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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促政治协商会议召开
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团长周恩来为了反对内战、实现真和平真民主而和美国代表、蒋介石国民党代表所进行的谈判是极其艰难的，取得的重大成果是举世公认的。
周恩来代表中共与美蒋代表谈判的核心内容是抗战胜利后的中国走向何处？
1945年8月11日，在美国支持下，蒋介石政府的最高统帅部，一面命令国民党军队“各战区将士加紧作战努力，一切依照既定军事计划与命令，积极推进，勿稍松懈”；一面却命令中共领导的第十八集团军所辖部队原地待命，而又命令沦陷区的伪军“维持治安”，“只准备接受国民党军队收编”。
针对蒋的倒行逆施，周恩来立即起草、经毛泽东修改后发表新华社评论，尖锐地指出蒋的“命令”是荒谬绝伦的，“从头到尾都是在挑拨内战”。“现在惟有呼吁全国同胞、世界盟邦一致起来，和解放区人民一道，坚决制止这个危及世界和平的中国内战。”
当时蒋介石和美国消灭共产党及其军队的准备工作都没做好，加上英国和苏联都明确表示不赞成中国打内战，所以蒋介石玩弄两面手法：一面在1945年8月14、20、23日向延安连发3次电报邀请毛泽东到重庆“共同商讨”“目前各种重要问题”；一面密令各战区印发其编撰的《剿匪手册》。真正意图是：若毛泽东不来重庆，就宣传共产党拒绝和平谈判，把内战的罪责加到共产党头上；若毛泽东来重庆，就利用“和平谈判”来麻痹共产党，争取时间调兵遣将，部署内战消灭共产党和八路军、新四军。周恩来对美、蒋的阴谋有着清醒的认识，他在8月2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后草拟了对国民党政府的12条紧急要求，经毛泽东修改、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后，改写成《中共中央对当前时局的宣言》于25日公布。这就是周恩来与美蒋谈判的底线。中共中央作出回应，决定由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赴渝谈判。27日，美国代表赫尔利、蒋介石代表张治中飞赴延安迎接，次日抵重庆机场，在各界人士热烈欢迎的气氛中，周恩来亲自向各新闻单位记者散发了毛泽东的书面谈话，开宗明义地声明：“现在抗日战争已经胜利结束，中国即将进入和平建设时期，当前时机极为重要。目前最迫切者，为保证国内和平，实施民主政治，巩固国内团结。”具体谈判由周恩来、王若飞代表中共，同国民党代表张群、王世杰、张治中、邵力子进行。
9月3日，周恩来先把拟好的国共两方谈判方案交由国民党代表转蒋。其主要内容有：“一、确定和平建国方针，以和平、团结、民主为统一的基础，实行三民主义[以民国十三年（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之宣言为标准]；二、拥护蒋主席之领导地位；三、承认各党派合法平等地位并长期合作和平建国；四、承认解放区政权及抗日部队；五、严惩汉奸，解散伪军；六、重划受降地区，参加受降工作；七、停止一切武装冲突，令各部队暂留原地待命；八、结束党治过程中，迅速采取各项必要措施，实行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党派平等合作；九、政治民主化之必要办法；十、军队国家化之必要办法；十一、党派平等合作之必要办法。”这11项是周恩来代表中共提出的基本准则。既无和平谈判诚意、又无准备的蒋介石被动得无法“回手”，他紧张准备了一夜，于4日上午才仓促拟出《对中共谈判要点》说：“中共代表昨（三）日提出之方案，实无一驳之价值。倘该方案之第一、二条具有诚意，则其以下各条在内容上与精神上与此完全相矛盾者即不应提出。我方可根据日前余与毛泽东谈话之要点，作成方案，对中共提出。”周恩来针锋相对地驳斥说：“我方这次没提成立联合政府和党派会议，不反对参加国大，也不另行召开解放区人民代表会议，这是我方的让步。这些让步是保证谈判成功的政治基础。中共拥有武装是革命发展的结果，今天谈判是为避免双方武装争夺，以民主和平方式解决矛盾。”紧接着还直接提问：我党已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案，国民党方面准备如何？张群等人被问得哑口无言。
8日，张群交出一个书面答复，其核心仍然是无理坚持蒋介石9月4日的没有和平诚意的主张。10日，针对此周恩来提出解决国大问题的方案说：“在召开国民大会之前，应召开一次各党派及无党派人士代表参加的党派会议，商讨国是。”并明确表示：不同意国民党于11月召开国民大会。11日，针对国民党坚持国民大会代表不能重选的主张又指出：“国大的任务是制宪、行宪和选举总统。国大代表不重选，我党殊难通过。”提出“增加三分之一代表作为补救办法”，并“要求修改国民大会组织法与选举法”。
15日，谈判解放区问题和军队问题。一开始周恩来就提出方案说：“解放区的省、县行政人员或者由下而上，根据民选结果由政府任命，或由中共推荐人员请政府核委。华北五省中共任主席，并非一党包办，中央、地方贤达都可派人参加省政府。”并指出“目前国民党不能抹煞共产党”。最后明确“要求国民党提出具体方案”，张群等承认“事先未做准备”。19日，周恩来本着“这次谈判的问题很多。我们相信和平建国符合全国人民的殷切期望”宗旨，一开始就明确提出重大让步方案说：关于军队数目，我方“愿让至七分之一”，即“中央军如缩编为120个师，中共应为20个师”。关于军队驻地，“我方第一步准备将海南岛、广东、浙江、苏南、皖南、湖北、湖南、河南境内黄河以南8个地区军队撤出”，第二步再将苏北、皖北、豫北地区的军队撤出，集中于黄河以北7个地区。解放区随军队住地之调整而合并。由中共推荐山东、河北、察哈尔、热河4省与陕甘宁边区的主席，山西、绥远两省副主席及天津、北平、青岛3市副市长；北平行营由中共主持，并设政治委员会，由中共负责。国民党代表对具有和谈诚意的重大让步方案说不出理由，就是表示不同意，对省市负责人坚持要中共开名单，由政府量才任用，不同意指定省份。双方争执不下，无果而散。21日，继续讨论军事和解放区问题。一开始周恩来就开门见山说：今日商谈，应取平等态度。如果成立联合政府，我党一切军队皆可交出。最后“建议用民选方法解决解放区问题”。国民党方面顽固不改，致使和平谈判陷于僵局。随后周恩来用很大精力，向文化、妇女、产业、新闻各界和各党派、国民党内民主派介绍国共谈判真相，大力宣传共产党的和平建国主张，公开说明和谈陷入僵局的责任全在蒋介石国民党，取得了各界人士的广泛同情与支持。 27日，双方同意另设军事小组谈军事问题。关于解放区问题，周恩来提出“暂时维持现状”，对方仍不同意。最后决定交政治协商会议解决。针对对方提出的政府军受降、进兵，中共不得阻止的无理意见，周恩来驳斥说：“胡宗南、阎锡山、李延年部队利用黄河以北的铁路向前推进，有用武力解决解放区的意向，我们不能坐视。”28日，双方交换参加军事小组的人员名单，中共为叶剑英，对方为林蔚、刘斐（刘为章）。在商谈政治协商会议问题时，周恩来提出方案：“代表人数定为37人，国、共、民盟和无党派每方9人，加一名主席。会议除讨论和平建国方案、召开国民大会外，还可讨论其他问题。会议的方式应是平等的、自由的、一致的、公开的，协议结果应有最后的约束力。”对方对此创造性的中国民主方案未提出反对意见。
10月2日谈了3个问题，由于周恩来有理有节地主动让步和主动提出迫使对方无法反驳的方案，谈判进展比较顺利。一是张群提出青年党代表人数太少。周恩来主动作出让步说：“同意从中共名额中让出两名，给青年党和民主党派。”二是对日受降问题，周恩来说：“如规定若干大城市由中央军受降，若干地区中央军不进兵，则铁路交通恢复是容易的。”三是周恩来提出“中共拟将谈判十多次的谈判记录整理出来后发表，以回答人民”。对上述问题，政府代表没有准备，所以没提反对意见。5日，周恩来将亲自起草的《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交给对方。张群等人没有思想准备，当时没发表意见，直到8日双方才交换意见。由于周恩来高超的谈判艺术和超凡的文字表达能力，既对双方达成一致的意见作为主体表述，又对不一致的意见分别予以表述，所以对方无法提出反对意见，即于10日由国共双方代表在《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上正式签字。随后，毛泽东单独会见双方代表表示祝贺。翌日乘专机返回延安。
双十协定虽然由国共双方签了字，但蒋介石方面坚持将军队开赴一切敌占区受降，而不准中共领导的军队受降。对此周恩来在《新华日报》上发表文章说：“因彼此未能同意，所以会谈纪要没有列入。很清楚的，会谈纪要公布后，继续冲突的扩大，其根源即在于此。”事实正是这样，会谈纪要签订后没多久，蒋介石就扩大进攻解放区的规模。但他的绝大多数军队仍在西南，3个月的局部内战，蒋军连连被歼，迫使蒋介石又高唱起“和平”来。12月15日，周恩来在中共中央会议上报告了当时的形势和对策，他十分明确地说：“国民党准备在将于月底召开的政协会上实行有利于它的条件的停战，成立请客式的联合政府，保持旧国大。中共代表团的任务是配合军事自卫，开展政治攻势，同时准备寻求可以接受的妥协方案。我们出去后将向国民党提出：全面停止内战；制定共同纲领；召开国民大会，提出宪法草案原则，充实以新民主主义内容；实现双十公告，在政协召开前释放叶挺、廖承志；解决东北问题。”会议确定了周恩来提出的中共代表团去重庆谈判的纲领和方针，通过了出席政协会议的中共代表7人名单。16日，周恩来即和吴玉章、叶剑英、陆定一、邓颖超飞抵重庆。时隔6天，杜鲁门新任命特使、五星上将马歇尔来到重庆执行他的使命。周恩来和董必武、叶剑英到机场迎接。
23日，周恩来在机场就约定第二天会见马歇尔，以友好商谈的方式严正要求美方“恪守‘不干涉中国内政’的诺言”。他代表中共首先表示欢迎杜鲁门总统15日对华政策声明和特使马歇尔将军来华，说：中国人民抗战，“如从‘九一八’算起，已经14年了，牺牲重大。中国不能再有内战。我们主张由政治协商会议草拟宪法，然后由改组了的政府筹备国民大会，通过宪法使中国走入宪政国家”。对周恩来的严正要求，马歇尔在口头上未提不同意见，行动上却用美国军舰把国民党东北保安司令杜聿明的部队运到葫芦岛向西侵犯冀热辽解放区。美蒋明谈实打的两手作法遭到要求和平的人民的反对。重庆各界反内战联合会致函蒋呼吁和平，要求停止武装冲突，接纳各党派所提民主要求。
27日，在莫斯科召开的苏、美、英3国外长会议发表公报，声明坚持不干涉中国内部事务的政策。由于国内国际的种种因素，迫使蒋介石暂时停止内战，恢复了和平谈判。中共代表为周恩来、叶剑英、王若飞；国民党代表为王世杰、张群、邵力子。一开始，周恩来就将中共代表团《关于无条件停止内战的协议》文稿交国民党代表转蒋介石。当天，周恩来利用马歇尔宴请的机会就政协会议和东北问题进行了会谈。
在1946年1月1日的谈判中，马歇尔建议国、共、美三方各出一人组成委员会处理有关停战、恢复交通和受降事宜。周恩来明确表示：“中共欢迎外来的友谊，但也希望盟国恪守‘不干涉中国内政’的诺言。”7日，他又为反内战、真和平两次论战：一是出席政协全体代表茶话会发言说：“希望两三天内发表停止内战的命令，使政协会能在和平空气中开幕。”二是撰写《蒋介石元旦演说与政治协商会议》一文作为《解放日报》社论公开发表，针对蒋的演说指出：“国民党的所谓‘国民大会’，是一个企图把一党专政合法化并延长到无限期的东西。”明确表示中共“反对在联合政府成立之前召开国民大会”，更明确指出：“蒋氏演说一字不提即将召开的政治协商会议”；他的“军令军政统一”，“必然是愈‘统一’，而民主民生愈悲惨”。“政治协商会议的任务必须是无条件停止内战，结束一党专政，改组国民政府，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就在这天中共领导的人民军队于津浦路徐（州）济（南）段举行的自卫性质的战役结束，共歼灭国民党军队 28000余人，同时有第六路军郝鹏举部万余人起义投诚，挫败了蒋介石打通津浦路的企图，大大有助于周恩来同美蒋的谈判。
9日周恩来和马歇尔紧急单独会谈，严正表示：“反对国民党以接收主权为名，从中共手中‘接收’多伦、赤峰的要求。”马歇尔即和蒋谈了此事，迫使其撤回要求。自此晋察冀解放区北部的安全与东北解放区交通的通畅获得保证。10日，周恩来与张群签署并公布《关于停止国内军事冲突、恢复交通的命令和声明》《关于停止国内军事冲突的协议》。蒋也向国民党军队下达了停战命令。北平军调处执行部由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军令部第二厅厅长郑介民、第十八集团军参谋长叶剑英、美国驻华代表罗伯逊组成并于13日赴北平工作。 政协会上为争和平广泛论战
经过周恩来等人与美蒋代表的谈判，排除了种种障碍，举世瞩目的政治协商会议终于在1946年1月10日，在重庆的国民政府礼堂开幕。会议从开始到结束，周恩来始终把政协当论坛，向与会代表宣传中共的主张。
开幕式上，蒋介石在致辞中宣布了4项诺言，周恩来代表中共代表团也在会上致辞，对蒋的4项诺言表示欢迎，恳切提出严正要求：“应痛下决心，不仅在今天下令停战，而且要永远使中国不会发生内战。我们中共代表团是带着这种信念和决心来参加会议的。” 11、12日两天，他在政治协商会议作了《关于停战商谈经验教训的报告》，指出：“停止冲突是全面的，没有条件的；内战问题，全国反对，世界不满，应该迅速解决”，“凡是一件与国家民族和人民有关的事，能够公诸于众，就能得到公意，就能得到解决的标准。”最后十分婉惜地警示：“现在13个省区（多在交通线上）仍有冲突！”其后又作了《关于国共会谈经过报告》，语重心长地总结了值得开好这次会议的借鉴和今后和平建国的经验教训：一是要互相承认，不要互相敌视。二是要互相商量，不要独断。三是互相让步，不要独霸。四是互相竞赛，不要互相抵消。最后说：“以上4点，是从9年来双方商谈中得来的痛苦经验与教训。虽似泛论，但很希望各位先生和全国人民了解。这是一种由衷之言。我们诚恳希望在这次政协会议上，能够认识到这方面。这是我要报告的主要部分。”他讲得入情入理、有理有节，博得绝大多数政党代表和社会贤达的拥护，迫使蒋及其所控政党代表无法回击。
16日的政协会议讨论改组政府、施政纲领和保障人民基本自由权利问题。先由董必武代表中共代表团提出《和平建国纲领草案》，接着，周恩来发表重要讲话指出：和平建国纲领草案包括军队国家化和政治民主化，这两项要同时进行，反对“先有军队国家化后才能政治民主化”的论调。对于保障人民基本自由权利问题，他发言直指蒋说：“蒋主席在本会宣布的4项主张，我们非常拥护，全国人民迫切希望全部实现。有些事情当然要有步骤，但放人这件事立即可做。”他特别提出要释放张学良、杨虎城，指出9年前的西安事变“为民族产生了惊天动地的团结抗战。若没有他两人的赞成，也不会有民族复兴节那天的欢欣”，“要是张、杨两先生释放了，西北与东北父老乃至全国人民，谁不欢欣？何必不做？给人民自由，只有对国家有好处，望政府当机立断”。对他出于民族大义的严正要求，除少数国民党代表及其追随者无言以对外，主持公道正义的与会者一致拥护。会下，对于蒋言行不一之举，他同国民党多次交涉，并以中共释放国民党第十一战区副司令长官马法五为条件，蒋才于1月22日释放廖承志出狱。到3月4日，被蒋关押5年的新四军军长叶挺才获释出狱。
讨论军事问题时，周恩来提出12条建议，然后说：“政治民主化与军队国家化要同时实行，不能认为先有军队国家化，然后才能政治化。”“军队是从人民来的，只有军队能真正保护人民利益，才能保护国家，才能保护民族。”他明确表示：“同意成立一个委员会，执行整编全国军队的任务；同意全国整编与大量裁兵的原则；凡是抗日有功的军队，应该一面承认，一面整编；要改革军队的制度与教育；地方治安应由地方的保安队或自卫队负责维持。”
在1月17、18日政协会议上，对10年前国民党一党包办的旧国大代表是否有效的问题进行争论。一开始，邓颖超报告了中共的基本主张。第二天周恩来发言说：“国大旧代表选在10年以前，那时一党统治，中共处在地下，许多党派也无选举权，选举方法根本不是直接、平等、普遍与自由无拘束的民主选举。这样选出的代表，我们当然不能承认他们为合法代表。但如果一切问题都已解决了，只剩下这个问题未得解决，是否为了这个问题我们就要与政府分裂呢？当然不能。”“如果在若干别的问题上都有好的民主的出路，那么，对于这一件违背民主的事情，人民或者还能谅解。”当时民盟代表在这个问题上坚持不肯让步。周恩来就劝民盟代表不要为着这个问题，而把当前为和平、民主和统一而召开的协商会议弄破裂了。讨论宪法草案时，吴玉章代表中共说明对宪法原则的看法，着重提出了保障人民权利、中央与地方权限、地方制度和确定国策的问题。18日，周恩来与国民党代表商谈国共两方调整军事小组成员的名单。国民党政府改由张治中、张群参加军事小组；中共方面因叶剑英已去北平，改由周恩来参加。蒋介石提议以马歇尔为军事小组顾问，周恩来表示同意。
在1月27日政协讨论会上，为逼蒋言行一致，周恩来和董必武、叶剑英、王若飞、邓颖超、陆定一联名提出《关于请政府报告四项诺言实现情形之提案》。蒋方没有回应，引起与会代表对其诚信度的怀疑。同日周恩来飞回延安，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汇报政协会议上讨论谈判协商的情况，中共中央认为代表团取得的成绩很大，方针都是正确的，委托代表团在商定的政协会议文件上签字。
29日周恩来飞返重庆，出席31日举行的政协会议闭幕式。闭幕会上他运用以正压邪的论战方法，迫使蒋改变假和平、真内战的祸国殃民的政策，通过了《关于军事问题的协议》《关于宪草问题的协议》《和平建国纲领》《关于政府组织问题的协议》《关于国民大会问题的协议》，主要内容是：1、规定成立联合政府，国府委员名额半数由国民党人员充任，其余半数由其他党派及社会贤达充任；2、规定在6个月内政府军队整编为90个师，中共军队按5∶1整编，然后全国所有军队统一整编为五六十个师；3、规定地方自治，这些地方可以保存人民的武装等。“政治协商会议今天通过的各项协议，证明了这次会议得到了很大的成功。”“这些问题的解决，是为中国政治开辟了民主建设的康庄大道。而这种解决的方式，也替民主政治树立了楷模。”最后坦诚表示：“虽然这些问题的协议和中共历来的主张还有一些距离，虽然各方面的见解和认识也有一些距离，但是我们愿意承认，这些协议是好的，是由于各方面在互让互谅的精神之下得到的一致结果。我们中国共产党愿意拥护这些协议，并保证为这些协议的全部实现不分地区、不分党派地努力奋斗。”（未完待续）
（责编 兴柱）
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团长周恩来为了反对内战、实现真和平真民主而和美国代表、蒋介石国民党代表所进行的谈判是极其艰难的，取得的重大成果是举世公认的。
周恩来代表中共与美蒋代表谈判的核心内容是抗战胜利后的中国走向何处？
1945年8月11日，在美国支持下，蒋介石政府的最高统帅部，一面命令国民党军队“各战区将士加紧作战努力，一切依照既定军事计划与命令，积极推进，勿稍松懈”；一面却命令中共领导的第十八集团军所辖部队原地待命，而又命令沦陷区的伪军“维持治安”，“只准备接受国民党军队收编”。
针对蒋的倒行逆施，周恩来立即起草、经毛泽东修改后发表新华社评论，尖锐地指出蒋的“命令”是荒谬绝伦的，“从头到尾都是在挑拨内战”。“现在惟有呼吁全国同胞、世界盟邦一致起来，和解放区人民一道，坚决制止这个危及世界和平的中国内战。”
当时蒋介石和美国消灭共产党及其军队的准备工作都没做好，加上英国和苏联都明确表示不赞成中国打内战，所以蒋介石玩弄两面手法：一面在1945年8月14、20、23日向延安连发3次电报邀请毛泽东到重庆“共同商讨”“目前各种重要问题”；一面密令各战区印发其编撰的《剿匪手册》。真正意图是：若毛泽东不来重庆，就宣传共产党拒绝和平谈判，把内战的罪责加到共产党头上；若毛泽东来重庆，就利用“和平谈判”来麻痹共产党，争取时间调兵遣将，部署内战消灭共产党和八路军、新四军。周恩来对美、蒋的阴谋有着清醒的认识，他在8月2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后草拟了对国民党政府的12条紧急要求，经毛泽东修改、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后，改写成《中共中央对当前时局的宣言》于25日公布。这就是周恩来与美蒋谈判的底线。中共中央作出回应，决定由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赴渝谈判。27日，美国代表赫尔利、蒋介石代表张治中飞赴延安迎接，次日抵重庆机场，在各界人士热烈欢迎的气氛中，周恩来亲自向各新闻单位记者散发了毛泽东的书面谈话，开宗明义地声明：“现在抗日战争已经胜利结束，中国即将进入和平建设时期，当前时机极为重要。目前最迫切者，为保证国内和平，实施民主政治，巩固国内团结。”具体谈判由周恩来、王若飞代表中共，同国民党代表张群、王世杰、张治中、邵力子进行。
9月3日，周恩来先把拟好的国共两方谈判方案交由国民党代表转蒋。其主要内容有：“一、确定和平建国方针，以和平、团结、民主为统一的基础，实行三民主义[以民国十三年（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之宣言为标准]；二、拥护蒋主席之领导地位；三、承认各党派合法平等地位并长期合作和平建国；四、承认解放区政权及抗日部队；五、严惩汉奸，解散伪军；六、重划受降地区，参加受降工作；七、停止一切武装冲突，令各部队暂留原地待命；八、结束党治过程中，迅速采取各项必要措施，实行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党派平等合作；九、政治民主化之必要办法；十、军队国家化之必要办法；十一、党派平等合作之必要办法。”这11项是周恩来代表中共提出的基本准则。既无和平谈判诚意、又无准备的蒋介石被动得无法“回手”，他紧张准备了一夜，于4日上午才仓促拟出《对中共谈判要点》说：“中共代表昨（三）日提出之方案，实无一驳之价值。倘该方案之第一、二条具有诚意，则其以下各条在内容上与精神上与此完全相矛盾者即不应提出。我方可根据日前余与毛泽东谈话之要点，作成方案，对中共提出。”周恩来针锋相对地驳斥说：“我方这次没提成立联合政府和党派会议，不反对参加国大，也不另行召开解放区人民代表会议，这是我方的让步。这些让步是保证谈判成功的政治基础。中共拥有武装是革命发展的结果，今天谈判是为避免双方武装争夺，以民主和平方式解决矛盾。”紧接着还直接提问：我党已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案，国民党方面准备如何？张群等人被问得哑口无言。
8日，张群交出一个书面答复，其核心仍然是无理坚持蒋介石9月4日的没有和平诚意的主张。10日，针对此周恩来提出解决国大问题的方案说：“在召开国民大会之前，应召开一次各党派及无党派人士代表参加的党派会议，商讨国是。”并明确表示：不同意国民党于11月召开国民大会。11日，针对国民党坚持国民大会代表不能重选的主张又指出：“国大的任务是制宪、行宪和选举总统。国大代表不重选，我党殊难通过。”提出“增加三分之一代表作为补救办法”，并“要求修改国民大会组织法与选举法”。
15日，谈判解放区问题和军队问题。一开始周恩来就提出方案说：“解放区的省、县行政人员或者由下而上，根据民选结果由政府任命，或由中共推荐人员请政府核委。华北五省中共任主席，并非一党包办，中央、地方贤达都可派人参加省政府。”并指出“目前国民党不能抹煞共产党”。最后明确“要求国民党提出具体方案”，张群等承认“事先未做准备”。19日，周恩来本着“这次谈判的问题很多。我们相信和平建国符合全国人民的殷切期望”宗旨，一开始就明确提出重大让步方案说：关于军队数目，我方“愿让至七分之一”，即“中央军如缩编为120个师，中共应为20个师”。关于军队驻地，“我方第一步准备将海南岛、广东、浙江、苏南、皖南、湖北、湖南、河南境内黄河以南8个地区军队撤出”，第二步再将苏北、皖北、豫北地区的军队撤出，集中于黄河以北7个地区。解放区随军队住地之调整而合并。由中共推荐山东、河北、察哈尔、热河4省与陕甘宁边区的主席，山西、绥远两省副主席及天津、北平、青岛3市副市长；北平行营由中共主持，并设政治委员会，由中共负责。国民党代表对具有和谈诚意的重大让步方案说不出理由，就是表示不同意，对省市负责人坚持要中共开名单，由政府量才任用，不同意指定省份。双方争执不下，无果而散。21日，继续讨论军事和解放区问题。一开始周恩来就开门见山说：今日商谈，应取平等态度。如果成立联合政府，我党一切军队皆可交出。最后“建议用民选方法解决解放区问题”。国民党方面顽固不改，致使和平谈判陷于僵局。随后周恩来用很大精力，向文化、妇女、产业、新闻各界和各党派、国民党内民主派介绍国共谈判真相，大力宣传共产党的和平建国主张，公开说明和谈陷入僵局的责任全在蒋介石国民党，取得了各界人士的广泛同情与支持。 27日，双方同意另设军事小组谈军事问题。关于解放区问题，周恩来提出“暂时维持现状”，对方仍不同意。最后决定交政治协商会议解决。针对对方提出的政府军受降、进兵，中共不得阻止的无理意见，周恩来驳斥说：“胡宗南、阎锡山、李延年部队利用黄河以北的铁路向前推进，有用武力解决解放区的意向，我们不能坐视。”28日，双方交换参加军事小组的人员名单，中共为叶剑英，对方为林蔚、刘斐（刘为章）。在商谈政治协商会议问题时，周恩来提出方案：“代表人数定为37人，国、共、民盟和无党派每方9人，加一名主席。会议除讨论和平建国方案、召开国民大会外，还可讨论其他问题。会议的方式应是平等的、自由的、一致的、公开的，协议结果应有最后的约束力。”对方对此创造性的中国民主方案未提出反对意见。
10月2日谈了3个问题，由于周恩来有理有节地主动让步和主动提出迫使对方无法反驳的方案，谈判进展比较顺利。一是张群提出青年党代表人数太少。周恩来主动作出让步说：“同意从中共名额中让出两名，给青年党和民主党派。”二是对日受降问题，周恩来说：“如规定若干大城市由中央军受降，若干地区中央军不进兵，则铁路交通恢复是容易的。”三是周恩来提出“中共拟将谈判十多次的谈判记录整理出来后发表，以回答人民”。对上述问题，政府代表没有准备，所以没提反对意见。5日，周恩来将亲自起草的《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交给对方。张群等人没有思想准备，当时没发表意见，直到8日双方才交换意见。由于周恩来高超的谈判艺术和超凡的文字表达能力，既对双方达成一致的意见作为主体表述，又对不一致的意见分别予以表述，所以对方无法提出反对意见，即于10日由国共双方代表在《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上正式签字。随后，毛泽东单独会见双方代表表示祝贺。翌日乘专机返回延安。
双十协定虽然由国共双方签了字，但蒋介石方面坚持将军队开赴一切敌占区受降，而不准中共领导的军队受降。对此周恩来在《新华日报》上发表文章说：“因彼此未能同意，所以会谈纪要没有列入。很清楚的，会谈纪要公布后，继续冲突的扩大，其根源即在于此。”事实正是这样，会谈纪要签订后没多久，蒋介石就扩大进攻解放区的规模。但他的绝大多数军队仍在西南，3个月的局部内战，蒋军连连被歼，迫使蒋介石又高唱起“和平”来。12月15日，周恩来在中共中央会议上报告了当时的形势和对策，他十分明确地说：“国民党准备在将于月底召开的政协会上实行有利于它的条件的停战，成立请客式的联合政府，保持旧国大。中共代表团的任务是配合军事自卫，开展政治攻势，同时准备寻求可以接受的妥协方案。我们出去后将向国民党提出：全面停止内战；制定共同纲领；召开国民大会，提出宪法草案原则，充实以新民主主义内容；实现双十公告，在政协召开前释放叶挺、廖承志；解决东北问题。”会议确定了周恩来提出的中共代表团去重庆谈判的纲领和方针，通过了出席政协会议的中共代表7人名单。16日，周恩来即和吴玉章、叶剑英、陆定一、邓颖超飞抵重庆。时隔6天，杜鲁门新任命特使、五星上将马歇尔来到重庆执行他的使命。周恩来和董必武、叶剑英到机场迎接。
23日，周恩来在机场就约定第二天会见马歇尔，以友好商谈的方式严正要求美方“恪守‘不干涉中国内政’的诺言”。他代表中共首先表示欢迎杜鲁门总统15日对华政策声明和特使马歇尔将军来华，说：中国人民抗战，“如从‘九一八’算起，已经14年了，牺牲重大。中国不能再有内战。我们主张由政治协商会议草拟宪法，然后由改组了的政府筹备国民大会，通过宪法使中国走入宪政国家”。对周恩来的严正要求，马歇尔在口头上未提不同意见，行动上却用美国军舰把国民党东北保安司令杜聿明的部队运到葫芦岛向西侵犯冀热辽解放区。美蒋明谈实打的两手作法遭到要求和平的人民的反对。重庆各界反内战联合会致函蒋呼吁和平，要求停止武装冲突，接纳各党派所提民主要求。
27日，在莫斯科召开的苏、美、英3国外长会议发表公报，声明坚持不干涉中国内部事务的政策。由于国内国际的种种因素，迫使蒋介石暂时停止内战，恢复了和平谈判。中共代表为周恩来、叶剑英、王若飞；国民党代表为王世杰、张群、邵力子。一开始，周恩来就将中共代表团《关于无条件停止内战的协议》文稿交国民党代表转蒋介石。当天，周恩来利用马歇尔宴请的机会就政协会议和东北问题进行了会谈。
在1946年1月1日的谈判中，马歇尔建议国、共、美三方各出一人组成委员会处理有关停战、恢复交通和受降事宜。周恩来明确表示：“中共欢迎外来的友谊，但也希望盟国恪守‘不干涉中国内政’的诺言。”7日，他又为反内战、真和平两次论战：一是出席政协全体代表茶话会发言说：“希望两三天内发表停止内战的命令，使政协会能在和平空气中开幕。”二是撰写《蒋介石元旦演说与政治协商会议》一文作为《解放日报》社论公开发表，针对蒋的演说指出：“国民党的所谓‘国民大会’，是一个企图把一党专政合法化并延长到无限期的东西。”明确表示中共“反对在联合政府成立之前召开国民大会”，更明确指出：“蒋氏演说一字不提即将召开的政治协商会议”；他的“军令军政统一”，“必然是愈‘统一’，而民主民生愈悲惨”。“政治协商会议的任务必须是无条件停止内战，结束一党专政，改组国民政府，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就在这天中共领导的人民军队于津浦路徐（州）济（南）段举行的自卫性质的战役结束，共歼灭国民党军队 28000余人，同时有第六路军郝鹏举部万余人起义投诚，挫败了蒋介石打通津浦路的企图，大大有助于周恩来同美蒋的谈判。
9日周恩来和马歇尔紧急单独会谈，严正表示：“反对国民党以接收主权为名，从中共手中‘接收’多伦、赤峰的要求。”马歇尔即和蒋谈了此事，迫使其撤回要求。自此晋察冀解放区北部的安全与东北解放区交通的通畅获得保证。10日，周恩来与张群签署并公布《关于停止国内军事冲突、恢复交通的命令和声明》《关于停止国内军事冲突的协议》。蒋也向国民党军队下达了停战命令。北平军调处执行部由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军令部第二厅厅长郑介民、第十八集团军参谋长叶剑英、美国驻华代表罗伯逊组成并于13日赴北平工作。 政协会上为争和平广泛论战
经过周恩来等人与美蒋代表的谈判，排除了种种障碍，举世瞩目的政治协商会议终于在1946年1月10日，在重庆的国民政府礼堂开幕。会议从开始到结束，周恩来始终把政协当论坛，向与会代表宣传中共的主张。
开幕式上，蒋介石在致辞中宣布了4项诺言，周恩来代表中共代表团也在会上致辞，对蒋的4项诺言表示欢迎，恳切提出严正要求：“应痛下决心，不仅在今天下令停战，而且要永远使中国不会发生内战。我们中共代表团是带着这种信念和决心来参加会议的。” 11、12日两天，他在政治协商会议作了《关于停战商谈经验教训的报告》，指出：“停止冲突是全面的，没有条件的；内战问题，全国反对，世界不满，应该迅速解决”，“凡是一件与国家民族和人民有关的事，能够公诸于众，就能得到公意，就能得到解决的标准。”最后十分婉惜地警示：“现在13个省区（多在交通线上）仍有冲突！”其后又作了《关于国共会谈经过报告》，语重心长地总结了值得开好这次会议的借鉴和今后和平建国的经验教训：一是要互相承认，不要互相敌视。二是要互相商量，不要独断。三是互相让步，不要独霸。四是互相竞赛，不要互相抵消。最后说：“以上4点，是从9年来双方商谈中得来的痛苦经验与教训。虽似泛论，但很希望各位先生和全国人民了解。这是一种由衷之言。我们诚恳希望在这次政协会议上，能够认识到这方面。这是我要报告的主要部分。”他讲得入情入理、有理有节，博得绝大多数政党代表和社会贤达的拥护，迫使蒋及其所控政党代表无法回击。
16日的政协会议讨论改组政府、施政纲领和保障人民基本自由权利问题。先由董必武代表中共代表团提出《和平建国纲领草案》，接着，周恩来发表重要讲话指出：和平建国纲领草案包括军队国家化和政治民主化，这两项要同时进行，反对“先有军队国家化后才能政治民主化”的论调。对于保障人民基本自由权利问题，他发言直指蒋说：“蒋主席在本会宣布的4项主张，我们非常拥护，全国人民迫切希望全部实现。有些事情当然要有步骤，但放人这件事立即可做。”他特别提出要释放张学良、杨虎城，指出9年前的西安事变“为民族产生了惊天动地的团结抗战。若没有他两人的赞成，也不会有民族复兴节那天的欢欣”，“要是张、杨两先生释放了，西北与东北父老乃至全国人民，谁不欢欣？何必不做？给人民自由，只有对国家有好处，望政府当机立断”。对他出于民族大义的严正要求，除少数国民党代表及其追随者无言以对外，主持公道正义的与会者一致拥护。会下，对于蒋言行不一之举，他同国民党多次交涉，并以中共释放国民党第十一战区副司令长官马法五为条件，蒋才于1月22日释放廖承志出狱。到3月4日，被蒋关押5年的新四军军长叶挺才获释出狱。
讨论军事问题时，周恩来提出12条建议，然后说：“政治民主化与军队国家化要同时实行，不能认为先有军队国家化，然后才能政治化。”“军队是从人民来的，只有军队能真正保护人民利益，才能保护国家，才能保护民族。”他明确表示：“同意成立一个委员会，执行整编全国军队的任务；同意全国整编与大量裁兵的原则；凡是抗日有功的军队，应该一面承认，一面整编；要改革军队的制度与教育；地方治安应由地方的保安队或自卫队负责维持。”
在1月17、18日政协会议上，对10年前国民党一党包办的旧国大代表是否有效的问题进行争论。一开始，邓颖超报告了中共的基本主张。第二天周恩来发言说：“国大旧代表选在10年以前，那时一党统治，中共处在地下，许多党派也无选举权，选举方法根本不是直接、平等、普遍与自由无拘束的民主选举。这样选出的代表，我们当然不能承认他们为合法代表。但如果一切问题都已解决了，只剩下这个问题未得解决，是否为了这个问题我们就要与政府分裂呢？当然不能。”“如果在若干别的问题上都有好的民主的出路，那么，对于这一件违背民主的事情，人民或者还能谅解。”当时民盟代表在这个问题上坚持不肯让步。周恩来就劝民盟代表不要为着这个问题，而把当前为和平、民主和统一而召开的协商会议弄破裂了。讨论宪法草案时，吴玉章代表中共说明对宪法原则的看法，着重提出了保障人民权利、中央与地方权限、地方制度和确定国策的问题。18日，周恩来与国民党代表商谈国共两方调整军事小组成员的名单。国民党政府改由张治中、张群参加军事小组；中共方面因叶剑英已去北平，改由周恩来参加。蒋介石提议以马歇尔为军事小组顾问，周恩来表示同意。
在1月27日政协讨论会上，为逼蒋言行一致，周恩来和董必武、叶剑英、王若飞、邓颖超、陆定一联名提出《关于请政府报告四项诺言实现情形之提案》。蒋方没有回应，引起与会代表对其诚信度的怀疑。同日周恩来飞回延安，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汇报政协会议上讨论谈判协商的情况，中共中央认为代表团取得的成绩很大，方针都是正确的，委托代表团在商定的政协会议文件上签字。
29日周恩来飞返重庆，出席31日举行的政协会议闭幕式。闭幕会上他运用以正压邪的论战方法，迫使蒋改变假和平、真内战的祸国殃民的政策，通过了《关于军事问题的协议》《关于宪草问题的协议》《和平建国纲领》《关于政府组织问题的协议》《关于国民大会问题的协议》，主要内容是：1、规定成立联合政府，国府委员名额半数由国民党人员充任，其余半数由其他党派及社会贤达充任；2、规定在6个月内政府军队整编为90个师，中共军队按5∶1整编，然后全国所有军队统一整编为五六十个师；3、规定地方自治，这些地方可以保存人民的武装等。“政治协商会议今天通过的各项协议，证明了这次会议得到了很大的成功。”“这些问题的解决，是为中国政治开辟了民主建设的康庄大道。而这种解决的方式，也替民主政治树立了楷模。”最后坦诚表示：“虽然这些问题的协议和中共历来的主张还有一些距离，虽然各方面的见解和认识也有一些距离，但是我们愿意承认，这些协议是好的，是由于各方面在互让互谅的精神之下得到的一致结果。我们中国共产党愿意拥护这些协议，并保证为这些协议的全部实现不分地区、不分党派地努力奋斗。”（未完待续）
（责编 兴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