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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在欧洲大陆上风行55天——算上安道尔和梵蒂冈两个袖珍国，我一共游历了二十个国家，三十个城市，有走马观花，如在赫尔辛基、里加和塔林等，也有深入观察，如在巴塞罗那、雅典和柏林等……
以前我曾到过欧洲，但时间很短，也没什么明确的目的性，所以远没有像今天这样，以记者的眼光，对一些事物和现象，作那么多、那么细致的留意和思索。十多年过去了，我对欧洲大陆上的一切，仍怀有浓厚的兴趣：宏伟壮观的皇家大院，极富情调的幽静小巷，以及哥特式或拜占庭风格的教堂等等，但是，我更多、更迫切和更主要地，还是想探求欧洲的人文历史传承与现代欧洲人的生活状况，以及这两者之间的经脉相连。所以，在55天里，我尽可能多地把闲暇时间都用在了与社会各阶层人士的接触（之所以说接触，那是因时间、语言等条件所限，仍不能深入交往），其中有纽伦堡的公交公司职员，有希腊爱琴岛上定居的富豪夫妇，有阿姆斯特丹的裸体舞蹈家（自称），也有教师和政府的公职人员，当然，最多的还是小饭馆、小旅店的老板和四处游逛的“背包族”。在和他们的交流中，我最大限度地了解了目前欧洲人的一些生活观念。
严格地说，欧洲大陆很多一线城市，无论是巴黎还是罗马，抑或马德里和布拉格，其“阴暗面”与中国大陆的城市相比处于伯仲之间，行人闯红灯、啤酒瓶（罐）随处放、马路上烟蒂狼藉、乞丐和流浪汉遍布大街小巷……但欧洲大都市的这些乱象，并没有掩盖——人们日常生活中至关紧要的三大要素，安全、诚信和便捷所散发出的光彩（这三大要素也正是现阶段我们这儿的“短板”）。当然，就像我上述的“阴暗面”一样，欧洲人的社会生活中，有欺诈、有谎言，也有小偷和流氓，还有不公正和黑势力，但这就像中国与巴西或德国进行足球比赛一样，我们有时也能踢进对方一个球，但人家却能灌你五个甚至六个球，道理很简单，因为对决双方的实力不在一个层面上。遗憾的是，我们很多国民，乃至一部分精英，或自诩为精英的人，不懂或故意不懂这个浅显的道理，这是一种愚蠢，更是一种悲剧。
所以，在叙述之前（也为了弱化和消除这种愚蠢和悲剧），我先用一个很多人都知道的小故事做铺垫：上个世纪六十年代，美国有家公司的掌门人派一个下属去欧洲考察同行业的情况。几个星期后，考察者回来向上司汇报考察结果，他说了欧洲同行的一大堆缺点，最后作出的结论是，对手不值得重视。翌日，这位考察者被公司董事会解雇了，理由是：考察，不是去考察对方的缺点，主要是发现人家的优点，哪怕只是在某些个细节上反映出的优点。
我的感悟，就从“某些个细节上反映出的优点”说起……
一、现象背后的生存安全
在现代文明社会中，一个具有社会属性的人，他应该享有一些最基本的权利，比如吃饭睡觉、思考说话、劳动休息、繁衍后代、享受教育等。用马斯洛的五大需求理论来解释，即依次由生理需求、安全需求（较低层次）向社交需求、尊重需求和自我实现需求（较高层次）逐步发展。而人的安全需求，按照当今常规意义上的解释，包括人身安全、生活稳定以及免遭痛苦、威胁或疾病等的需求。就现实国情来看，安全需求，是我们国家大多数国民在现阶段向往、或正在努力争取实现的目标。
所以，我想用几个细节来说明我们在享受安全保障方面与欧洲大陆的差距，而细节，有时比理论更具说服力，也更能使人接受。
1、没有防盗窗的注释
北欧的夏天很凉爽，即便是三伏季节，白天最高温大都在25度左右，入夜后一般是15度上下。到达斯德哥尔摩后，第一个晚上睡觉前，我习惯性地去阳台关窗，女儿问我是否因为怕冷？我说不是。女儿再问：那为什么要关窗？我说你这儿是二层楼，又没安装防盗窗，晚上不安全。女儿说：你四周看看，这儿有哪一幢楼装防盗窗的？你看，底层的住户也开着。放心吧，这儿一般没入室行窃的小偷。如真发生那样的事，会上头版头条的。
后来我发现，我所到达的欧洲三十个城市，以及三个小镇和希腊爱琴海小岛上的那个村庄，几乎都没有装防盗窗的，包括我所住宿过的26家旅社，不管是星级宾馆，还是私人小店，也没见过装防盗窗的。我在雅典、安道尔、维尔纽斯住的旅馆，地处幽深小巷，很僻静、很简陋，但晚上睡觉也开着窗。我只拍到两张装有防盗窗的照片，一张是中国驻立陶宛大使馆（见图），另一张是华沙大学临街的一幢楼（见图），但里面的人告诉我，这是二十年前留下的。因为物以稀为贵，所以我立此存照。
难道真的没有窃贼？
我曾有一次参加旅行社的组团，去法国和意大利游玩，那个导游不下十次谆谆叮嘱全体游客，一定要仔细保管好自己的钱包，因为那些国家扒手横行，卢浮宫、凡尔赛宫、罗马的小弄堂等，更是扒手的天堂，而且专偷中国大陆的游客（国内的媒体也屡屡刊载中国游客在欧洲被窃的报道）。除此以外，我还亲眼看到欧洲许多大城市的地铁和街头，流浪汉、乞丐济济，行乞的牌子上千篇一律写着“我饿了”。饥不择食，饿不择手段，这似乎应该是常理，但现在面对这种不合常理的社会现象，我有点不解和迷惘。
我请欧洲的朋友解释这个矛盾，但他们都面面相觑，不知作何答。因为他们在欧洲生活的日子里，不管是一年半载的，还是数十年的，都还没有失窃过财物的经历。其中有一位后来解释道：也许入室行窃的成本太高，敲窗砸门的，动静也太大，不如做扒手来得方便和隐秘。我觉得这解释虽属戏言，但也许最是接近合理。如此可见，有一点是毋庸置疑的，在欧洲的城市里，扒手是有的，抢银行的江洋大盗也是有的，但入普通市民家行窃的小偷，却是凤毛麟角。
我在威尼斯碰到一位上海籍的女导游，她说她听说过很多中国游客在意大利和法国遭窃的故事，但她来这个城市14年了，却从没被偷过一次。
2、背包方式的另类折射
我领教的第二个安全的细节，是欧洲人挎双肩包的方式。
在中国的城市中,很多人，特别是年轻人,双肩包不是背的,而是直接置于胸前。以前我一直误认为这是一种时尚，一种“酷”的表现，后来我才知道这是一种不得已而为之的防范手段。
除了斯德哥尔摩，我真正出门行游的第一站是匈牙利的布达佩斯。那天下飞机，在上机场大巴前，我让女儿把双肩包挪到胸前，她很奇怪地问我为什么？我说你在上海时不都这样背吗？她说你看周围有哪一个人这样背的？我那样背包，不就成了刚来一星期的留学生了嘛。
后来我注意到，在欧洲城市的大街上，把包挎在胸前的大都是中国人，他们通常是两类人：一是旅游者，他们是恐遭不测而谨守导游的“谆谆叮咛”；二是刚到欧洲不满一星期的留学生，因为他们一时旧习难改，但第二个星期他们就入乡随俗了。
我回国后看到，挎双肩包的中国人，大都把包置于胸前；同时我又发现，周围挎双肩包的外国人，仍大都把包背在身后（我不知他们日后是否也会入乡随俗）。
3、不必忧虑的夜半独行
我说的第三个安全的细节，源自我的个人际遇，或许不具普遍意义。但迄今为止，我周围去过欧洲的亲朋好友，同事同道，没有持相异观点者。
因为航班、车次等原因，慕尼黑、法兰克福、布拉格、克拉科夫、雅典、马德里这六个城市，我们都是深夜抵达的。每次走出火车站、机场大巴或地铁的出口，总是看到不少各种肤色的流浪汉，以及被我们主观意识认定的“不良少年”，或坐在台阶上，或倚偎在路灯的灯柱下。好几次从这些人身旁走过时，我头脑中“高度的革命警惕性”便油然而生。
但这实在属于是杯弓蛇影。
那天我们从雅典机场出来已是晚上十点半，再乘地铁赶到借宿旅馆的那条街上时已近十二点了。我们一行三人，拖着行李箱，急急地走在幽静昏暗的弹格路上，寻找网上预订了的那家旅馆。因为那小街没有路牌，再加上已是午夜时分，所以我们在附近转悠，一时摸不着北。焦急中突然听到后面有人喊了一声：嗨，中国人，你们在找什么？我们回头一看，是个衣着邋遢的“不良中年”。我们夫妇俩不敢搭茬，女儿大着胆子随便回问了一句：你知道某某旅馆吗？“不良中年”上前一步，用手指着反方向说，就在你们刚才走过来的左面那条横街上，往前大约一百米。我见没什么不安全因素，就问他：你怎么知道我们是中国人？那人回答道：到我们这儿来旅游的亚洲人，以前大多数是日本人，但现在多是中国人，所以我猜想你们是中国人。我连声道谢。他却摆着手朝我们友好地笑着。女儿对我说，在斯德哥尔摩，她经常在图书馆看书到深夜，然后踏着冬夜的积雪，在空无一人的街道上步行半小时回家，从没觉得有什么不安全感。原以为雅典前段时间在骚乱，社会治安肯定难以和斯德哥尔摩同日而语，现在看来是有点小人之心了。夫人接口道：我只是没料到一个“不良中年”，竟能说这么好的英语。
希腊，没什么大的产业，旅游是希腊的第一支柱产业，其次是造船，别的在国际上都排不上号。所以，环境造就人，很多普通百姓都知道要“塑造良好的旅游环境”。另外，在雅典，乃至整个希腊，很多人会说几句英语，至少你问路没问题，而服务性行业的从业者，则都会说英语，这也是旅游环境建设一种表现。
二、福利覆盖的保障基础
如果说，人的五大需求的依此递进，是显示社会文明程度高低的坐标，那么，安全需求中各个内容的逐一实现，就是折射当时社会状况的镜子。所以，当人身安全有了基本保障之后，生活稳定和免遭痛苦、威胁或疾病的需求就被人们所关注起来了。
1、幸福指数与高额税收
有一次，我在捷克看电视新闻（女儿翻译的内容），其中有一条说到：盖洛普幸福指数调查显示，北欧的丹麦、芬兰、挪威和瑞典在受调查的155个国家中名列前四。新闻中还说，这四个北欧国家不是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度，更不是最强大的国家，西欧的瑞士、卢森堡人均收入高于北欧四国，但国民幸福感指数却低于北欧国家。由此可见，幸福感与个人口袋里“钱”的多少以及“国家强大”并不完全成正比。
现在，国际社会把北欧国家的社会福利保障，称为“从摇篮到坟墓”，它覆盖出生成长、教育医疗、住房养老、失业伤残、就业培训、妇女工作等各个方面。以统计数字看，北欧国家的“产业财富”远不如美国、日本、西欧，当然也远不如我国，但他们的政府，却能用那么多的财政支出来建立高福利制度，这让大多数缺乏资讯来源，以及即便踏出国门，却仍难以考察“他山之石”的中国人很难理解。
我女儿有位瑞典朋友，是斯德哥尔摩一家高级宾馆的设备维修保养经理，有次在饭桌上我询问他的收入状况，他说他每月薪水3．2万克朗，但实际到手的仅1．8万出头一点，因为要交40%的税（瑞典克朗与人民的比值，基本上是1：1上下）。后来我从当地人还口中了解到，瑞典不但要交很高的个人所得税，而且还是累进税率制。大致情况是，产业工人的平均所得税是35%，一般的职员（类似我国的事业单位）40%，而一些高收入者，企业家、商人、演员、运动员等，所得税高达80%。所以，为什么像“世界拳王争霸赛”，或是什么著名歌星演唱会等一些商业娱乐活动，一般不会放到北欧国家去举办，道理很简单，西瓜被国家抱去，你只能捡一些芝麻。我们夫妇曾与瑞典的一位营业员聊天，说到收入交税什么的，她嘴一撇，很轻蔑地说，一个唱歌的，怎么能让他（她）有十倍于我的收入呢？交80%的税，应该的，我觉得应该交90%。
但瑞典的税还不是最高的，丹麦更猛，个人所得税高达50%，“相对宽松”一点的是挪威，从29%起征，一直到48%，但对高收入者却是与瑞典丹麦如出一辙。芬兰的税收也同样“生猛”。我有一熟人，在赫尔辛基诺基亚总部工作，他告诉我，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到赫尔辛基大学读书，假日里打点零工，但就是像他这样的学生打工者，也要交40%的个人所得税。
那么，如此高的税收收入流向何处，这是人们最为关心的。
据资料显示，北欧、西欧大多数国家把约40%税收用在社会保障上，这是由立法保证的。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开始，北欧，西欧国家用于社会保障的整体财政支出很高，大约占到GDP的30%左右，其中瑞典最高，达32%，其次是法国、德国和丹麦，皆在30%左右，芬兰最低，26%。最近几年欧盟国家的社会福利保障政策有所调整，财政支出有所下降，但仍保持在25%以上的高位。简言之，北欧、西欧国家奉行的是“高收入-高税收-高消费-高福利”这样一个社会循环，而这一切，正是实现安全需求中那个“生活稳定、免遭痛苦、威胁或疾病的需求”的基础。
2、高福利下的阴影
当然，北欧国家这种“从摇篮到坟墓”的社会保障也存在不少问题，其中最直接的就是庞大的社会福利支出，使政府财政日益吃紧，其次是高税收导致一些富豪移民国外，还有就是社会福利太优渥，使整个社会的创新机制有点萎缩。我还观察到很重要的一点，这样的“社会福利主义”滋生一批，甚至是一大批不劳而获者。
历史上，北欧的生存环境恶劣，冬季长达六个月以上，而且一到冬日，白天大多五小时不到。光照不足，农作物生长就受制约，再加上整体地区的资源不丰富，所以北欧人民素以勤劳、俭朴而著称。但目前在国家高福利的保障下，有不少国民，特别是年轻人，不思进取、贪图安逸的思想较重。我接触过好几个瑞典的“失业青年”，他们一副散漫的样子，在我们国家是要被归类到游手好闲一族的。上面提到的那个大宾馆的设备维修保养经理，28岁，大学毕业5年了，但我和他交往时，他才刚刚工作了十几天，而这之前，他一直是“失业者”。跟他一块来吃饭的一位大学同学，像他一样“失业”了5年之后，又重新回母校去念研究生了。我问他们前5年怎么没找工作？他们回答说是因为没有合适和理想的工作岗位。我再问他们这5年他们如何生活的？答曰：有时也打打零活，但大多数时间是外出旅游或参加社会公益活动去了。我很惊诧，身强体壮的年轻人，竟然有闲、有脸拿着“失业救济”去旅游？在瑞典，乃至整个北欧，这样的“失业者”不在少数，我调查过，瑞典的“失业率”高达20%，但这样高的“失业率”，社会却能安然无恙，我又是很惊诧。
我回国前，当地一位教师对我说，他们国家，包括挪威、芬兰、法、德等国，为了遏制“失业率”，并对“懒汉和不劳而获者”有所制约，已开始制定一些政策，以提高社会的整体效率。
我觉得这不但是应该的，而且还是合理与必需的。
（待续）
责任编辑：王震国
在欧洲大陆上风行55天——算上安道尔和梵蒂冈两个袖珍国，我一共游历了二十个国家，三十个城市，有走马观花，如在赫尔辛基、里加和塔林等，也有深入观察，如在巴塞罗那、雅典和柏林等……
以前我曾到过欧洲，但时间很短，也没什么明确的目的性，所以远没有像今天这样，以记者的眼光，对一些事物和现象，作那么多、那么细致的留意和思索。十多年过去了，我对欧洲大陆上的一切，仍怀有浓厚的兴趣：宏伟壮观的皇家大院，极富情调的幽静小巷，以及哥特式或拜占庭风格的教堂等等，但是，我更多、更迫切和更主要地，还是想探求欧洲的人文历史传承与现代欧洲人的生活状况，以及这两者之间的经脉相连。所以，在55天里，我尽可能多地把闲暇时间都用在了与社会各阶层人士的接触（之所以说接触，那是因时间、语言等条件所限，仍不能深入交往），其中有纽伦堡的公交公司职员，有希腊爱琴岛上定居的富豪夫妇，有阿姆斯特丹的裸体舞蹈家（自称），也有教师和政府的公职人员，当然，最多的还是小饭馆、小旅店的老板和四处游逛的“背包族”。在和他们的交流中，我最大限度地了解了目前欧洲人的一些生活观念。
严格地说，欧洲大陆很多一线城市，无论是巴黎还是罗马，抑或马德里和布拉格，其“阴暗面”与中国大陆的城市相比处于伯仲之间，行人闯红灯、啤酒瓶（罐）随处放、马路上烟蒂狼藉、乞丐和流浪汉遍布大街小巷……但欧洲大都市的这些乱象，并没有掩盖——人们日常生活中至关紧要的三大要素，安全、诚信和便捷所散发出的光彩（这三大要素也正是现阶段我们这儿的“短板”）。当然，就像我上述的“阴暗面”一样，欧洲人的社会生活中，有欺诈、有谎言，也有小偷和流氓，还有不公正和黑势力，但这就像中国与巴西或德国进行足球比赛一样，我们有时也能踢进对方一个球，但人家却能灌你五个甚至六个球，道理很简单，因为对决双方的实力不在一个层面上。遗憾的是，我们很多国民，乃至一部分精英，或自诩为精英的人，不懂或故意不懂这个浅显的道理，这是一种愚蠢，更是一种悲剧。
所以，在叙述之前（也为了弱化和消除这种愚蠢和悲剧），我先用一个很多人都知道的小故事做铺垫：上个世纪六十年代，美国有家公司的掌门人派一个下属去欧洲考察同行业的情况。几个星期后，考察者回来向上司汇报考察结果，他说了欧洲同行的一大堆缺点，最后作出的结论是，对手不值得重视。翌日，这位考察者被公司董事会解雇了，理由是：考察，不是去考察对方的缺点，主要是发现人家的优点，哪怕只是在某些个细节上反映出的优点。
我的感悟，就从“某些个细节上反映出的优点”说起……
一、现象背后的生存安全
在现代文明社会中，一个具有社会属性的人，他应该享有一些最基本的权利，比如吃饭睡觉、思考说话、劳动休息、繁衍后代、享受教育等。用马斯洛的五大需求理论来解释，即依次由生理需求、安全需求（较低层次）向社交需求、尊重需求和自我实现需求（较高层次）逐步发展。而人的安全需求，按照当今常规意义上的解释，包括人身安全、生活稳定以及免遭痛苦、威胁或疾病等的需求。就现实国情来看，安全需求，是我们国家大多数国民在现阶段向往、或正在努力争取实现的目标。
所以，我想用几个细节来说明我们在享受安全保障方面与欧洲大陆的差距，而细节，有时比理论更具说服力，也更能使人接受。
1、没有防盗窗的注释
北欧的夏天很凉爽，即便是三伏季节，白天最高温大都在25度左右，入夜后一般是15度上下。到达斯德哥尔摩后，第一个晚上睡觉前，我习惯性地去阳台关窗，女儿问我是否因为怕冷？我说不是。女儿再问：那为什么要关窗？我说你这儿是二层楼，又没安装防盗窗，晚上不安全。女儿说：你四周看看，这儿有哪一幢楼装防盗窗的？你看，底层的住户也开着。放心吧，这儿一般没入室行窃的小偷。如真发生那样的事，会上头版头条的。
后来我发现，我所到达的欧洲三十个城市，以及三个小镇和希腊爱琴海小岛上的那个村庄，几乎都没有装防盗窗的，包括我所住宿过的26家旅社，不管是星级宾馆，还是私人小店，也没见过装防盗窗的。我在雅典、安道尔、维尔纽斯住的旅馆，地处幽深小巷，很僻静、很简陋，但晚上睡觉也开着窗。我只拍到两张装有防盗窗的照片，一张是中国驻立陶宛大使馆（见图），另一张是华沙大学临街的一幢楼（见图），但里面的人告诉我，这是二十年前留下的。因为物以稀为贵，所以我立此存照。
难道真的没有窃贼？
我曾有一次参加旅行社的组团，去法国和意大利游玩，那个导游不下十次谆谆叮嘱全体游客，一定要仔细保管好自己的钱包，因为那些国家扒手横行，卢浮宫、凡尔赛宫、罗马的小弄堂等，更是扒手的天堂，而且专偷中国大陆的游客（国内的媒体也屡屡刊载中国游客在欧洲被窃的报道）。除此以外，我还亲眼看到欧洲许多大城市的地铁和街头，流浪汉、乞丐济济，行乞的牌子上千篇一律写着“我饿了”。饥不择食，饿不择手段，这似乎应该是常理，但现在面对这种不合常理的社会现象，我有点不解和迷惘。
我请欧洲的朋友解释这个矛盾，但他们都面面相觑，不知作何答。因为他们在欧洲生活的日子里，不管是一年半载的，还是数十年的，都还没有失窃过财物的经历。其中有一位后来解释道：也许入室行窃的成本太高，敲窗砸门的，动静也太大，不如做扒手来得方便和隐秘。我觉得这解释虽属戏言，但也许最是接近合理。如此可见，有一点是毋庸置疑的，在欧洲的城市里，扒手是有的，抢银行的江洋大盗也是有的，但入普通市民家行窃的小偷，却是凤毛麟角。
我在威尼斯碰到一位上海籍的女导游，她说她听说过很多中国游客在意大利和法国遭窃的故事，但她来这个城市14年了，却从没被偷过一次。
2、背包方式的另类折射
我领教的第二个安全的细节，是欧洲人挎双肩包的方式。
在中国的城市中,很多人，特别是年轻人,双肩包不是背的,而是直接置于胸前。以前我一直误认为这是一种时尚，一种“酷”的表现，后来我才知道这是一种不得已而为之的防范手段。
除了斯德哥尔摩，我真正出门行游的第一站是匈牙利的布达佩斯。那天下飞机，在上机场大巴前，我让女儿把双肩包挪到胸前，她很奇怪地问我为什么？我说你在上海时不都这样背吗？她说你看周围有哪一个人这样背的？我那样背包，不就成了刚来一星期的留学生了嘛。
后来我注意到，在欧洲城市的大街上，把包挎在胸前的大都是中国人，他们通常是两类人：一是旅游者，他们是恐遭不测而谨守导游的“谆谆叮咛”；二是刚到欧洲不满一星期的留学生，因为他们一时旧习难改，但第二个星期他们就入乡随俗了。
我回国后看到，挎双肩包的中国人，大都把包置于胸前；同时我又发现，周围挎双肩包的外国人，仍大都把包背在身后（我不知他们日后是否也会入乡随俗）。
3、不必忧虑的夜半独行
我说的第三个安全的细节，源自我的个人际遇，或许不具普遍意义。但迄今为止，我周围去过欧洲的亲朋好友，同事同道，没有持相异观点者。
因为航班、车次等原因，慕尼黑、法兰克福、布拉格、克拉科夫、雅典、马德里这六个城市，我们都是深夜抵达的。每次走出火车站、机场大巴或地铁的出口，总是看到不少各种肤色的流浪汉，以及被我们主观意识认定的“不良少年”，或坐在台阶上，或倚偎在路灯的灯柱下。好几次从这些人身旁走过时，我头脑中“高度的革命警惕性”便油然而生。
但这实在属于是杯弓蛇影。
那天我们从雅典机场出来已是晚上十点半，再乘地铁赶到借宿旅馆的那条街上时已近十二点了。我们一行三人，拖着行李箱，急急地走在幽静昏暗的弹格路上，寻找网上预订了的那家旅馆。因为那小街没有路牌，再加上已是午夜时分，所以我们在附近转悠，一时摸不着北。焦急中突然听到后面有人喊了一声：嗨，中国人，你们在找什么？我们回头一看，是个衣着邋遢的“不良中年”。我们夫妇俩不敢搭茬，女儿大着胆子随便回问了一句：你知道某某旅馆吗？“不良中年”上前一步，用手指着反方向说，就在你们刚才走过来的左面那条横街上，往前大约一百米。我见没什么不安全因素，就问他：你怎么知道我们是中国人？那人回答道：到我们这儿来旅游的亚洲人，以前大多数是日本人，但现在多是中国人，所以我猜想你们是中国人。我连声道谢。他却摆着手朝我们友好地笑着。女儿对我说，在斯德哥尔摩，她经常在图书馆看书到深夜，然后踏着冬夜的积雪，在空无一人的街道上步行半小时回家，从没觉得有什么不安全感。原以为雅典前段时间在骚乱，社会治安肯定难以和斯德哥尔摩同日而语，现在看来是有点小人之心了。夫人接口道：我只是没料到一个“不良中年”，竟能说这么好的英语。
希腊，没什么大的产业，旅游是希腊的第一支柱产业，其次是造船，别的在国际上都排不上号。所以，环境造就人，很多普通百姓都知道要“塑造良好的旅游环境”。另外，在雅典，乃至整个希腊，很多人会说几句英语，至少你问路没问题，而服务性行业的从业者，则都会说英语，这也是旅游环境建设一种表现。
二、福利覆盖的保障基础
如果说，人的五大需求的依此递进，是显示社会文明程度高低的坐标，那么，安全需求中各个内容的逐一实现，就是折射当时社会状况的镜子。所以，当人身安全有了基本保障之后，生活稳定和免遭痛苦、威胁或疾病的需求就被人们所关注起来了。
1、幸福指数与高额税收
有一次，我在捷克看电视新闻（女儿翻译的内容），其中有一条说到：盖洛普幸福指数调查显示，北欧的丹麦、芬兰、挪威和瑞典在受调查的155个国家中名列前四。新闻中还说，这四个北欧国家不是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度，更不是最强大的国家，西欧的瑞士、卢森堡人均收入高于北欧四国，但国民幸福感指数却低于北欧国家。由此可见，幸福感与个人口袋里“钱”的多少以及“国家强大”并不完全成正比。
现在，国际社会把北欧国家的社会福利保障，称为“从摇篮到坟墓”，它覆盖出生成长、教育医疗、住房养老、失业伤残、就业培训、妇女工作等各个方面。以统计数字看，北欧国家的“产业财富”远不如美国、日本、西欧，当然也远不如我国，但他们的政府，却能用那么多的财政支出来建立高福利制度，这让大多数缺乏资讯来源，以及即便踏出国门，却仍难以考察“他山之石”的中国人很难理解。
我女儿有位瑞典朋友，是斯德哥尔摩一家高级宾馆的设备维修保养经理，有次在饭桌上我询问他的收入状况，他说他每月薪水3．2万克朗，但实际到手的仅1．8万出头一点，因为要交40%的税（瑞典克朗与人民的比值，基本上是1：1上下）。后来我从当地人还口中了解到，瑞典不但要交很高的个人所得税，而且还是累进税率制。大致情况是，产业工人的平均所得税是35%，一般的职员（类似我国的事业单位）40%，而一些高收入者，企业家、商人、演员、运动员等，所得税高达80%。所以，为什么像“世界拳王争霸赛”，或是什么著名歌星演唱会等一些商业娱乐活动，一般不会放到北欧国家去举办，道理很简单，西瓜被国家抱去，你只能捡一些芝麻。我们夫妇曾与瑞典的一位营业员聊天，说到收入交税什么的，她嘴一撇，很轻蔑地说，一个唱歌的，怎么能让他（她）有十倍于我的收入呢？交80%的税，应该的，我觉得应该交90%。
但瑞典的税还不是最高的，丹麦更猛，个人所得税高达50%，“相对宽松”一点的是挪威，从29%起征，一直到48%，但对高收入者却是与瑞典丹麦如出一辙。芬兰的税收也同样“生猛”。我有一熟人，在赫尔辛基诺基亚总部工作，他告诉我，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到赫尔辛基大学读书，假日里打点零工，但就是像他这样的学生打工者，也要交40%的个人所得税。
那么，如此高的税收收入流向何处，这是人们最为关心的。
据资料显示，北欧、西欧大多数国家把约40%税收用在社会保障上，这是由立法保证的。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开始，北欧，西欧国家用于社会保障的整体财政支出很高，大约占到GDP的30%左右，其中瑞典最高，达32%，其次是法国、德国和丹麦，皆在30%左右，芬兰最低，26%。最近几年欧盟国家的社会福利保障政策有所调整，财政支出有所下降，但仍保持在25%以上的高位。简言之，北欧、西欧国家奉行的是“高收入-高税收-高消费-高福利”这样一个社会循环，而这一切，正是实现安全需求中那个“生活稳定、免遭痛苦、威胁或疾病的需求”的基础。
2、高福利下的阴影
当然，北欧国家这种“从摇篮到坟墓”的社会保障也存在不少问题，其中最直接的就是庞大的社会福利支出，使政府财政日益吃紧，其次是高税收导致一些富豪移民国外，还有就是社会福利太优渥，使整个社会的创新机制有点萎缩。我还观察到很重要的一点，这样的“社会福利主义”滋生一批，甚至是一大批不劳而获者。
历史上，北欧的生存环境恶劣，冬季长达六个月以上，而且一到冬日，白天大多五小时不到。光照不足，农作物生长就受制约，再加上整体地区的资源不丰富，所以北欧人民素以勤劳、俭朴而著称。但目前在国家高福利的保障下，有不少国民，特别是年轻人，不思进取、贪图安逸的思想较重。我接触过好几个瑞典的“失业青年”，他们一副散漫的样子，在我们国家是要被归类到游手好闲一族的。上面提到的那个大宾馆的设备维修保养经理，28岁，大学毕业5年了，但我和他交往时，他才刚刚工作了十几天，而这之前，他一直是“失业者”。跟他一块来吃饭的一位大学同学，像他一样“失业”了5年之后，又重新回母校去念研究生了。我问他们前5年怎么没找工作？他们回答说是因为没有合适和理想的工作岗位。我再问他们这5年他们如何生活的？答曰：有时也打打零活，但大多数时间是外出旅游或参加社会公益活动去了。我很惊诧，身强体壮的年轻人，竟然有闲、有脸拿着“失业救济”去旅游？在瑞典，乃至整个北欧，这样的“失业者”不在少数，我调查过，瑞典的“失业率”高达20%，但这样高的“失业率”，社会却能安然无恙，我又是很惊诧。
我回国前，当地一位教师对我说，他们国家，包括挪威、芬兰、法、德等国，为了遏制“失业率”，并对“懒汉和不劳而获者”有所制约，已开始制定一些政策，以提高社会的整体效率。
我觉得这不但是应该的，而且还是合理与必需的。
（待续）
责任编辑：王震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