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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口我常惦记的石水缸。
此缸至今存放在我老家的一间黑木屋里。其凿制何年,恐无人晓。但我大抵明白它始之年代——至少比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还早吧。因为我母亲的爷爷修建这座我称之为“老家”的院子时,正值大清光绪二年(即公元1864年)。而此数据,则是我从我们院后(我母亲家族)的祖墓墓志上读到的。
这是一口乡间少见的巨形石水缸。缸体高大壁底厚实,容量乃普通石缸之二三倍,且由整块巨石凿成。一般的石缸二至四人可搬走,而我家的这口石缸,恐怕十条壮汉也难请动。我佩服前人的智慧和力量。如此一庞然重物,真不知当年我的“祖外爷”们,是如何从我们院前的深沟里弄上去的,(因我自小随父母客居外婆的村子,我推测,此缸之取材地定非此沟莫属)。
一想这口大石缸,就仿佛回到了农村老家,走进了建国之初的那场声势浩大的土地改革运动。因为这口水缸,连同置水缸的半间偏厦屋及其紧挨的一大间瓦房,均是我家在这场运动中,所分得的胜利果实。而此“果实”之原主,则是与我们同院居住的亲戚女地主幺外婆。记得当时,当年幼的我第一次走进自己的新家,在不经意间看到蹲在厦屋一角的这口巨型石水缸时,不禁愕然:这哪是水缸,简直就是一口小石塘!看着爬其外壁上的道道竖劲的鏨刻痕,抚着那曲成半月形的蟒背般光凉的缸沿,那分喜悦啊,真的无以言表。虽我当时尚不知从此自己则是这房屋的新主人,应该感激共产党,感激新中国。
我之所以不忘这口石水缸,是因为它曾给我的生命留下了太多的美好的记忆。首先它倍受乡亲们的羡慕,让我感到光荣。第二,它有助于我家更好地亲和邻里。确切说,凡本院子,抑或挨我们院子的人户,只要操办大酒宴,则多在我家的大厦屋里做厨炊。人们看重的,不单是我父母的贤良和我家厨屋的宽敞(幺外婆改嫁后,将其所居的另一半间厦屋售于我家),而主要是厨屋内有一口能足供办宴储水的好水缸。而今每当忆及,或去乡下亲戚家赴酒宴,看到那些帮忙挑水的汉子,在厨房里忙碌的厨师,满院子宴席毗接宾朋满坐的喜庆场面,就情不自禁,自然会联想起我老家的那间偏厦屋,及其屋内那口硕大的石水缸,曾经为乡亲们所做的贡献。而最让我值得回味的,或曰不可忘记的则是,它曾为我这个顽皮的孩子增添了不少的童年乐趣。记得小时候,于此大石缸除好奇和知其能盛水之用途外,恐怕再无别的。因我实在不明白“水”于生命的重要。虽然我常去缸前,或踮起脚尖,或伸长脖子,欲从木制的缸盖缝隙里往里瞧,有时甚至背着父母,搭条矮板凳补高度,企图以稚嫩的双手去移动那张庞大的缸盖,向里探看究竟。当然我关心的,绝不是水的质量。而是为了满足童心的需要,或期临水照影,或盼里面会有只金龟红鲤什么的,甚至突发奇想,如果能有只被水淹得直叫唤的老鼠子,那心里才舒服呢。
只等快成年才觉得,其实此缸已融入了我的血脉和生命。而此时,我却正处于人生的“霉运”阶段——中考落榜兼受阶级斗争扩大化之害,整日除了埋头于黄土,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剩下的恐怕只有郁郁寡欢了。然而,只要收工跨进家门,一看到厦屋里的水缸、灶台、火塘、案板、桌子板凳、锅碗瓢盆等,一种家的温馨、生命的依靠感,就油然而生。而胸中的愁苦则迅速消逝。尽管这些器物看上去很土气。当然此情感中更有我父母的爱,妹妹们的亲热,米饭水茶的香甜,乃至从水缸旁的木壁小窗斜射进来的温暖的阳光,以及从火塘里升腾的袅袅炊烟等的和共同参与熏陶。我深知,家,我的贫寒而温暖的家啊,没有亲情不成,同样如果没有水缸、锅灶之类富有生活实感的东西之在场也不成。金木水火土,乃人类生命之依赖。尤其在那个艰苦的年代里。
我家的石水缸不仅容量大,而且还具有改善水质的功能。而此认识,则是在我接替了父亲肩上的水扁担(父亲身患腿病)之后的发现。明确说,我老家由于受地利条件所限,不仅水源缺乏,水质亦欠佳。井里的水供不应求不说,而且几乎终年浑浊,但只要挑回家,在缸里待段时间,则自然清亮了。也许,这就是老家人何以家家都要备石水缸的原因之一吧。而另一好处是,即倒入缸里的水,如若放上一天半日,自然就会变得凉冽可口。又特别在暑天,而尤以我家石缸里的水为著。石缸大而性冷,又置于冷土上,怎能没制冷作用。记得每年热天,我总喜欢去当门沟的凉水井挑最优质的凉水回来喝,为了让此凉水保质,我总是仿效父辈的方法——将挑回的冰凉的凉水连桶放进有水的石缸里去保养。养后之水性状稳定,即便次日饮之,亦清凉如初。
当然,石水缸也见证了我家的苦难与不幸。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里,由于集体生产造成的家庭经济的困难,和乡村医疗卫生的极度落后,在此期间,我家竟有四位亲人因贫病交加相继殇命。至今我清晰记得,无论患骨病求医无门(文革武斗期间)惨死的父亲,还是在此前之后因“出麻疹”或突然发高烧抽风死去的弟妹三人,无不与我家的厦屋与水缸有关涉。我不会忘记,我家的厦屋水缸不会忘记,我的母亲,我可怜的家,当时是何其暗然与凄惨——母亲次复一次地瘫坐在缸前的地板上,傻呆呆的看着停放在身旁(即前半间厦屋里的我的父亲或快成年才夭折了的二妹的遗体),或哭叫着以头颅撞击水缸壁,或紧抱着我小弟小妹的尸体不放……
而水缸留给我的最难忘的情感,却是在改革开放之初。即中国农村全面推行土地承包到户,农民吃上饱饭真正得到实惠的年月。记得是1984年吧,当时在乡中心校教书的我,因难抑新时代到来的昂奋,和抵御不了山下坝区不断耸起的座座农家新楼的诱惑,加上自家包产田连年丰收,下决心改善住居条件,已成为我和妻的迫切愿望和当务之急。当然我们当时的经济能力还十分薄弱,要推倒大厦屋及其与之相连的一大片一坡水式的瓦屋,而半脱离老宅,且改变朝向建一座自己的新楼房,也非易事。记得,那是放寒假的第一天,当我匆忙往家赶,一进村子,老远就看见我家的厦屋顶上已爬满了帮助拆房的人,等我跑进遍地瓦片、敞壁徒顶的厦屋里,心头既激动又难过,毕竟它是我30年的家啊!尤其当我的目光转向蹲在后半间厦屋屋角里的那口扑满尘灰、装着瓦砾之类的石水缸时,一股凄凉感便袭上心头。尽管这在我意料中。
但一意外事件,却在我参与拆房时发生了。是日下午四时许,在拆房进入最后阶段——准备将立于偏厦中间的大抬梁上的一排木柱架连同抬梁一齐放下来时,在木工师傅的指挥下,在众人的齐心协力和两条大绳的牵引下,当高大的排拄架缓缓倾斜,且即将着地的那一刻,而站在抬梁下协助指挥的我,或因激动,或因担心出意外,所以根本未顾及自身的安危。然而就在此刻,原本支撑大抬梁的三根木柱脚,因过度倾斜而突然向前半间厦屋滑动……在此紧急关头,惊慌的我,一边奋力死撑住极度倾斜的柱架,一边大喊抓紧牵绳,可就在此时——眼看柱排斜上的一端离地只有四、五尺高,一根牵绳突然断掉,接着另一根牵绳亦断掉,随即但听得一声巨响,和见眼前一片尘土飞扬,大家一下惊呆了……但实际结果,却是出乎意料的有惊无险,人与木料两无损。因为就在第一根牵绳断掉的刹那间,我迅即松开了双手,且闪身跳进排柱间的空隙,并匐身在石水缸的缸壁下,而倒下的柱排却被大石缸厚实的壁沿给撑顶着。
之后,每当我登上自己亲手修建的那排新楼,在上面扶拦而望,观赏风景,或聆听鸟唱虫鸣的时候,总会想起当年那惊险的一幕。虽然此时的水缸,已被安置进了新厨房{尚保留下来的原先紧挨偏厦的那间老瓦屋}里。
2001年秋,即我母亲去世第二年,我们举家迁入县城。比农村,城里的条件自然好多了,但思念老家,和老家木屋里的那口石水缸,却是常有之事。说真心话,我好希望它能随我走进城市,继续陪伴我滋养我,但转念一想,这不等于痴人说梦,时尚的当今都市能容得了它?可是啊,说来也真奇怪,前不久我去达州女儿家玩,无意间我发现,在那座仙景般幽美的现代化花园小区里,竟然有人用板车从乡下老家搬运进来一口老式石水缸,三四个汉子在底楼一家装修得很别致的住户门口,正在忙着卸货。见其情景,我心里很感动。因为一见到它,一种乡土的亲切感依恋感则油然而生。尽管那口石水缸,远没我老家的那口石缸大。
老家的石水缸,就像长眠于那里黄土下的我的父母,自小就哺育着我成长,我没理由不念想。何况它已和我一道走过了新中国的60年历程。我以为它可做祖国、特别是我个人命运的见证。虽然眼下我们彼此天各一方,不能朝夕相处。
彦 舅
白壮,精神,说话结巴,干活毛里毛气——这便是彦舅这个人给我的总体印象。当然此印象很粗略,如若再加上他一身破旧的衣裤,和一根几乎终年缠在腰间下不来的草绳,一个穷困至极的农民形象,立刻就从我记忆的深处走了出来。
初识彦舅,是在距今60年前的一个春天里。当时尚属稚童的我,虽不明白那是中国人民彻底推翻三座大山,建立新中国后紧跟着的一场轰轰烈烈、声势浩大的土地革命运动,但我却亲眼目睹了我们村里(我和父母所客居的外婆家的村子)的一批地主分子,被地方土改武装队,押至我家屋后的一处名曰庙梁上的一座破庙前的土坝里进行斗争的热烈场面。也就是在那个拳头如林立,口号声动天地的特殊场景里,挤在人群里看热闹的幼小的我,竟被一背上斜背一柄红缨大刀,在对地主的斗争中表现得最积极、最无产阶级的年轻汉子所刮目所敬佩。他那粗壮的身材,振臂高呼口号呼的脸红脖子粗,而又口吃句句跟不上趟的急切与可笑的样子,至今仍印在我的记忆里。而此人就是我后来才知道的彦舅。
对彦舅的刮目相看,是年幼无知,还是好奇心使然,我很是说不清楚。因为当时我不知他姓甚名谁,也不知道他和我们是邻居——他的两间摇摇欲坠的破瓦屋,其实就在我们院后上边一点点,更不知道他乃我母亲一族兄,我们居然是亲戚。
也许则因于此,我才逐渐对他有所了解。年少时我就听母亲说,彦舅的祖辈均靠佃耕地主的田土为生,同时凭感觉我也觉得,他的确不愧为信赖和捍卫党及其社会主义路线的忠实典范。他,村里最贫穷的人,一个深受地主阶级剥削压迫苦大仇深的山区农民,怎能不仇恨旧社会感激新中国?在他的心目中,共产党、特别是毛主席就是自己的救星,自己终生该感恩该敬仰的神!因为他和全村的贫农(包括我的父母)们一样,在敲锣打鼓放鞭炮,分田分地又分房的土改运动中,由一个食不裹腹,衣不蔽体的“光杆农”一下变成了新中国的新主人,他能不自豪,能不倍感幸运?他无文化,口上不会讲“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的感激话,但他胸怀的对党的恩情能不如此?所以,我儿时乃至青年时期,听他唱得最多的就是歌颂毛主席和共产党的那首《东方红》。尽管他唱得很不像又极费劲,但他的那份情感那片真心,恐怕再无人能比之。
但于彦舅,我曾在很长一段时间却心存偏见。首先 ,他一字不识是个大老粗,我总觉得他不配作村长、乡长、大队贫协主任等。第二,常爱以老党员身份自居,且说话粗声大气,缺乏修养。记得我上高小时,在生产队公共食堂吃饭的时候,因看不惯他动辄就训骂人的官僚主义作风,一气之下竟给他写了张大字报,贴在了食堂正面的墙壁上。
我真正认识彦舅,大约是上世纪70年代里。在那个靠大呼隆生产形式给国人挣虚名的时代,由于上面政策导向的问题,比如粮食产量放卫星,农业学大寨等形式主义的风行,在农村很多人,特别是像我一样有点文化的青年农民,对当时的时局多少有些怀疑,但又不敢言声。无奈之下,只能以出工不出力,懒牛拉长牵的办法去对付去发泄。但身为农村基层干部的彦舅,却与我们炯异,日日抖擞精神,事事身先士卒,无论干农活还是运化肥送公粮,无不如是。在他的心目中,集体生产至高无上,社会主义大于一切,私人再重要的事也得俯身让道。
记得,有一年秋收,因我会写算,队长便安排我去另一个生产组做粮食监收员。一日,我正在家吃午饭,天突然暗下来,眼看大雨即将来临。见天色骤变,我心内恐慌。因为我负责监管的生产组里的晒场上还晒着一满石坝稻谷。当我迅速撂了碗筷,跑上屋后的石盘梁则雷声大作,而就在此时我发现,我家所在的生产组晒在此梁上的稻谷,则被彦舅和几个社员已刮扫成了堆。头冒热汗的彦舅,裸着上身,心急如焚,一边呼叫着骂咧着号令赶紧抢谷子,一边又毛手毛脚,拼命撮起谷子往箩筐里倒。当他见我此刻还挪在半道上时,就轮起眼睛狠狠地瞪了我两眼。望着他那对喷火的眼睛,我明白自己失职了。那一年我刚20岁,而彦舅已是年过半百的人了。
彦舅看似只长一身蛮劲和一副急性子,而骨子里却有种让人不易察觉的细致和认真。有一回,在我家屋后的大田里薅秧。日近中午,娇阳似火。大家内心烦闷却又心照不宣,因为只装稀饭面糊的肚皮早就焉瘪了,哪还有劲干活,而队长又不开口喊收工。但一头霜发,一手叉腰,一手稳撑薅秧棍的彦舅却像吃了铁丸子般精神。泛在他脚背上的浊浪和随之喧呼的水响,好像分明在告诉我们:你们谁能比?而事情并不止于此,因为与我们并排薅秧的他,像把握不住自己,又像有意在抢功,竟一鼓作气独领风骚,把我们一伙年轻人远远地甩在了他的后头。而且躺其身后的一长綹浊黄水面上的众多杂草,已像浮炒米般地壮观了。而我们当时好像并不觉得汗颜。薅到尽头的彦舅转身回来,不料他竟伸出一只脚,从我身后的水下撬起来一块稀泥,说:这样薅不如不薅。又说:种庄稼,你哄它草地打坐,它就哄你肚子挨饿。说罢,重又为我们做起示范。他说,薅秧有三要:腰要直,腿要活,心要狠。不然,薅了就白薅了。你对草心软,怕把它弄痛了,到时它爬起来就会翻脸不认人。彦舅话语朴素,里边却藏着很深的道理。当然这非他原话,其表达中的节节巴巴,是我为之打理了的。
然而,让我最为敬佩的却是彦舅的无私、善良和一身正气。集体生产时,以劣质水粪(兑了大量清水的水粪)冒充上等水粪以骗取“肥料工分”分肥料粮的现象,绝非个别。记得有一年,春旱久不雨,眼看“清明”将至,而队里的秧母田,还螃蟹的颈项没着落。焦急万分的彦舅带领社员彻夜挑水抗旱,方才在一塘边弄出一块有水的秧母田来,然田里急需水粪作底肥时,却谁都不愿交。原因:家家粪坑里的水粪因无水稀释皆为糊状。其实好事矣,因糊粪一下田则自然与田水融合。但谁都晓得,只要交出去就得吃明亏。时任队长的彦舅虽有脾气且手中有权,只需一声号令,规定每户交一点,问题不就解决了。但他没那样做,而是率先带了一帮挑粪的社员,将自己家里粪坑里的上好的水粪刮了个坑底朝天。当然后来大家都自觉地向他学习了。上世纪70年代末,农村计划生育极严,想孙子想疯了的彦舅,却遇着了一件令他很头痛的事。其大儿媳好不容易怀上第二胎,且凭其妊娠反应,估计多半是男胎。然一日,公社突然下来一伙人,硬要带其儿媳去街上做刮宫。见其儿子儿媳及其老伴都不服,来的人说,你们是干部家庭,一家几个党员,计划生育是党的政策,你们思想不通……当时彦舅很为难,可一听“党”这个字,心头就发痛。他一边苦着脸,一边拿眼睛剜家里人,又一边气急地吼:党,党需要,我……我服从。他,他们不通,反,反正我……我通,我通!据说,彦舅之举,当时就引起了围观者们的一阵哄堂大笑。而事后常有人趣笑他。一句大实话,却硬让人给笑邪乎了。
而彦舅深藏于心底的善良,却难以被人觉察。在风行阶级斗争的年月里,彦舅在我们那带乡村里,不知当了多少回穷苦人的代表,也不知巡回作了多少次“忆苦思甜”的报告。但此类以突出政治为目的的活动,却似乎很难受人欢迎。彦舅在台上讲得口干舌燥,声嘶力竭,而台下不少人却反感,说他是木偶,是疯子,是白痴,是摇不醒的草把把(稻草人)。总之,大家看不顺眼。尤其当他讲到旧社会里,他的早年丧夫、孤苦伶丁的母亲,拖着一大窝儿女以扯猪草卖为生的苦楚时,就声泪俱下,痛哭流涕,有时甚至爬在讲台上当众呜呜大哭,但还是难引起台下人的同情和共鸣。可我听着,总觉有种东西在撞击我的心:一,彦舅苦情深重。二,我认为他的演讲,并非完全是在迎合时局,而主要表现的是后辈对前辈劳苦功德的肯定,是一个孝子儿对伟大母爱的感激和颂扬。而事实上正如此。我们与彦舅为邻多年,他的品质他的心灵能不清楚?只不过大家忙于生计,只顾各自去扫“自家门前雪”罢了。他二十年如一日,是怎样在侍奉其高龄的老母,之细节我不甚了解。但就其顶烈日冒风雪,隔段时间就将住河那边弟弟家的老母亲安全地接过来,住期满后,又安全地送过去,其心灵其举动何其善美。数十年的敬孝,他把对母亲山样的情感,连同母亲瘦弱的躯体一起背在自己的背上,尽管其背具是一只极寒酸的竹蔑大背篼。但我看到他背着的那个年逾九旬丑得像魔鬼的老女人,却得意得很。“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报孝父母乃我们做人的基本品德,彦舅的行为则是人性中的最美、最有说服力的例证。
彦舅的一身正气,更令我刻骨铭心。因为他的不欺不贪不计个人恩怨,让我一想起就感激就惭愧。是“文革”中吧,因自身的原因,加之我有两个黑五类亲舅父(住我家隔壁),则致使我在“广阔的天地里炼红心”,一炼就是十多年。参工参军等一切能跳出农村的机会,于我均无缘。只等1974年夏,因在本村任民师的一位知青返城才有一空缺,但自己却无信心去争取。因为时任贫协主任的彦舅,手里正握着村教育的主管权。“初生牛犊不怕虎”,我为自己当年的幼稚真有点感到后悔。但有人暗地给我出点子,说买上两瓶好酒送去,当面给他赔个礼道个欠看行不?说人家一个高小生能当老师,你一个县中毕业的……但我觉得那样有辱自己人格,“宁肯站着死不肯跪着生”是我做人的原则。但后来我还是主动去找了他,不过什么东西也没带。只在口头上委婉向他赔了礼。彦舅当时说了些什么,今已记不清了,可那意思是要我放心,他绝不会报复我的。后来事实证明,的确如此。据说,在大队和公社讨论我任民师的干部会上,他不但没持反对意见,而且还涌跃投了我一票。
但使我未能想到的是,晚年的彦舅却很不幸。已成家的儿女们皆为农民,景况均不够好,且常年打工在外,无力也无暇照顾他,而老伴也因病先他而去。总之,他与现时农村中的许多留守老人一样,晚景都是堪忧的。然而却雪上加霜,老伴“走”后,他又不幸患上了老年癫痫病。一种多可怕的灾难!写于此,我的心很沉。回想他年轻时把山都扛得动的样子,而病后神经失常,终日拖根竹棍,身背只鼓囊的蛇皮口袋,蓬头垢面,哼哼呀呀,东奔西跑,踉踉跄跄 ……大家都在庆幸温饱奔小康,而心地善良,一辈子受穷,一辈子忠心耿耿为党为集体的彦舅,却落个如此下场。难道真的是“好人多磨难”?
两年前彦舅死了,我因居住县城,未能及时回老家参加他的吊唁活动。然所幸的是,他的墓地与我父母的坟茔同在一小丘上。“细雨残钟荒驿梦,斜阳衰草故人坟。”每次回老家扫墓,我都不忘去他墓前,或默默看上一阵,或恭恭敬敬作个揖,以表我的哀思。
此缸至今存放在我老家的一间黑木屋里。其凿制何年,恐无人晓。但我大抵明白它始之年代——至少比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还早吧。因为我母亲的爷爷修建这座我称之为“老家”的院子时,正值大清光绪二年(即公元1864年)。而此数据,则是我从我们院后(我母亲家族)的祖墓墓志上读到的。
这是一口乡间少见的巨形石水缸。缸体高大壁底厚实,容量乃普通石缸之二三倍,且由整块巨石凿成。一般的石缸二至四人可搬走,而我家的这口石缸,恐怕十条壮汉也难请动。我佩服前人的智慧和力量。如此一庞然重物,真不知当年我的“祖外爷”们,是如何从我们院前的深沟里弄上去的,(因我自小随父母客居外婆的村子,我推测,此缸之取材地定非此沟莫属)。
一想这口大石缸,就仿佛回到了农村老家,走进了建国之初的那场声势浩大的土地改革运动。因为这口水缸,连同置水缸的半间偏厦屋及其紧挨的一大间瓦房,均是我家在这场运动中,所分得的胜利果实。而此“果实”之原主,则是与我们同院居住的亲戚女地主幺外婆。记得当时,当年幼的我第一次走进自己的新家,在不经意间看到蹲在厦屋一角的这口巨型石水缸时,不禁愕然:这哪是水缸,简直就是一口小石塘!看着爬其外壁上的道道竖劲的鏨刻痕,抚着那曲成半月形的蟒背般光凉的缸沿,那分喜悦啊,真的无以言表。虽我当时尚不知从此自己则是这房屋的新主人,应该感激共产党,感激新中国。
我之所以不忘这口石水缸,是因为它曾给我的生命留下了太多的美好的记忆。首先它倍受乡亲们的羡慕,让我感到光荣。第二,它有助于我家更好地亲和邻里。确切说,凡本院子,抑或挨我们院子的人户,只要操办大酒宴,则多在我家的大厦屋里做厨炊。人们看重的,不单是我父母的贤良和我家厨屋的宽敞(幺外婆改嫁后,将其所居的另一半间厦屋售于我家),而主要是厨屋内有一口能足供办宴储水的好水缸。而今每当忆及,或去乡下亲戚家赴酒宴,看到那些帮忙挑水的汉子,在厨房里忙碌的厨师,满院子宴席毗接宾朋满坐的喜庆场面,就情不自禁,自然会联想起我老家的那间偏厦屋,及其屋内那口硕大的石水缸,曾经为乡亲们所做的贡献。而最让我值得回味的,或曰不可忘记的则是,它曾为我这个顽皮的孩子增添了不少的童年乐趣。记得小时候,于此大石缸除好奇和知其能盛水之用途外,恐怕再无别的。因我实在不明白“水”于生命的重要。虽然我常去缸前,或踮起脚尖,或伸长脖子,欲从木制的缸盖缝隙里往里瞧,有时甚至背着父母,搭条矮板凳补高度,企图以稚嫩的双手去移动那张庞大的缸盖,向里探看究竟。当然我关心的,绝不是水的质量。而是为了满足童心的需要,或期临水照影,或盼里面会有只金龟红鲤什么的,甚至突发奇想,如果能有只被水淹得直叫唤的老鼠子,那心里才舒服呢。
只等快成年才觉得,其实此缸已融入了我的血脉和生命。而此时,我却正处于人生的“霉运”阶段——中考落榜兼受阶级斗争扩大化之害,整日除了埋头于黄土,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剩下的恐怕只有郁郁寡欢了。然而,只要收工跨进家门,一看到厦屋里的水缸、灶台、火塘、案板、桌子板凳、锅碗瓢盆等,一种家的温馨、生命的依靠感,就油然而生。而胸中的愁苦则迅速消逝。尽管这些器物看上去很土气。当然此情感中更有我父母的爱,妹妹们的亲热,米饭水茶的香甜,乃至从水缸旁的木壁小窗斜射进来的温暖的阳光,以及从火塘里升腾的袅袅炊烟等的和共同参与熏陶。我深知,家,我的贫寒而温暖的家啊,没有亲情不成,同样如果没有水缸、锅灶之类富有生活实感的东西之在场也不成。金木水火土,乃人类生命之依赖。尤其在那个艰苦的年代里。
我家的石水缸不仅容量大,而且还具有改善水质的功能。而此认识,则是在我接替了父亲肩上的水扁担(父亲身患腿病)之后的发现。明确说,我老家由于受地利条件所限,不仅水源缺乏,水质亦欠佳。井里的水供不应求不说,而且几乎终年浑浊,但只要挑回家,在缸里待段时间,则自然清亮了。也许,这就是老家人何以家家都要备石水缸的原因之一吧。而另一好处是,即倒入缸里的水,如若放上一天半日,自然就会变得凉冽可口。又特别在暑天,而尤以我家石缸里的水为著。石缸大而性冷,又置于冷土上,怎能没制冷作用。记得每年热天,我总喜欢去当门沟的凉水井挑最优质的凉水回来喝,为了让此凉水保质,我总是仿效父辈的方法——将挑回的冰凉的凉水连桶放进有水的石缸里去保养。养后之水性状稳定,即便次日饮之,亦清凉如初。
当然,石水缸也见证了我家的苦难与不幸。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里,由于集体生产造成的家庭经济的困难,和乡村医疗卫生的极度落后,在此期间,我家竟有四位亲人因贫病交加相继殇命。至今我清晰记得,无论患骨病求医无门(文革武斗期间)惨死的父亲,还是在此前之后因“出麻疹”或突然发高烧抽风死去的弟妹三人,无不与我家的厦屋与水缸有关涉。我不会忘记,我家的厦屋水缸不会忘记,我的母亲,我可怜的家,当时是何其暗然与凄惨——母亲次复一次地瘫坐在缸前的地板上,傻呆呆的看着停放在身旁(即前半间厦屋里的我的父亲或快成年才夭折了的二妹的遗体),或哭叫着以头颅撞击水缸壁,或紧抱着我小弟小妹的尸体不放……
而水缸留给我的最难忘的情感,却是在改革开放之初。即中国农村全面推行土地承包到户,农民吃上饱饭真正得到实惠的年月。记得是1984年吧,当时在乡中心校教书的我,因难抑新时代到来的昂奋,和抵御不了山下坝区不断耸起的座座农家新楼的诱惑,加上自家包产田连年丰收,下决心改善住居条件,已成为我和妻的迫切愿望和当务之急。当然我们当时的经济能力还十分薄弱,要推倒大厦屋及其与之相连的一大片一坡水式的瓦屋,而半脱离老宅,且改变朝向建一座自己的新楼房,也非易事。记得,那是放寒假的第一天,当我匆忙往家赶,一进村子,老远就看见我家的厦屋顶上已爬满了帮助拆房的人,等我跑进遍地瓦片、敞壁徒顶的厦屋里,心头既激动又难过,毕竟它是我30年的家啊!尤其当我的目光转向蹲在后半间厦屋屋角里的那口扑满尘灰、装着瓦砾之类的石水缸时,一股凄凉感便袭上心头。尽管这在我意料中。
但一意外事件,却在我参与拆房时发生了。是日下午四时许,在拆房进入最后阶段——准备将立于偏厦中间的大抬梁上的一排木柱架连同抬梁一齐放下来时,在木工师傅的指挥下,在众人的齐心协力和两条大绳的牵引下,当高大的排拄架缓缓倾斜,且即将着地的那一刻,而站在抬梁下协助指挥的我,或因激动,或因担心出意外,所以根本未顾及自身的安危。然而就在此刻,原本支撑大抬梁的三根木柱脚,因过度倾斜而突然向前半间厦屋滑动……在此紧急关头,惊慌的我,一边奋力死撑住极度倾斜的柱架,一边大喊抓紧牵绳,可就在此时——眼看柱排斜上的一端离地只有四、五尺高,一根牵绳突然断掉,接着另一根牵绳亦断掉,随即但听得一声巨响,和见眼前一片尘土飞扬,大家一下惊呆了……但实际结果,却是出乎意料的有惊无险,人与木料两无损。因为就在第一根牵绳断掉的刹那间,我迅即松开了双手,且闪身跳进排柱间的空隙,并匐身在石水缸的缸壁下,而倒下的柱排却被大石缸厚实的壁沿给撑顶着。
之后,每当我登上自己亲手修建的那排新楼,在上面扶拦而望,观赏风景,或聆听鸟唱虫鸣的时候,总会想起当年那惊险的一幕。虽然此时的水缸,已被安置进了新厨房{尚保留下来的原先紧挨偏厦的那间老瓦屋}里。
2001年秋,即我母亲去世第二年,我们举家迁入县城。比农村,城里的条件自然好多了,但思念老家,和老家木屋里的那口石水缸,却是常有之事。说真心话,我好希望它能随我走进城市,继续陪伴我滋养我,但转念一想,这不等于痴人说梦,时尚的当今都市能容得了它?可是啊,说来也真奇怪,前不久我去达州女儿家玩,无意间我发现,在那座仙景般幽美的现代化花园小区里,竟然有人用板车从乡下老家搬运进来一口老式石水缸,三四个汉子在底楼一家装修得很别致的住户门口,正在忙着卸货。见其情景,我心里很感动。因为一见到它,一种乡土的亲切感依恋感则油然而生。尽管那口石水缸,远没我老家的那口石缸大。
老家的石水缸,就像长眠于那里黄土下的我的父母,自小就哺育着我成长,我没理由不念想。何况它已和我一道走过了新中国的60年历程。我以为它可做祖国、特别是我个人命运的见证。虽然眼下我们彼此天各一方,不能朝夕相处。
彦 舅
白壮,精神,说话结巴,干活毛里毛气——这便是彦舅这个人给我的总体印象。当然此印象很粗略,如若再加上他一身破旧的衣裤,和一根几乎终年缠在腰间下不来的草绳,一个穷困至极的农民形象,立刻就从我记忆的深处走了出来。
初识彦舅,是在距今60年前的一个春天里。当时尚属稚童的我,虽不明白那是中国人民彻底推翻三座大山,建立新中国后紧跟着的一场轰轰烈烈、声势浩大的土地革命运动,但我却亲眼目睹了我们村里(我和父母所客居的外婆家的村子)的一批地主分子,被地方土改武装队,押至我家屋后的一处名曰庙梁上的一座破庙前的土坝里进行斗争的热烈场面。也就是在那个拳头如林立,口号声动天地的特殊场景里,挤在人群里看热闹的幼小的我,竟被一背上斜背一柄红缨大刀,在对地主的斗争中表现得最积极、最无产阶级的年轻汉子所刮目所敬佩。他那粗壮的身材,振臂高呼口号呼的脸红脖子粗,而又口吃句句跟不上趟的急切与可笑的样子,至今仍印在我的记忆里。而此人就是我后来才知道的彦舅。
对彦舅的刮目相看,是年幼无知,还是好奇心使然,我很是说不清楚。因为当时我不知他姓甚名谁,也不知道他和我们是邻居——他的两间摇摇欲坠的破瓦屋,其实就在我们院后上边一点点,更不知道他乃我母亲一族兄,我们居然是亲戚。
也许则因于此,我才逐渐对他有所了解。年少时我就听母亲说,彦舅的祖辈均靠佃耕地主的田土为生,同时凭感觉我也觉得,他的确不愧为信赖和捍卫党及其社会主义路线的忠实典范。他,村里最贫穷的人,一个深受地主阶级剥削压迫苦大仇深的山区农民,怎能不仇恨旧社会感激新中国?在他的心目中,共产党、特别是毛主席就是自己的救星,自己终生该感恩该敬仰的神!因为他和全村的贫农(包括我的父母)们一样,在敲锣打鼓放鞭炮,分田分地又分房的土改运动中,由一个食不裹腹,衣不蔽体的“光杆农”一下变成了新中国的新主人,他能不自豪,能不倍感幸运?他无文化,口上不会讲“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的感激话,但他胸怀的对党的恩情能不如此?所以,我儿时乃至青年时期,听他唱得最多的就是歌颂毛主席和共产党的那首《东方红》。尽管他唱得很不像又极费劲,但他的那份情感那片真心,恐怕再无人能比之。
但于彦舅,我曾在很长一段时间却心存偏见。首先 ,他一字不识是个大老粗,我总觉得他不配作村长、乡长、大队贫协主任等。第二,常爱以老党员身份自居,且说话粗声大气,缺乏修养。记得我上高小时,在生产队公共食堂吃饭的时候,因看不惯他动辄就训骂人的官僚主义作风,一气之下竟给他写了张大字报,贴在了食堂正面的墙壁上。
我真正认识彦舅,大约是上世纪70年代里。在那个靠大呼隆生产形式给国人挣虚名的时代,由于上面政策导向的问题,比如粮食产量放卫星,农业学大寨等形式主义的风行,在农村很多人,特别是像我一样有点文化的青年农民,对当时的时局多少有些怀疑,但又不敢言声。无奈之下,只能以出工不出力,懒牛拉长牵的办法去对付去发泄。但身为农村基层干部的彦舅,却与我们炯异,日日抖擞精神,事事身先士卒,无论干农活还是运化肥送公粮,无不如是。在他的心目中,集体生产至高无上,社会主义大于一切,私人再重要的事也得俯身让道。
记得,有一年秋收,因我会写算,队长便安排我去另一个生产组做粮食监收员。一日,我正在家吃午饭,天突然暗下来,眼看大雨即将来临。见天色骤变,我心内恐慌。因为我负责监管的生产组里的晒场上还晒着一满石坝稻谷。当我迅速撂了碗筷,跑上屋后的石盘梁则雷声大作,而就在此时我发现,我家所在的生产组晒在此梁上的稻谷,则被彦舅和几个社员已刮扫成了堆。头冒热汗的彦舅,裸着上身,心急如焚,一边呼叫着骂咧着号令赶紧抢谷子,一边又毛手毛脚,拼命撮起谷子往箩筐里倒。当他见我此刻还挪在半道上时,就轮起眼睛狠狠地瞪了我两眼。望着他那对喷火的眼睛,我明白自己失职了。那一年我刚20岁,而彦舅已是年过半百的人了。
彦舅看似只长一身蛮劲和一副急性子,而骨子里却有种让人不易察觉的细致和认真。有一回,在我家屋后的大田里薅秧。日近中午,娇阳似火。大家内心烦闷却又心照不宣,因为只装稀饭面糊的肚皮早就焉瘪了,哪还有劲干活,而队长又不开口喊收工。但一头霜发,一手叉腰,一手稳撑薅秧棍的彦舅却像吃了铁丸子般精神。泛在他脚背上的浊浪和随之喧呼的水响,好像分明在告诉我们:你们谁能比?而事情并不止于此,因为与我们并排薅秧的他,像把握不住自己,又像有意在抢功,竟一鼓作气独领风骚,把我们一伙年轻人远远地甩在了他的后头。而且躺其身后的一长綹浊黄水面上的众多杂草,已像浮炒米般地壮观了。而我们当时好像并不觉得汗颜。薅到尽头的彦舅转身回来,不料他竟伸出一只脚,从我身后的水下撬起来一块稀泥,说:这样薅不如不薅。又说:种庄稼,你哄它草地打坐,它就哄你肚子挨饿。说罢,重又为我们做起示范。他说,薅秧有三要:腰要直,腿要活,心要狠。不然,薅了就白薅了。你对草心软,怕把它弄痛了,到时它爬起来就会翻脸不认人。彦舅话语朴素,里边却藏着很深的道理。当然这非他原话,其表达中的节节巴巴,是我为之打理了的。
然而,让我最为敬佩的却是彦舅的无私、善良和一身正气。集体生产时,以劣质水粪(兑了大量清水的水粪)冒充上等水粪以骗取“肥料工分”分肥料粮的现象,绝非个别。记得有一年,春旱久不雨,眼看“清明”将至,而队里的秧母田,还螃蟹的颈项没着落。焦急万分的彦舅带领社员彻夜挑水抗旱,方才在一塘边弄出一块有水的秧母田来,然田里急需水粪作底肥时,却谁都不愿交。原因:家家粪坑里的水粪因无水稀释皆为糊状。其实好事矣,因糊粪一下田则自然与田水融合。但谁都晓得,只要交出去就得吃明亏。时任队长的彦舅虽有脾气且手中有权,只需一声号令,规定每户交一点,问题不就解决了。但他没那样做,而是率先带了一帮挑粪的社员,将自己家里粪坑里的上好的水粪刮了个坑底朝天。当然后来大家都自觉地向他学习了。上世纪70年代末,农村计划生育极严,想孙子想疯了的彦舅,却遇着了一件令他很头痛的事。其大儿媳好不容易怀上第二胎,且凭其妊娠反应,估计多半是男胎。然一日,公社突然下来一伙人,硬要带其儿媳去街上做刮宫。见其儿子儿媳及其老伴都不服,来的人说,你们是干部家庭,一家几个党员,计划生育是党的政策,你们思想不通……当时彦舅很为难,可一听“党”这个字,心头就发痛。他一边苦着脸,一边拿眼睛剜家里人,又一边气急地吼:党,党需要,我……我服从。他,他们不通,反,反正我……我通,我通!据说,彦舅之举,当时就引起了围观者们的一阵哄堂大笑。而事后常有人趣笑他。一句大实话,却硬让人给笑邪乎了。
而彦舅深藏于心底的善良,却难以被人觉察。在风行阶级斗争的年月里,彦舅在我们那带乡村里,不知当了多少回穷苦人的代表,也不知巡回作了多少次“忆苦思甜”的报告。但此类以突出政治为目的的活动,却似乎很难受人欢迎。彦舅在台上讲得口干舌燥,声嘶力竭,而台下不少人却反感,说他是木偶,是疯子,是白痴,是摇不醒的草把把(稻草人)。总之,大家看不顺眼。尤其当他讲到旧社会里,他的早年丧夫、孤苦伶丁的母亲,拖着一大窝儿女以扯猪草卖为生的苦楚时,就声泪俱下,痛哭流涕,有时甚至爬在讲台上当众呜呜大哭,但还是难引起台下人的同情和共鸣。可我听着,总觉有种东西在撞击我的心:一,彦舅苦情深重。二,我认为他的演讲,并非完全是在迎合时局,而主要表现的是后辈对前辈劳苦功德的肯定,是一个孝子儿对伟大母爱的感激和颂扬。而事实上正如此。我们与彦舅为邻多年,他的品质他的心灵能不清楚?只不过大家忙于生计,只顾各自去扫“自家门前雪”罢了。他二十年如一日,是怎样在侍奉其高龄的老母,之细节我不甚了解。但就其顶烈日冒风雪,隔段时间就将住河那边弟弟家的老母亲安全地接过来,住期满后,又安全地送过去,其心灵其举动何其善美。数十年的敬孝,他把对母亲山样的情感,连同母亲瘦弱的躯体一起背在自己的背上,尽管其背具是一只极寒酸的竹蔑大背篼。但我看到他背着的那个年逾九旬丑得像魔鬼的老女人,却得意得很。“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报孝父母乃我们做人的基本品德,彦舅的行为则是人性中的最美、最有说服力的例证。
彦舅的一身正气,更令我刻骨铭心。因为他的不欺不贪不计个人恩怨,让我一想起就感激就惭愧。是“文革”中吧,因自身的原因,加之我有两个黑五类亲舅父(住我家隔壁),则致使我在“广阔的天地里炼红心”,一炼就是十多年。参工参军等一切能跳出农村的机会,于我均无缘。只等1974年夏,因在本村任民师的一位知青返城才有一空缺,但自己却无信心去争取。因为时任贫协主任的彦舅,手里正握着村教育的主管权。“初生牛犊不怕虎”,我为自己当年的幼稚真有点感到后悔。但有人暗地给我出点子,说买上两瓶好酒送去,当面给他赔个礼道个欠看行不?说人家一个高小生能当老师,你一个县中毕业的……但我觉得那样有辱自己人格,“宁肯站着死不肯跪着生”是我做人的原则。但后来我还是主动去找了他,不过什么东西也没带。只在口头上委婉向他赔了礼。彦舅当时说了些什么,今已记不清了,可那意思是要我放心,他绝不会报复我的。后来事实证明,的确如此。据说,在大队和公社讨论我任民师的干部会上,他不但没持反对意见,而且还涌跃投了我一票。
但使我未能想到的是,晚年的彦舅却很不幸。已成家的儿女们皆为农民,景况均不够好,且常年打工在外,无力也无暇照顾他,而老伴也因病先他而去。总之,他与现时农村中的许多留守老人一样,晚景都是堪忧的。然而却雪上加霜,老伴“走”后,他又不幸患上了老年癫痫病。一种多可怕的灾难!写于此,我的心很沉。回想他年轻时把山都扛得动的样子,而病后神经失常,终日拖根竹棍,身背只鼓囊的蛇皮口袋,蓬头垢面,哼哼呀呀,东奔西跑,踉踉跄跄 ……大家都在庆幸温饱奔小康,而心地善良,一辈子受穷,一辈子忠心耿耿为党为集体的彦舅,却落个如此下场。难道真的是“好人多磨难”?
两年前彦舅死了,我因居住县城,未能及时回老家参加他的吊唁活动。然所幸的是,他的墓地与我父母的坟茔同在一小丘上。“细雨残钟荒驿梦,斜阳衰草故人坟。”每次回老家扫墓,我都不忘去他墓前,或默默看上一阵,或恭恭敬敬作个揖,以表我的哀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