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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锦涛两次坦言十年“文革”给中国带来的灾难，视之为启动改革的内因，值得深思
步入2008年，中国改革开放迎来“而立之年”。回顾改革足迹、讨论改革经验，必将成为年内的舆论热点。鉴往意在知来，因此我们以为，当前纪念改革有个重要的起始点，就是不忘30年前改革之由。“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
那么，中共为什么在1978年底作出改革开放的重大决策？30年前的中国，过来人当历历在目，这本来是个不难回答的问题。但近几年来国内关于改革是非的争议显示，在许多情形之下，其基本答案竟成忌讳，或被掩饰，或遭淡忘，更使不少年轻人难以知晓。有此“忘却”，有些人才得以将改革前夕中国民生凋敝、贫穷落后的局面，粉饰成衣食无忧的乌托邦式盛世，以此为虚幻的“懷旧”对象；一些声音才得以公然攻击取消计划经济、搞市场经济是“实行资本主义”，邓小平等执行了一条“资改路线”（参见《财经》年刊“2008：预测与战略”吴敬琏“响亮的回答”一文）。改革信念动摇，停顿倒退主张一度抬头，正与“忘却”直接相关。
正因此，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在十七大报告中阐述了改革之由，强调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共第二代领导人开创改革开放伟业，盖因“面对十年‘文化大革命’造成的危难局面”。在近日《求是》杂志发表的文章中，胡锦涛更明确地指出，改革的内部原因在于，十年内乱使党、国家和人民遭到严重挫折和损失。邓小平同志曾经说，“文化大革命”结束时，“就整个政治局面来说，是一个混乱状态；就整个经济情况来说，实际上是处于缓慢发展和停滞状态”。而改革的外部背景，则是在同期内，世界范围新科技革命蓬勃兴起，推动世界经济以更快的速度向前发展，中国与国际先进水平的差距明显拉大，面临着巨大的国际竞争压力。
他说，正如邓小平同志指出的，“我们要赶上时代，这是改革要达到的目的”。这就把改革的目的说得很透彻、很深刻。
胡锦涛两次坦言十年“文革”给中国带来的灾难，视之为启动改革的内因，值得深思。重温邓小平当年所思所想，其强烈的危机意识，迫切的振兴经济愿望，在《财经》本期推出的“改革忆事”专栏首篇于光远的回忆文章中，亦处处跃然纸上（参见本期“为邓小平起草讲话稿”一文）。我们预计，从理解改革大业出发，直面旧体制弊端和十年“文革”的教训，总结改革开放的经验，会成为今年官方和民间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的重要内容。其要义，则在于坚定改革信念、推动改革继续向前。
历史不会遗忘。在经历过1966年至1976年的十年浩劫之后，中国政治混乱，社会动荡，国民经济处在崩溃的边缘。世界经济在同一时期快速发展，发达国家的人均GDP渐次冲过10000美元大关；而到1978年，中国成为世界上最穷困的国家之一，人均GDP仅148美元，远低于当时巴基斯坦的260美元、印度的248美元。痛定思痛，不改革就没有出路，而通过改革实现民族复兴是当时党心民意之共识。
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为开端，中国毅然抛弃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路线，将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30年来，两条红线贯穿于改革开放全过程：一是从集中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改革，二是从封闭半封闭状态到全方位开放的转型。30年改革漫长而曲折，回首望去却也是弹指一挥间。改革开放的直接成果就是中国经济崛起。从1978年到2006年，中国GDP增长了13.3倍，年均增长9.7%，远远高于同时期世界经济平均3%左右的增长速度，经济总量跃升至世界第四；进出口总额增长了84倍，上升为世界第三；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均增长了5.7倍；农村贫困人口从2.5亿减少到2000多万。诚如胡锦涛指出：“事实雄辩地证明，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
近年来，中国改革开放大业再度面对复杂局面：在国内，改革进入“深水区”，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改革不同步引致的弊端大量呈现，改革阻力不断加大，对改革本身的质疑也已出现；在国外，全球化浪潮为各种经济政治力量的博弈增加了新的巨大变数，中国经济崛起本身作为全球化的一部分，悄然改变着原有游戏规则，也在面对新旧游戏规则的尖锐挑战。应对新局势并不容易，好在决策者继续改革方略已定。
在这个意义上可知，在今年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不是一种巧合。温故知新本身就需要战略勇气和智慧，接下来当是策马前行。
步入2008年，中国改革开放迎来“而立之年”。回顾改革足迹、讨论改革经验，必将成为年内的舆论热点。鉴往意在知来，因此我们以为，当前纪念改革有个重要的起始点，就是不忘30年前改革之由。“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
那么，中共为什么在1978年底作出改革开放的重大决策？30年前的中国，过来人当历历在目，这本来是个不难回答的问题。但近几年来国内关于改革是非的争议显示，在许多情形之下，其基本答案竟成忌讳，或被掩饰，或遭淡忘，更使不少年轻人难以知晓。有此“忘却”，有些人才得以将改革前夕中国民生凋敝、贫穷落后的局面，粉饰成衣食无忧的乌托邦式盛世，以此为虚幻的“懷旧”对象；一些声音才得以公然攻击取消计划经济、搞市场经济是“实行资本主义”，邓小平等执行了一条“资改路线”（参见《财经》年刊“2008：预测与战略”吴敬琏“响亮的回答”一文）。改革信念动摇，停顿倒退主张一度抬头，正与“忘却”直接相关。
正因此，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在十七大报告中阐述了改革之由，强调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共第二代领导人开创改革开放伟业，盖因“面对十年‘文化大革命’造成的危难局面”。在近日《求是》杂志发表的文章中，胡锦涛更明确地指出，改革的内部原因在于，十年内乱使党、国家和人民遭到严重挫折和损失。邓小平同志曾经说，“文化大革命”结束时，“就整个政治局面来说，是一个混乱状态；就整个经济情况来说，实际上是处于缓慢发展和停滞状态”。而改革的外部背景，则是在同期内，世界范围新科技革命蓬勃兴起，推动世界经济以更快的速度向前发展，中国与国际先进水平的差距明显拉大，面临着巨大的国际竞争压力。
他说，正如邓小平同志指出的，“我们要赶上时代，这是改革要达到的目的”。这就把改革的目的说得很透彻、很深刻。
胡锦涛两次坦言十年“文革”给中国带来的灾难，视之为启动改革的内因，值得深思。重温邓小平当年所思所想，其强烈的危机意识，迫切的振兴经济愿望，在《财经》本期推出的“改革忆事”专栏首篇于光远的回忆文章中，亦处处跃然纸上（参见本期“为邓小平起草讲话稿”一文）。我们预计，从理解改革大业出发，直面旧体制弊端和十年“文革”的教训，总结改革开放的经验，会成为今年官方和民间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的重要内容。其要义，则在于坚定改革信念、推动改革继续向前。
历史不会遗忘。在经历过1966年至1976年的十年浩劫之后，中国政治混乱，社会动荡，国民经济处在崩溃的边缘。世界经济在同一时期快速发展，发达国家的人均GDP渐次冲过10000美元大关；而到1978年，中国成为世界上最穷困的国家之一，人均GDP仅148美元，远低于当时巴基斯坦的260美元、印度的248美元。痛定思痛，不改革就没有出路，而通过改革实现民族复兴是当时党心民意之共识。
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为开端，中国毅然抛弃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路线，将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30年来，两条红线贯穿于改革开放全过程：一是从集中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改革，二是从封闭半封闭状态到全方位开放的转型。30年改革漫长而曲折，回首望去却也是弹指一挥间。改革开放的直接成果就是中国经济崛起。从1978年到2006年，中国GDP增长了13.3倍，年均增长9.7%，远远高于同时期世界经济平均3%左右的增长速度，经济总量跃升至世界第四；进出口总额增长了84倍，上升为世界第三；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均增长了5.7倍；农村贫困人口从2.5亿减少到2000多万。诚如胡锦涛指出：“事实雄辩地证明，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
近年来，中国改革开放大业再度面对复杂局面：在国内，改革进入“深水区”，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改革不同步引致的弊端大量呈现，改革阻力不断加大，对改革本身的质疑也已出现；在国外，全球化浪潮为各种经济政治力量的博弈增加了新的巨大变数，中国经济崛起本身作为全球化的一部分，悄然改变着原有游戏规则，也在面对新旧游戏规则的尖锐挑战。应对新局势并不容易，好在决策者继续改革方略已定。
在这个意义上可知，在今年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不是一种巧合。温故知新本身就需要战略勇气和智慧，接下来当是策马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