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民援助在做实实在在的事

　　西旺卡·达纳帕拉是斯里兰卡人，出生于一个外交世家。他刚加入难民署的时候便被派遣到柬埔寨工作。
　　当时的柬埔寨在经历了数十年的冲突后，所有的柬埔寨人民正在期待拥有和平的未来。1991年《巴黎和平协定》签署，这份协定结束了冲突，并要求联合国担当维和机构，同时努力让这个国家恢复正常，这无疑是一项庞大的工程，联合国承担了非常艰巨的维和任务。
　　其中，联合国难民署的任务是为难民回国提供支持。当时有数十万难民在泰国，难民署需要帮助他们在大选之前回到国内，这些难民是回国人员。达纳帕拉在这次援助活动中第一次亲身接触到难民，整体的过程发生很多令人印象深刻的事情，其中，达纳帕拉讲述了一件他至今记忆犹新的难忘经历。
　　在众多的回国难民中有一个女孩，她是坐着卡车跟其他人一起从泰国的难民营回到家乡的。她的母亲一直生活在柬埔寨的村庄里。母女二人在分离了17年之后，终于团聚。女儿回来时，已经有了自己的丈夫和女儿。一家人见面后，紧紧抱在一起。
　　“当我看到母女两人久别重逢的场景，那确实是一个有感染力的时刻。从那以后，这幅画面就刻在了我的脑海中。我想，我所在的机构能让这样的事情发生，这非常令人振奋。”达纳帕拉说道。
　　在难民营工作前期，达纳帕拉的感受尤为强烈，除了温馨感人的画面给他带来的深刻印象，震惊的事情同样会令他记忆深刻。
　　1999年，科索沃难民大量涌入其他国家，他们从科索沃逃到马其顿（现北马其顿共和国）和阿尔巴尼亚。“我记得非常清楚，那是我第一次看到难民大规模跨越边境逃亡。当时，我被派到马其顿执行紧急任务。我看到人们逃离时发生的暴力和冲突，确实感到非常震惊。说实话，与遭受了那种苦难的人们聊天并不容易，因为他们很紧张悲伤。那也是我第一次看到大量的难民涌入一个国家的场景。”
　　如今提起最初的记忆，达纳帕拉依然感叹，这样的经历成为了他不断参与人道主义援助事业的坚实后盾。
　　达纳帕拉最近一次和难民密切合作是在2014年到2018年的四年里。当时，达纳帕拉是联合国难民署驻伊朗代表。
　　伊朗接收了约100万名难民，多数是阿富汗难民，也有2.9万的伊拉克人。“现今的情况是多数难民都生活在城市，而不是难民营。在伊朗也是如此，97%的难民都生活在城市，跟伊朗人在一起，他们的孩子跟伊朗人的孩子上同样的学校。他们跟伊朗人享受同样的医疗保健服务，可以在劳动力市场获得一些有限的机会。”达纳帕拉进一步介绍说，“在阿富汗和巴基斯坦，一些人在三四十年的时间一直是难民身份，所以我们把这种情况称为长期的难民问题。由于东道国的慷慨，这些国家设立了一些制度，政府对于难民群体的需求积极响应，以确保难民能够生活在这些国家并拥有就业机会、医疗服务等等。这种意义上，跟伊朗政府的合作是非常愉快的，因为他们国家的体系对难民非常包容。”
　　与联合国内外的许多机构相比，联合国难民署的工作很贴近服务对象。他们几乎每天都接触要帮助的人群，坐下来跟他们交谈，到他们家中拜访，与他们一起讨论他们面临的挑战。在达纳帕拉看来，难民署的工作对难民的生活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23岁时我还很年轻。那会儿在柬埔寨工作，每晚入睡前我都非常明确，我们确实在做有意义的事，在實实在在地帮助被迫逃离家园的人。虽然联合国难民署在纽约、伦敦和欧盟国家的首都都有办公室，但我们的工作重心还是战略性地在实地为难民提供帮助。” 达纳帕拉说。

难民不是数字，而是一张张鲜活面孔

　　2019年，联合国难民署中国办公室在中国举办和参与了三场展览：难民儿童图片展《追希望的人》，难民小屋中国首展，以及上海的鲍勃·迪伦的大展。
　　对于创作者来说，艺术是用具体的形式来表达人内心的情感与思维，帮助人们摆脱人生无尽的虚空和悲伤。达纳帕拉说：“对于我们而言，这些展览能够帮助我们讲述人的故事。讲故事就是一种引发情感和激发支持的强大工具。”
　　除了艺术展览，联合国难民署中国办公室还于2019年6月举办了公益电影展。在开幕式上展映了一部由居住在难民营的人拍摄的纪录片《欢迎来到卡库马》。这部影片讲述的是人们在难民营里的生活。导演用第一视角带领观影者一起走进卡库马难民营（Kakuma Camp） 的学校、美发学院、农场和社区，探寻流离失所者如何重建生活和希望。整部影片没有悲天悯人的上帝视角，只有平等、乐观与积极。
　　影片中有这样一句话令人印象深刻：“我们都有过去、现在和未来……无论生活在哪儿，我们都应是自己的领袖！”
　　无论是艺术公益展览，抑或是电影展，多种多样的文化艺术方式让很多人逐渐关注到了难民群体。“当我们讲述人的故事，难民就不再是数字，而是有了一张你可以看到的面孔，有一个你能读懂的故事，那么人们就会更理解这个问题，我们希望这可以产生共情和支持。”达纳帕拉说。
　　自2018年达纳帕拉来到中国，他感受到艺术机构以及其他私营机构参与难民事务的意愿十分强烈。不仅如此，联合国难民署与中国政府的合作也很密切，双方携手解决全球难民问题。2016年，李克强总理代表中国出席了时任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召开的全球难民和移民问题峰会。难民峰会以来，中国在国际的讨论中积极表达看法。2016年以来，中国政府通过南南合作援助基金，向阿富汗、安哥拉、伊拉克、刚果共和国、津巴布韦等国数十万难民、境内流离失所者和返回者提供了援助。 　　“我们一直在与中国外交部密切合作，外交部是我们的主要对话机构。除此之外，我们也认识了许多新的参与者，比如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寻求他们对全世界难民项目的支持，我们也寻求应急管理部的参与，看我们如何能从对方的专业知识中受益。应急管理部主要对自然灾害作出响应，这跟对难民紧急情况的响应是相似的。此外，在公安部又成立了新的移民管理局，负责中国的难民署事务。我们也可以与他们开展大量合作。合作的范围在不断扩大和加深。”达纳帕拉说。
　　人道主义援助事业从来都不是一个人、一个机构或是一个国家的事情。所谓的“大爱无疆”不仅是爱的情感不受限于疆域、形式与种类，即使是遥远的关注和记挂也不失为一种爱的表现。采访临近结束，达纳帕拉看着采访间里UNHCR（联合国难民署）的标志说：“当这个标志出现在难民区的时候，就是给人们带去希望的光。”

对话西旺卡·达纳帕拉

　　Q：在之前的采访中，您曾用三个词描述难民署的工作——保护、解决方案和接纳。您能解释一下它们的含义吗？
　　A：我可以很快阐述一下保护的含义。它意味着难民被社会接纳，他们的权利得到保护，他们人身安全也得到保护。当我们谈到合法权利的时候，可能就是简单的证件问题。确保难民可以获得证件，并因此有权获得基本的服务，无论是教育、医疗，还是就业等等。关于解决方案，我认为这会让许多政府对我们的工作感兴趣，因为我们不光进行倡导，还会对未来应该怎样做提出建议。我们相信持久解决方案、可持续的解决方案。当然还有传统上的解决方案，就是被迫流离失所者的自愿回国，也就是说人们可以回家。最后，对于少数无法回家的难民，如果无法回到原籍国，那么第三国安置也是一种解决方案，但是这变得越来越难。因为鉴于当前的政治环境，愿意提供这种解决方案的国家越来越少。
　　但是，我想说跟这个问题有关的一件事，那就是我们在2019年12月份刚刚举行了一次非常重要的会议。在日内瓦举行的全球难民论坛吸引了众多与会者，包括联合国的成员国、难民、私营部门和联合国机构，还有非政府组织和公民社会的代表。在会议上，大家提出了许多难民保护和难民接纳方面的承诺。会上提出了超过200项与政策变化有关的承诺，涉及难民的保护和接纳。
　　Q：2019年7月，联合国难民署发布了2018年的全球难民趋势报告，难民数量超过了7000万。面对这样的趋势，难民署会有怎样相应的措施呢？
　　A：首先我们必须认识到7000万这个数字是被迫流离失所者的人数。这其中只有2500万人是被认定的难民。其他人包括无国籍者和境内流离失所者。还有寻求庇护者，他们申请成为难民，但是还没有获得难民身份。但无论怎样看，这都是一个很庞大的数字。
　　这确实是有历史以来的最高纪录。我们确实面临严峻的形势，这不是联合国难民署或者联合国可以独自解决的问题。我们需要依靠很多合作伙伴，特别是联合国成员国政府。当然，未来还会有很多国际、国内和地方的相关讨论。
　　在中国有一句流传数百年的谚语，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在难民问题的语境中，重要的是提高难民自力更生的能力，当他们有一天回到家园，他们可以参与重建自己的国家。
　　正如我刚才所说，第三国安置是联合国难民署为难民提供的一种持久解决方案，但是那些站出来为难民提供第三国安置机会的国家正在减少。我们作为国际社会如何能更好地团结在一起，为难民自愿回国创造更好的条件。这跟中国政府的观念是一致的，就是在面对世界范围的战争和冲突等其他问题时，我们要看根本原因是什么。同样地，在被迫流离失所问题上，我们也要研究被迫流离失所问题的根源在哪里。我们作为一个国际社会，要团结起来解决这个问题。
　　Q：面對这些遭遇苦难的人们，在难民营有哪些心理疏导方面的行动？
　　A：精神健康社会心理支持的问题非常重要，尤其是对于刚刚逃离创伤经历的难民而言。
　　当我们面对一个具体的紧急情况，我们要做的有两件事，一个是恢复和强化家庭和社区的支持系统。第二，我们要促进受影响者建立积极的应对机制。比如设立一些社区中心，人们在这里可以与支持小组见面，寻求咨询服务。我们可以在城市地区或者是难民营的难民中建立这种保护。当然可能不会是在危机之后马上建立，可能是中长期的计划。我们还会遇到的情况是对于因为暴力和冲突而流离失所的人，人们经历了这些事之后不会有身体上的伤疤，但会是在心理上留下严重创伤。我们要确保他们能获得专门的支持。每个人都能获得医疗服务，有医疗专业人员和一些社会工作者为他们提供支持。当然还要保障他们的隐私和对个人的尊重。
　　教育领域也非常重要，需要对教师进行培训。最后，在医疗方面，确保对非医务人员的培训，有些护士和医生可能也没有受到过精神健康方面的专业训练，那么他们该如何应对具有精神心理问题的病人呢？如果要治疗精神严重紊乱的患者，就有必要让心理咨询师参与进来。所以要建立可以迅速分散到难民社区的工作者网络，及时掌握这些患者的需求。
　　Q：请您分享一下前段时间联合国难民署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具体方法和感受。
　　A：在难民问题上我们有一个蓝图，也就是在全球难民论坛上建立的协议。但对于联合国和国际组织来讲，真正的蓝图则是2030年议程和17个可持续发展目标，如果你在难民语境下看待这个问题，难民跟你我一样，所以这17个目标也都适用于难民，有些目标可能与他们更加相关。在中国的扶贫项目中，习主席说过不让一个人掉队。这个口号对于难民也格外重要。我知道这会让中国的人民和政府产生共鸣。
　　“一带一路”倡议可以帮助我们实现2030年议程，确保可持续发展目标惠及每一个人。如果你看看“一带一路”倡议以及它所覆盖的地理区域，这之中包括了许多难民来源国和难民收容国。在这种意义上，如果我们能够借助这个倡议， 可以有助于确保难民不掉队，确保他们被包含在国际项目中，这不仅能帮助难民群体，还能帮助难民收容国。我们也希望在这个领域与中国寻求进一步的合作。了解“一带一路”在不同国家是如何运作的，了解我们在参与“一带一路”的过程中如何主动接触中国企业，让难民收容国政府与“一带一路”的不同方面联系起来，让他们从中受益。