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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结合2002-2009年30省区的面板数据，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实证研究我国环境规制与区域创新之间的关系可以发现，环境规制对区域创新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其中工业污染治理完成投资提高1，创新的数量可增加0.005%。因此，政府适度提高环境规制强度，可以促进企业增加创新投入，从而促进区域创新。
Key Words
关键词：环境规制；区域创新；面板数据；实证研究
DOI:10.3969/j.issn.1674-7739.2012.02.012
引言
改革开放至今，我国已经取得了巨大的经济成就，2010年，中国GDP接近40万亿元，可能将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总量大国。但是，在取得这些成就的同时，我们也都开始反思这些经济成就背后的环境成本。在过去的30多年，我们的经济方式是资源掠夺式的粗放型经济，在取得经济成就的同时也付出了巨大的资源和环境成本。如果将这些成本计入我国经济发展中，我们取得的成绩将大打折扣。近年来，我国为了真正实现可持续发展，开始进行经济结构的调整，并且加大环境保护的力度。中央和各地都出台了相应的环境保护制度，约束企业在生产过程中对环境造成的影响，并且加大了对污染进行处理的投资，以维持生态资本存量的非减性。有效的环境政策能在保护环境的同时，还有效减少对经济发展的影响。
一、环境规制的两种截然相反观点
通常观点认为，环境规制一方面会增加企业在污染治理上的成本，另一方面会使得企业为减少污染而加大相关方面的技术改进的投资，因此环境规制不利于企业生产率的提高。而波特假说的观点却与此截然相反，波特认为环境规制虽然会增加企业的生产成本，但是也会激发企业进行技术创新，技术创新将带来“创新补偿”，这种创新补偿将大于环境规制带来的成本，反而提高了企业的生产效率。两种论点究竟哪一种正确，关键就在于环境规制是否真的能够激励创新的产生，国内外学者为此进行了很多相关研究。
（一）国外倾向实证分析的研究
支持第一种观点的学者如Jaffe和Palner（1997）全面考察了企业的整体研发活动情况，运用美国企业从20世纪70年代至90年代早期的数据进行了实证研究分析，结论显示环境规制政策对企业的整体研发支出有显著的正效应，但专利数量与环境规制政策之间并不存在明确的联系，因此，环境规制政策所引致的企业研发活动并不具有明显的效率；[1]Bhanagar和Cohen（1999）考察了从1983年至1992年间美国制造行业在面对环境规制的约束下从事环保型研发活动的情况，实证结果表明环境监测活动的增加并未对企业的技术创新活动产生促进作用。同时，支持第二种观点的学者为“波特假说”作出了佐证。[2]如：Lanjouw和Mody（1996）运用美国20世纪80年代的面板数据进行了实证分析，结论显示环境规制的加强可促进技术创新；[3]Carmen·E和Robert Innes（2006）用企业污染物排放量定量表示环境规制政策的强度，利用美国1989年至2002年127个制造行业的数据检验了企业污染排放量和环保型技术专利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污染物排放量和环保型技术专利之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性，认为美国环境规制政策能够促进企业技术创新；[4]Lanoie等人（2007）对欧盟约4200家工厂统计数据的分析研究表明，环境规制不仅可以促进某些种类的环境创新，而且在一定条件下能够引发降低成本的创新。[5]
（二）国内侧重面板数据的研究
国内学者开展此项研究相对较晚，一部分学者认为环境规制是激励企业技术创新的条件，如熊鹏（2005）通过评价波特假说与传统新古典经济学之争，认为实现波特假说应考虑实际执行情况，即强调适当标准的制定与严格的执行两方面。实际执行情况不佳就无法激发出企业主动创新的诱因，适当的环保标准和严格的执行会激发企业技术创新，降低成本，提高竞争力。[6]赵红（2008）利用产业和工业企业面板数据的分析表明，环境规制对研发支出与发明有显著正效应，并且还具有滞后效应，这表明环境规制在中长期的技术创新中具有一定的激励作用。还有学者着重研究环境规制与企业技术创新的关系。[7]黄德春和刘志彪（2006）在Robert模型中引入技术系数，模型表明环境规制在给一些企业带来额外费用的同时，也会激发一些创新，可以部分或全部地抵消这些费用造成的成本增加，这暗合了“波特假说”——环境规制能使受规制的企业受益，并通过海尔集团的技术创新案例印证了这一点。[8]谢垩（2008）运用统计数据，检验、分析了环境规制会在一定程度上改变工业技术效率、技术进步和生产率增长：污染物排放减少使技术进步下降，污染治理投资增加不显著地推进技术进步；污染物排放减少使技术效率提高，增加污染治理投资只是程度很弱地减少技术效率。[9]李强和聂锐（2009）通过1999-2007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对环境规制与技术创新的关系进行研究，结果表明，环境规制对核心创新指标有显著的正效应，环境强度每提高1，发明专利数量与实用新型专利数量就分别增加0.17和0.07。[10]
由此可见，对环境规制与技术创新的关系，目前并未形成一致的结论。基于此，本文以中国30省区为研究单位，利用2002-2009年的省际面板数据，对环境规制与创新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其结论对于区域创新机制的形成富有启示。
二、我国创新水平和环境规制的研究现状
在本部分，我们对我国的创新水平和环境规制现状进行分析，来探究目前我国的创新水平和环境规制强度的变迁。
（一）我国创新水平的现状
对2002-2009年之间的我国的总体创新水平做一个线性折图，如图1所示。可知，我国的创新在2002-2009年的区间内，一直呈现为增加的趋势，而且从2005年开始增加趋势出现了明显的上升。
为了更进一步了解我国创新分布的格局，我们还按2009年的创新数量进行了省区排名，如表1所示。2009年我国创新能力最强的省区是江苏省，三项专利申请批准数达到了87286个，与第10名湖北的创新数量相差接近8倍。而且排在前三的省区与排在其后的省区之间存在明显的差距，前三名省区之间的创新数量差距还在10000之间，而第三的浙江和第四名的上海差距有45032个。表1呈现出的另一个特点是，沿海省区的创新水平较高，创新力排在前6的省区都是沿海省区，排在7到10位的省区是中西部省区。由此可见，我国的创新不仅在东中西区域之间具有很大的差别，而且在各区域内部之间也存在很大的差距。
（二）我国环境规制的现状
我国每年都在环境治理上投入大量的资金，图2呈现了我国在治理污染上的资金投入的变化趋势。由图2可以看出，2002-2007年间我国的工业污染投资费用一直是逐年增加的，2008年与2007年的水平几乎是持平的，而2009年的投入出现了大幅度的减少。同样，我们也按2009年的工业污染投资进行了省区排名，结果如表2所示。
2009年我国工业污染投资最高的省区是山东省，列在二、三名的是山西省和湖北省。对比表1和表2，虽然工业污染投资完成投资的前十名和中国创新力前十名的省区有6个共同的省区，但表面上看，它们之间并没有明显的联系。
三、我国创新水平和环境规制的实证分析
为了探究环境规制与创新水平之间究竟是否存在相关关系，我们利用2002-2009年间的我国30个省区（由于西藏数据部分年份缺失，对西藏的数据进行了剔除）的面板数据，建立计量模型来进行实证研究。这里所使用的数据均来自《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国科技统计年鉴》。
创新的过程是一个投入和产出的过程，其投入品通常包括资本、人力和其他的一些因素，而产出品就是创新。由于本文要考察的是环境规制和创新之间的关系，因此在资本和人力的基础上，在解释变量中加入环境规制因素。对于一个创新过程，如果采用函数形式来表达，那么函数形式应当如下：
上式中，Y表示产出，也就是创新；L表示创新过程的劳动力投入；K表示创新过程的资本投入；A表示环境规制因素。
因此，我们的回归模型也可以转化表示为：
其中Y表示创新产出，我们使用各省市三项专利批准的个数来衡量。i表示第i个省，t表示第t年。表示第i省第t年的人力投入，在本文中将采用中国各地区研究与试验发展人员全时当量来衡量，单位是人年；表示第i省第t年的科研研发资本投入，我们选用中国各地区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内部支出对其进行衡量；表示对创新具有影响的环境规制因素，我们使用工业污染治理完成投资来度量环境规制的严格程度。
我们使用Eviews软件对数据进行面板数据回归，采用了截面固定效应模型，而且处理界面数据时使用了界面加权处理，结果如表3。在表3中，使用截面加权处理回归的回归拟合度达到了0.9，相比于未使用的截面加权处理回归要高，且使用截面加权处理后的Durbin-Watson值也较大，因此使用截面加权处理的回归更好。
从表3可以看出，变量A表示环境规制，它的系数显著地大于0，说明环境规制有利于创新的产生，这与许多经验研究相符。A的系数的估计值为0.0047,说明工业污染治理完成投资提高1元，用区域创新来衡量的产出提高0.0047%。K表示资金投入，它的系数显著地大于0，表示科研研发资金投入对区域创新产出产生正的影响，这与现实相吻合。L表示研究与试验发展人力投入，显著地大于0，这个结果也很容易接受。另外，我们可以看到环境规制对于区域创新的影响要弱于人力和资金投入，可能的原因是人力和资金投入是直接对区域创新的产出产生影响，而且我们必须看到环境规制对于产出的影响是显著的，也是不可忽视的提高区域创新产出的途径之一。
四、我国创新水平和环境规制的政策建议
从研究结果我们可以看出，针对工业污染防治的环境规制对创新产出产生了积极的影响，本文利用30个省区8年的专利批准的个数、创新人力及资本投资、工业污染治理等数据估计了环境规制对于创新产品产生的影响，主要检验了经济性规制对于创新的影响，得到工业污染治理完成投资提高1万元，用创新来衡量的产出提高0.5%以及直接的创新资本和人力投入都会显著地增加创新产出的结果。本文的实证研究支持和补充说明了波特假设的观点：环境规制会激发企业进行技术创新，从而带来“创新补偿”。针对本文的研究结果，我们提出了如下的政策建议：
（一）逐步加强环境规制
通过加强环境规制，促进企业的创新，获取创新补偿。环境规制的标准制定要合理适度，过低的标准不能起到促进企业创新的目的，反而会带来企业的低效率和过重的环境污染，而过高的标准又会过分加重企业的负担，降低生产效率，使得企业难以生存。就我国现状而言，环境规制标准明显偏低，因此有必要提高环境规制标准。规制标准一次性提高过快会令企业难以适应，影响到我国工业生产的正常进行，因此可以采取逐步加强，循序渐进的方式，既能保证企业的生产也能刺激企业的创新，而且还可以通过市场的反应，来判断规制强度的合理性。
（二）优化环境规制工具
根据国外现实经验，适当的环境规制工具能更好地促进企业的创新和生产的改善。因此，我国应当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结合我国的国情，进一步加强研究，为市场提供更多更有效的环境规制工具。比如税收减免制度，对于企业在污染治理上取得一定成绩的企业，可以采取适当减免税收的政策来促进企业在技术上的创新，但对于企业创新成果的鉴定要公开透明；征收污染税，根据企业排污量将惩罚模式转换为交纳污染税的形式，这样可以令企业自主衡量排污量和污染税对企业效益的影响，也可以允许污染份额进入市场进行交易，让市场来规范企业的行为。当然，还有其他的规制工具，就要依靠专业人士来进行开发了。
（三）促进环保行业发展
环保行业的发展涉及到两个方面，一个是专业人才，二是环保企业。在目前市场没有动力的背景下，国家应当加大对环保行业科技行业的投入，培养一批具有专业知识的环保科技人才，在我国的科技创新队伍中注入环保因素，让我国的创新更加呈现环境友好化。例如和上面的措施一起施行，能让企业更加重视环保人才的重要性；等到市场成熟时，环保人才的培养就可以依靠市场驱动了。而对于环保公司，特别是专业从事环保科技创新的企业，政府应当采取扶持政策，促进这类企业的发展，在资金贷款和税收减免方面提供支持。比如扩大对环保公司贷款的金额或者降低贷款的门槛，也可在税收方面给予减免。
（四）实行差异化环境管制
污染不可避免地伴随工业生产而产生，而不同的行业由于自身的行业特征，污染产生的具体情况又有所不同。如果采取单一的环境管制，所有行业都是同一口径，这样是不合理的。因此应当对不同行业宜采用不同的具体环境规制。比如一些在生产中必然产生污染的行业，并不是技术的改进就能减少污染，这类企业适合采用低污染税起征点和高税率。较大的税收压力能够减少这类企业的数量，促进行业采用大公司的模式，通过规模效应来应对高环境成本，这样能够有效地控制污染源，便于集中处理。而对于一些通过科技可以明显改善污染状况的行业，应当采取高税率和税收补贴双管齐下的方式，从而促进企业进行技术创新。
参考文献：
[1]Jafe A B， Palmer K．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and innovation：A panel data study[J]．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1997，79(4)：610-619.
[2]Brunnerier S B, Cohen M A. Deterinants of environmental innovation in US manufacturing industries[J]．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2003(2):278-293.
[3]Lanjouw J O, Mody A. Innovation and the International Diffusion of EnVironmentally Responsive Technology[J]. Research Policy，1996 (4)：549-571.
[4]Carmen E, Robert Innes. Environmental Innovation and Environmental Policy: An Empirical Test of Bi-Directional Effects[C]. Agricultural and Applied Economics Association, 2005.
[5]Paul Lanoie, Jérémy Laurent-Lucchetti, Nick Johnstone, Stefan Ambec. Environmental Policy, Innovation and Performance: New Insights on the Porter Hypothesis[J]. CIRANO Working Papers, 2007(19).
[6]熊鹏.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评波特假说与传统新古典经济学之争[J].当代经济管理，2005(5):80-84.
[7]赵红.环境规制对产业技术创新的影响——基于中国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J].产业经济研究，2008(3):35-40.
[8]黄德春，刘志彪.环境规制与企业自主创新——基于波特假设的企业竞争优势构建[J].中国工业经济，2006(3):100-106.
[9]谢垩.环境规制与中国工业生产率增长[J].产业经济研究，2008(1):19-25.
[10]李强，聂锐.环境规制与区域技术创新——基于中国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J].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2009(4):18-23.
责任编辑：张 炜
Key Words
关键词：环境规制；区域创新；面板数据；实证研究
DOI:10.3969/j.issn.1674-7739.2012.02.012
引言
改革开放至今，我国已经取得了巨大的经济成就，2010年，中国GDP接近40万亿元，可能将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总量大国。但是，在取得这些成就的同时，我们也都开始反思这些经济成就背后的环境成本。在过去的30多年，我们的经济方式是资源掠夺式的粗放型经济，在取得经济成就的同时也付出了巨大的资源和环境成本。如果将这些成本计入我国经济发展中，我们取得的成绩将大打折扣。近年来，我国为了真正实现可持续发展，开始进行经济结构的调整，并且加大环境保护的力度。中央和各地都出台了相应的环境保护制度，约束企业在生产过程中对环境造成的影响，并且加大了对污染进行处理的投资，以维持生态资本存量的非减性。有效的环境政策能在保护环境的同时，还有效减少对经济发展的影响。
一、环境规制的两种截然相反观点
通常观点认为，环境规制一方面会增加企业在污染治理上的成本，另一方面会使得企业为减少污染而加大相关方面的技术改进的投资，因此环境规制不利于企业生产率的提高。而波特假说的观点却与此截然相反，波特认为环境规制虽然会增加企业的生产成本，但是也会激发企业进行技术创新，技术创新将带来“创新补偿”，这种创新补偿将大于环境规制带来的成本，反而提高了企业的生产效率。两种论点究竟哪一种正确，关键就在于环境规制是否真的能够激励创新的产生，国内外学者为此进行了很多相关研究。
（一）国外倾向实证分析的研究
支持第一种观点的学者如Jaffe和Palner（1997）全面考察了企业的整体研发活动情况，运用美国企业从20世纪70年代至90年代早期的数据进行了实证研究分析，结论显示环境规制政策对企业的整体研发支出有显著的正效应，但专利数量与环境规制政策之间并不存在明确的联系，因此，环境规制政策所引致的企业研发活动并不具有明显的效率；[1]Bhanagar和Cohen（1999）考察了从1983年至1992年间美国制造行业在面对环境规制的约束下从事环保型研发活动的情况，实证结果表明环境监测活动的增加并未对企业的技术创新活动产生促进作用。同时，支持第二种观点的学者为“波特假说”作出了佐证。[2]如：Lanjouw和Mody（1996）运用美国20世纪80年代的面板数据进行了实证分析，结论显示环境规制的加强可促进技术创新；[3]Carmen·E和Robert Innes（2006）用企业污染物排放量定量表示环境规制政策的强度，利用美国1989年至2002年127个制造行业的数据检验了企业污染排放量和环保型技术专利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污染物排放量和环保型技术专利之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性，认为美国环境规制政策能够促进企业技术创新；[4]Lanoie等人（2007）对欧盟约4200家工厂统计数据的分析研究表明，环境规制不仅可以促进某些种类的环境创新，而且在一定条件下能够引发降低成本的创新。[5]
（二）国内侧重面板数据的研究
国内学者开展此项研究相对较晚，一部分学者认为环境规制是激励企业技术创新的条件，如熊鹏（2005）通过评价波特假说与传统新古典经济学之争，认为实现波特假说应考虑实际执行情况，即强调适当标准的制定与严格的执行两方面。实际执行情况不佳就无法激发出企业主动创新的诱因，适当的环保标准和严格的执行会激发企业技术创新，降低成本，提高竞争力。[6]赵红（2008）利用产业和工业企业面板数据的分析表明，环境规制对研发支出与发明有显著正效应，并且还具有滞后效应，这表明环境规制在中长期的技术创新中具有一定的激励作用。还有学者着重研究环境规制与企业技术创新的关系。[7]黄德春和刘志彪（2006）在Robert模型中引入技术系数，模型表明环境规制在给一些企业带来额外费用的同时，也会激发一些创新，可以部分或全部地抵消这些费用造成的成本增加，这暗合了“波特假说”——环境规制能使受规制的企业受益，并通过海尔集团的技术创新案例印证了这一点。[8]谢垩（2008）运用统计数据，检验、分析了环境规制会在一定程度上改变工业技术效率、技术进步和生产率增长：污染物排放减少使技术进步下降，污染治理投资增加不显著地推进技术进步；污染物排放减少使技术效率提高，增加污染治理投资只是程度很弱地减少技术效率。[9]李强和聂锐（2009）通过1999-2007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对环境规制与技术创新的关系进行研究，结果表明，环境规制对核心创新指标有显著的正效应，环境强度每提高1，发明专利数量与实用新型专利数量就分别增加0.17和0.07。[10]
由此可见，对环境规制与技术创新的关系，目前并未形成一致的结论。基于此，本文以中国30省区为研究单位，利用2002-2009年的省际面板数据，对环境规制与创新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其结论对于区域创新机制的形成富有启示。
二、我国创新水平和环境规制的研究现状
在本部分，我们对我国的创新水平和环境规制现状进行分析，来探究目前我国的创新水平和环境规制强度的变迁。
（一）我国创新水平的现状
对2002-2009年之间的我国的总体创新水平做一个线性折图，如图1所示。可知，我国的创新在2002-2009年的区间内，一直呈现为增加的趋势，而且从2005年开始增加趋势出现了明显的上升。
为了更进一步了解我国创新分布的格局，我们还按2009年的创新数量进行了省区排名，如表1所示。2009年我国创新能力最强的省区是江苏省，三项专利申请批准数达到了87286个，与第10名湖北的创新数量相差接近8倍。而且排在前三的省区与排在其后的省区之间存在明显的差距，前三名省区之间的创新数量差距还在10000之间，而第三的浙江和第四名的上海差距有45032个。表1呈现出的另一个特点是，沿海省区的创新水平较高，创新力排在前6的省区都是沿海省区，排在7到10位的省区是中西部省区。由此可见，我国的创新不仅在东中西区域之间具有很大的差别，而且在各区域内部之间也存在很大的差距。
（二）我国环境规制的现状
我国每年都在环境治理上投入大量的资金，图2呈现了我国在治理污染上的资金投入的变化趋势。由图2可以看出，2002-2007年间我国的工业污染投资费用一直是逐年增加的，2008年与2007年的水平几乎是持平的，而2009年的投入出现了大幅度的减少。同样，我们也按2009年的工业污染投资进行了省区排名，结果如表2所示。
2009年我国工业污染投资最高的省区是山东省，列在二、三名的是山西省和湖北省。对比表1和表2，虽然工业污染投资完成投资的前十名和中国创新力前十名的省区有6个共同的省区，但表面上看，它们之间并没有明显的联系。
三、我国创新水平和环境规制的实证分析
为了探究环境规制与创新水平之间究竟是否存在相关关系，我们利用2002-2009年间的我国30个省区（由于西藏数据部分年份缺失，对西藏的数据进行了剔除）的面板数据，建立计量模型来进行实证研究。这里所使用的数据均来自《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国科技统计年鉴》。
创新的过程是一个投入和产出的过程，其投入品通常包括资本、人力和其他的一些因素，而产出品就是创新。由于本文要考察的是环境规制和创新之间的关系，因此在资本和人力的基础上，在解释变量中加入环境规制因素。对于一个创新过程，如果采用函数形式来表达，那么函数形式应当如下：
上式中，Y表示产出，也就是创新；L表示创新过程的劳动力投入；K表示创新过程的资本投入；A表示环境规制因素。
因此，我们的回归模型也可以转化表示为：
其中Y表示创新产出，我们使用各省市三项专利批准的个数来衡量。i表示第i个省，t表示第t年。表示第i省第t年的人力投入，在本文中将采用中国各地区研究与试验发展人员全时当量来衡量，单位是人年；表示第i省第t年的科研研发资本投入，我们选用中国各地区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内部支出对其进行衡量；表示对创新具有影响的环境规制因素，我们使用工业污染治理完成投资来度量环境规制的严格程度。
我们使用Eviews软件对数据进行面板数据回归，采用了截面固定效应模型，而且处理界面数据时使用了界面加权处理，结果如表3。在表3中，使用截面加权处理回归的回归拟合度达到了0.9，相比于未使用的截面加权处理回归要高，且使用截面加权处理后的Durbin-Watson值也较大，因此使用截面加权处理的回归更好。
从表3可以看出，变量A表示环境规制，它的系数显著地大于0，说明环境规制有利于创新的产生，这与许多经验研究相符。A的系数的估计值为0.0047,说明工业污染治理完成投资提高1元，用区域创新来衡量的产出提高0.0047%。K表示资金投入，它的系数显著地大于0，表示科研研发资金投入对区域创新产出产生正的影响，这与现实相吻合。L表示研究与试验发展人力投入，显著地大于0，这个结果也很容易接受。另外，我们可以看到环境规制对于区域创新的影响要弱于人力和资金投入，可能的原因是人力和资金投入是直接对区域创新的产出产生影响，而且我们必须看到环境规制对于产出的影响是显著的，也是不可忽视的提高区域创新产出的途径之一。
四、我国创新水平和环境规制的政策建议
从研究结果我们可以看出，针对工业污染防治的环境规制对创新产出产生了积极的影响，本文利用30个省区8年的专利批准的个数、创新人力及资本投资、工业污染治理等数据估计了环境规制对于创新产品产生的影响，主要检验了经济性规制对于创新的影响，得到工业污染治理完成投资提高1万元，用创新来衡量的产出提高0.5%以及直接的创新资本和人力投入都会显著地增加创新产出的结果。本文的实证研究支持和补充说明了波特假设的观点：环境规制会激发企业进行技术创新，从而带来“创新补偿”。针对本文的研究结果，我们提出了如下的政策建议：
（一）逐步加强环境规制
通过加强环境规制，促进企业的创新，获取创新补偿。环境规制的标准制定要合理适度，过低的标准不能起到促进企业创新的目的，反而会带来企业的低效率和过重的环境污染，而过高的标准又会过分加重企业的负担，降低生产效率，使得企业难以生存。就我国现状而言，环境规制标准明显偏低，因此有必要提高环境规制标准。规制标准一次性提高过快会令企业难以适应，影响到我国工业生产的正常进行，因此可以采取逐步加强，循序渐进的方式，既能保证企业的生产也能刺激企业的创新，而且还可以通过市场的反应，来判断规制强度的合理性。
（二）优化环境规制工具
根据国外现实经验，适当的环境规制工具能更好地促进企业的创新和生产的改善。因此，我国应当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结合我国的国情，进一步加强研究，为市场提供更多更有效的环境规制工具。比如税收减免制度，对于企业在污染治理上取得一定成绩的企业，可以采取适当减免税收的政策来促进企业在技术上的创新，但对于企业创新成果的鉴定要公开透明；征收污染税，根据企业排污量将惩罚模式转换为交纳污染税的形式，这样可以令企业自主衡量排污量和污染税对企业效益的影响，也可以允许污染份额进入市场进行交易，让市场来规范企业的行为。当然，还有其他的规制工具，就要依靠专业人士来进行开发了。
（三）促进环保行业发展
环保行业的发展涉及到两个方面，一个是专业人才，二是环保企业。在目前市场没有动力的背景下，国家应当加大对环保行业科技行业的投入，培养一批具有专业知识的环保科技人才，在我国的科技创新队伍中注入环保因素，让我国的创新更加呈现环境友好化。例如和上面的措施一起施行，能让企业更加重视环保人才的重要性；等到市场成熟时，环保人才的培养就可以依靠市场驱动了。而对于环保公司，特别是专业从事环保科技创新的企业，政府应当采取扶持政策，促进这类企业的发展，在资金贷款和税收减免方面提供支持。比如扩大对环保公司贷款的金额或者降低贷款的门槛，也可在税收方面给予减免。
（四）实行差异化环境管制
污染不可避免地伴随工业生产而产生，而不同的行业由于自身的行业特征，污染产生的具体情况又有所不同。如果采取单一的环境管制，所有行业都是同一口径，这样是不合理的。因此应当对不同行业宜采用不同的具体环境规制。比如一些在生产中必然产生污染的行业，并不是技术的改进就能减少污染，这类企业适合采用低污染税起征点和高税率。较大的税收压力能够减少这类企业的数量，促进行业采用大公司的模式，通过规模效应来应对高环境成本，这样能够有效地控制污染源，便于集中处理。而对于一些通过科技可以明显改善污染状况的行业，应当采取高税率和税收补贴双管齐下的方式，从而促进企业进行技术创新。
参考文献：
[1]Jafe A B， Palmer K．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and innovation：A panel data study[J]．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1997，79(4)：610-619.
[2]Brunnerier S B, Cohen M A. Deterinants of environmental innovation in US manufacturing industries[J]．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2003(2):278-293.
[3]Lanjouw J O, Mody A. Innovation and the International Diffusion of EnVironmentally Responsive Technology[J]. Research Policy，1996 (4)：549-571.
[4]Carmen E, Robert Innes. Environmental Innovation and Environmental Policy: An Empirical Test of Bi-Directional Effects[C]. Agricultural and Applied Economics Association, 2005.
[5]Paul Lanoie, Jérémy Laurent-Lucchetti, Nick Johnstone, Stefan Ambec. Environmental Policy, Innovation and Performance: New Insights on the Porter Hypothesis[J]. CIRANO Working Papers, 2007(19).
[6]熊鹏.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评波特假说与传统新古典经济学之争[J].当代经济管理，2005(5):80-84.
[7]赵红.环境规制对产业技术创新的影响——基于中国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J].产业经济研究，2008(3):35-40.
[8]黄德春，刘志彪.环境规制与企业自主创新——基于波特假设的企业竞争优势构建[J].中国工业经济，2006(3):100-106.
[9]谢垩.环境规制与中国工业生产率增长[J].产业经济研究，2008(1):19-25.
[10]李强，聂锐.环境规制与区域技术创新——基于中国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J].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2009(4):18-23.
责任编辑：张 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