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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从1925年的中山公园(时称中央公园)开始。是年2月，公园里举办了一个小小的仪式，收音机摆在来今雨轩茶社(位置在公园东南角)的茶桌上，播放新闻和音乐，官方代表和社会名流静坐试听。电波的发送地在几公里外，琉璃厂北京电话总局的院子里。 两年后，也就是1927年，北京台(全称北京广播无线台)正式开播。
尽管北洋政府对官办广播曾寄予厚望，广播也从登陆中国伊始便开始参与政治生活——1923年，“大陆报——中国无线电公司广播电台” (美国人创办)落脚上海，随即播出了孙中山的《和平统一宣言》，但由于种种原因，官办北京台却与商办电台差别不大。在开播初期，北京台的发射功率为20瓦，同年开播的商办燕声电台发射功率为15瓦。从节目表上看，留给官方的时间并不多。除去20分钟的新闻时段，其余档都是娱乐节目。每天的播音时间从下午两点半开始，持续到晚九点半，内容包括播放中西唱片、转播京剧及其他戏种的现场演出。为了录音方便，剧场里也有北京台设置的专线(《北京广播事业发展概述》赵玉明)。
在这里解释一下，本文中的广播是狭义的声音广播，也就是无线电广播，包括声音素材，将声波转化为电波并发送出去的设备三个要素，分为广播电台和收音机两个环节。有资料将北京居民用收音机接收广播的时间提早到1 923年，是年“大陆报”台在播放了孙中山的讲话后，收到了来自北京的听众反馈。1928年，北京全市有销售收音机的商店45家，安装收音机的家庭达到1950户。到1935年为止，在北京范围内的收音机可以接收到的本地台包括官办的北京台，商办的燕声广播电台、亚北商业广播电台，外资的增茂广播电台(后被交通部改为北京台分台)，教会学校办的育英广播电台(育英中学办)、潞河广播电台(通县潞河中学办)，外地电台包括“中央台”、天津和上海的一些电台(《北京广播事业发展概述》赵玉明)。
关于广播的政治意义，陈果夫说的一句话时常为后人引用。1928年，陈氏在南京国民政府任政府委员兼监察院副院长的时候说，广播是“宣传主义的无上利器”，而政权其实处在“主义急于灌输，宣传刻不容缓”的状态下。1932年，官方的强音空降北京。是年12月，1932年，“中央台”(全称中央广播电台，位置在南京江东门外)被扩建为亚洲发射功率最强的电台(发射功率为75千瓦)，信号覆盖了包括北京在内的全国大部分地区。1936年，南京政府交通部要求商办电台需要将节目时间表送中央广播事业指导委员会审查后才能播出。规定商办电台不得播送有关禁例或偏激之言论，凡违反三民主义，违背国民党政府法令的广播内容，皆须“修正”或“全部禁止”，每晚20点后必须转播“中央台”的黄金档节目，其中包括简明新闻、时事述评、名人讲演等。到抗战爆发前，全国范围内有9座电台因违反规定被撤销，4座暂停播音。拒绝转播的商办电台受停播处罚。 (《中国现代广播简史》赵玉明)。
1927年－1937年，尽管广播电台的数量在缓慢增加，但收听广播的人群却似乎不断缩小。抗战爆发前，在政府登记的安装收音机的收听户减少到1000家，卖收音机的商店也只剩9家。原本依靠用户和商店上缴的执照费维生的官办北京台，收入锐减，不得不向短波通信台要救济。
奢侈品和管制品
作为进入北京家庭的第一种电子商品，收音机的身份比较复杂。
首先，是奢侈品。1923年，“大陆报”电台在上海首播的时候，电子管收音机的价格是500元。1925年，《申报》上登出了开洛公司销售的歌型号收音机及价格，
再对比一下20世纪30年代北京居民的经济水平。1923年，鲁迅在教育部当公务员时的年度薪水为2094元，平均每月174元。根据《1918－1980年北京社会状况调查》，20年代初一个4－5口人的劳动家庭，每年伙食费1324元。换算一下是平均每月11元。当时这样一个家庭的贫困线定为每月收入不到10元。
由于有可能接收到反政府言论，收音机也是管制商品。从1927年，北京台开播起，北京市便开始实行“装设及销售收音机”的有关规定(规定由东北无线长途电话监督处制定)，要求用户在准备装设收音机前要向广播电台注册。收音机安装好后，需要由广播电台派人验收合格，发给收音机执照。用户要向广播电台定期缴费，矿石收音机每月5角，电子管收音机每月1元。违规者没收收音机，并罚款10元－100元。经营收音机或零配件的商店也需申请执照后才能开业。由于当时的收音机需要在屋顶架设天线，私装收音机因此容易暴露。1945年后在清华任教的吴晗也曾用收音机收听陕北新华广播电台，由于屋顶的天线醒目被举报，而不得不多次转移。 (《我和收音机》吴晗)
4万台协和收音机
1935年，南京政府教育部颁布了“全国中等学校及民众教育馆装设收音机办法大纲”，教育部出资近11万元，要求各地中等学校在1937年6月装设完成。这个大纲是否在“文化古城”起作用，没有找到确切的资料，但自行组装的矿石收音机确实在学生中开始流行。据说在收音机原本更为普遍的上海，上海市教育局通令市立中小学都要装置收音机，1937年的调查显示，发现小学中认真执行命令的大部分是私立小学(《上海广播与社会生活互动机制研究》汪英)。
直到1 940年后，北京的收音机数量才发生了数量级的变化。“华北广播协会”(日控)在国内采购收音机零件，组装成16号型和3号A型两种收音机，也叫协和收音机。在北京范围内强制推销了4万多台，并向用户收取每月每户5角伪币的收听费。老舍在《四世同堂》里也写到了这一段，“日本人把全城所有的广播收音机都没收了去，而后勒令每一个院子要买一架日本造的，四个灯的，只能收本市与冀东的收音机。”协和收音机只有中波部分，被没收的收音机也强令减去了收听短波的部件，也就是说它们只能接收华北地区的电台信号，从1937年开始，日军已经全面接管了包括北京在内的华北地区的所有电台。
(责任骗辑 刘俊)
尽管北洋政府对官办广播曾寄予厚望，广播也从登陆中国伊始便开始参与政治生活——1923年，“大陆报——中国无线电公司广播电台” (美国人创办)落脚上海，随即播出了孙中山的《和平统一宣言》，但由于种种原因，官办北京台却与商办电台差别不大。在开播初期，北京台的发射功率为20瓦，同年开播的商办燕声电台发射功率为15瓦。从节目表上看，留给官方的时间并不多。除去20分钟的新闻时段，其余档都是娱乐节目。每天的播音时间从下午两点半开始，持续到晚九点半，内容包括播放中西唱片、转播京剧及其他戏种的现场演出。为了录音方便，剧场里也有北京台设置的专线(《北京广播事业发展概述》赵玉明)。
在这里解释一下，本文中的广播是狭义的声音广播，也就是无线电广播，包括声音素材，将声波转化为电波并发送出去的设备三个要素，分为广播电台和收音机两个环节。有资料将北京居民用收音机接收广播的时间提早到1 923年，是年“大陆报”台在播放了孙中山的讲话后，收到了来自北京的听众反馈。1928年，北京全市有销售收音机的商店45家，安装收音机的家庭达到1950户。到1935年为止，在北京范围内的收音机可以接收到的本地台包括官办的北京台，商办的燕声广播电台、亚北商业广播电台，外资的增茂广播电台(后被交通部改为北京台分台)，教会学校办的育英广播电台(育英中学办)、潞河广播电台(通县潞河中学办)，外地电台包括“中央台”、天津和上海的一些电台(《北京广播事业发展概述》赵玉明)。
关于广播的政治意义，陈果夫说的一句话时常为后人引用。1928年，陈氏在南京国民政府任政府委员兼监察院副院长的时候说，广播是“宣传主义的无上利器”，而政权其实处在“主义急于灌输，宣传刻不容缓”的状态下。1932年，官方的强音空降北京。是年12月，1932年，“中央台”(全称中央广播电台，位置在南京江东门外)被扩建为亚洲发射功率最强的电台(发射功率为75千瓦)，信号覆盖了包括北京在内的全国大部分地区。1936年，南京政府交通部要求商办电台需要将节目时间表送中央广播事业指导委员会审查后才能播出。规定商办电台不得播送有关禁例或偏激之言论，凡违反三民主义，违背国民党政府法令的广播内容，皆须“修正”或“全部禁止”，每晚20点后必须转播“中央台”的黄金档节目，其中包括简明新闻、时事述评、名人讲演等。到抗战爆发前，全国范围内有9座电台因违反规定被撤销，4座暂停播音。拒绝转播的商办电台受停播处罚。 (《中国现代广播简史》赵玉明)。
1927年－1937年，尽管广播电台的数量在缓慢增加，但收听广播的人群却似乎不断缩小。抗战爆发前，在政府登记的安装收音机的收听户减少到1000家，卖收音机的商店也只剩9家。原本依靠用户和商店上缴的执照费维生的官办北京台，收入锐减，不得不向短波通信台要救济。
奢侈品和管制品
作为进入北京家庭的第一种电子商品，收音机的身份比较复杂。
首先，是奢侈品。1923年，“大陆报”电台在上海首播的时候，电子管收音机的价格是500元。1925年，《申报》上登出了开洛公司销售的歌型号收音机及价格，
再对比一下20世纪30年代北京居民的经济水平。1923年，鲁迅在教育部当公务员时的年度薪水为2094元，平均每月174元。根据《1918－1980年北京社会状况调查》，20年代初一个4－5口人的劳动家庭，每年伙食费1324元。换算一下是平均每月11元。当时这样一个家庭的贫困线定为每月收入不到10元。
由于有可能接收到反政府言论，收音机也是管制商品。从1927年，北京台开播起，北京市便开始实行“装设及销售收音机”的有关规定(规定由东北无线长途电话监督处制定)，要求用户在准备装设收音机前要向广播电台注册。收音机安装好后，需要由广播电台派人验收合格，发给收音机执照。用户要向广播电台定期缴费，矿石收音机每月5角，电子管收音机每月1元。违规者没收收音机，并罚款10元－100元。经营收音机或零配件的商店也需申请执照后才能开业。由于当时的收音机需要在屋顶架设天线，私装收音机因此容易暴露。1945年后在清华任教的吴晗也曾用收音机收听陕北新华广播电台，由于屋顶的天线醒目被举报，而不得不多次转移。 (《我和收音机》吴晗)
4万台协和收音机
1935年，南京政府教育部颁布了“全国中等学校及民众教育馆装设收音机办法大纲”，教育部出资近11万元，要求各地中等学校在1937年6月装设完成。这个大纲是否在“文化古城”起作用，没有找到确切的资料，但自行组装的矿石收音机确实在学生中开始流行。据说在收音机原本更为普遍的上海，上海市教育局通令市立中小学都要装置收音机，1937年的调查显示，发现小学中认真执行命令的大部分是私立小学(《上海广播与社会生活互动机制研究》汪英)。
直到1 940年后，北京的收音机数量才发生了数量级的变化。“华北广播协会”(日控)在国内采购收音机零件，组装成16号型和3号A型两种收音机，也叫协和收音机。在北京范围内强制推销了4万多台，并向用户收取每月每户5角伪币的收听费。老舍在《四世同堂》里也写到了这一段，“日本人把全城所有的广播收音机都没收了去，而后勒令每一个院子要买一架日本造的，四个灯的，只能收本市与冀东的收音机。”协和收音机只有中波部分，被没收的收音机也强令减去了收听短波的部件，也就是说它们只能接收华北地区的电台信号，从1937年开始，日军已经全面接管了包括北京在内的华北地区的所有电台。
(责任骗辑 刘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