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期间，很多大学毕业生被发配到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我去的是四川省最穷、最偏僻的地方奉节县（今属重庆市管辖），人称四川的“西伯利亚”。1969年4月1日晚8时，收音机传来中共九大在北京召开的新闻，接着播送林彪副主席的政治报告。可是当我们把这特大新闻告诉我所在新民公社正在开会的村民时，他们竟漠漠然无动于衷，散了会各自回家睡觉。
　　只有大队革委会主任有些兴趣，问我们：“能不能把林副主席的报告记录一份，好早一点学习？”若在今日，这是举手之劳，然而在40多年前，要看林彪报告只能靠报纸。我们公社只有一条土路连接县城，报纸由省城用汽车运到县城要一天，转车到公社又需一天，大队派人到公社去取再花半天，因此我们通常都是看3天前的报纸。遇到雨雪，土路泥泞通不了车，看一个星期前的报纸也是常事。
　　当时有句口号叫“宣传最新最高指示不过夜”。大队主任虽然用商量口吻，实际上就是交代任务，身为“受教育者”，岂敢不遵照执行？大家一商量，认为要记录林彪报告，最重要的是务必百分之百准确，每个字、每个标点符号都不能错。当时有的人粗心大意，抄毛主席语录写错一个字，就被打成“反革命”。这样的惨事我们见得多了，不得不防。
　　很明显，要是跟着常规广播来记，难以保证准确。该怎么办呢？有一位会装配半导体收音机的同伴，对这方面懂得多些。他说唯一的办法，是跟着“记录新闻”这档节目来抄。何谓“记录新闻”？就是每天深夜12时起，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有一档特别节目，播音员用很缓慢的速度读新闻，每句话重复两遍，遇到冷僻字加以解释，遇到逗号就报“逗号”，遇到句号就报“句号”，遇到新的段落就报“重起一段”。不过这样一来，记录一篇文章要花好几倍的时间。
　　抄记林彪报告要花多长时间，谁都不知道，只能准备打持久战。我们6个人分成两组，隔两小时轮换。每组一个人听广播抄记草稿，另一个人依据草稿缮写一式两份，第三个人负责校对，确保不出一丁点错误。
　　在那个春寒料峭的长夜，万籁俱寂，村民们早已入梦，唯独我们几个学生，听着半导体收音机里传出的微弱声音，逐字逐句记录着林彪报告，面前的菜油灯燃着黄豆般大、摇曳不定的火苗。那情景颇像地下工作者守着秘密电台抄收情报。就这样，从半夜12点开始，我们送走长夜迎来黎明，直到近中午，才抄录完林彪报告。
　　我记得在“记录新闻”节目里最后一句读起来是这样的：“（重起一段）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万岁（惊叹号）万岁（惊叹号）万万岁（惊叹号）。”当我们把长达20多页的林彪报告递到大队革委会主任的手上时，他非常惊讶。他不过是随便说说，没想到几个大学生当了真，居然还办成了。
　　其实我们连夜赶抄林彪报告，也有自己的考虑。正值青春年华的我们，不知道这种毫无希望的蹉跎岁月到什么时候是尽頭，但也明白，只有“文革”结束，才可能有希望和出路。因此，我们极其关心中共九大是否传递出新的信息。
　　然而，当我们把抄录的林彪报告从头到尾看一遍后，就完全失望了。报告强调“千万不能忘记阶级斗争，千万不能忘记无产阶级专政”，强调要“继续进行上层建筑领域中的革命”。我们意识到这蹉跎岁月还得继续下去。事实的确如此，我在那个地方又熬了多年，一直熬到1976年“文革”结束，命运才有了根本性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