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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反乌托邦三部曲”是文学史上的经典之作，其叙事结构、叙事手法与故事主题都为后来的反乌托邦文学创作奠定了重要基础，而其中出现的许多相似的经典元素也正是反乌托邦小说发人深省的原因之一。本文旨在通过研究“反乌托邦三部曲”的共性，从而探求该类小说震撼人心的原因。
关键词：反乌托邦；“反乌托邦三部曲”；共性；模式
作者简介：杨天仪（1997.8-），女，汉族，北京市人，首都师范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本科在读。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8）-12-0-03
传统的乌托邦文学充满了作者对理想状态下的世界的憧憬，这往往是人们对现实生活的不满与对未来的希冀的产物，而其中虚构出的完美社会，成为了人类精神世界中与世隔绝的“桃花源”。
但到了20世纪，西方世界爆发了史无前例的全球性战争，几乎世界上所有的国家全部被卷入了世界大战，其后的冷战、经济大萧条，亦使人类社会日趋复杂，而知识爆炸与通讯设施的不断完善使更多人能接受、质疑与检讨各学科的发展和研究。
随着法西斯主义、纳粹主义的肆虐与倒台，苏联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兴起与崩溃，一些学者逐渐预见了极权统治、压制个体需求对人类本性带来的毁灭。专制与自由的问题日益尖锐的同时，乌托邦的美好幻想已是脆弱的泡影，与其相悖的反乌托邦文学应运而生。
*以“反乌托邦三部曲”为代表的典型反乌托邦小说
1.1典型反乌托邦小说的叙事结构
“反乌托邦三部曲”是指扎米亚京的《我们》、乔治·奥威尔的《一九八四》和阿·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这三部小说凭借着对人类的未来与命运的超前的思想、高超的行文技巧、震撼人心的想象力和巨大的影响力，成为反乌托邦文学的经典。
典型反乌托邦题材的文学作品大多描述了一个完整的“乌托邦”世界，那里的物质文明高度发展泛滥而精神文明虚弱空洞，这两方面的矛盾冲突使整个社会呈现出一种二律背反的状态，专制独裁在此条件下盛行，战争与和平在统治阶级的控制下被过度模糊或放大，群众被蒙蔽在赤裸裸的謊言中，人类的本性遭到极权主义的绝对压制。
在这样的社会条件下，小说的主人公往往因为人性的欲望、情感、理智而奋起反抗。
从叙事结构上来看，“反乌托邦三部曲”的故事整体上依照着主人公（D-503、约翰、温斯顿）的觉醒，尝试反抗，正面对抗国家机器或备受崇拜的个人（大一统国、世界国、老大哥），最终反抗失败、重新陷入非人性状态这一路线推进，而在主人公追求自由和人性的过程中，会同时受到另一些觉醒者（医生、赫姆霍尔兹、奥勃良）的帮助与所谓“世俗”和“守序者”（造福主、穆斯塔法蒙德、查林顿）的阻碍。 在三部曲中，主人公的反抗都是因为保存了传统社会的记忆，于是去追求一个充满人性的社会，而国家的统治者为了维持所谓的稳定，剥夺了人类思考、拥有感情的权利。
“三部曲”并没有直接将主人公设置在对立之中，而是让他们身处矛盾的边缘，将其生活的“乌托邦”进行详细的描写。例如《一九八四》的前三分之一篇幅都在以温斯顿的视角观察着大洋国；《美丽新世界》的前六章在介绍代表着世界国的“中央伦敦孵化与条件设置中心”；而《我们》的开篇，主人公D-503在日记里激动地写道：“大一统王国万岁，号码们万岁，大恩主万岁！当我写这篇记事时，激动得两颊发烫。的确，我们应对浩瀚的宇宙方程求得积分，一统。”[1]
随着故事的进一步发展，主人公因为某一契机发生转变，在“三部曲”中，这种觉醒的开始都是由于主人公对异性产生了欲望，例如，《我们》中的I-330之于D-503，《美丽新世界》中的约翰爱上了列宁娜，而《一九八四》中的温斯顿因为裘丽娅违反了禁欲令。而不允许“爱情”存在的社会使得主人公对“乌托邦”开始了怀疑和反抗。
在主人公怀疑和反抗的过程中，受到先觉者和守序者的共同影响，这时的主人公在思想方面还不明朗，需要一个领路人，但先觉者往往势单力薄，而辅助国家机器压制人性的守序者则在数量和力量上都有着巨大的优势，这让主人公的反抗之路不断坚定又不断动摇，但极度的压制只会产生爆发性的抗争，于是经历了隐忍和回避，主人公最终走上与“乌托邦”正面对抗的道路。
如同所有真实发生过的革命运动，“三部曲”中的主人公们在进行秘密活动的过程中不断聚集力量、壮大队伍，这种组织虽然隐秘而脆弱，却让反抗者们产生了安慰感与归属感，这也让故事外读者的心中出现了一丝希望。但由于敌我力量的过于悬殊，主人公们的反抗行为很快被发现，在对峙的过程中，“三部曲”的作者们都选择了让最具力量，或是对主人公影响最大的守序者将“乌托邦”的设置与规则宣之于口，在主人公产生动摇或更加激烈的反抗的同时，故事的发展也被推向最高潮。
加拿大学者诺思洛普·弗莱在其著作《批评的剖析》中，将叙事结构分为春、夏、秋、冬四种，他称之为“原型”。“夏”对应乌托邦的幻想，而“冬”则对应压抑、可怖、结局悲哀的，以“反乌托邦三部曲”代表的典型反乌托邦文学。
在压抑而严酷的“乌托邦”下，作者们的字里行间也充斥着寒冬般令人窒息的绝望，即使主人公奋力反抗，他们最终等来的也只是彻底的悲剧。无论是《我们》中主动妥于统治阶级、最终目睹同伴被“大钟气罩”处死的D-503，还是《美丽新世界》中在逃脱新世界时被发现后自杀而亡的约翰，亦或是《一九八四》所描写的、在101室被拷打后背叛了人性与自由的温斯顿，他们在反抗的过程中拼尽全力的痛苦与执着，在这一刻却被“乌托邦”轻而易举地毁灭。
“反乌托邦三部曲”的叙事结构非常清晰，都是以一个科学高度发达而情感极其空虚的极权社会为背景，围绕着主人公对“乌托邦”的反抗，因对人性和欲望的追求而起，最终止于主人公的失败与被毁灭。作者们将自由、人性和所谓“乌托邦”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毫不留情地描述于读者，将故事以彻头彻尾的悲剧形式呈现出来。 1.2 典型反乌托邦小说的“反诗意”叙事手法
法国17世纪哲学家布莱士·帕斯卡曾说过：“人应该诗意地活在这片土地上，这是人类的一种追求理想。”
学界有一种观点，即“诗意”能给人以美感的意境或有强烈抒情意味，是一种理性的虚构和审美想象，是对现实的超越。而“乌托邦正是内在于人的生存结构中的追求理想、完满、自由境界的精神冲动”[2]。
诗意成为乌托邦文学构建幻想世界的重要因素，作为其对立，典型的反乌托邦文学也借助“反诗意”对所谓的完美社会进行反驳和颠覆。
这种反诗意首先体现在作者行文间的冷漠，在“反乌托邦三部曲”中，作者们往往用最客观的文字进行描写叙述，即使运用比喻，也带给人一种了无生气的压抑的感觉，例如在《我们》中，作者描写大一统国复制般的生活：“这些日子都是单一的黄色，就像干燥已极的、晒得火辣辣的黄沙，没有一点荫蔽，没有一滴水，只有望不到头的黄沙。”[3]
其次，作者通过主人公的视角近距离描写生活，事无巨细地写出在“乌托邦”压抑人性的环境下，人们不自知地被禁锢着，没有任何思想与情感，只得机械地重复着停滞的、被安排的生活。例如在《一九八四》中，温斯顿日复一日地忍受着右脚脖子上的静脉曲张、喝着胜利杜松子酒、被电幕和“老大哥”的海报“监视”、修改过去的新闻、进行两分钟的“仇恨”、头脑空空地望着“战争即和平，自由即奴役，无知即力量”的标语。这样全然的白描代替了诗意的想象，于是“乌托邦在消解，随着文明的庸俗化，人类的灵魂与肉体一起变得麻木。水泥、钢筋、玻璃、现代文明材料，无语感地构筑了一个黯然的时间。”[4]
就内容而言，“反乌托邦三部曲”的作家们不约而同地将感情与欲望作为了展现人性的重要部分。性、婚姻、家庭在三部小说中都占据了很大的篇幅，但作者选择了反诗意的叙事策略进行描写，这让“乌托邦”中的感情被异化，从而达到反乌托邦的目的。例如《我们》中，生育因为科技的发展而成为多余的环节，于是婚姻也不复存在，性交则是经由管理局批准的机械的运动。而在《一九八四》里，感情是被明令禁止的，因为它们会威胁到大洋国的稳定；家庭中无论亲情还是爱情都不被允许，而结婚和性交则是一种公民義务。赫胥黎则在《美丽新世界》中一反“压制欲望”，而是过度地放纵，这也正是一种消除感情的高明手段，在世界国中“贞操意味着激情，意味着神经衰弱，而激情和神经衰弱却意味着不安定；从而意味着文明的毁灭。没有大量的风流罪过就不可能有持久的文明。”[5] “三部曲”的作者们通过渲染被扭曲的情感与被压制的欲望，将“乌托邦”世界的反人性化表现得淋漓尽致。
1.3 典型反乌托邦小说的反乌托邦主题（后现代价值取向）
随着工业文明的迅速发展，人类对科学已经逐渐产生了过度依赖的倾向，环境污染、核危机、人类的自我威胁等方面成为科学这把双刃剑所带来的消极副产品，许多作者将其表现在文学作品中，成为一大反乌托邦文学主题——反技术滥用。
“反乌托邦三部曲”的故事背景都在科学高度发达的世界，技术不仅体现在《我们》里人们的“整齐划一”的时间表，或是《一九八四》里统治阶级的监视系统，甚至在《美丽新世界》中，人类也成为了科学技术的产物，“波坎诺夫斯基化程序”可以在人的胚胎时期就提前设定好一切。在“三部曲”的“乌托邦”国家中，技术已经发展到近乎极致，但在高度科学化的同时，带来的则是虚假的和谐和人性的泯灭。
赵建雄在《读<一九八四>》中感叹：“现代科技如与独裁苟合，真是何其可怕。”[6]
奥威尔在《一九八四》的后记中写到：“我所写的每一行严肃作品都是直接或间接反对极权主义。”[7]
极权主义形态随着西方民族国家的出现不断突显，而二十世纪的动荡更是使专制与自由的问题愈发尖锐，极权主义被定义为“由某种意识形态控制着国家、社会与民众，它是在一定社会经济基础上形成的系统思想观念，代表了某一阶级或社会集团（包括国家和国家集团）的利益。”并且由“某一政党管理着国家、治理着人民，并以这种意识形态为号召，动员人民，进而获得人民的支持。”最终“用官方的意识形态进行全面的思想控制，这种监控渗透到各个方面，国家可谓无所不用其极。”[8]
在《我们》中，人的姓名被剥夺，只有编号，人们没有隐私权，大恩主是唯一的领导者。在《一九八四》中，大洋国无时无刻不在通过“电幕”观察着党员，令人恐惧的思想警察也如影随形。要主人公出现了违反大洋国意志的行为，“电幕”随时会传出呵斥，强制他改变自己的行为和想法。而作为极权统治的唯一掌权人，“老大哥”身影不仅无时无刻地存在于海报、新闻和电幕中，他同时已经渗透进每个人的思想中，成为了人们的潜意识。而在《美丽新世界》中，阶级在孵化过程中就已经被决定，为了维持社会和权力的稳定，国家牺牲了、甚至是剥夺了人类的选择权，国家通过技术自始至终地干预每个人的每一个决定。这使人们感受到所谓的和谐与幸福，实际上却只是麻木和人性的丧失。
在“乌托邦”中，人类的情感被限定，不论是通过对物质欲望的放纵而消除精神需求的“美丽新世界”，还是通过明令禁止与威胁洗脑达到压制人性的目的的大洋国和大统一国，为了统治者为了维持权力的稳定，排除了一切可能产生变数的原因，人们成为了极权的牺牲品，被异化为物。在“三部曲”中，作者们通过描写未来社会对人性的抹杀，讽刺着愚民政策，将幻想中的桃源乡进行解构。
例如在《美丽新世界》中，每个人的任何物质欲望都能得到满足，但社会也同时将“家庭”、“父母”、“专一”当成是污言秽语，隔绝着人的爱和对真理的追求，并在人们产生关于人性的忧愁时用嗦麻这种毒品麻痹人的心智，甚至彻底毁灭“异端”。而在《一九八四》中，大洋国的公民的思想被绝对控制，通过监视和修改历史愚弄着人们，只要有一丝反常的念头，就会有思想警察找上门来。
“三部曲”作为反乌托邦小说的经典之作，从多方面体现出鲜明的主题，从反技术滥用、反极权主义与反人性异化的批判描写，完成了一场对人性的反思，也让后人不断追问，人类的未来到底改如何发展。 注释：
[1][俄]尤金·扎米亚京.我们[M].顾亚玲，等，译。北京：作家出版社，1997：2.
[2]姚建斌 《乌托邦小说：作为研究存在的艺术》[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2）：101-109.
[3][俄]尤金·扎米亚京.我们[M].顾亚玲，等，译。北京：作家出版社，1997：2.
[4]孙周兴.海德格尔选集（上）[M].北京：三联书店，1996：468.
[5][英]阿·赫胥黎.美丽新世界[M].王波，译。重庆：重庆出版社，2005：16-17.
[6]赵健雄.读《一九八四》一得[J].读书，1993：3.
[7][英]乔治·奥威尔.一九八四[M].孙忠旭，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2：104.
[8]刘丽霞，杨雷.反乌托邦的后现代主义价值取向，学术交流[J].黑龙江社会科学界联合会.2014：184
参考文献：
[1][俄]尤金·扎米亚京.我们[M].顾亚玲，等，译.北京：作家出版社，1997.
[2][英]乔治·奥威尔.一九八四[M].孙忠旭，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2.
[3][英]阿·赫胥黎.美丽新世界[M].王波，译.重庆：重庆出版社，2005.
[4]姚建斌.乌托邦小说：作为研究存在的艺术[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2）.
[5]孙周兴.海德格尔选集（上）[M].北京：三联书店，1996.
[6]赵健雄.读《一九八四》一得[J].读书，199.
[7]刘丽霞，杨雷.反乌托邦的后现代主义价值取向[J].学术交流.黑龙江社会科学界联合会.2014.
[8]鳳群，洪治纲.乌托邦的背离与写实的困顿——晚生代作家论之二[J].文艺评论，1996.
[9]李慧，诗意的颠覆与重构——论反乌托邦三部曲的叙事策略[J].山西高等学校社会科学学报.山西.2012.
[10]董玉敏，解析赫胥黎 《美丽的新世界 》中的反乌托邦主题[J].辽宁工业大学学报.辽宁.2011（2）.
[11]陈丽.《美妙的新世界》对乌托邦主题的结构作用[J].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2000（4）.
[12]殷艳芳.反乌托邦三部曲的叙事结构模式分析[J].广东开放大学学报，广东：2017.
关键词：反乌托邦；“反乌托邦三部曲”；共性；模式
作者简介：杨天仪（1997.8-），女，汉族，北京市人，首都师范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本科在读。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8）-12-0-03
传统的乌托邦文学充满了作者对理想状态下的世界的憧憬，这往往是人们对现实生活的不满与对未来的希冀的产物，而其中虚构出的完美社会，成为了人类精神世界中与世隔绝的“桃花源”。
但到了20世纪，西方世界爆发了史无前例的全球性战争，几乎世界上所有的国家全部被卷入了世界大战，其后的冷战、经济大萧条，亦使人类社会日趋复杂，而知识爆炸与通讯设施的不断完善使更多人能接受、质疑与检讨各学科的发展和研究。
随着法西斯主义、纳粹主义的肆虐与倒台，苏联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兴起与崩溃，一些学者逐渐预见了极权统治、压制个体需求对人类本性带来的毁灭。专制与自由的问题日益尖锐的同时，乌托邦的美好幻想已是脆弱的泡影，与其相悖的反乌托邦文学应运而生。
*以“反乌托邦三部曲”为代表的典型反乌托邦小说
1.1典型反乌托邦小说的叙事结构
“反乌托邦三部曲”是指扎米亚京的《我们》、乔治·奥威尔的《一九八四》和阿·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这三部小说凭借着对人类的未来与命运的超前的思想、高超的行文技巧、震撼人心的想象力和巨大的影响力，成为反乌托邦文学的经典。
典型反乌托邦题材的文学作品大多描述了一个完整的“乌托邦”世界，那里的物质文明高度发展泛滥而精神文明虚弱空洞，这两方面的矛盾冲突使整个社会呈现出一种二律背反的状态，专制独裁在此条件下盛行，战争与和平在统治阶级的控制下被过度模糊或放大，群众被蒙蔽在赤裸裸的謊言中，人类的本性遭到极权主义的绝对压制。
在这样的社会条件下，小说的主人公往往因为人性的欲望、情感、理智而奋起反抗。
从叙事结构上来看，“反乌托邦三部曲”的故事整体上依照着主人公（D-503、约翰、温斯顿）的觉醒，尝试反抗，正面对抗国家机器或备受崇拜的个人（大一统国、世界国、老大哥），最终反抗失败、重新陷入非人性状态这一路线推进，而在主人公追求自由和人性的过程中，会同时受到另一些觉醒者（医生、赫姆霍尔兹、奥勃良）的帮助与所谓“世俗”和“守序者”（造福主、穆斯塔法蒙德、查林顿）的阻碍。 在三部曲中，主人公的反抗都是因为保存了传统社会的记忆，于是去追求一个充满人性的社会，而国家的统治者为了维持所谓的稳定，剥夺了人类思考、拥有感情的权利。
“三部曲”并没有直接将主人公设置在对立之中，而是让他们身处矛盾的边缘，将其生活的“乌托邦”进行详细的描写。例如《一九八四》的前三分之一篇幅都在以温斯顿的视角观察着大洋国；《美丽新世界》的前六章在介绍代表着世界国的“中央伦敦孵化与条件设置中心”；而《我们》的开篇，主人公D-503在日记里激动地写道：“大一统王国万岁，号码们万岁，大恩主万岁！当我写这篇记事时，激动得两颊发烫。的确，我们应对浩瀚的宇宙方程求得积分，一统。”[1]
随着故事的进一步发展，主人公因为某一契机发生转变，在“三部曲”中，这种觉醒的开始都是由于主人公对异性产生了欲望，例如，《我们》中的I-330之于D-503，《美丽新世界》中的约翰爱上了列宁娜，而《一九八四》中的温斯顿因为裘丽娅违反了禁欲令。而不允许“爱情”存在的社会使得主人公对“乌托邦”开始了怀疑和反抗。
在主人公怀疑和反抗的过程中，受到先觉者和守序者的共同影响，这时的主人公在思想方面还不明朗，需要一个领路人，但先觉者往往势单力薄，而辅助国家机器压制人性的守序者则在数量和力量上都有着巨大的优势，这让主人公的反抗之路不断坚定又不断动摇，但极度的压制只会产生爆发性的抗争，于是经历了隐忍和回避，主人公最终走上与“乌托邦”正面对抗的道路。
如同所有真实发生过的革命运动，“三部曲”中的主人公们在进行秘密活动的过程中不断聚集力量、壮大队伍，这种组织虽然隐秘而脆弱，却让反抗者们产生了安慰感与归属感，这也让故事外读者的心中出现了一丝希望。但由于敌我力量的过于悬殊，主人公们的反抗行为很快被发现，在对峙的过程中，“三部曲”的作者们都选择了让最具力量，或是对主人公影响最大的守序者将“乌托邦”的设置与规则宣之于口，在主人公产生动摇或更加激烈的反抗的同时，故事的发展也被推向最高潮。
加拿大学者诺思洛普·弗莱在其著作《批评的剖析》中，将叙事结构分为春、夏、秋、冬四种，他称之为“原型”。“夏”对应乌托邦的幻想，而“冬”则对应压抑、可怖、结局悲哀的，以“反乌托邦三部曲”代表的典型反乌托邦文学。
在压抑而严酷的“乌托邦”下，作者们的字里行间也充斥着寒冬般令人窒息的绝望，即使主人公奋力反抗，他们最终等来的也只是彻底的悲剧。无论是《我们》中主动妥于统治阶级、最终目睹同伴被“大钟气罩”处死的D-503，还是《美丽新世界》中在逃脱新世界时被发现后自杀而亡的约翰，亦或是《一九八四》所描写的、在101室被拷打后背叛了人性与自由的温斯顿，他们在反抗的过程中拼尽全力的痛苦与执着，在这一刻却被“乌托邦”轻而易举地毁灭。
“反乌托邦三部曲”的叙事结构非常清晰，都是以一个科学高度发达而情感极其空虚的极权社会为背景，围绕着主人公对“乌托邦”的反抗，因对人性和欲望的追求而起，最终止于主人公的失败与被毁灭。作者们将自由、人性和所谓“乌托邦”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毫不留情地描述于读者，将故事以彻头彻尾的悲剧形式呈现出来。 1.2 典型反乌托邦小说的“反诗意”叙事手法
法国17世纪哲学家布莱士·帕斯卡曾说过：“人应该诗意地活在这片土地上，这是人类的一种追求理想。”
学界有一种观点，即“诗意”能给人以美感的意境或有强烈抒情意味，是一种理性的虚构和审美想象，是对现实的超越。而“乌托邦正是内在于人的生存结构中的追求理想、完满、自由境界的精神冲动”[2]。
诗意成为乌托邦文学构建幻想世界的重要因素，作为其对立，典型的反乌托邦文学也借助“反诗意”对所谓的完美社会进行反驳和颠覆。
这种反诗意首先体现在作者行文间的冷漠，在“反乌托邦三部曲”中，作者们往往用最客观的文字进行描写叙述，即使运用比喻，也带给人一种了无生气的压抑的感觉，例如在《我们》中，作者描写大一统国复制般的生活：“这些日子都是单一的黄色，就像干燥已极的、晒得火辣辣的黄沙，没有一点荫蔽，没有一滴水，只有望不到头的黄沙。”[3]
其次，作者通过主人公的视角近距离描写生活，事无巨细地写出在“乌托邦”压抑人性的环境下，人们不自知地被禁锢着，没有任何思想与情感，只得机械地重复着停滞的、被安排的生活。例如在《一九八四》中，温斯顿日复一日地忍受着右脚脖子上的静脉曲张、喝着胜利杜松子酒、被电幕和“老大哥”的海报“监视”、修改过去的新闻、进行两分钟的“仇恨”、头脑空空地望着“战争即和平，自由即奴役，无知即力量”的标语。这样全然的白描代替了诗意的想象，于是“乌托邦在消解，随着文明的庸俗化，人类的灵魂与肉体一起变得麻木。水泥、钢筋、玻璃、现代文明材料，无语感地构筑了一个黯然的时间。”[4]
就内容而言，“反乌托邦三部曲”的作家们不约而同地将感情与欲望作为了展现人性的重要部分。性、婚姻、家庭在三部小说中都占据了很大的篇幅，但作者选择了反诗意的叙事策略进行描写，这让“乌托邦”中的感情被异化，从而达到反乌托邦的目的。例如《我们》中，生育因为科技的发展而成为多余的环节，于是婚姻也不复存在，性交则是经由管理局批准的机械的运动。而在《一九八四》里，感情是被明令禁止的，因为它们会威胁到大洋国的稳定；家庭中无论亲情还是爱情都不被允许，而结婚和性交则是一种公民義务。赫胥黎则在《美丽新世界》中一反“压制欲望”，而是过度地放纵，这也正是一种消除感情的高明手段，在世界国中“贞操意味着激情，意味着神经衰弱，而激情和神经衰弱却意味着不安定；从而意味着文明的毁灭。没有大量的风流罪过就不可能有持久的文明。”[5] “三部曲”的作者们通过渲染被扭曲的情感与被压制的欲望，将“乌托邦”世界的反人性化表现得淋漓尽致。
1.3 典型反乌托邦小说的反乌托邦主题（后现代价值取向）
随着工业文明的迅速发展，人类对科学已经逐渐产生了过度依赖的倾向，环境污染、核危机、人类的自我威胁等方面成为科学这把双刃剑所带来的消极副产品，许多作者将其表现在文学作品中，成为一大反乌托邦文学主题——反技术滥用。
“反乌托邦三部曲”的故事背景都在科学高度发达的世界，技术不仅体现在《我们》里人们的“整齐划一”的时间表，或是《一九八四》里统治阶级的监视系统，甚至在《美丽新世界》中，人类也成为了科学技术的产物，“波坎诺夫斯基化程序”可以在人的胚胎时期就提前设定好一切。在“三部曲”的“乌托邦”国家中，技术已经发展到近乎极致，但在高度科学化的同时，带来的则是虚假的和谐和人性的泯灭。
赵建雄在《读<一九八四>》中感叹：“现代科技如与独裁苟合，真是何其可怕。”[6]
奥威尔在《一九八四》的后记中写到：“我所写的每一行严肃作品都是直接或间接反对极权主义。”[7]
极权主义形态随着西方民族国家的出现不断突显，而二十世纪的动荡更是使专制与自由的问题愈发尖锐，极权主义被定义为“由某种意识形态控制着国家、社会与民众，它是在一定社会经济基础上形成的系统思想观念，代表了某一阶级或社会集团（包括国家和国家集团）的利益。”并且由“某一政党管理着国家、治理着人民，并以这种意识形态为号召，动员人民，进而获得人民的支持。”最终“用官方的意识形态进行全面的思想控制，这种监控渗透到各个方面，国家可谓无所不用其极。”[8]
在《我们》中，人的姓名被剥夺，只有编号，人们没有隐私权，大恩主是唯一的领导者。在《一九八四》中，大洋国无时无刻不在通过“电幕”观察着党员，令人恐惧的思想警察也如影随形。要主人公出现了违反大洋国意志的行为，“电幕”随时会传出呵斥，强制他改变自己的行为和想法。而作为极权统治的唯一掌权人，“老大哥”身影不仅无时无刻地存在于海报、新闻和电幕中，他同时已经渗透进每个人的思想中，成为了人们的潜意识。而在《美丽新世界》中，阶级在孵化过程中就已经被决定，为了维持社会和权力的稳定，国家牺牲了、甚至是剥夺了人类的选择权，国家通过技术自始至终地干预每个人的每一个决定。这使人们感受到所谓的和谐与幸福，实际上却只是麻木和人性的丧失。
在“乌托邦”中，人类的情感被限定，不论是通过对物质欲望的放纵而消除精神需求的“美丽新世界”，还是通过明令禁止与威胁洗脑达到压制人性的目的的大洋国和大统一国，为了统治者为了维持权力的稳定，排除了一切可能产生变数的原因，人们成为了极权的牺牲品，被异化为物。在“三部曲”中，作者们通过描写未来社会对人性的抹杀，讽刺着愚民政策，将幻想中的桃源乡进行解构。
例如在《美丽新世界》中，每个人的任何物质欲望都能得到满足，但社会也同时将“家庭”、“父母”、“专一”当成是污言秽语，隔绝着人的爱和对真理的追求，并在人们产生关于人性的忧愁时用嗦麻这种毒品麻痹人的心智，甚至彻底毁灭“异端”。而在《一九八四》中，大洋国的公民的思想被绝对控制，通过监视和修改历史愚弄着人们，只要有一丝反常的念头，就会有思想警察找上门来。
“三部曲”作为反乌托邦小说的经典之作，从多方面体现出鲜明的主题，从反技术滥用、反极权主义与反人性异化的批判描写，完成了一场对人性的反思，也让后人不断追问，人类的未来到底改如何发展。 注释：
[1][俄]尤金·扎米亚京.我们[M].顾亚玲，等，译。北京：作家出版社，1997：2.
[2]姚建斌 《乌托邦小说：作为研究存在的艺术》[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2）：101-109.
[3][俄]尤金·扎米亚京.我们[M].顾亚玲，等，译。北京：作家出版社，1997：2.
[4]孙周兴.海德格尔选集（上）[M].北京：三联书店，1996：468.
[5][英]阿·赫胥黎.美丽新世界[M].王波，译。重庆：重庆出版社，2005：16-17.
[6]赵健雄.读《一九八四》一得[J].读书，1993：3.
[7][英]乔治·奥威尔.一九八四[M].孙忠旭，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2：104.
[8]刘丽霞，杨雷.反乌托邦的后现代主义价值取向，学术交流[J].黑龙江社会科学界联合会.2014：184
参考文献：
[1][俄]尤金·扎米亚京.我们[M].顾亚玲，等，译.北京：作家出版社，1997.
[2][英]乔治·奥威尔.一九八四[M].孙忠旭，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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