论的角度论证了词体的产生；后者之《唐宋大曲论考》（2014）则从文体演变入手，指出集诗乐舞于一体的大曲乃是唐宋已降歌词的一个重要源头。这就从发展论的角度说明了词体的诞生。此外，吴志廉《晚清词学与经学关系研究》（2016）和林怡劭《明清之际“词史”研究与“新词史”专题》（2017），对词学史以及词学与经学之关系进行宏观把握，丰富了词学研究的理论面貌。
辞、赋、文方面，陈炜舜专注于明代楚辞学研究，其《明代楚辞学研究》（2003）从思想更迭的角度，阐述了明代楚辞阐释由道学、古学、心学乃至东林学的阐释和演变轨迹；《屈骚纂绪》（2008）则对张之象、陈深、叶向高和归有光等人的楚辞学进行个案研究，以补充丰富其楚辞学史述。詹杭伦重点关注清代赋学，其《清代赋论研究》（2000）对清代赋论著作进行历史梳理和分类考察，重点探究了“以赋论赋”和律赋批评的理论问题，提升了香港地区赋学研究的理论高度。江志豪（2004）、王益钧（2006）分别对清代牛运震和孙德谦的文章学理论进行了分析和评论；黎必信《清初明文批评研究》（2012）和谢嘉茵《欧阳修散文风格研究：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钞”本色义案说》（2014）则延续港澳一贯的跨时代文论批评研究思路，对清初的明代文章学和明代茅坤的唐代文章学研究进行审视，改变了长期以来以桐城派文论为主的明清文章学研究局面。 小说和戏剧方面，谭元、欧阳洁美探讨了金圣叹的评点学，傅琳娜、许景昭、黎必信和姚春琳则分别梳理了有关《聊斋志异》《水浒传》《三国演义》和《红楼梦》的评点文本，基础涵盖了明清时期的重要小说评点家，展现出对小说评点理论的集中思考。[52] 魏成璧《冯梦龙戏曲改编理论研究》（2010）和翁汉强《晚明文人戏曲观念研究——以张岱〈梦忆〉为中心》（2012）分别以冯梦龙和张岱为例，对明代戏曲理论进行了可贵的探索；李碧和古灵娟则在张宏生的指导下，分别撰写了《清代观剧诗研究》《情欲之外：〈牡丹亭〉在清代思想文化中的诠释研究》（2016），研讨清代观剧诗和《牡丹亭》阐释史。上述研究成果表明，新世纪以来香港地区的明清文论研究，既有对学术传统的不懈坚守，亦有对薄弱环节的努力改善，展现出勃勃生机。
宋元文论是继明清文论之后，较为热闹的一个研究领域。这重点体现在张健的宋代诗学研究上面。其《沧浪诗话校笺》（2012）以元刊本《沧浪吟卷》为底本，从“解题”“校勘”“笺注”和“总说”四个方面对《沧浪诗话》进行了详细解读，較郭绍虞《沧浪诗话校释》更为全面丰富。其《知识与抒情：宋代诗学研究》（2015）指出知识与抒情的关系乃是宋代诗学的核心问题，因为在面对唐代抒情传统之时，北宋诗学高扬知识传统，南宋诗学则在批判知识传统之中回溯盛唐，重建了抒情传统。这就概括了宋代诗学的发展脉络，实现了对其的整体把握。此外，澳门大学陈国明《〈沧浪诗话〉“五法”义研究》（2009）对严羽的“诗法”五说，包括“体制”“格力”“气象”“兴趣”和“音节”，进行了深入的剖析和评价。其外，钱泽红重点探讨了中国古代重要文论范畴“味”在宋代诗歌理论中的发展面貌；[53] 冯志弘梳理了北宋古文运动的发生背景、演进过程和历史意义，对香港地区之古文运动理论研究所有补充和完善；[54] 吴锦龙则探讨了元人对西昆体、欧阳修、梅尧臣、苏轼、黄庭坚、江西诗派、四灵诗派和江湖诗派诗歌的评论，[55] 改变了以往以元好问诗论为尊的元代文论研究格局。
与以往相比，新世纪以来香港、澳门的唐以前文论研究，显得相对薄弱。这不仅体现在研究成果数量有所减少，而且表现在研究议题多有重复、研究范围不断缩小。如以往蔚为大观的魏晋六朝文论研究，如今仅有少量论著展开探讨，未能如20世纪以前那样形成一种集约化、广泛化的研究态势。[56] 虽然如此，这时期的《文心雕龙》研究还是取得了一定的进展。如邓国光《〈文心雕龙〉义理研究：以孔子、屈原为枢纽轴心的要义》（2012）和欧阳艳华《征圣立言：〈文心雕龙〉体道思想研究》（2015），探讨了《文心雕龙》与孔子、屈原乃至儒家思想之间的关系，展现出港澳学界对刘勰所原之道的不懈探寻。不过，最具代表性的应属黄维樑出版于2016年的首部《文心雕龙》专著——《〈文心雕龙〉体系与应用》。该书汇集了黄维樑在2000年以后发表的大部分单篇论文，划分为“体系建构”“现代意义”“实际批评”和“余论”四个部分，以前三部分最能凸显其“让雕龙成为飞龙”的学术理念。[57] 该书首先提出应以《文心》为基础，以西方为参照，建构起“情采通变”文论体系，即包含“情采”“情采、风格、文体”“剖情析采”“通变”和“文之为德也大矣”五个层面。此处各层面间看似多有重复，实则体系相当明朗。这是因为它们分别对应作品的本体、外延、批评、流变和功用，确立起文本这一理论内核，赋予中国文论以语言性和文学性特质。在此基础上，黄维樑对《文心雕龙》展开了现代阐释和运用。这一方面体现在通过对《时序》《论说》《谐隐》等篇的新诠，指出《文心雕龙》在文学史梳理、学术论文写作以及雅俗之辨等方面的现代价值；另一方面则体现在以《镕裁》《知音》等篇中的批评理论，对屈原《离骚》、范仲淹《渔家傲》、韩剧《大长今》和莎剧《铸情》等，进行了有效的文本解读和批评。在此意义上说，黄维樑的《文心雕龙》研究，具有鲜明的中西比较眼光和古今对接视野，不仅激发了中国文论的涵括力和生命力，而且彰显了中国文化的当代价值和世界意义。
从总体上看，新世纪以来香港、澳门的中国古代文论研究，虽在研究主体上呈现出多元化的特质，但因其中大多数学者以近古文论为重点，无疑壮大了明清文论这一研究主流，并促进了宋元诗学的进一步发展，从而形成了“轻唐以前文论，而重宋以后文论”的发展面貌。这就与第一阶段南来学者的研究形成对照和补充，完善了香港、澳门中国古代文论的研究谱系。
结 语
从上述梳理，我们可以发现，20世纪以来香港、澳门地区的中国古代文论研究取得了较为突出的成就。这主要是由于饶宗颐、钱穆、唐君毅、徐复观、陈耀南、陈国球、黄维樑和邓国光等学者，以其独特的学术眼光，不断开拓中国古代文论研究，不仅生发出中国艺术精神这一具有深远影响的理论命题，而且形成了魏晋六朝文论和明清文论两大研究主流，折射出港澳地区中国古代文论研究兴趣的重大转移。此一发展轨迹的背后，既呈现了港澳中国古代文论研究的本土化进程，也折射出了港澳学界对中国古典学术的总体兴趣之所在。
其中，香港和澳门地区的中国古代文论研究存在着较大的差距。在香港地区，其中国古代文论研究自20世纪50年代便已开始，并迅速产生了具有影响力、号召力的学术命题和学术成果。这得益于香港特殊的文化位置和丰富的教育资源，吸引了一批批文人学者到此开展学术活动，并培养、形成了一支高素质的中国文学研究队伍。但在澳门地区，其成规模的中国文学研究总体上发轫于20世纪80年代以后，较香港地区晚了整整30年。在这一过程中，澳门地区的中国古代文论学术研究力量，主要依靠“进口”。20世纪80年代中期始，饶宗颐、罗慷烈和邓国光等香港学者，赴澳门创办中文教育，方才带动了此地的中国古代文论研究。可见，澳门之中国古代文论研究，肇生于香港中国古代文论研究发展进程之中。
20世纪以来香港、澳门地区的中国古代文论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首先，唐君毅、徐复观等人提出“中国艺术精神”命题，促发海峡两岸暨香港、澳门地区的学者对此一命题的热烈讨论，展现出南来学者具有引领学术风尚的能力。其次，香港、澳门中国古代文论研究经历了从无到有，由单一到多元的发展历程，这构成了港澳地区开展中国古典学术研究的主体内容之一。最后，香港、澳门中国古代文论研究充实了当代中国古代文论研究，其独立的发展进程和丰硕的研究成果，可与内地中国古代文论研究形成互补、互鉴和互通之势，为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阐发提供参考。 （作者单位：暨南大学）
注释：
[1] 罗香林曰：“许先生则分课程为三组，一为文学，二为历史，三为哲学。前人研习文学，只重视诗文，今则更及于词曲、小说、戏剧、与文学批评等。”又云：“惜是时方值对日抗战，戎马生郊，香港未几，陷入日军手中。海水群飞，公私涂炭，而香港研究中国文学之风气，亦以阻焉。”（罗香林：《香港与中西文化之交流》，香港：中国学社，1961年，第211—212页）
[2] 罗香林：《香港大学中文系之发展》，罗香林：《香港与中西文化之交流》，香港：中国学社，1961年，第232—238页。
[3] 参见《新亚书院概况》，课程纲要，香港：新亚书院，1955—1977年。
[4] 如联合书院亦开设有以《文心雕龙》为研究对象的文学批评课程。（香港中文大学联合书院图书馆：《联合书院概览 1966—1967年度》，第146页）
[5] 此三册讲义后结集为《中國文话文论与诗学》（台北：台湾书局，1979年）。
[6] 唐君毅：《唐君毅全集》，第16卷，北京：九州出版社，2016年，第40—41页。
[7] 唐君毅：《唐君毅全集》，第9卷，北京：九州出版社，2016年，第203页。
[8] 唐君毅：《唐君毅全集》，第13卷，北京：九州出版社，2016年，第247页。
[9] 唐君毅：《唐君毅全集》，第13卷，北京：九州出版社，2016年，第248—249页。
[10] 徐复观：《孔子“为人生而艺术”的艺术精神初稿》分两篇发表于第1、2期，《庄子艺术精神主体之呈现》分三篇发表于第11、12、13期，《释气韵生动》分三篇发表于第17、18、19期。（参见谢莺兴：《徐复观先生学行年表（四）》，《东海大学图书馆馆刊》，2017年第14期）
[11] 徐复观：《中国艺术精神》，自序，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4页。
[12] 徐复观：《中国艺术精神》，自序，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2页。
[13] 郑捷顺：《庄子哲学中的艺术思想的研究》，香港中文大学硕士论文，1966年，第224页。
[14] 饶宗颐：《饶宗颐二十世纪学术文集》，第11卷，台北：新文丰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3年，第1070页。
[15] 黄孟驹：《王充〈论衡〉与刘勰〈文心雕龙〉》，《联合书院学报》，1967年总第6期；程兆熊：《文心雕龙讲义——刘勰文学批评之疏说与申论》，香港：鹅湖出版社，1963年；蒙传铭：《刘毓崧书〈文心雕龙后〉疏证》，《新亚书院学术年刊》，1969年总第11期。
[16] 黄继持：《〈文心雕龙〉与儒家思想》，饶宗颐：《〈文心雕龙〉研究专号》，香港：香港大学中文学会，1962年。
[17] 罗萤：《〈文心雕龙〉与〈诗品〉述评》，《文坛》1954年，第12期；王煜：《〈文心〉沿袭〈文赋〉的思想》，《东方》1961年，第9期；邓仕樑：《〈易〉与〈文心雕龙〉》，《崇基学报》1969年，第1期。
[18] 古兆申：《刘勰的文学观》，香港中文大学硕士论文，1969年，第211页。
[19] 饶宗颐：《陆机〈文赋〉理论与音乐关系》，《中国文学报》（日本），1961年，总第14卷。
[20] 林炳昌：《〈文赋〉研究》，香港中文大学硕士论文，1968年。
[21] 黄兆显：《〈诗品〉“左思其源出于公干”考释》，《香港大学中文学会会刊》，1966—1967年；陈炳良：《钟嵘〈诗品〉论诗指要》，《大陆杂志》，1969年，第3期；何士泽：《诗品论疏》，香港中文大学硕士论文，1969年；郑建南：《〈诗品序〉校释》，《新亚书院中国文学系年刊》，1969年，总第7期。
[22] 黄兆杰：《道德视域下的〈昭明文选〉》，香港大学硕士论文，1965年。
[23] 尤光敏：《徐陵及其〈玉台新咏〉》，香港大学硕士论文，1964年。
[24] 王韶生：《王国维文学批评著述疏论》，《崇基学报》，1968年，第1期；王韶生：《论王静安之文学》，《崇基校刊》，1968年12月；荻枫：《王国维与〈人间词话〉》，《文坛》，1964年，第5期；禚梦庵：《〈人间词话〉札记》，《人生》，1965年，第8期；陈胜长：《读〈人间词话〉及〈词学通论〉作词法》，《新亚生活》，1967年，第14期；徐复观：《诗词的创造过程及其表现效果——有关诗词的隔与不隔及其他》，《民主评论》，1959年，第12期；丁雨：《论诗词中的隔与不隔》，《民主评论》，1959年，第12期。
[25] 江润勋：《词学评论史》，香港大学硕士论文，1963年，后出版为《词学评论史稿》（香港：龙门书店，1966年）；邝士元：《常州派家法考》，《人生》，1968年，第3期。
[26] 黄维樑：《中国诗学纵横论》，台北：洪范书店，1977年，第1页。[27] 2013年，邓国光出版《文章体统：中国文体学的正变与流别》一书，是对其多年来文体学研究的总结之作，较《文原》更为理论化和系统化。引文参见邓国光：《文原——中国古代文学与文论研究》，自序，澳门：澳门大学出版中心，1997年。
[28] 陆婉仪：《诗经传笺异同考》，香港中文大学硕士论文，1970年。
[29] 叶勇：《二南郑笺采三家诗说研究》，香港中文大学硕士论文，1995年。
[30] 胡应湖：《周孔诗教及其对后世之影响》，香港中文大学硕士论文，1971年。
[31] 许子滨：《屈原行义王逸说考辨》，香港中文大学硕士论文，1994年。
[32] 黄维樑：《中国古典文论新探》，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52页。 [33] 黄维樑：《中国古典文论新探》，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27页。
[34] 这在同时期的香港高校博硕士论文中亦有所体现。此时期有关《文心雕龙》研究的博硕士论文共计9篇，除韩尧森《刘勰修辞论研究》（1976）、朱国能《〈文心雕龙〉创作论研究》（1982）、关丽眉《〈文心雕龙〉与美学》（1987）、李永鸿《〈文心雕龙〉“文体”理论研究》（1988）、招祥麒《刘勰〈文心雕龙〉诗论之研究》（1995）、周一龙《〈文心雕龙〉新窥——其修辞与逻辑运用》（1996）注重理论解读以外，尚有梁明珠《刘勰与柯立律治的“有机美学”》（1986）明确进行中西跨文化比较，梁建辉《王充刘勰文论比较研究》（1989）和林浩光《刘勰〈文心雕龙〉与司空图〈诗品〉风格学的比较研究》（1996）则侧重中国文论内的跨时代比较。
[35] 邝健行、吴淑钿：《中国古典文学研究论文选粹》，文学评论篇，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3年，第238页。
[36] 钟肇熙：《南北朝诗经学研究》，香港大学硕士论文，1971年。
[37] 陈国球：《香港地区中国文学批评研究》，台北：学生书局，1991年，第114页。
[38] 邓国光：《挚虞及其文论研究》，香港大学博士论文，1990年，第19页。该著同年出版为《挚虞研究》（香港：学衡出版社）。
[39] 陈国球：《〈二十四诗品〉导言》，司空图：《二十四诗品》，台北：金枫出版社，1987年；陈炳良：《“雄浑”试解——兼论〈二十四诗品〉的主旨》，《岭南学院中文系系刊》，1997年，第4期。
[40] 陈胜长：《〈二十四诗品〉发隐兼论其作者问题》，《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1996年，第1卷。
[41] 程兆熊：《论邵康节的〈首尾吟〉及其诗学》，《新亚书院学术年刊》，1970年，总第12卷；陈国球：《锻炼物情时得意，新诗还有百来篇——邵雍〈击壤集〉诗学思想探析》，《岭南学院中文系系刊》，1998年，第5期。
[42] 萧淳铧：《〈诗人玉屑〉诗论研究》，香港中文大学博士论文，1999年。
[43] 胡国贤：《朱熹〈诗集传〉诗论初析》，香港大学硕士论文，1972年；张志诚：《朱熹的文学论》，珠海书院硕士论文，1976年，后出版为《朱熹的文学观》（香港：圣类斯中学，1979年）；李家树：《〈国风·诗序〉与〈诗集传〉之比较研究》，香港大学硕士论文，1976年，后出版为《国风毛序朱传异同考析》（香港：学津出版社，1979年）。
[44] 邓昭祺：《元好问论诗绝句研究》，香港大学博士论文，1984年。[45] 罗慧萍：《元好问诗论研究》，香港中文大学硕士论文，1988年。[46] 车洁玲：《钱谦益诗论》，香港大学硕士论文，1973年；郭天健：《冯班诗论研究》，香港中文大学硕士论文，1990年；严宇乐：《重建诗歌传统：陆时雍诗论探析》，香港中文大学硕士论文，1997年；潘汉光：《叶燮诗论钩沉》，香港大学硕士论文，1987年；陈联波：《查慎行的诗学研究》，新亚研究所硕士论文，1981年；林长泰：《赵执信诗论诠释》，香港大学硕士论文，1994年；谭卓培：《沈德潜〈宋金三家诗选〉硏究》，香港中文大学硕士论文，1996年；陈岸峰：《沈德潜诗学理论与明代复古诗说之关系探析》，香港科技大学硕士论文，1999年，后出版为《沈德潜诗学研究》（济南：齐鲁书社，2011年）；彭国强：《袁枚的诗论》，香港大学硕士论文，1978年；李锐清：《翁方纲“肌理说”的理论》，《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1988年，第1卷；詹杭伦：《李调元和他的〈雨村赋话〉》，《新亚学术集刊》，1994年，总第12期；吴妙慧：《洪亮吉〈北江诗话〉研究》，香港科技大学硕士论文，1996年；谢锡伟：《方东树诗论研究》，香港浸会大学硕士论文，1994年；莫巨智：《蕙风词话硏究》，香港中文大学硕士论文，1993年；汤友诚：《章太炎的文学思想》，香港中文大学硕士论文，1977年；陈燕：《刘师培及其文学理论》，香港大学硕士论文，1986年，后出版为《刘师培及其文学理论》（台北：华正书局，1989年）；陈芷珊：《传统与新变：〈饮冰室诗话〉研究》，香港中文大学硕士论文，1996年。
[47] 邝健行、吴淑钿：《中国古典文学研究论文选粹》，文学评论篇，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3年，第233页。
[48] 杜宗兰：《胡承珙〈毛诗后笺〉中的经典与诗学研究》，香港大学博士论文，2007年；张锦少：《王先谦〈诗三家义集疏〉研究》，香港中文大学博士论文，2007年；庄文龙：《马其昶〈毛诗学〉析论》，香港岭南大学硕士论文，2017年。
[49] 何继文：《翁方纲的宋诗学》，香港中文大学博士论文，2002年；陈芷珊：《〈钱笺杜诗〉研究》，香港大学博士论文，2005年；方秀莹：《沈德潜论李杜诗》，香港中文大学硕士论文，2008年；闻晓虹：《钱谦益“列朝诗集”选评明代前后七子研究》，澳门大学，2016年。
[50] 周瑞冰：《吴乔及其诗论研究》，香港中文大学硕士论文，2008年；董就雄：《屈大均诗学研究》，香港浸会大学硕士论文，2004年，后出版为同名专著（北京：学苑出版社，2009年）；梁树风：《陶澍〈靖节先生集〉研究》，香港中文大学硕士论文，2009年；吴巧云：《曾国藩诗学观探论》，香港中文大学硕士论文，2007年；孙莹莹：《“以诗为教”：黄节（1873—1935）诗歌及诗学研究》，香港大学博士论文，2013年。
[51] 曾智聪：《谢章铤词学研究》，香港中文大学硕士论文，2005年；胡丽华：《王鹏运词及其词论研究》，香港中文大学硕士论文，2006年；刘喜仪：《谭瑩〈论词绝句〉论唐宋词研究》，香港中文大学硕士论文，2008年。
[52] 谭元：《金圣叹评点学硏究》，香港浸会大学硕士论文，2000年；欧阳洁美：《金圣叹〈西厢记〉评点研究》，香港中文大学硕士论文，2000年；傅琳娜：《〈聊斋志异〉诸评研究》，香港中文大学硕士论文，2003年；许景昭：《〈水浒传〉文本评改研究》，香港科技大学硕士论文，2005年；黎必信：《论毛纶、毛宗岗对〈三国志演义〉的修订与评点》，香港中文大学硕士论文，2006年；姚春琳：《情爱观念：〈红楼梦〉文本及其脂砚斋评本研究》，香港大学硕士论文，2016年。
[53] 钱泽红：《宋代诗论中以“味”论诗研究》，香港中文大学博士论文，2004年。
[54] 冯志弘：《北宋古文运动的形成》，香港浸会大学博士论文，2006年，后出版为同名专著（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
[55] 吴锦龙：《元代宋诗批评研究》，香港大学博士论文，2008年。
[56] 与香港相比，近年来澳门地区对魏晋六朝及以前文论的研究热情较高，邓国光、邓骏捷等人指导硕士研究生完成相关论文逾10篇。
[57] 黄维樑：《〈文心雕龙〉：体系与应用》，香港：文思出版社，2016年，第2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