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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通过对列宁在俄国社会民主党创建时期5篇有关新闻宣传的重要文献进行文本分析，可以发现，列宁思想的核心特征是革命的现实性。在建立统一的集中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使之成为俄国革命坚强领导核心的目标指导下，列宁将创办全俄政治机关报并充分发挥其宣传、鼓动和组织作用，将党的日常行动作为革命的契机进行审视。这些新闻论著表现出实际效用性文本的特征，即在方法论层面讨论问题，分析论证建立在高度清晰的语境之上，理论和实践有机结合。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研究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需要认真阅读马克思主义新闻学经典文献，充分理解其论证逻辑、思维模式和研究方法，这样才不会只记住其讨论的主题和原则性的结论，而是能够融会贯通、灵活运用。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方法论;革命的现实性;语境化
一、问题的提出与研究的缘起
马克思主义既是科学的世界观，也是科学的方法论。马克思在研究中既是严厉的方法论批判者，也是辛勤的方法论建构者。他批评费尔巴哈对现实只做客体或直观的形式的理解，而不是做实践的理解，批评黑格尔辩证法不能思考现实而陷入幻觉。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他阐明自己的观察方法是“从现实的、有生命的个人本身出发，把意识仅仅看作他们的意识”;[1]在《资本论》第2版跋中，他将自己研究的方法称为辩证方法。[2]恩格斯一再强调，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条，也不是公式，而是方法，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的方法。[3]他自己也是科学方法的探索者，《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副题是“根据亲身观察和可靠材料”[4]，是明显的经验研究;在评论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时提出了“应当用什么方法对待科学”的问题。[5]毛泽东强调，我们不仅要完成任务，而且要解决完成任务的方法问题[6]。他早期进行的社会调查是我党社会调研的典范，更在《实践论》《矛盾论》中对我党的工作方法进行了哲学阐释。习近平指出：马克思主义“为我们研究把握哲学社会科学各个学科各个领域提供了基本的世界觀、方法论”。[7]他在对治国理念进行全面系统的调整过程中，始终坚持问题导向、群众理念、历史思维和科学统筹等方法，强调精准有效。另外，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也非常强调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特质。卢卡奇不无激进地指出：“马克思主义问题中的正统仅仅是指方法。它是这样的一种科学信念，即辩证的马克思主义是正确的研究方法，这种方法只能按其创始人奠定的方向发展、扩大和深化。”[8]阿尔都塞致力于保卫马克思主义科学的方法论性质，把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定义为特殊规定多元决定的矛盾结构。[9]
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方法论虽已人所共知，但是将其作为教条和公式者仍大有人在，有些将马克思主义视为方法论的作者，往往很自然地把这些方法描绘成“对纯洁的和简单的‘辩证’公式所具有的某种四平八稳的抽象认识”。[10]翻看部分马克思主义新闻学教材、著作和论文也可以发现，常见的状况是把马克思主义的经典文献简化成为一二三四几条规定，如把恩格斯的《马克思和“新莱茵报”》这样鲜明的方法论文本概括成要在合适的地点办报等原则，却较少注意到其原则性和灵活性有机结合的思考逻辑。有的文章中充满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语录”，却唯独不提它们是在什么情况下提出来的，要解决什么问题。马克思在《摩泽尔记者的辩护》中阐述的人民报刊思想常为人引述，却少有人说明，马克思是在详细证明了普鲁士官方与民众利益、立场的对立和差异之后，才提出需要作为独立的第三方的自由报刊的。在党和人民根本利益一致的情况下，这种引用对于新闻舆论工作有多少的指导意义，令人怀疑。还有的把马克思主义新闻学经典文献中某个论点单独提出来使用，却造成了对文献整体理念的割裂和对论点本身的误读。毛泽东1948年在《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中提出的报纸的作用和力量在于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反复受到引用并列为新闻工作的基本原则。但是他在讲话中所强调的政策宣传的目标“就是要使群众认识自己的利益，并且团结起来，为自己的利益而奋斗”，却被很多人给忘掉了。
在马克思主义新闻学教学科研过程中，把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真正作为方法，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看待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不能不说是非常重要的问题，关键是要找到有效的方法去理解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设定的方法。对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做文本分析，探讨这些经典文献的切入视角、论证逻辑和叙述方法，是非常有效的路径，因为“文本分析目的在于显示原始文本的逻辑结构，辨明其主要的思想和次要的思想，并准确地显示它们之间的关系”。[11]本论文拟选取列宁在俄国社会民主党创建时期有关新闻传播问题的几篇经典文献，以探讨列宁新闻思想中的方法论。列宁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中尤其关注方法的一位，以至于梅洛-庞蒂称其哲学为“权宜之计”[12];卢卡奇称“那些只把列宁看作现实政治的一个聪明的或者是卓越的倡导者的人，完全误解了他的方法的本质。而那些以为能在他的决定中为正确而实际的行动找到可适用于任何地方的‘公式’和‘格言’的人，对他的误解就更深了”。[13]综观列宁在俄国社会民主党创建时期有关办报与建党关系问题的论述，其理论之清晰，洞察之敏锐，方向感之明确，令人惊叹。本论文将选取《我们的当前任务》《迫切的问题》《〈火星报〉编辑部声明》《从何着手》《怎么办？——我们运动中的迫切问题》（以下简称《怎么办？》）5篇文章，①以之为样本展示列宁新闻思想中的马克思主义方法论品质。
二、革命的现实性与现实性思维的运用
卢卡奇认为，革命的现实性是列宁思想的核心，是他与马克思决定性的联系。[14]所谓革命的现实性，是指把跟社会历史整体具有关联的每个个别的日常问题作为无产阶级解放的契机来研究。作为经历过并深入研究了列宁革命生涯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想家，卢卡奇在这里揭示了列宁经常采用的马克思主义的现实性思维模式。根据张伟的研究，现实性思维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的思维方式。[15]马克思曾经批评旧哲学是理念决定现实，而不是现实决定理念，认为“思辨终止的地方，即在现实生活面前，正是描述人们的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过程的真正实证的科学开始的地方”。现实性思维使马克思主义哲学从抽象的理论设定回归到现实的感性生活之中，使理论抛去了教条和想像，并指导思想依据现实的“已然”状态去构建“应然”的理想世界，使“应然”的理想世界通过人的实践活动转变为现实世界。在具体的决策过程中，马克思和恩格斯也总是根据实际情况制订具体策略，而不做沙漠中的布道者。列宁将此概括为：“马克思主义的精髓，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对具体情况做具体分析。”[16]在俄国社会民主党创建时期，列宁在阐述自己的新闻思想时，始终贯彻这种现实性思维模式：明确建党目标、瞄准关键问题、提供解决方案、制订严密计划，论述利用党报完成建党工作和革命工作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列宁的目标是建立统一的集中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使之成为俄国革命的坚强领导核心。在《我们的当前任务》中，列宁提出，当前最迫切的任务是“把团结俄国一切社会民主党人的事业放在牢固的基础上。实现这种团结，为这种团结创造适当的形式，彻底摆脱狭隘的地方的分散性”。在《〈火星报〉编辑部的声明》中，列宁提出，“我们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应该团结起来，全力以赴地建立一个巩固的党，这个党要在革命的社会民主主义的统一旗帜下进行斗争”。在《怎么办？》中，列宁提出“社会民主党人首先应当考虑建立一个能够领导无产阶级的全部解放斗争的革命家组织”。实现该目标，是要克服当前运动中的两个缺陷，一是社会民主党的地方分散性和手工业性质。由于这种手工业方式，工人不能充分认识到全俄国工人的利益的共同性，不能很好地把俄国的社会主义和民主主义的思想同自己的斗争结合起来，且“绝大多数社会民主党人几乎陷入純粹地方性的工作中，这种地方性的工作会缩小他们的眼界和他们的活动范围，限制他们从事秘密活动的技能和水平的提高”。二是对工人运动的行业性质和自发性质的崇拜。经济方面（工厂方面）的揭露只涉及某个职业的工人同厂主的关系，而得到的结果不过是使出卖劳动力的人学会较有利地出卖这种“商品”，学会在纯粹商业契约的基础上来同买主作斗争，而社会民主党领导工人阶级进行斗争不仅是要争取出卖劳动力的有利条件，而且是要消灭那种迫使穷人卖身给富人的社会制度。
列宁正是在这一语境下阐述建党和办报的关系的，在他看来，只有通过全俄政治机关报的宣传、鼓动和组织，才能实际地解决俄国社会民主党的分散性和手工业性质。因为有了全俄政治机关报，才能建立一个全民的揭露沙皇政府的讲坛，对专制政府进行深刻、全面的政治揭露，才能使社会民主党宣传和鼓动的内容更加广泛和更加深刻;有了全俄政治机关报，才能使革命事业中“做局部工作的人”意识到他是在“步伐整齐的行列”里前进，他的工作直接为党所需要，才能通过斗争经验的交流创造党的共同经验，树立党的传统和继承性。有了全俄政治机关报，社会民主党才能教育自己的成员密切关注政治事件，思考这些事件的意义及其对各个不同居民阶层的影响，拟定革命的党对这些事件施加影响的适当措施。有了全俄政治机关报，不仅可以培养和造就最能干的宣传员，而且可以培养和造就出最有才干的组织者，最有才能的党的政治领袖，这个组织的灵活性能够应付一切：从在革命最“低沉”的时期挽救党的名誉、威望和继承性起，一直到准备、决定和实行全民武装起义。列宁连续用了几个比喻说明全俄政治机关报的重要性：报纸可以比作脚手架，使这个组织得以不断向深广发展的一条基线，巨大的鼓风机的一部分，这个鼓风机能够使阶级斗争和人民义愤的每一点星星之火，燃成熊熊大火。最后，列宁做出了著名的论断：报纸不仅是集体的宣传员和集体的鼓动员，而且是集体的组织者。
列宁评价说，通过全俄政治机关报的出版发行，建立起俄国的社会主义邮递工作，党才能稳固地存在，党才能成为真正的事实。列宁正是通过这种现实性思维，努力将俄国民主党变成“不追求名称”的事实。这再次印证了卢卡奇提出的观点：马克思主义通过列宁所经历的发展，仅仅存在于它越来越理解到个别行动与一般命运之间密切的、可见的和重要的联系，把它用来为所有日常议事日程的问题确立稳固的指导路线。[17]我们也可以反过来说，列宁新闻思想的现实性，使其确立了建党的目标以及稳固的指导路线在日常行动和个别事件的执行和落实的方案。作为命运实现契机的个别行动和作为指导个别行动的命运框架的有机结合，有助于俄国社会民主党减少社会偶然性的消极影响并使之变成革命的机会。对此观点，列宁在《从何着手》结尾有段意味深长的话：“我们一直都只是讲有系统的有计划的准备，可是我们决不是想以此说明，专制制度只有在正规的围攻或有组织的冲击下才会垮台。这种观点是一种荒谬的学理主义。相反，专制制度完全可能由于各方面随时都发生的或无法预料的政治冲突的压力而垮台，而且从历史上看，这种可能性是更大的。但是，任何一个政党，只要不是陷入冒险主义，就决不会把自己的活动建立在指望这种爆发和冲突上面。我们应当走自己的路，坚持不懈地进行自己的有系统的工作。我们愈是不指靠偶然性，我们就愈不会由于任何‘历史性的转变’而手足无措。”列宁的洞察力之深刻由此可见。
三、在方法层面讨论问题与实际效用性文本的特征
恩格斯1845年在写给马克思的信中谈到系列文丛的出版业务时说：“或许最好是着眼于实际效用而牺牲理论的兴趣。”[18]在这里，恩格斯揭示了一个重要现象：著述目标和文本诉求不同，会形成并要求选取不同类型的文本，这些文本的特征也不一样。理论兴趣主导的著作重视概念思辨和严密论证，讲求材料扎实和结论可靠。对于马克思的经典理论著作特别是《资本论》，已有许多研究成果揭示了列宁在俄国社会民主党创建时期的有关新闻思想的论著，则是典型的以“实际效用”为主要兴趣的文本，对其进行分析有助于理解这种文本与理论性文本特征的不同。列宁主要是在建党方法层面上来谈论党报与建党关系的，与主要由理论阐述的兴趣主导的文本不同，这种实际效用性文本虽然并不排除理论上的论证，甚至在很大程度上要依赖理论论证，但其主要诉求是讨论解决实际问题的方法，为了讨论解决方法而进行形势的分析，最后提供解决的具体方案。列宁正是在这种逻辑顺序中开展论证的。
（一）在方法层面讨论问题
创建能够正常出版且同各地方小组有密切联系的党的机关报，是列宁建党思想中占据核心地位，甚至一度被其视为“最近期间的全部活动内容”。需要注意的是，在论述这一重要思想时，列宁完全是在方法层面进行阐释的。在《我们的当前任务》中，他说明他的创建政治机关报的思想“谈的是怎样实际解决这些问题”。在《迫切的问题》中，他将创办能正常出版和正常发行的党的机关报称为“迫切的任务”。在《〈火星报〉编辑部的声明》中，列宁指出，问题是“为了把党重新建立在尽可能稳固的基础上，我们应当采取怎样的行动计划”;“创办坚持原则的、能够从思想上统一革命的社会民主党的共同的刊物”是恢复党的活动的必要准备步骤。在《从何着手》中，列宁说明“问题不在于选择道路，而在于我们在已经确定的道路上应当采取哪些实际步骤，到底应当怎么做。问题在于实际行动的方法和计划”，而创办全俄政治机关报是建立“我们所希望的组织的第一个实际步骤，并且是我们使这个组织得以不断向深广发展的基线”。在全面阐述其建党思想的《怎么办？》中，列宁重申“我们需要的不是在原则上而是在实际上解决问题，需要的是立刻提出一个明确的建设计划，使大家能够立刻从各方面着手进行这种建设”，而问题就在于，除全俄政治机关报纸之外，再没有别的方法可以培植起强有力的政治组织。“方法”“步骤”“任务”“计划”“出发点”是列宁在考虑全俄政治机关报在建党过程中的作用时所设定的基本问题领域。 （二）语境高度清晰的分析论证
乔姆斯基在分析语言生成规则时提出了语境自由（不受上下文制约）和语境制约（受上下文制约）的两种分支规则。[19]我们也可以用来作为分析文本风格的有效参考框架。所谓文本的语境自由，即论述过程中完全脱离具体的语境，主要提供普适化的结论;所谓文本的语境制约，即论述过程中提供清晰具体的语境，并在具体语境约束下探讨结论。由于是在方法论层面探讨策略，列宁在分析党报与建党工作关系时，构建了高度清晰的语境，即他在做出具体结论之前，总要详细分析俄国社会民主党所面临的形势、挑战和机遇。在《我们的当前任务》中，列宁开门见山，说明俄国工人运动现在处于过渡时期，俄国社会民主党重新回到了各地方组织分散的状态，无法组织阶级斗争，需要通过党报来制定共同的纲领、一起讨论党的策略和组织问题。在《〈火星报〉编辑部的声明》中，他说明“我们正处在俄国工人运动和俄国社会民主党历史上极端重要的时刻”，社会民主主义思想以异常惊人的速度在俄国知识界传播，工业无产阶级开始联合起来同自己的压迫者进行斗争。另外，运动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其分散特点和手工业性质，“经济派”有将运动引入歧途的危险。俄国社会民主党的团结和统一不是下一道命令或者通过一个代表会议的决议就可以实现的。在《怎么办？》中，列宁更是全面而系统地分析了工人运动的良好基础、各阶层反对俄国政府专制的需要，讨论了把运动引向社会民主主义方向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在做出论断前提供高度清晰的语境，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使列宁的新闻思想具有鲜明的实事求是的品质。
（三）理论与实践的有机结合
将列宁在俄国社会民主党建党时期的新闻论著描绘为实际效用性文本，并不是说这些论著没有理论含量。恰恰相反，这些论著都是在严谨的理论论证基础上提出解决方案的，理论指导下生成策略和实践基础上论述理论的有机结合，使这些论著既有理论的雄辩力量，也能解决实践中的迫切问题，视野长远且能近处着手。在《我们的当前任务》中，列宁引用了马克思“一切阶级斗争都是政治斗争”的论断，说明经济斗争不是俄国社会民主党的真正任务，因此，必须改变运动的手工业方式，需要用全俄政治机关报把其他活动结合起来。在《从何着手》中，列宁提出“没有政治机关报，在现代欧洲就不能有配称为政治运动的运动”的论断，并具体论述了利用全俄政治机关报在人民阶层激起政治揭露热情、利用代办员网培养组织骨干的方法。在《怎么办？》中，出于与“经济派”等进行论战的需要，列宁更是充分调用了各种理论知识与俄国革命的现实相结合。他引用恩格斯评价理论在德国工人运动中重要性的论述，指出“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具体说明俄国工人运动必须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指导而摆脱工联主义的影响。他用事实指出，俄国社会民主党的任务是使工人运动从自发的经济斗争转变为自觉的政治斗争，并说明利用全俄政治机关报组织全面的政治揭露的可行性和必要性。他条分缕析地说明了“经济派”所强调的党的组织的民主制在俄国的不现实性，提出了建立职业革命家组织与以同志信任为基础的组织原则。他批评了纳杰日丁把办报与建党工作分离的观点而说明如果没有政治机关报，党的各项活动将失去政治意义。与当前许多实际效用性文本没有理论论证的“要”字诀表达，或者与没有实际意义的理论表扬相比，列宁的这些论著既体现了深刻的理论自觉，又表现出显著的可操作价值。
四、结语
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的讲话》中说：我看过一些西方研究马克思主义的书，其结论未必正确，但在研究和考据马克思主义文本上，功课做得还是可以的。相比之下，我们的一些研究在这方面的努力就远远不够了。[20]我们经歷过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和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探索，为深化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提供了实践基础。但是要真正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哲学社会科学，包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学，需要在研究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上下功夫。而阅读马克思主义新闻学原典，目标不是掌握其具体结论，而是要真正掌握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思维模式、论证逻辑和研究方法，即以列宁在俄国社会民主党创建时期的新闻论著为例，我们当然已经不需要牢记必须通过全俄政治机关报完成建党目标，必须通过党报进行全面的政治揭露等具体结论，也不需要将之列为我们必须熟记的原则和主题。对于我们而言，重要的是文本所体现的思考逻辑，即列宁在这些文献中体现出来的革命的现实性思维，依据党的纲领和目标而制定的日常的稳固的新闻宣传路线。这种思维模式体现在文本中所形成的实际效用性文本的基本特征，即在方法论层面讨论问题，进行高度语境化的分析论证，并将理论和实际有机结合。这可能是理解列宁新闻论著之方法论品质的更有价值的收获。
注 释：
①在本论文中，除明确标注的引用外，其他引文均来自《列宁全集》中引述的5篇文章。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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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卢卡奇.列宁[M].张翼星，译.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1：27-29.
[14]卢卡奇.列宁[M].张翼星，译.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1：27-29.
[15]张伟.马克思哲学现实性思维方式构建的社会理想[J].广西社会科学，2007（11）.
[16]列宁全集：第3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136.
[17]卢卡奇.列宁[M].张翼星，译.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1：27-29.
[1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28.
[19]诺姆·乔姆斯基.句法理论的若干问题[M].黄长著，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112.
[20]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6-05-19.
（作者单位：河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河南大学马克思主义新闻学研究中心）
编校：张红玲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方法论;革命的现实性;语境化
一、问题的提出与研究的缘起
马克思主义既是科学的世界观，也是科学的方法论。马克思在研究中既是严厉的方法论批判者，也是辛勤的方法论建构者。他批评费尔巴哈对现实只做客体或直观的形式的理解，而不是做实践的理解，批评黑格尔辩证法不能思考现实而陷入幻觉。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他阐明自己的观察方法是“从现实的、有生命的个人本身出发，把意识仅仅看作他们的意识”;[1]在《资本论》第2版跋中，他将自己研究的方法称为辩证方法。[2]恩格斯一再强调，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条，也不是公式，而是方法，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的方法。[3]他自己也是科学方法的探索者，《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副题是“根据亲身观察和可靠材料”[4]，是明显的经验研究;在评论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时提出了“应当用什么方法对待科学”的问题。[5]毛泽东强调，我们不仅要完成任务，而且要解决完成任务的方法问题[6]。他早期进行的社会调查是我党社会调研的典范，更在《实践论》《矛盾论》中对我党的工作方法进行了哲学阐释。习近平指出：马克思主义“为我们研究把握哲学社会科学各个学科各个领域提供了基本的世界觀、方法论”。[7]他在对治国理念进行全面系统的调整过程中，始终坚持问题导向、群众理念、历史思维和科学统筹等方法，强调精准有效。另外，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也非常强调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特质。卢卡奇不无激进地指出：“马克思主义问题中的正统仅仅是指方法。它是这样的一种科学信念，即辩证的马克思主义是正确的研究方法，这种方法只能按其创始人奠定的方向发展、扩大和深化。”[8]阿尔都塞致力于保卫马克思主义科学的方法论性质，把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定义为特殊规定多元决定的矛盾结构。[9]
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方法论虽已人所共知，但是将其作为教条和公式者仍大有人在，有些将马克思主义视为方法论的作者，往往很自然地把这些方法描绘成“对纯洁的和简单的‘辩证’公式所具有的某种四平八稳的抽象认识”。[10]翻看部分马克思主义新闻学教材、著作和论文也可以发现，常见的状况是把马克思主义的经典文献简化成为一二三四几条规定，如把恩格斯的《马克思和“新莱茵报”》这样鲜明的方法论文本概括成要在合适的地点办报等原则，却较少注意到其原则性和灵活性有机结合的思考逻辑。有的文章中充满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语录”，却唯独不提它们是在什么情况下提出来的，要解决什么问题。马克思在《摩泽尔记者的辩护》中阐述的人民报刊思想常为人引述，却少有人说明，马克思是在详细证明了普鲁士官方与民众利益、立场的对立和差异之后，才提出需要作为独立的第三方的自由报刊的。在党和人民根本利益一致的情况下，这种引用对于新闻舆论工作有多少的指导意义，令人怀疑。还有的把马克思主义新闻学经典文献中某个论点单独提出来使用，却造成了对文献整体理念的割裂和对论点本身的误读。毛泽东1948年在《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中提出的报纸的作用和力量在于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反复受到引用并列为新闻工作的基本原则。但是他在讲话中所强调的政策宣传的目标“就是要使群众认识自己的利益，并且团结起来，为自己的利益而奋斗”，却被很多人给忘掉了。
在马克思主义新闻学教学科研过程中，把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真正作为方法，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看待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不能不说是非常重要的问题，关键是要找到有效的方法去理解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设定的方法。对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做文本分析，探讨这些经典文献的切入视角、论证逻辑和叙述方法，是非常有效的路径，因为“文本分析目的在于显示原始文本的逻辑结构，辨明其主要的思想和次要的思想，并准确地显示它们之间的关系”。[11]本论文拟选取列宁在俄国社会民主党创建时期有关新闻传播问题的几篇经典文献，以探讨列宁新闻思想中的方法论。列宁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中尤其关注方法的一位，以至于梅洛-庞蒂称其哲学为“权宜之计”[12];卢卡奇称“那些只把列宁看作现实政治的一个聪明的或者是卓越的倡导者的人，完全误解了他的方法的本质。而那些以为能在他的决定中为正确而实际的行动找到可适用于任何地方的‘公式’和‘格言’的人，对他的误解就更深了”。[13]综观列宁在俄国社会民主党创建时期有关办报与建党关系问题的论述，其理论之清晰，洞察之敏锐，方向感之明确，令人惊叹。本论文将选取《我们的当前任务》《迫切的问题》《〈火星报〉编辑部声明》《从何着手》《怎么办？——我们运动中的迫切问题》（以下简称《怎么办？》）5篇文章，①以之为样本展示列宁新闻思想中的马克思主义方法论品质。
二、革命的现实性与现实性思维的运用
卢卡奇认为，革命的现实性是列宁思想的核心，是他与马克思决定性的联系。[14]所谓革命的现实性，是指把跟社会历史整体具有关联的每个个别的日常问题作为无产阶级解放的契机来研究。作为经历过并深入研究了列宁革命生涯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想家，卢卡奇在这里揭示了列宁经常采用的马克思主义的现实性思维模式。根据张伟的研究，现实性思维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的思维方式。[15]马克思曾经批评旧哲学是理念决定现实，而不是现实决定理念，认为“思辨终止的地方，即在现实生活面前，正是描述人们的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过程的真正实证的科学开始的地方”。现实性思维使马克思主义哲学从抽象的理论设定回归到现实的感性生活之中，使理论抛去了教条和想像，并指导思想依据现实的“已然”状态去构建“应然”的理想世界，使“应然”的理想世界通过人的实践活动转变为现实世界。在具体的决策过程中，马克思和恩格斯也总是根据实际情况制订具体策略，而不做沙漠中的布道者。列宁将此概括为：“马克思主义的精髓，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对具体情况做具体分析。”[16]在俄国社会民主党创建时期，列宁在阐述自己的新闻思想时，始终贯彻这种现实性思维模式：明确建党目标、瞄准关键问题、提供解决方案、制订严密计划，论述利用党报完成建党工作和革命工作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列宁的目标是建立统一的集中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使之成为俄国革命的坚强领导核心。在《我们的当前任务》中，列宁提出，当前最迫切的任务是“把团结俄国一切社会民主党人的事业放在牢固的基础上。实现这种团结，为这种团结创造适当的形式，彻底摆脱狭隘的地方的分散性”。在《〈火星报〉编辑部的声明》中，列宁提出，“我们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应该团结起来，全力以赴地建立一个巩固的党，这个党要在革命的社会民主主义的统一旗帜下进行斗争”。在《怎么办？》中，列宁提出“社会民主党人首先应当考虑建立一个能够领导无产阶级的全部解放斗争的革命家组织”。实现该目标，是要克服当前运动中的两个缺陷，一是社会民主党的地方分散性和手工业性质。由于这种手工业方式，工人不能充分认识到全俄国工人的利益的共同性，不能很好地把俄国的社会主义和民主主义的思想同自己的斗争结合起来，且“绝大多数社会民主党人几乎陷入純粹地方性的工作中，这种地方性的工作会缩小他们的眼界和他们的活动范围，限制他们从事秘密活动的技能和水平的提高”。二是对工人运动的行业性质和自发性质的崇拜。经济方面（工厂方面）的揭露只涉及某个职业的工人同厂主的关系，而得到的结果不过是使出卖劳动力的人学会较有利地出卖这种“商品”，学会在纯粹商业契约的基础上来同买主作斗争，而社会民主党领导工人阶级进行斗争不仅是要争取出卖劳动力的有利条件，而且是要消灭那种迫使穷人卖身给富人的社会制度。
列宁正是在这一语境下阐述建党和办报的关系的，在他看来，只有通过全俄政治机关报的宣传、鼓动和组织，才能实际地解决俄国社会民主党的分散性和手工业性质。因为有了全俄政治机关报，才能建立一个全民的揭露沙皇政府的讲坛，对专制政府进行深刻、全面的政治揭露，才能使社会民主党宣传和鼓动的内容更加广泛和更加深刻;有了全俄政治机关报，才能使革命事业中“做局部工作的人”意识到他是在“步伐整齐的行列”里前进，他的工作直接为党所需要，才能通过斗争经验的交流创造党的共同经验，树立党的传统和继承性。有了全俄政治机关报，社会民主党才能教育自己的成员密切关注政治事件，思考这些事件的意义及其对各个不同居民阶层的影响，拟定革命的党对这些事件施加影响的适当措施。有了全俄政治机关报，不仅可以培养和造就最能干的宣传员，而且可以培养和造就出最有才干的组织者，最有才能的党的政治领袖，这个组织的灵活性能够应付一切：从在革命最“低沉”的时期挽救党的名誉、威望和继承性起，一直到准备、决定和实行全民武装起义。列宁连续用了几个比喻说明全俄政治机关报的重要性：报纸可以比作脚手架，使这个组织得以不断向深广发展的一条基线，巨大的鼓风机的一部分，这个鼓风机能够使阶级斗争和人民义愤的每一点星星之火，燃成熊熊大火。最后，列宁做出了著名的论断：报纸不仅是集体的宣传员和集体的鼓动员，而且是集体的组织者。
列宁评价说，通过全俄政治机关报的出版发行，建立起俄国的社会主义邮递工作，党才能稳固地存在，党才能成为真正的事实。列宁正是通过这种现实性思维，努力将俄国民主党变成“不追求名称”的事实。这再次印证了卢卡奇提出的观点：马克思主义通过列宁所经历的发展，仅仅存在于它越来越理解到个别行动与一般命运之间密切的、可见的和重要的联系，把它用来为所有日常议事日程的问题确立稳固的指导路线。[17]我们也可以反过来说，列宁新闻思想的现实性，使其确立了建党的目标以及稳固的指导路线在日常行动和个别事件的执行和落实的方案。作为命运实现契机的个别行动和作为指导个别行动的命运框架的有机结合，有助于俄国社会民主党减少社会偶然性的消极影响并使之变成革命的机会。对此观点，列宁在《从何着手》结尾有段意味深长的话：“我们一直都只是讲有系统的有计划的准备，可是我们决不是想以此说明，专制制度只有在正规的围攻或有组织的冲击下才会垮台。这种观点是一种荒谬的学理主义。相反，专制制度完全可能由于各方面随时都发生的或无法预料的政治冲突的压力而垮台，而且从历史上看，这种可能性是更大的。但是，任何一个政党，只要不是陷入冒险主义，就决不会把自己的活动建立在指望这种爆发和冲突上面。我们应当走自己的路，坚持不懈地进行自己的有系统的工作。我们愈是不指靠偶然性，我们就愈不会由于任何‘历史性的转变’而手足无措。”列宁的洞察力之深刻由此可见。
三、在方法层面讨论问题与实际效用性文本的特征
恩格斯1845年在写给马克思的信中谈到系列文丛的出版业务时说：“或许最好是着眼于实际效用而牺牲理论的兴趣。”[18]在这里，恩格斯揭示了一个重要现象：著述目标和文本诉求不同，会形成并要求选取不同类型的文本，这些文本的特征也不一样。理论兴趣主导的著作重视概念思辨和严密论证，讲求材料扎实和结论可靠。对于马克思的经典理论著作特别是《资本论》，已有许多研究成果揭示了列宁在俄国社会民主党创建时期的有关新闻思想的论著，则是典型的以“实际效用”为主要兴趣的文本，对其进行分析有助于理解这种文本与理论性文本特征的不同。列宁主要是在建党方法层面上来谈论党报与建党关系的，与主要由理论阐述的兴趣主导的文本不同，这种实际效用性文本虽然并不排除理论上的论证，甚至在很大程度上要依赖理论论证，但其主要诉求是讨论解决实际问题的方法，为了讨论解决方法而进行形势的分析，最后提供解决的具体方案。列宁正是在这种逻辑顺序中开展论证的。
（一）在方法层面讨论问题
创建能够正常出版且同各地方小组有密切联系的党的机关报，是列宁建党思想中占据核心地位，甚至一度被其视为“最近期间的全部活动内容”。需要注意的是，在论述这一重要思想时，列宁完全是在方法层面进行阐释的。在《我们的当前任务》中，他说明他的创建政治机关报的思想“谈的是怎样实际解决这些问题”。在《迫切的问题》中，他将创办能正常出版和正常发行的党的机关报称为“迫切的任务”。在《〈火星报〉编辑部的声明》中，列宁指出，问题是“为了把党重新建立在尽可能稳固的基础上，我们应当采取怎样的行动计划”;“创办坚持原则的、能够从思想上统一革命的社会民主党的共同的刊物”是恢复党的活动的必要准备步骤。在《从何着手》中，列宁说明“问题不在于选择道路，而在于我们在已经确定的道路上应当采取哪些实际步骤，到底应当怎么做。问题在于实际行动的方法和计划”，而创办全俄政治机关报是建立“我们所希望的组织的第一个实际步骤，并且是我们使这个组织得以不断向深广发展的基线”。在全面阐述其建党思想的《怎么办？》中，列宁重申“我们需要的不是在原则上而是在实际上解决问题，需要的是立刻提出一个明确的建设计划，使大家能够立刻从各方面着手进行这种建设”，而问题就在于，除全俄政治机关报纸之外，再没有别的方法可以培植起强有力的政治组织。“方法”“步骤”“任务”“计划”“出发点”是列宁在考虑全俄政治机关报在建党过程中的作用时所设定的基本问题领域。 （二）语境高度清晰的分析论证
乔姆斯基在分析语言生成规则时提出了语境自由（不受上下文制约）和语境制约（受上下文制约）的两种分支规则。[19]我们也可以用来作为分析文本风格的有效参考框架。所谓文本的语境自由，即论述过程中完全脱离具体的语境，主要提供普适化的结论;所谓文本的语境制约，即论述过程中提供清晰具体的语境，并在具体语境约束下探讨结论。由于是在方法论层面探讨策略，列宁在分析党报与建党工作关系时，构建了高度清晰的语境，即他在做出具体结论之前，总要详细分析俄国社会民主党所面临的形势、挑战和机遇。在《我们的当前任务》中，列宁开门见山，说明俄国工人运动现在处于过渡时期，俄国社会民主党重新回到了各地方组织分散的状态，无法组织阶级斗争，需要通过党报来制定共同的纲领、一起讨论党的策略和组织问题。在《〈火星报〉编辑部的声明》中，他说明“我们正处在俄国工人运动和俄国社会民主党历史上极端重要的时刻”，社会民主主义思想以异常惊人的速度在俄国知识界传播，工业无产阶级开始联合起来同自己的压迫者进行斗争。另外，运动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其分散特点和手工业性质，“经济派”有将运动引入歧途的危险。俄国社会民主党的团结和统一不是下一道命令或者通过一个代表会议的决议就可以实现的。在《怎么办？》中，列宁更是全面而系统地分析了工人运动的良好基础、各阶层反对俄国政府专制的需要，讨论了把运动引向社会民主主义方向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在做出论断前提供高度清晰的语境，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使列宁的新闻思想具有鲜明的实事求是的品质。
（三）理论与实践的有机结合
将列宁在俄国社会民主党建党时期的新闻论著描绘为实际效用性文本，并不是说这些论著没有理论含量。恰恰相反，这些论著都是在严谨的理论论证基础上提出解决方案的，理论指导下生成策略和实践基础上论述理论的有机结合，使这些论著既有理论的雄辩力量，也能解决实践中的迫切问题，视野长远且能近处着手。在《我们的当前任务》中，列宁引用了马克思“一切阶级斗争都是政治斗争”的论断，说明经济斗争不是俄国社会民主党的真正任务，因此，必须改变运动的手工业方式，需要用全俄政治机关报把其他活动结合起来。在《从何着手》中，列宁提出“没有政治机关报，在现代欧洲就不能有配称为政治运动的运动”的论断，并具体论述了利用全俄政治机关报在人民阶层激起政治揭露热情、利用代办员网培养组织骨干的方法。在《怎么办？》中，出于与“经济派”等进行论战的需要，列宁更是充分调用了各种理论知识与俄国革命的现实相结合。他引用恩格斯评价理论在德国工人运动中重要性的论述，指出“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具体说明俄国工人运动必须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指导而摆脱工联主义的影响。他用事实指出，俄国社会民主党的任务是使工人运动从自发的经济斗争转变为自觉的政治斗争，并说明利用全俄政治机关报组织全面的政治揭露的可行性和必要性。他条分缕析地说明了“经济派”所强调的党的组织的民主制在俄国的不现实性，提出了建立职业革命家组织与以同志信任为基础的组织原则。他批评了纳杰日丁把办报与建党工作分离的观点而说明如果没有政治机关报，党的各项活动将失去政治意义。与当前许多实际效用性文本没有理论论证的“要”字诀表达，或者与没有实际意义的理论表扬相比，列宁的这些论著既体现了深刻的理论自觉，又表现出显著的可操作价值。
四、结语
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的讲话》中说：我看过一些西方研究马克思主义的书，其结论未必正确，但在研究和考据马克思主义文本上，功课做得还是可以的。相比之下，我们的一些研究在这方面的努力就远远不够了。[20]我们经歷过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和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探索，为深化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提供了实践基础。但是要真正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哲学社会科学，包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学，需要在研究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上下功夫。而阅读马克思主义新闻学原典，目标不是掌握其具体结论，而是要真正掌握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思维模式、论证逻辑和研究方法，即以列宁在俄国社会民主党创建时期的新闻论著为例，我们当然已经不需要牢记必须通过全俄政治机关报完成建党目标，必须通过党报进行全面的政治揭露等具体结论，也不需要将之列为我们必须熟记的原则和主题。对于我们而言，重要的是文本所体现的思考逻辑，即列宁在这些文献中体现出来的革命的现实性思维，依据党的纲领和目标而制定的日常的稳固的新闻宣传路线。这种思维模式体现在文本中所形成的实际效用性文本的基本特征，即在方法论层面讨论问题，进行高度语境化的分析论证，并将理论和实际有机结合。这可能是理解列宁新闻论著之方法论品质的更有价值的收获。
注 释：
①在本论文中，除明确标注的引用外，其他引文均来自《列宁全集》中引述的5篇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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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卢卡奇.列宁[M].张翼星，译.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1：27-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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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列宁全集：第3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136.
[17]卢卡奇.列宁[M].张翼星，译.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1：27-29.
[1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28.
[19]诺姆·乔姆斯基.句法理论的若干问题[M].黄长著，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112.
[20]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6-05-19.
（作者单位：河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河南大学马克思主义新闻学研究中心）
编校：张红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