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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有了网络特别是自媒体之后，我们这一代人就很少读纸媒作品了，要不是父亲的指点，我也可能不会去阅读王怀宇先生这部离我们这一代人生活很久远的长篇小说。算起来，王怀宇先生与我的父辈是同一代人，他们对于生活的感受自然与我们不同。我就是带着疑虑去读《红草原》王怀宇：《红草原》，北京，时代文艺出版社，2019。以下引文均出自此版本，不再另注。的，读过之后，虽说没有父辈们的那种激动和兴奋，但是也确实感受到了阅读一般网络文学时所不具有的震撼力。《红草原》吸引我的，不只是作家笔下塔头滩那片神奇的草原，更有草原上人们的那种精神，那种逝去年代人特有的生命强力。
对自然生命强力的张扬和渲染是《红草原》留给我最深刻的印象。我读过之后父亲问我这部小说感觉像什么，我说像《狼图腾》。父亲说，也像《静静的顿河》。说实话，《静静的顿河》我没有读过，但找来捧读到第一页就被那种草原哥萨克人的强悍生命力所震撼：“我们光荣的土地不是用犁来翻耕，我们的土地用马蹄来翻耕，光荣的土地上种的是哥萨克的头颅，静静的顿河到处装点着年轻的寡妇，我们的父亲，静静的顿河上到处是孤儿，静静的顿河的滚滚波涛是爹娘的眼泪”。而《红草原》的开篇也是一首古老的喇嘛教颂诗和草原民谣：
羊草垛，插钐刀。
你的兵马任我挑。
挑哪个？挑红鹰！
红鹰不在家，
挑你们哥仨。
哥仨去喝酒，
挑你们老九。
老九去放枪，
挑你们一大帮……
这虽然与《静静的顿河》序诗相比少了一种血气但却也有一股接地气的野性。文学在本质上都是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对话，《狼图腾》和《静静的顿河》都是描写草原上人们的生长形态和历史变故。但是前者重在写人与自然的对话，后者重在写人与人的对话，而王怀宇的《红草原》则是二者的融合。《红草原》把自然的生命与人的生命、动物的天性与人的个性那么紧密地融为一体，天地自然，生命的躁动惊天动地，令人震撼。小说血性粗犷的开篇就写出了草原完全没有歌中那种蓝天绿草鲜花牛羊的景色，而是凶猛的生命跃动。“在人们的常规印象中，大草原通常应该是嫩绿色和墨绿色的，或者有时是土黄色的，顶多也就是灰褐色的，但在我根深蒂固的童年记忆中，不仅仅是塔头滩，就连整个查干淖尔大草原都是红色的。无论春夏秋冬，大草原一直都是红色的，并且永远都是红色的，宛如一头巨大无比的红发魔兽”，“每年的七八月份，就是霍林河激情澎湃的汛期”。我看着看着就忘记了小说的名字，但是红色却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因为那是血性和生命的象征。
王怀宇在创作谈中说：“我为什么要写《红草原》？不仅是因为我对童年印象中的草原有着难以割舍的情感，更是因为我对现实中渐渐远去的草原的一种焦虑和痛心。红草原是我根深蒂固的童年印记。”王怀宇：《我遥远的红草原》，《文艺报》2020年1月10日。正是在这样的一种情怀下，他笔下的一切都是有生命的，万物有灵，生生不息，明显具有萨满教的宇宙意识。不光是霍林河里的各种鱼，连霍林河的河水都是有生命力的。作者说春天的霍林河水都是红色的，这种夸张令人信服。草原上多种动物相生相克，人、狗、狼、鱼，时时刻刻交织在一起，构成浑然一体的生命轮回。胡老五下河抓大鱼、王老黑生擒头狼、赵干巴誓与大鱼同生死、宋掂脚忏悔跪死于雪地……小说确实写出了草原人强悍的生命力，这是让人感受最深的。
应该说，《红草原》揭示了生命的规则和人类的古老信义。正如老祖母所慨叹的那样：塔头滩倒底是谁的？是人的？是狼的？还是野兔子和黄羊子的？都不是，塔头滩谁的也不是，它是所有生灵的，所有生灵也是它的。所以说，塔头滩上的血肉之争从来没有停止过。平静只是间歇，或者说是在蓄力。人与狼之间，人与其他野生动物之间，人与各种家畜之间，人与各种植物之间，甚至是人与人之间……一直在战斗着。人群、狼群和畜群的内部争斗也从来没有停止过，哪怕是平平静静的植物和植物之间也无时无刻不在激烈地战斗着。说到底，塔头滩就是一个弱肉强食、适者生存的角斗场。不付出执着的努力和艰辛的血汗，谁也别想随随便便在这里取得成功。除了老祖母在开头所说的“生命的链子，是用命连着”那句话有些过于现代和富于“哲学”意味之外，道理却是天经地义的。
草原上真正的“汉哥”从来不使用猎枪。他们只是象征性地提着一根两尺余长的“掏捞棒子”，腰里别上一把羊角剃刀。冬猎队员须要具备一身过硬的骑术，要能在飞速行进中用尺余长的掏捞棒子准确地击中坐骑前后两米内的地面目标，枪箭击打移动目标必须百发百中。因为冬猎队员绝不允许使用枪箭之类的武器直接对付狼，这是查干淖尔大草原人引以自豪的尊严和仗义。
和塔头滩的强者成为鲜明对比的是“我”家族的孱弱和自卑，草原民谣似乎永远都是唱给别人的。“从我记事起，就没见王氏家族辉煌过。王氏家族一直生活在查干淖尔沉甸甸的苦难之中。”二叔为了家族的荣誉只身去与狼群战斗，最后身亡。“二叔丢在雪地上的尸体血肉模糊，身边卧着一只死狼，狼头上有红色弹孔和血迹。胡二勇子下马后正好踩在那杆猎枪上，他飞起一脚把那枪踢出老远，表情透出毫不掩饰的轻蔑。塔头滩冬猎队最忌讳用猎枪，更看不起用猎枪对付草原狼的男人。胡二勇子飞起那一脚，就代替了人们对死者的精确评价。”
这种规则已经被神圣化，遠远超出了生命的价值。二叔惨死后，祖父的丧子之痛好像远没有儿子破坏塔头滩古老规则所带来的耻辱大，祖父当晚吐血而死，临终留下遗嘱：丧事从简，说他只配悄悄地离开，没有脸面走出动静。王氏家族几代人无论怎样努力，最终也未能获得应有的社会地位。“社会运动无论是抗争的目标还是抗争的方式都是多样化的。抗争目标或许是为了争取政治权利，或许是为了争取平等的地位，总之，是为了自己的合法权益进行斗争。”张斯琦、侯美岑：《从媒体报道看西方新社会运动报道的正面性》，《华夏文化论坛》第20辑，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2018。十分明显，塔头滩人们之间各种力的较量不是抗争而是竞争，他们争取的不是这些政治和经济的权利，而是一种种群的荣誉，亦即生命的价值。而“我们”王氏家族在这种竞争中凄惨地落败了。 而相比之下，塔头滩“汉哥”胡赛虎和最美的女人山丹花的3岁儿子丧身狼腹之后，胡赛虎像疯了一样，单枪匹马杀向狼群，“杀红了眼睛，杀红了草原，也把自己的身体杀成了红色，而且杀得几乎支离破碎……”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在这里不无夸张地写道：“胡赛虎真不愧是个倔强的塔头滩汉子，在那么危难的时候，依然是挥舞着手中的木棒。他没有使用猎枪，甚至连身上的腰刀都没使用。”这种描写像小说中其他细节一样，带有明显的夸饰性，显得不那么真实，明显不符合生活的体验和逻辑，这可能是作者为了张扬草原上人们的生命强力而故意使用的一种渲染手法。类似的渲染俯拾皆是：“一条老谋深算的巨型狗鱼绕着胡老五的钩转悠四天了。它一直在试探如何把胡老五钩上的肥硕青蛙弄下来吃掉，但一直没真正咬钩，只是用嘴不时地吻那大青蛙。经验丰富的胡老五早已把一切看在眼里，他不动声色地盯着河面的浮标，细心体验着手中绳线的手感。他四天四夜没合眼，祖父竟也足足地陪了他四天四夜。”其实人和鱼都不可能四天四夜不合眼，在食物丰富的河里，鱼也不会单单围着胡老五的青蛙转四天四夜。这样的描写有些过于刻意，和作者丰富的生活体验好像不是十分相衬。这可能源于作者对于生养自己的草原文化过于怀念和崇尚的缘故。但是，无论如何，这种对于自然和生命的敬畏是令人肃然起敬并富有启示的。塔头滩人对于古训的遵守来自对于宇宙自然之道的自悟自省。王老黑就對前人的遗训进行了重新概括和整理：“狼可捕不可除，可胜不可强;无人则无狼，无狼则无人;狼凶不及人，人凶过于狼。刀枪于狼者，本族之大忌。”塔头滩的神圣族规就是这时正式诞生的。塔头滩早已经演化成为一种境界，那是查干淖尔大草原、霍林河水、人群、狼群和鱼群们同生共存的命运哲学。这种古老的信义来自祖祖辈辈对于人、狼、草原三位一体自然生命循环的认识。当然，这位王家祖上唯一值得自豪的汉子像后来的祖母一样，说出了那个时代人绝不可能掌握的科学知识和现代名词：“王老黑像得了魔症，有空就说：‘遗传基因太重要了，难怪大清乾隆皇帝娶了孝庄皇后，就是为了繁衍出更强悍更优质的子孙后代啊！’”这冲淡了文学叙事的真实性。不过，从全篇的基调来看，作者可能更多地是把体验作为诗，作为生命之歌来写的。所以这点知识的穿越和描写的夸张也就可以理解了。
而作品中另外一个思想逻辑更值得我们和作者共同思考。那就是在顺其自然的天道之下，如何将人的原始强力与现代理性意识结合在一起，突破《狼图腾》《藏獒》们所遗留下的问题。就算生命意识不断弱化，我们要使人类和民族恢复强力，原始崇拜也不是最佳的选择，因为人类只能向前走而不能向后退。作家应该以现代理性和文明法则告诉读者，只能顺行不能逆行，伦理的缺失不能仅用原始蛮性去弥补，民族性和地域性的强调，也不能忽略个人性和人类性，不具人类性的文学是走不远的。《红草原》中怀念畅想的生命强力是一种人类的自然意识，但是如何与人类的现代理性意识融合在一起，可能是值得我们进一步深思的大问题。中国文学要表达强悍的民族特性，但是也要包含普遍的人类性，否则就很难被世界所接受。
前面说过，作者是把《红草原》作为诗来写的，浓郁的草原风光描写是《红草原》在艺术上引人注目的特点。十分明显，《红草原》是中国当代文学创作最普遍的一种体验性写作，这就构成了作品的独特性和真实性。体验性写作最大的优势就是细节的真实，这来自作者的生活感受和童年记忆。《红草原》中的许多细节描写如果不是在吉林西部草原上长时间生活的话，是不可能感受到的，也是不可能写出来的。小说中写查干湖冬捕落在冰面上被粘掉鱼鳞带着血仍然顽强跃动的大鱼，没有在冬季水边生活过的人是很难描写出来的：“一些大鱼中途挣扎出大网，水分十足地跌落在光亮冰面上，瞬间皮鳞就粘在零下三十几度的寒冰上了，原本水淋淋的大鱼再跳起来时就是血淋淋了。接下来，红色的鱼身丝丝啦啦地在冰面上反复摔打着，它们越跳越低，渐渐的也就只剩下僵硬前的疼痛抽搐了;一些幸运点儿的大鱼则落在了湖面的积雪上，全身滚满了了白雪，它们虽然看上去少了一些血腥，但最后还是乱舞成了造型各异的冰雕……”这其中除了一般的冬捕观赏的神奇体验描写之外，似乎还多了一种悲悯。另外小说中写狼如何赶猪的细节几乎可以和民间关于老鼠偷蛋的故事相媲美，而草原民间传说中有草原狼会飞行，所以能下井，会上房。“草原狼咋下的井？草原狼会用嘴巴将彼此首尾相连，最上面的草原狼则牢牢咬住井边的木桩子……草原狼咋上的房？这个对于草原狼来说就更容易了，四条腿的草原狼其实比人更善于叠罗汉……”这样的描写就超越了作者的体验，而作为一种民间故事被阅读可能更合适。
常听长辈们讲，原来的冬天比现在冷多了，其实我倒觉得是户外活动少了，现在人们出门上车，到家下车，已经很少接触冬天了。如果真的到草原去，会不会还有《红草原》中所描绘的那种神奇的雪域景致呢？“大雪压得人类也推不开门了。胆大的男人只好从窗口爬出来，摸索着找到房门并奋力将门口的积雪挖走，家里的人才能从屋里走出来。人们一锹一锹地挖开通向羊草垛、牲口圈、粮仓房的通道，以实现最简易的日常生活。就算足够高的大人们走在通道里也只能看见头部，那雪线上飘移着的一颗颗硕大人头，不论长相慈祥不慈祥，冷不丁地看上去，那样子也是十分恐怖的。”冬天的草原是单一色调的，而作者笔下的草原景色更多的是春季和秋季的记忆。由于作者身处都市，时间和空间的间隔美化了对于故乡的记忆，因此往往有对故乡更多回忆和怀念的色调，有对过去的生活进行美的过滤和想象：“飘忽不定的雄云雀总是突然间就没了踪影，只留下悦耳的歌声;哪怕是最嘈杂的清晨，黄鼠子和野兔子们也能听见一片片、一圈圈的花脸蘑和狗尿苔们破土而出的声音……”作者真的能听到或者听不听得懂其实都不重要了，他向我们传达的是一种离开草原后对草原的记忆和爱。这种感情是真实的，深深地渗透了那块土地中：“除了草原常常闻到那种别样芬芳，我还经常能闻到另一种真实而又缥缈的味道，那是由阳光做酵母，将绿色蒿草和斑驳野花的幽香搅拌在一起，再加上黑色腐殖土的浓腥，共同酿造出来的更为踏实、更为亲切的味道。”我们想问作者究竟对于这草原爱有多深，看到这最后一句“亲切的味道”就真的知道了。 东北文学如何成长，是近年来东北文坛和学界焦虑而又困惑的问题。东北文学当然还是要以地域特色取胜，说到底就是要有“东北味儿”。这种东北味儿不只是白山黑水林海雪原，而更要有东北的风土人情。《红草原》之所以令人震撼，就在于写出来了一个个东北人的精气神，那种骨子里的蛮野和豪气。其实，任何文学都是地域文学，除了单纯描写宇宙的，整个世界所有文学描写的都是某个地域。不同的地域描写，构成了不同的地域文学。在《红草原》中，你会感觉到作家的体验多、感受深。景物的描写经常是渗透在丰富的地域文化风俗展示中，颇有乡土文学和文化小说的味道。关于蒙古族的“手把肉”如何成为中华饮食，作者追溯到宋元更迭的历史时期，进而又介绍蒙古族奶、茶、饼等各类食品，认为这才最终形成了独特的渔猎、农耕和畜牧三位一体的查干淖尔大草原风俗。
《红草原》中的风土人情多来自老祖母的讲述，她告诉了“我”很多必须了解的生活禁忌和做人准則。例如：忌咒骂天、地、日、月、星、辰;忌用手指指日、月和高大的山脉;忌冲着高大的山脉泼脏水，更不能朝日月、星辰、寺庙及他人房屋方向解手;忌移动敖包的石块和在敖包附近的湖泊中捕鱼、狩猎、杀牲畜;忌用手掌接水，雷雨天不能站在树木之下避雨;探亲访友时忌手拿绳子和鞭子进屋;进他人之屋忌踏登炕沿;忌磕他人鞋靴尖;忌窥视他人窗户;忌长时间照镜子;忌老人面前叉腰、背手和说大话;吃饭时忌碗里剩饭菜，未吃完前忌扔下饭碗出去;进他人之屋应正坐，忌扫视他人家什;忌进患重病之人家，特别是忌贸然进入或午后进入;吃饭时忌多说话，更不能中间出去解手;忌躺着吃东西或趁黑吃东西和坐他人背后吃东西;盛饭时不能压饭，不能盛太满;躺着休息时忌炕上横着休息，忌俯卧，男的卧炕西，女的卧炕东，睡觉时手不能放在胸脯上;忌脚踏门槛站立，进屋时忌大声喘气;忌小孩俯视有水的水缸、水桶及水井;小孩子忌骑狗玩耍;忌观看宰杀牲畜;忌在火炉上烤脚，更不许在火炉旁烤湿靴子和鞋子;不得跨越炉灶，或脚蹬炉灶，不得在炉灶上磕烟袋、摔东西、扔脏物;不能用刀子挑火、将刀子插入火中，或用刀子从锅中取肉;等等。
最后“我”把祖母这么多的“忌”，归结为一种人生告诫：做人要讲规矩。这些忌讳虽说很多已经成为一种传说乃至荒诞的做法，但是作为草原的一种文化记忆却有着历史和审美的价值。
《红草原》采用的是人物小传组合式叙事，来为我们塑造了一系列具有个性特征的草原人形象。面对塔头滩的父老乡亲，作者对于不同人物采用了不同的塑造方式。老祖母是小说中一个关键性的线索人物，她不仅承上启下串联起了王氏家族老老小小强弱生死几代人生，而且成为塔头滩历史变迁的见证者，更为重要的是，她是草原文化的讲述者。从作者的设计思路来看，她是一位人间的智者和师者，这种主观视角的设计，使老祖母的文化传授和告诫变得真实，与此同时也变得单调而繁杂。作品中人为的展示性多于艺术本身的需要，而且有些内容已经多为常识，例如关于狗马牛羊猫各种动物属性的介绍。作者如果能把草原上的文化风俗通过不同的人物和不同的故事以不同的方式展现出来，可能会进一步增加作品内容的丰富性和形式的多样性。
这里涉及《红草原》创作的一个问题：思想的深刻性和情感的冲击力强于故事性。这虽说是小说一个与众不同的特质，但是就好看有趣来说，就难免失分。《红草原》内容宏大、人物众多，但是没有贯穿性的故事，因人而异，点到为止，显得有点片段化，由于缺少故事性，细节描写往往有些不到位。“塔头滩上著名的拉嘎老古庙就是为世世代代的汉哥和把头们修建的。祖母说不清老古庙的始建年代，也说不准老喇嘛乌兰巴布的年纪与身世，拉嘎老古庙实在太古老了。”然而这古庙究竟怎样古老，不应该只是一种叙述，而应该是具体的描写。
王怀宇是一个思想型的作家，爱思考是1980年代青年具有的一种高贵品质。在他的作品中你很少看到娱乐和诙谐，因为自身的经历和历史给予他的东西太过沉重。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十四年抗战视域下的东北抗日题材影视研究”（18CZW041）、吉林省社科基金项目“东北抗日题材影视剧研究”（2018BS72）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张遥，文学博士，吉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讲师。
（责任编辑王宁）
对自然生命强力的张扬和渲染是《红草原》留给我最深刻的印象。我读过之后父亲问我这部小说感觉像什么，我说像《狼图腾》。父亲说，也像《静静的顿河》。说实话，《静静的顿河》我没有读过，但找来捧读到第一页就被那种草原哥萨克人的强悍生命力所震撼：“我们光荣的土地不是用犁来翻耕，我们的土地用马蹄来翻耕，光荣的土地上种的是哥萨克的头颅，静静的顿河到处装点着年轻的寡妇，我们的父亲，静静的顿河上到处是孤儿，静静的顿河的滚滚波涛是爹娘的眼泪”。而《红草原》的开篇也是一首古老的喇嘛教颂诗和草原民谣：
羊草垛，插钐刀。
你的兵马任我挑。
挑哪个？挑红鹰！
红鹰不在家，
挑你们哥仨。
哥仨去喝酒，
挑你们老九。
老九去放枪，
挑你们一大帮……
这虽然与《静静的顿河》序诗相比少了一种血气但却也有一股接地气的野性。文学在本质上都是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对话，《狼图腾》和《静静的顿河》都是描写草原上人们的生长形态和历史变故。但是前者重在写人与自然的对话，后者重在写人与人的对话，而王怀宇的《红草原》则是二者的融合。《红草原》把自然的生命与人的生命、动物的天性与人的个性那么紧密地融为一体，天地自然，生命的躁动惊天动地，令人震撼。小说血性粗犷的开篇就写出了草原完全没有歌中那种蓝天绿草鲜花牛羊的景色，而是凶猛的生命跃动。“在人们的常规印象中，大草原通常应该是嫩绿色和墨绿色的，或者有时是土黄色的，顶多也就是灰褐色的，但在我根深蒂固的童年记忆中，不仅仅是塔头滩，就连整个查干淖尔大草原都是红色的。无论春夏秋冬，大草原一直都是红色的，并且永远都是红色的，宛如一头巨大无比的红发魔兽”，“每年的七八月份，就是霍林河激情澎湃的汛期”。我看着看着就忘记了小说的名字，但是红色却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因为那是血性和生命的象征。
王怀宇在创作谈中说：“我为什么要写《红草原》？不仅是因为我对童年印象中的草原有着难以割舍的情感，更是因为我对现实中渐渐远去的草原的一种焦虑和痛心。红草原是我根深蒂固的童年印记。”王怀宇：《我遥远的红草原》，《文艺报》2020年1月10日。正是在这样的一种情怀下，他笔下的一切都是有生命的，万物有灵，生生不息，明显具有萨满教的宇宙意识。不光是霍林河里的各种鱼，连霍林河的河水都是有生命力的。作者说春天的霍林河水都是红色的，这种夸张令人信服。草原上多种动物相生相克，人、狗、狼、鱼，时时刻刻交织在一起，构成浑然一体的生命轮回。胡老五下河抓大鱼、王老黑生擒头狼、赵干巴誓与大鱼同生死、宋掂脚忏悔跪死于雪地……小说确实写出了草原人强悍的生命力，这是让人感受最深的。
应该说，《红草原》揭示了生命的规则和人类的古老信义。正如老祖母所慨叹的那样：塔头滩倒底是谁的？是人的？是狼的？还是野兔子和黄羊子的？都不是，塔头滩谁的也不是，它是所有生灵的，所有生灵也是它的。所以说，塔头滩上的血肉之争从来没有停止过。平静只是间歇，或者说是在蓄力。人与狼之间，人与其他野生动物之间，人与各种家畜之间，人与各种植物之间，甚至是人与人之间……一直在战斗着。人群、狼群和畜群的内部争斗也从来没有停止过，哪怕是平平静静的植物和植物之间也无时无刻不在激烈地战斗着。说到底，塔头滩就是一个弱肉强食、适者生存的角斗场。不付出执着的努力和艰辛的血汗，谁也别想随随便便在这里取得成功。除了老祖母在开头所说的“生命的链子，是用命连着”那句话有些过于现代和富于“哲学”意味之外，道理却是天经地义的。
草原上真正的“汉哥”从来不使用猎枪。他们只是象征性地提着一根两尺余长的“掏捞棒子”，腰里别上一把羊角剃刀。冬猎队员须要具备一身过硬的骑术，要能在飞速行进中用尺余长的掏捞棒子准确地击中坐骑前后两米内的地面目标，枪箭击打移动目标必须百发百中。因为冬猎队员绝不允许使用枪箭之类的武器直接对付狼，这是查干淖尔大草原人引以自豪的尊严和仗义。
和塔头滩的强者成为鲜明对比的是“我”家族的孱弱和自卑，草原民谣似乎永远都是唱给别人的。“从我记事起，就没见王氏家族辉煌过。王氏家族一直生活在查干淖尔沉甸甸的苦难之中。”二叔为了家族的荣誉只身去与狼群战斗，最后身亡。“二叔丢在雪地上的尸体血肉模糊，身边卧着一只死狼，狼头上有红色弹孔和血迹。胡二勇子下马后正好踩在那杆猎枪上，他飞起一脚把那枪踢出老远，表情透出毫不掩饰的轻蔑。塔头滩冬猎队最忌讳用猎枪，更看不起用猎枪对付草原狼的男人。胡二勇子飞起那一脚，就代替了人们对死者的精确评价。”
这种规则已经被神圣化，遠远超出了生命的价值。二叔惨死后，祖父的丧子之痛好像远没有儿子破坏塔头滩古老规则所带来的耻辱大，祖父当晚吐血而死，临终留下遗嘱：丧事从简，说他只配悄悄地离开，没有脸面走出动静。王氏家族几代人无论怎样努力，最终也未能获得应有的社会地位。“社会运动无论是抗争的目标还是抗争的方式都是多样化的。抗争目标或许是为了争取政治权利，或许是为了争取平等的地位，总之，是为了自己的合法权益进行斗争。”张斯琦、侯美岑：《从媒体报道看西方新社会运动报道的正面性》，《华夏文化论坛》第20辑，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2018。十分明显，塔头滩人们之间各种力的较量不是抗争而是竞争，他们争取的不是这些政治和经济的权利，而是一种种群的荣誉，亦即生命的价值。而“我们”王氏家族在这种竞争中凄惨地落败了。 而相比之下，塔头滩“汉哥”胡赛虎和最美的女人山丹花的3岁儿子丧身狼腹之后，胡赛虎像疯了一样，单枪匹马杀向狼群，“杀红了眼睛，杀红了草原，也把自己的身体杀成了红色，而且杀得几乎支离破碎……”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在这里不无夸张地写道：“胡赛虎真不愧是个倔强的塔头滩汉子，在那么危难的时候，依然是挥舞着手中的木棒。他没有使用猎枪，甚至连身上的腰刀都没使用。”这种描写像小说中其他细节一样，带有明显的夸饰性，显得不那么真实，明显不符合生活的体验和逻辑，这可能是作者为了张扬草原上人们的生命强力而故意使用的一种渲染手法。类似的渲染俯拾皆是：“一条老谋深算的巨型狗鱼绕着胡老五的钩转悠四天了。它一直在试探如何把胡老五钩上的肥硕青蛙弄下来吃掉，但一直没真正咬钩，只是用嘴不时地吻那大青蛙。经验丰富的胡老五早已把一切看在眼里，他不动声色地盯着河面的浮标，细心体验着手中绳线的手感。他四天四夜没合眼，祖父竟也足足地陪了他四天四夜。”其实人和鱼都不可能四天四夜不合眼，在食物丰富的河里，鱼也不会单单围着胡老五的青蛙转四天四夜。这样的描写有些过于刻意，和作者丰富的生活体验好像不是十分相衬。这可能源于作者对于生养自己的草原文化过于怀念和崇尚的缘故。但是，无论如何，这种对于自然和生命的敬畏是令人肃然起敬并富有启示的。塔头滩人对于古训的遵守来自对于宇宙自然之道的自悟自省。王老黑就對前人的遗训进行了重新概括和整理：“狼可捕不可除，可胜不可强;无人则无狼，无狼则无人;狼凶不及人，人凶过于狼。刀枪于狼者，本族之大忌。”塔头滩的神圣族规就是这时正式诞生的。塔头滩早已经演化成为一种境界，那是查干淖尔大草原、霍林河水、人群、狼群和鱼群们同生共存的命运哲学。这种古老的信义来自祖祖辈辈对于人、狼、草原三位一体自然生命循环的认识。当然，这位王家祖上唯一值得自豪的汉子像后来的祖母一样，说出了那个时代人绝不可能掌握的科学知识和现代名词：“王老黑像得了魔症，有空就说：‘遗传基因太重要了，难怪大清乾隆皇帝娶了孝庄皇后，就是为了繁衍出更强悍更优质的子孙后代啊！’”这冲淡了文学叙事的真实性。不过，从全篇的基调来看，作者可能更多地是把体验作为诗，作为生命之歌来写的。所以这点知识的穿越和描写的夸张也就可以理解了。
而作品中另外一个思想逻辑更值得我们和作者共同思考。那就是在顺其自然的天道之下，如何将人的原始强力与现代理性意识结合在一起，突破《狼图腾》《藏獒》们所遗留下的问题。就算生命意识不断弱化，我们要使人类和民族恢复强力，原始崇拜也不是最佳的选择，因为人类只能向前走而不能向后退。作家应该以现代理性和文明法则告诉读者，只能顺行不能逆行，伦理的缺失不能仅用原始蛮性去弥补，民族性和地域性的强调，也不能忽略个人性和人类性，不具人类性的文学是走不远的。《红草原》中怀念畅想的生命强力是一种人类的自然意识，但是如何与人类的现代理性意识融合在一起，可能是值得我们进一步深思的大问题。中国文学要表达强悍的民族特性，但是也要包含普遍的人类性，否则就很难被世界所接受。
前面说过，作者是把《红草原》作为诗来写的，浓郁的草原风光描写是《红草原》在艺术上引人注目的特点。十分明显，《红草原》是中国当代文学创作最普遍的一种体验性写作，这就构成了作品的独特性和真实性。体验性写作最大的优势就是细节的真实，这来自作者的生活感受和童年记忆。《红草原》中的许多细节描写如果不是在吉林西部草原上长时间生活的话，是不可能感受到的，也是不可能写出来的。小说中写查干湖冬捕落在冰面上被粘掉鱼鳞带着血仍然顽强跃动的大鱼，没有在冬季水边生活过的人是很难描写出来的：“一些大鱼中途挣扎出大网，水分十足地跌落在光亮冰面上，瞬间皮鳞就粘在零下三十几度的寒冰上了，原本水淋淋的大鱼再跳起来时就是血淋淋了。接下来，红色的鱼身丝丝啦啦地在冰面上反复摔打着，它们越跳越低，渐渐的也就只剩下僵硬前的疼痛抽搐了;一些幸运点儿的大鱼则落在了湖面的积雪上，全身滚满了了白雪，它们虽然看上去少了一些血腥，但最后还是乱舞成了造型各异的冰雕……”这其中除了一般的冬捕观赏的神奇体验描写之外，似乎还多了一种悲悯。另外小说中写狼如何赶猪的细节几乎可以和民间关于老鼠偷蛋的故事相媲美，而草原民间传说中有草原狼会飞行，所以能下井，会上房。“草原狼咋下的井？草原狼会用嘴巴将彼此首尾相连，最上面的草原狼则牢牢咬住井边的木桩子……草原狼咋上的房？这个对于草原狼来说就更容易了，四条腿的草原狼其实比人更善于叠罗汉……”这样的描写就超越了作者的体验，而作为一种民间故事被阅读可能更合适。
常听长辈们讲，原来的冬天比现在冷多了，其实我倒觉得是户外活动少了，现在人们出门上车，到家下车，已经很少接触冬天了。如果真的到草原去，会不会还有《红草原》中所描绘的那种神奇的雪域景致呢？“大雪压得人类也推不开门了。胆大的男人只好从窗口爬出来，摸索着找到房门并奋力将门口的积雪挖走，家里的人才能从屋里走出来。人们一锹一锹地挖开通向羊草垛、牲口圈、粮仓房的通道，以实现最简易的日常生活。就算足够高的大人们走在通道里也只能看见头部，那雪线上飘移着的一颗颗硕大人头，不论长相慈祥不慈祥，冷不丁地看上去，那样子也是十分恐怖的。”冬天的草原是单一色调的，而作者笔下的草原景色更多的是春季和秋季的记忆。由于作者身处都市，时间和空间的间隔美化了对于故乡的记忆，因此往往有对故乡更多回忆和怀念的色调，有对过去的生活进行美的过滤和想象：“飘忽不定的雄云雀总是突然间就没了踪影，只留下悦耳的歌声;哪怕是最嘈杂的清晨，黄鼠子和野兔子们也能听见一片片、一圈圈的花脸蘑和狗尿苔们破土而出的声音……”作者真的能听到或者听不听得懂其实都不重要了，他向我们传达的是一种离开草原后对草原的记忆和爱。这种感情是真实的，深深地渗透了那块土地中：“除了草原常常闻到那种别样芬芳，我还经常能闻到另一种真实而又缥缈的味道，那是由阳光做酵母，将绿色蒿草和斑驳野花的幽香搅拌在一起，再加上黑色腐殖土的浓腥，共同酿造出来的更为踏实、更为亲切的味道。”我们想问作者究竟对于这草原爱有多深，看到这最后一句“亲切的味道”就真的知道了。 东北文学如何成长，是近年来东北文坛和学界焦虑而又困惑的问题。东北文学当然还是要以地域特色取胜，说到底就是要有“东北味儿”。这种东北味儿不只是白山黑水林海雪原，而更要有东北的风土人情。《红草原》之所以令人震撼，就在于写出来了一个个东北人的精气神，那种骨子里的蛮野和豪气。其实，任何文学都是地域文学，除了单纯描写宇宙的，整个世界所有文学描写的都是某个地域。不同的地域描写，构成了不同的地域文学。在《红草原》中，你会感觉到作家的体验多、感受深。景物的描写经常是渗透在丰富的地域文化风俗展示中，颇有乡土文学和文化小说的味道。关于蒙古族的“手把肉”如何成为中华饮食，作者追溯到宋元更迭的历史时期，进而又介绍蒙古族奶、茶、饼等各类食品，认为这才最终形成了独特的渔猎、农耕和畜牧三位一体的查干淖尔大草原风俗。
《红草原》中的风土人情多来自老祖母的讲述，她告诉了“我”很多必须了解的生活禁忌和做人准則。例如：忌咒骂天、地、日、月、星、辰;忌用手指指日、月和高大的山脉;忌冲着高大的山脉泼脏水，更不能朝日月、星辰、寺庙及他人房屋方向解手;忌移动敖包的石块和在敖包附近的湖泊中捕鱼、狩猎、杀牲畜;忌用手掌接水，雷雨天不能站在树木之下避雨;探亲访友时忌手拿绳子和鞭子进屋;进他人之屋忌踏登炕沿;忌磕他人鞋靴尖;忌窥视他人窗户;忌长时间照镜子;忌老人面前叉腰、背手和说大话;吃饭时忌碗里剩饭菜，未吃完前忌扔下饭碗出去;进他人之屋应正坐，忌扫视他人家什;忌进患重病之人家，特别是忌贸然进入或午后进入;吃饭时忌多说话，更不能中间出去解手;忌躺着吃东西或趁黑吃东西和坐他人背后吃东西;盛饭时不能压饭，不能盛太满;躺着休息时忌炕上横着休息，忌俯卧，男的卧炕西，女的卧炕东，睡觉时手不能放在胸脯上;忌脚踏门槛站立，进屋时忌大声喘气;忌小孩俯视有水的水缸、水桶及水井;小孩子忌骑狗玩耍;忌观看宰杀牲畜;忌在火炉上烤脚，更不许在火炉旁烤湿靴子和鞋子;不得跨越炉灶，或脚蹬炉灶，不得在炉灶上磕烟袋、摔东西、扔脏物;不能用刀子挑火、将刀子插入火中，或用刀子从锅中取肉;等等。
最后“我”把祖母这么多的“忌”，归结为一种人生告诫：做人要讲规矩。这些忌讳虽说很多已经成为一种传说乃至荒诞的做法，但是作为草原的一种文化记忆却有着历史和审美的价值。
《红草原》采用的是人物小传组合式叙事，来为我们塑造了一系列具有个性特征的草原人形象。面对塔头滩的父老乡亲，作者对于不同人物采用了不同的塑造方式。老祖母是小说中一个关键性的线索人物，她不仅承上启下串联起了王氏家族老老小小强弱生死几代人生，而且成为塔头滩历史变迁的见证者，更为重要的是，她是草原文化的讲述者。从作者的设计思路来看，她是一位人间的智者和师者，这种主观视角的设计，使老祖母的文化传授和告诫变得真实，与此同时也变得单调而繁杂。作品中人为的展示性多于艺术本身的需要，而且有些内容已经多为常识，例如关于狗马牛羊猫各种动物属性的介绍。作者如果能把草原上的文化风俗通过不同的人物和不同的故事以不同的方式展现出来，可能会进一步增加作品内容的丰富性和形式的多样性。
这里涉及《红草原》创作的一个问题：思想的深刻性和情感的冲击力强于故事性。这虽说是小说一个与众不同的特质，但是就好看有趣来说，就难免失分。《红草原》内容宏大、人物众多，但是没有贯穿性的故事，因人而异，点到为止，显得有点片段化，由于缺少故事性，细节描写往往有些不到位。“塔头滩上著名的拉嘎老古庙就是为世世代代的汉哥和把头们修建的。祖母说不清老古庙的始建年代，也说不准老喇嘛乌兰巴布的年纪与身世，拉嘎老古庙实在太古老了。”然而这古庙究竟怎样古老，不应该只是一种叙述，而应该是具体的描写。
王怀宇是一个思想型的作家，爱思考是1980年代青年具有的一种高贵品质。在他的作品中你很少看到娱乐和诙谐，因为自身的经历和历史给予他的东西太过沉重。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十四年抗战视域下的东北抗日题材影视研究”（18CZW041）、吉林省社科基金项目“东北抗日题材影视剧研究”（2018BS72）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张遥，文学博士，吉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讲师。
（责任编辑王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